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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华苓：三生三世在水边作者：王鹤来源：《同舟共进》2019年第12期聂华苓在她的自传《三生影像》里回顾：这辈子恍如三生三世，大陆，台湾，爱荷华，几乎都是在水边度过的。
她生于1925年，曾经家境优裕。
11岁那年春节，父亲去世，孤儿寡母因此与阴风惨雨相伴。
聂华苓的母亲在私塾读过《论语》《女儿经》《三字经》等。
1923年20岁时，经媒人说合，嫁给一位仪表堂堂的团长。
待到华苓已七八个月，母亲偶然发现，丈夫以前竟然另有一房妻、子，頓时绝望得天旋地转。
父亲聂怒夫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吴佩孚控制武汉时，他担任湖北第一师参谋长；后来桂系控制武汉，他又任卫戍司令部参谋长；此后随着桂系的失势而东躲西逃，赋闲8年。
聂怒夫在平越地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任上去世，母亲于1936年大年初三得到死讯。
父亲死后抛下两房妻子、八个儿女，聂华苓最小的弟弟还是婴儿。
聂家天塌地陷，也陷入比以前更为复杂的家庭纷争。
1938年8月，日寇逼近武汉，亲友们纷纷逃难，母亲带着聂华苓和弟妹逆长江而上，先坐轮船到宜昌，再换木船，涉激流险滩，危船在惊涛骇浪里如枯叶般旋转沉浮，命悬一线，终于回到三斗坪，母亲儿时常去的她外婆家。
此地亲戚已经不多，但山水清秀明丽，人情单纯自然，滋养了苦涩已久、一路凄惶的孤儿寡母，“家庭的恩怨，战争的灾难，都远在大江之外了。
”三斗坪没有中学，但母亲有主见有决断，坚持要女儿继续念书。
分别时两人洒泪江边，“母亲擦干眼泪，对我斩钉截铁地说：你舍不得妈，妈又何尝舍得你？不舍也要舍！我就靠你们以后为我扬眉吐气了。
”聂华苓写道，“那最后一句话，决定了我的一生。
”那年她14岁，从三斗坪搭小火轮去巴东，然后乘汽车到恩施，再坐滑竿翻山越岭，抵达抗战时期设于屯堡山里的湖北省立联合女子中学。
她说：“从此我就流浪下去了。
”15岁那年初中毕业，聂华苓和两个同学搭上木炭车前往陪都重庆，想考国立高中。
盘缠不够，路途惊险，幸而巧遇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陈诚也是湖北省联中的校长，她们得以搭车。
浅谈聂华苓的自传创作作者：李恬来源：《参花（下）》2019年第04期摘要：在聂华苓的自传《三生三世》和《三生影像》中，她将自己置于几十年后的大洋彼岸，以回望的角度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梳理，将个人的生命体验投射到其具有普遍性的文学创作中去，激荡出具有形而上哲学意义的时代回响，最终归于人类的流浪逃亡母题。
关键词：聂华苓《三生影像》《三生三世》流浪母题一、浪漫·流浪在《三生三世》中，第一部大陆部分中的二级标题“流浪，流浪”在《三生影像》中改为“流浪，逃亡”，主要是写“我”去恩施屯堡等地求学的趣事，均以一首歌词作为开头，其中有四篇在《三生影像》中有改动，《日落西山》《满江红》两篇的正文内容也有所变化：《念故乡》改为《松花江上》，以更富有激情的笔触，更直白的语言突出女孩离开故乡后怀乡思归情感的喷发。
同时，歌词中“流浪，流浪”四个字重鼓点地以鲜明的方式直接关照着传主聂华苓的生命历程；《日落西山》出自田汉的话剧《最后的胜利》，调整为《也是微云》后，作者将《静夜思》般的诗意注入风雨欲来的时代狂潮中，人与月的共鸣、人与友的情意得以融合发酵，形成了大跨度的环境、历史和生存境遇的艺术组合；《打长江》改为《在太行山上》，以士兵们的喊杀声替代了百姓的号子声，增加了浓烈悲壮的战争色彩。
