明清小说(2)

明清小说第八讲《儒林外史》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中国小说史上成就最高的长篇讽刺小说。

鲁迅认为，至《儒林外史》问世，“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而且，“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

”（《中国小说史略》）一《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一字文木，自称秦淮寓客。

安徽全椒人。

世代多显达，金和《儒林外史跋》云：“吴氏固全椒望族，明季以来，累叶科甲，族姓子弟声势之盛，俨然王谢。

”至父辈始凋败。

吴敬梓经历了家族由盛至衰的变化过程。

敬梓少年聪敏，勤奋好学，“熔经铸史”的同时，亦学八股制艺，早年即中秀才。

23岁时父亲去世，家难顿起。

他生性放达，不通庶务，遭到族人指斥。

29岁应滁州试（乡试预考）不中。

妻子死后，生活更加困顿。

33岁时离故乡到南京。

敬梓到南京后，积习不改，对功名十分淡漠。

安徽巡抚赵国麟曾荐举他应乾隆元年“博学鸿词”考试，但他托病谢绝。

他以卖文为生，十分清苦，常常陷于“囊无一钱守，腹作千雷鸣”的境地；冬夜为御寒，常与朋友“绕城堞行数十里”，谓之“暖足”。

（程晋芳《文木先生传》）他定居南京，亦常往来于扬州。

54岁时，即病逝于扬州。

家世的败落，生活的清苦，使吴敬梓饱尝世态炎凉；在交游中，他又受到具有进步思想的学者程廷祚、樊圣谟等人的影响，深刻认识了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端，特别是科举制度的腐败。

大约在40至50岁期间，他创作完成了《儒林外史》。

此外，还有《文木山房集》传世。

《儒林外史》初以抄本（五十卷本）流传；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最早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的卧闲草堂本，56回；此后的印本，多以此本为据；现在的通行本，正文55回，第56回为附录。

二《儒林外史》的思想和人物《儒林外史》所写内容，假托明季，实为清朝，而且十之八九的人物都实有其人。

它真实地描绘了康雍乾时期知识分子生活的沉浮，境遇的顺逆，功名的得失，仕途的升降，情操的高尚与卑劣，理想的倡导与破灭，出路的探索与追寻，从而揭露和讽刺了科举制度的腐朽和整个封建道德的虚伪。

兴于隋唐的科举制度，到明清已腐朽不堪，八股制艺毒害着士子，危害着民族，有识之士，无不痛陈其弊。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六中对于明代以来的“经义论策”、“拟题”、“试文格式”、“程文”等等科举考试的弊端，言之甚详。

但清代统治者为了进行文化专制，相沿不改，甚且变本加厉。

吴敬梓作为一位敏感的文学家，在《儒林外史》里描绘了在科举制度的毒害下，封建文人的品格，心理以及举止言行都丑恶到了何种地步。

鲁迅说，是书“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即指对此类人的讽刺。

但《儒林外史》对士子的讽刺，并非对个人的攻击，而是写出了他们的丑恶乃源于科举制度的腐败。

因此，鲁迅也特别强调此书“秉持公心，指时弊”的可贵。

《儒林外史》写了一个马二先生。

这是一个为举业而耗尽终生的受害者，但是，他却始终把举业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业，他自述说：“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

就如孔子在春秋时候，那时用…扬言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

讲到战国时，以游说做官，所以孟子历说齐梁，这便是孟子的举业。

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

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

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

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

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

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这不仅写出了马二先生之流受害而不自觉，而且也点出了他们不自觉的原因，正在于举业是他们能做官的唯一途径，这就触及了封建社会的根本弊端：以腐朽的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不合理性。

正因为举业是士子做官的唯一途径，于是无数的封建文人，就在这条路上以生命作赌注孜孜以求。

吴敬梓笔下的范进，就是一个从20岁考到54岁才中举，而心理惨遭巨大摧残的典型人物。

那邻居飞奔到集上，一地里寻不见；直寻到集东头，见范进抱着鸡，手里插个草标，一步一踱的东张西望，在那里寻人买。

邻居道：“范相公，快些回去！你恭喜中了举人，报喜人挤了一屋里”。

范进道是哄他，只装不听见，低着头住前走。

邻居见他不理，走上来，就要夺他手里的鸡。

范进道：“你夺我的鸡怎的？你又不买。

”邻居道：“你中了举了，叫你家去打发报子哩”。

范进道：“高邻，你晓得我今日没有米，要卖这鸡去救命，为甚么拿这话来混我？我又不同你顽，你自回去吧，莫误了我卖鸡”。

邻居见他不信，劈手把鸡夺了，掼在地下，一把拉了回来。

报录人见了道：“好了，新贵人回来了”。

正要拥着他说话，范进三两步走进屋里来，见中间报帖已经升挂起来，上写道：“捷报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

京报连登黄甲”。

范进不看便罢，看过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

老太太慌了，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

他爬将起来，又指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把报录人和邻居都唬了一跳。

走出大门不多路，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

众人大眼望小眼，一齐道：“原来新贵人欢喜疯了”。

老太太哭道：“怎生这样苦命的事！中了一个甚么举人，就得了这个拙病！”这入木三分的刻划，正是对“科举杀人”的控诉！然而，就是这个范进，做了举人老爷之后，也同样表现出了可憎的虚伪：因“先母见背，遵制丁忧”，在酒席上故作孝子状，既不用“银镶杯箸”，也不用磁杯、象牙箸，必换了“白颜色竹子的筷子”。