萨义德说：“小说作者在不同程度上塑造着其社会的历史和经验，也被其社会所塑造。
”这部分的加入将作者个人流浪逃亡经历与失根心态置于具有时代共同性的宏大视野当中，个体流浪叙事由此与风雨飘摇的时代脉搏合拍，体现出作者对一大批“无根一代”的失落者的同情和深切关怀。
从歌曲本身内容来看，无论是改前还是改后，这些歌词都表达对外来侵略的反抗。
篇首曲成功地将作者的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将作者置于几十年后的大洋彼岸，以回望的角度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审视和梳理，并与自身經历结合之后浓缩润色，最终定格为七个有声音、有画面的趣事影像，起到了题记的作用，提纲挈领地映照出传主聂华苓与政治的难解之缘，带来浓厚的家国气息。
我的跨文化写作与人生旅程聂华苓访谈录莫詹坤陈曦钱林森访谈时间:美国中部时间2018年4月20日下午3时许访谈地点:美国爱荷华城聂华苓女士住所(亦称“安寓”①)问:聂先生您好。
从您首部短篇小说《翡翠猫》(1959)和第一部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1960)到自传《三生三世》(2004),迄今为止,您已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创作旅程,创作了大量作品。
请问,是什么力量促使您保持长盛不衰的跨文化创作动力?聂华苓:创作就像运动,是一种习惯。
这好比一个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晨跑的人,这种习惯已融入他的生活脉络。
写作也是一样,想写就写,永远不会觉得累。
您如果深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推动我,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作家圈里是具有“普世价值”的,那就是,我急切地想要展现矛盾冲突,也就是说,我愿意撕开伤口,探讨“中国式”的痛苦。
如果说欧洲文化(尤其是法国文化)呈现出浪漫主义式的悖论性,那么中国文化就是一种让人欲罢不能的苦情矛盾。
我在战乱式的被动环境中成长,成年后我试图摆脱,但事实证明我一辈子都摆脱不了,我在40岁之后甚至开始深入体会这种文化。
并且,我也知道,从广义上来说,这已经超越了国家、民族这些概念,展现了人性的本质、生命的脆弱,进而让无数挣扎的个体在阅读之后,进行一些必要的思索,这些是我进行跨文化创作的主要动力。
很少一部分作家是真正乐天派的,跟我相处的人都说我是个非常容易开心的人,我不否认这一点。
但是,就我个人的生活经历而言,无论是在湖北度过青少年时代,还是与亲人的生离死别,乃至在台湾、美国的生活轨迹,这些都使我不再容易真正大笑,也不贪图安逸享乐,相反,我要不停地坚持跑下去。
问:您漂流过“三生三世”,您的个人生活分别经历了中国大陆时期(1925—1949)、中国台湾时期(1949—1964)、美国爱荷华时期(1964年秋至今)的“三辈子”。
回首过往的跨世纪、跨文化写作与人生岁月,依您看,哪一时期对您的创作起着最重要的作用?您是否可以对这三个时期的生活和创作分别做一个简要的回顾和自我评述呢?在我们看来,您跨世纪、跨文化的人生经历与创作经验,对海内外读者必有深刻的教益。
高考作文——怎样让思路清晰我打死你一个黑人男孩出生后，体弱多病，他母亲到处为他寻药也无济于事。
后来，那孩子的母亲听从一位乡村医生的建议，让那孩子去学拳击，以增强体质，强健筋骨。
因为学拳击的缘故，黑人男孩儿的身体好了起来，而且比一般的孩子结实多了。
但他的性格非常暴烈，常常惹事生非。
不是把东家的孩子打哭了，就是把西家的东西打破了，弄得四周的邻居非常不满，孩子的妈妈也常常不停的和邻居道歉，严重的还得赔偿。
完了以后，就回家痛打自己的儿子，一边打，一边骂，一边哭。
黑人男孩儿老老实实地跪在地上，一边让母亲打，一边认错。
但过不了多久，他的毛病又犯了，又要接受母亲的痛斥和鞭打。
在母亲的呵护和鞭打下，黑人男孩儿长成了一个强壮的青年。
二十岁那年，他参加了当地组织的一次拳击比赛，并获得了平生的第一个冠军。
第二天，他参加当地政府为他举办的庆功大会。
在他回家的公共汽车上，他一拳把一个抢占老人座位的男人打得头破血流。
回家后，妈妈依然用鞭子打他，依旧边打边骂边哭，他也依旧跪在地上认错。
但母亲打他几皮鞭后，他却抱着母亲的双腿呜呜的哭起来!这是他第一次在母亲的皮鞭下痛哭，因为他发现自己的母亲已苍老得再也无法把自己打疼，挥几下鞭子就已变得气喘吁吁!从此以后，那小伙子暴烈的脾气逐渐不见了，而他的力量却在不断地增长。
今天，他已经成了世界拳坛的英雄，他的名字叫霍利菲尔德。
一次在采访时，记者问他，当他被对手击倒后在裁判的读秒声中，是什么力量能使他在最后的时刻神奇地站起来并反败为胜。
这位表面看上去冷酷无情的杀手满含热泪，他说是他的母亲，是他的母亲边哭边说的那句话。
当记者问及是哪句话让他最难忘时，霍利菲尔德无比动情地说，是她老人家那句我打死你!这是一句世界上所有母亲的口头禅!它的背后是亲切，是沉痛，是望子成龙，是恨铁不成钢的深爱浓情!(明文龙)[范文启示]母亲方面：爱子儿子体弱多病，母亲四处寻药，尽管无济于事，但仍不放弃;爱子升级为扶正儿子，狠心痛斥和鞭打，因为他不会约束自己;爱子再升级虽然儿子动机没错，还是痛斥鞭打，因为他不会尊重别人。
人又少了一个读后感
在三年前的冬天，一个骨瘦如柴的女人来到聂华苓家门前，向聂华苓讨要一点米。
而奇怪的是那个女人说自己不是叫花子，并拿出身份证解释。
这时候聂华苓才知道她是大学毕业，因为丈夫坐了牢，所以才出来讨米。
看她的神情也像是有尊严的人，所以聂华苓才给了她米。
三年后的某一天，聂华苓走在大街上又看到了那个要米的女人。
然而这时的她变成了一个厚脸皮的叫花子，她的脸上也已经完全没有了三年前的那副羞涩的表情，这时，她敲了敲一户人家的大门，说：“太太，做做好事，赏一点吧！”主人给了她一角钱。
她这时却讨价还价的说：“太太再赏一点吧，一角钱买一个烧饼都不够！”把主人气的踢上了门。
她回过头来漠然望了聂华苓一眼。
她现在已经不认识聂华苓了。
看完了这个故事之后，我的内心非常气愤。
因为她是一个大学生，在她遭遇挫折后，却丢失了尊严。
尊严是一种品质，如果一个受到高等教育的人连尊严都没有的话，她的人生意义在哪里。
她不仅仅是丢失了尊严，也丢失了一颗知恩图报的心。
当她见到三年前帮助她的人时，却漠然的看了一眼，然后就离开了，显然她早已忘记了聂华苓。
看完了这个故事，我非常同意作者的观点--人，又少了一个。