但吃起来，他却“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

还有一个周进，也因屡试不第，而神经失常；当他看到号房子，竟然大哭起来：话说周进在省城要看贡院，金有余见他真切，只得用几个小钱同他去看。

不想才到天字号，就撞死在地下。

众人多慌了，只道一时中了恶。

行主人道：“想是这贡院里久没有人到，阴气重了，故此周客人中了恶”。

金有余道：“贤东，我扶着他，你且去到做工的那里借口开水来，灌他一灌”。

行主人应诺，取了水来。

三四个客人一齐扶着，灌了下去，喉咙里咯咯的响了一声，吐出一口稠涎来。

众人道：“好了！”扶着立了起来。

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

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众人劝着不住。

金有余道：“你看，这不是疯了么？好好到贡院来耍，你家又不死了人，为甚么这号啕痛哭是的？”周进也不听见，只管伏着号板哭个不住。

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哭的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

金有余见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膀子。

他那里肯起来，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

在《儒林外史》里，那些通过科举而步入仕途的人物，往往都成为酷吏，这也正是从另一个方面揭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例如汤知县：次日早堂，头一起带进来是一个偷鸡的积贼，知县怒道：“你这奴才，在我手里犯过几次，总不改业，打也不怕，今日如何是好？”因取过朱笔来，在他脸上写了“偷鸡贼”三个字；取一面枷枷了，把他偷的鸡，头向后，尾向前，捆在他头上，枷了出去。

才出得县门，那鸡屁股里喇的一声，屙出一抛稀屎来，从额颅上淌到鼻子上，胡子沾成一片，滴到枷上。

两边看的人多笑。

第二起叫将老师夫上来，大骂一顿“大胆狗奴”，重责三十板，取一面大枷，把那五十斤牛肉都堆在枷上，脸和颈子箍的紧紧的，只剩得两个眼睛，在县前示众。

天气又热，枷到第二日，牛肉生蛆，第三日，呜呼死了。

在虚伪的封建道德和举业的毒害下，封建文人的人的本性被扭曲了。

他们或者丧失了人类固有的情感，或者表现了难以理喻的怪癖，或者道德沦丧而不知廉恥。

《儒林外史》对这些现象作了唯妙唯肖的描绘，并予以尖锐的讽刺。

那个做了30年秀才的王玉辉，居然鼓励和赞赏自己的女儿自杀殉节，丧失了作为一个父亲的最起码的人性：王玉辉道：“亲家，我仔细想来，我这小女要殉节的真切，倒也由着他行罢。

自古…心去意难留‟”。

因向女儿道：“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是这样做罢。

我今日就回家去，叫你母亲来和你作别”亲家再三不肯。

王玉辉执意，一径来到家里，把这话向老孺人说了。

老孺人道：“你怎的越老越呆了！一个女儿要死，你该劝他，怎么倒叫他死？这是甚么话说！王玉辉道：“这样事，你们是不晓得的。

”老孺人听见，痛哭流涕，连忙叫了轿子，去劝女儿，到亲家家去了。

王玉辉在家，依旧看书、写字，候女儿的信息。

又过了三日，二更天气，几把火把，几个人来打门，报道：“三姑娘饿了八日，在今日午时去世了！”老孺人听见，哭死了过去，灌醒回来，大哭不止。

王玉辉走到床面前，说道，“三女儿他而今已是成了仙了，你哭他怎的？他这死的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因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得好！大笑着走出房门去了。

然而，礼教毕竟是虚伪的。

当“制主入祠，门首建坊”，众人祭祀时，王玉辉却“转觉伤心，辞了不肯来”，显然还存在着“良心与礼教之冲突”。

（《中国小说史略》）《儒林外史》中还写了一些性格“反常”的文人，或贪婪悭吝，或残暴狡诈，这些形象，都反映了在封建社会后期，“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社会面貌，其实质就是封建道德规范日趋崩溃。

第六回对严监生悭吝成性的描写是书中最精彩的片断之一：话说严监生临死之时，伸着四个指头，总不肯断气。

几个侄儿和些家人都来讧乱着问，有说为两个人的，有说为两件事的，有说为两处田地的，纷纷不一；只管摇头不是。

赵氏分开众人，走上前道：“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

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

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

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

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

然而，这绝非仅仅是对“悭吝”这一性格的讽刺，而是反映出此类文人的心态、品格是如何的猥琐、反常。

此外，作品还塑造了一大批形形色色的士林中人，如匡超人、季苇萧、景兰江、赵雪斋、王惠、严致和、张敬斋、权勿用、牛蒲郎等等，他们或利欲熏心，或趋炎附势、或贪婪残暴、或招摇撞骗，对此，《儒林外史》无不给予尖锐的讽刺。

吴敬梓作为18世纪的作家，他在作品中也塑造了他心目中的正面形象，并寄托了他的理想。

书中第一个出场的重要人物王冕，就是作者寄托理想的正面形象。

王冕是元末的真实人物，但在吴敬梓笔下，王冕作为一个文学形象，主要表现他有学问、有操守，不追求功名富贵，安心以放牛卖画为生，孝敬母亲、恬淡和平的人生态度。

这一形象与书中所描绘的那些追名逐利、道德沦丧的文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此外，庄绍光、迟衡山以及杜少卿等几个人物，也是作者塑造的正面形象，其中，杜少卿的个性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