因为像她这样活着的人和死人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2019年聂华苓范文篇一：李欧梵：浅论聂华苓的《三生三世》香港中文大学藏书：聂华苓著《沈从文评传》、《翡翠猫》、《梦谷集》、《中國周末:愛荷華一次海內外華人作家的盛會》編印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黄素卿：《两个华裔女性的跨国旅程：和》李欧梵〈重划《桑青与桃红》的地图，收录於《桑青与桃红》的附录.聂华苓著,《桑青与桃红》(时报文化公司，1997李欧梵：浅论聂华苓的《三生三世》本文源自苏州大学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访问地址：/content.asp?id=2528本文发表于《读书》杂志20XX年第6期聂华苓的近作《三生三世》，是一本自传，但也可以作小说读，因为内中的人物皆是真人真事，作者却用一种小说的叙述手法，把他（她）们描写得十分生动。
对我而言，这也是一部小小的民国史，特别是该书的第一部《故园春秋》（一九二五——一九四九），就是从作者母亲的身世来衬托出民国初年（从军阀割据到国民政府）及抗战流亡的动荡局势。
我认为仅此一部（约一百二十页）就足已奠定此书不朽的地位。
把自传、小说和历史混为一炉，在近年海峡两岸的文学作品中并不多见。
以小说体裁反映历史的不少，把自传写成小说的也有，或把小说用自传体写出来的更多，而以历史为出发点并藉此感怀身世把自己写成英雄的更是汗牛充栋（否则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也不会刊行近半个世纪）。
然而，这三者的份量比重如何斟酌取舍却不是一件易事，况且，就文学形式而言，三种内容和文体的结合势必把这本书写成“多文体”或“多声体”，它虽可符合巴克汀的小说理论框架，但在实际处理上还是煞费周章的。
综观全书，不难发现不少文体：对话式的散文和短篇小说叙述（“故园春秋”）、老友座谈纪录（此部的“外一章：寻找谈凤英”）、回忆或纪念性的散文和杂文（“生死哀乐”）、和安格尔共同穿插写作——包括书信、回忆、散文和安格尔的诗（“红楼情事”）。
可谓五花八门，而这些多声文体的声音都是人的声音，极少抽象说理的文句（所以不合杜斯陀耶夫斯基的模式）。
它让读者感觉作者是在向她所熟知和深念的人物作不停的对话，而且经由简洁而生动的语言把这些这去的“游魂”都召回到现在。
即使是仍然在世的人物（如陈映真）亦作同样的处理。
当然书中的部份文章早已成单篇发表过，或把发表的文章重新修正溶入这个总体。
这种作法，并无可厚非，也更丰富了本书的“杂”文体的内涵。
然而作为一个熟悉华苓的读者，我仍然最喜欢全书的第一部——《故园春秋》，甚至觉得此部可以加长，将来作为专书重新出版，单独存在，因为我觉得当前华人作家中可以写出这种“史诗”性作品的人已经极为罕见。
我的评论，也以此部为重心。
《故园春秋》（一九二九——一九四九）又分两节——《大江东流去》和《流浪，流浪》，描写的是聂华苓“三生三世”的第一生。
这部“历史小说”的主角不是作者本人而是她的母亲。
这位在正史中不见经传的女人，不是什么名人，但她这辈子的生涯，却令我觉得她比民国史中任何人物更伟大，因为她就是民国初年女性的化身。
且看华苓在全书第一段的描写：母亲一身黑缎旗袍，长长的白丝围巾，围着脖子闲闲搭在肩后。
玳瑁黑边眼镜，衬出白皙的脸蛋。
手里拿着一本书。
一脚在身后微微踮起，脚尖仍然点在地上，半转身微笑着，要走又走不了的样子。
这是一张照片上的形象（放在全书的第一页）。
我一望就感觉一份亲切：她是我所研究的文学和历史课题中的人物——晚清民初才开办的新式女校的毕业生。
特别是她的玳瑁眼镜和一头新式用发夹夹住的短发。
手里拿着一本书，不象是线装古籍，可能是《再生缘》的新版吧。
于是华苓由此听到她最喜欢的《再生缘》的故事，她靠在母亲身边听：芳年十五容颜美，龙凤之姿不等闲。
聂华苓运用了一种最生动的叙事技巧，把自己和母亲的时间距离拉近——近到如同她今天仍在母亲身边听故事一样。
她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把第三人称（母亲）所说的话不用引号，直接用冒号（：）引出来。
经过这个小小的更动，似乎把引句中时间和人称的限制也打破了，引号中的“从前话语”变成了文本中听者（作者兼叙述者）现在听到的话语，于是作者/听者的问话也脱离了过去和现在的界限，对话变成了现在进行式，而所叙述的却是七八十年前的事。
这种生动的对话和叙事的交溶——并由此打破时空的间隔——看来简单，写起来并不容易，因为作者所采用的是一种极为精简的语言，而不是沃尔芙式的意识流。
亚裔美国女作家汤婷婷（MaxineHongKingston）也曾在她的小说《女武士》（TheWomanWarrior）的第一章叙述她母亲说花木兰的故事，所用的英文虽然流畅，在技巧上却有点故作神秘，把个“讲故事”故意直译成“talk-story”，因之也将她母亲说的故事变成神话。
我认为华苓的技巧与此不同，非但没有玩弄修辞的玄虚，而且把历史放进母亲的故事中，因此也把故事带到叙述者和读者的“现在”层次。
所以读来的感觉是活生生的，就好象我们大家和华苓在一起，围坐在她爱荷华家饭厅的圆桌旁，正在听她的母亲侃侃而谈，说着当年的故事。
聂华苓和汤婷婷不同，和上一代没有语言的隔膜，更没有疏离感，当她回忆母亲的时候，是一字一泪的，所以写法一定须要更直接。
然而，我还是免不了为之叹息：年轻一代的华人读者，还有多少人能够体会到她母亲一生的辛酸？她父亲先在军阀门下，后又纳入国民党，最后却无端端地被共产党所杀。
他所遗留下来的大家庭，至今已不存在。
它也许可以和苏童笔下的《妻妾成群》相比，但经过张艺谋的电影渲染后，已经面目全非，变成“封建”和色情的故事，人的味道反而荡然无存。
也许我们更能在《故园春秋》中感受到人的一面。
这一段的标题是《大江东流去》，令我们想到“千古风流人物”，而这种“风流”却是从一个小孩子的眼光中看到的。
于是我们又会想起白先勇的《玉卿嫂》和《台北人》中的部分人物，但白先勇写的是小说，不是他的母亲。
这二位作家有一个共同的特色：非但可以从今而怀旧，而且更能把一个过去的人物的内心世界用一种特有的独白方式呈现出来。
例如在本书第十三页，华苓的母亲在向她说故事的同时，不知不觉间把故事和内心的活动混为一炉：你问我怎么发现你爹有了老婆儿子？我实在不想讲这件事。
我已经生了你，你有七八个月了。
有天早晨，佣人收拾你爹换下来的衣服去洗，从他衣荷包里掏出一封信，我拿合这来一看，一开头就是父亲大人敬禀者，再看下去，信里还有母亲挂念之类的话。
一下子，天旋地转，我倒在床上。
他骗了我！骗了我的爹妈！骗了我孙家一族的人！我在他家算什么？我能跟他再过下去吗？我又气，又恨，又伤心。
我要死，只有死才能整他一辈子。
死，死，在他回家之前就死，吞鸦片烟，吞金子，龙凤成祥金戒指，就戴在我手上，取下来，一杯水，就了结了。
你坐在床上，挥着小手，向我笑，要我抱??这段母亲的独白，一方面叙述故事的高潮——原来她丈夫已经娶妻生子，而另一方面也描写当时自己的情绪，到了想死的关键时刻，她的心里活动也附带引出来了，但不久又回复到说故事，并唤回自己女儿童年的形象。
这一段话并非意识流，但欲令人感到一种意识流的主观性。
如果我要开一门“当代文学选读”的课，一定会选这一段《大江东流去》来逐字逐句地细读（而大陆评论家对于文本细读的兴趣似乎并不大），否则作者所付出的心血也会付诸东流了，和故事中的历史一样。
然而，如果我再细读下去，恐怕此文的篇幅更长，非编者所愿，只好暂且打住。
与《大江东流去》相较，下一段，《流浪，流浪》却显得略嫌草率。
也许是因为母亲这个人物暂时消失了，故事“前景”所呈现的是作者自己和她的几个同学从湖北恩施县屯堡村流浪到重床的故事。
看过《桑青与桃红》的读者，一定会记得类似的段落，是小说中“桑青”的故事最精彩的一段。
此处作者为当年自己的小说提供了一个“脚本”，并且每段开始用一首抗战歌曲引出，是另一种特殊的笔法。
可惜的是，内中的《竹林七贤》虽然描写得很生动（而且事隔半个多世纪后，“七贤”中的四贤还在爱荷华又见了面），但独缺作者自己在中央大学时代的感情生活的描写，而把所有的情节献给了她的几个朋友。
八年抗战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值得大书特书。
无论历史研究或文学作品，对于这一个伟大题材的关注都太过不足，我认为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史上的一大缺陷。
因此，我对华苓书中的这一章，期待也特别殷切。
抗战八年，生活虽然艰苦，却反而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浪漫时代”，然而至今把它作为浪漫小说来写的，恐怕只有鹿桥的《未央歌》和琼瑶的《几度夕阳红》，其他的作品都不够“浪漫”！华苓在这一部分避重就轻，可能因为它牵涉到她的第一任丈夫王正路，他们二人回到北京后遭到围城的经验，也在《桑青与桃红》中写过。
此处表现得更真切，但仍嫌不足。
这一段历史，也是生在红旗下的大陆作家无法体会的，海外作家中只有聂华苓一人可以见证写作。
本书的第二和第三部份——《生·死·哀·乐》（一九四九——一九六四）、《红楼情事》（一九六四——一九九一）——早已脍炙人口，不必我在此细评。
第二部说的是台湾，以雷震为主角，兼及殷海光，仍然从一个人的角度出发，政治反而退居次位，成了历史背景。
这种小说手法，看来平易近人，却更令在平凡中得窥雷震精神的伟大可贵。
殷海光更是如此，那段描写华苓全家和这个孤僻的单身汉同住松江路一幢旧屋的情景，也令人看到殷先生另外的一面：喜欢种花、吃硬饭和辣椒，而且和华苓的母亲相处得极为融洽。
这位台湾知识界的一代良心和领袖，虽然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下，却不忘生活的艺术，“书和花就是他的命”，其他皆身外之物。
在华苓笔下，他是一个年轻人，“捧着一束鲜花，挟着一本本硬邦邦的新书，提着一包沙利文小点心，坐在旧三轮车上，从巷口轻松荡来，笑咪咪走进斑驳的绿色木门。
”（189页）——好一副清新又生动的形象。
然而我仍然最钟意其中对母亲在台湾死亡的描写。
好象华苓每次提到母亲，她的笔锋就多了一份亲切，文体也变得更直接了：“坐下来，听我讲！不准打断我的话！她就那样子讲了个通宵。
”（203页）谁不想听这位受尽“生死哀乐”的老太太讲个通宵？也许我个人和华苓的关系太近了（她永远是我的岳母），所以对于她母亲我更有一份亲人的好奇心。
然而，平心而论，即使从一个学术的立场，我仍然认为此书中的母亲部分，足可媲美丁玲和冰心笔下的母亲，甚至尤有过之。
也许这是我的偏见，因为我一直认为中国近代史中写的“伟大人物”太多，平凡人物太少。
我坚决反对“英雄创造历史”的论述模式，反而服膺托尔斯泰和张爱玲的说法，一部近代史也只不过是为这个平凡的女人——华苓的母亲——的身世作陪衬而已。
走笔至此，我感到更难细评本书的第三部《红楼情事》，因为这一部份的主人公安格尔（PaulEngle）也曾是我的岳父兼恩师，此次重读这段鹿园情事，我也忍不住泪眼汪汪。
最后读到安格尔写完的那首诗：《当我死的时候》，竟然也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Paul！我了解华苓的心情，安格尔在一九九一年突然在芝加哥机场倒地不起离开人世以后，她的“三生三世”似乎也终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