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楼梦》双关语翻译看杨宪益与霍克斯翻译风格

从异化与归化的角度谈《红楼梦》的翻译摘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两个《红楼梦》的完整英译本先后在北京、伦敦出版,译者分别是中国的杨宪益先生及其夫人戴乃迭和英国的霍克斯先生。

杨氏夫妇在翻译当中主要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而霍氏则采用了归化的翻译方法。

无论是《红楼梦》这三个字的翻译,还是对“红”字的处理,以及一些带有宗教色彩的词语的翻译,均体现了两者之间的差异。

异化的翻译方法更有利于传播源语文化,而用归化的翻译方法翻译的译文则更容易被目的语的读者所接受。

事实上,归化和异化并存于每一篇译文当中,没有绝对的归化和异化。

所以我们应以客观,辨证的态度对待归化和异化,不应强调一个而忽视另一个。

关键词:《红楼梦》翻译策略归化异化1 总论《红楼梦》是中国文化的一本百科全书,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把这一鸿篇巨制由汉语翻译为英语,对每一个译者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两个《红楼梦》的完整英译本先后在北京、伦敦出版,译者分别是中国的杨宪益先生及其夫人戴乃迭和英国的霍克斯先生。

两个版本的英译本风格迥异,一出版即成为翻译研究者的研究对象。

杨氏夫妇在翻译当中主要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其目的是传播中国文化;而霍氏则主要采用了归化的翻译方法,以使其译文更具有可读性。

所以,杨氏的译文更忠实于原文,但稍显晦涩;霍氏的译文更优美,流畅,但行文当中难免存在着误译和漏译。

2 异化与归化异化(foreignization) 和归化(domestication)是处理源语文化信息的两种翻译策略。

异化是以源语文化为导向的,而归化则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导向, 即“前者的重心在原文和原文作者,而后者则更关注译文和译文读者”[1]。

归化指“在翻译中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最大限度地淡化原文陌生感的翻译策略”[2]。

而异化指“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的异域性、故意打破目标语言常规的翻译”[3]。

3 异化与归化在《红楼梦》翻译中的体现3.1 异化、归化与书名的翻译如何把《红楼梦》这三个字翻译成英语,杨宪益和霍克斯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

从杨宪益和霍克斯《红楼梦》两个译本看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应用语言学论文-语言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一、引言传统上看,翻译是语言形式的转换,是把一种语言的形式和状态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形式和状态。

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发展, 众多学者又将翻译与文化、生态等学科联系起来。

王宁(2005)根据其一贯的文化翻译立场,语言完全可以当做文化和信息传播的一种载体,而考察和研究文化的翻译问题则正是将语言学的经验研究和文化学的人文阐释及翻译文本的个案分析结合起来的有效尝试。

在当前全球化的大语境下,翻译的形式和内容也应当发生相应的变化,而对翻译的研究也要摆脱狭窄的语言文字层面的,对传统翻译学进行新的文化构建,将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有机结合。

在他的另外一篇文章中,王宁(2013)认为翻译在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对全球化时代的不同文化进行重新定位。

他认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地明显于文化的趋同性, 应该说,这正是这种文化的定位和重新定位的一个直接后果。

因此在这方面, 翻译一直在扮演着一个主导性的角色: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充当一种协调者和翻译者的角色。

从这个层面看,翻译是以语言转换的形式在传播文化,在这其间,翻译当然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的影响,从而更好地去传播文化。

本文作者以文化翻译的理论为框架,以《红楼梦》英语译本为研究对象,探讨分析文化对翻译产生的重要影响。

二、《红楼梦》英语译本简介从历史上统计,《红楼梦》的英语译本有两个全译本是大家广为熟知的:一个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家杨宪益与其夫人戴乃迭(英籍中国文化学者)在1974 年完成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另一个是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和约翰闽福德(John Minford)的分译合成本(霍克斯翻译了前八十回,闽福德翻译了后四十回);这两个英语译本都较完整地用英语展现了《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巨著的风貌,但在语言处理和翻译策略上,杨宪益译本和霍克斯译本又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主要是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两位翻译家所采用的方式不同,翻译文本所产生的效果也有不同。

简述《红楼梦》两英文译本的比较清代著名小说家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

他生活在我国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封建末期,早年经历了一段封建大官僚地主家庭的繁华生活,后期因家道衰落有机会接触到下层人民,因而对当时社会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有较具体的感受。

他主创作的中国著名古典小说之一《红楼梦》中通过描写一个官僚大家庭的盛衰历史，塑造了许多典型人物形象，深刻批判，剖析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腐败，并热情的歌颂了具有异端思想的男女青年。

《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英国出版的美籍牛津大学中文教授霍克斯译本和1978年出版的中国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译本。

本文将对《红楼梦》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林黛玉抛父进京都’部分的两个英译本进行分析比较。

1 称谓语的翻译称谓语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称谓语的使用是多变的，动态的。

《红楼梦》中称谓语的礼貌性，动态性和意图性，揭示小说中复杂的人物关系，体现了语用理论对文学作品的强大诠释力。

称谓的使用在话语层面上是否礼貌由语用距离决定。

语用距离指交际双方在一定的交际环境中所感知和推定的彼此间的关系亲密度，具有可变性。

以下谈谈本回中“老太太”的使用及其翻译情况：例1：竟忘了老祖宗，该打，该打。

(王熙凤道)霍译：I quite forgot about you, Granny dear.杨译：I forgot our Old Ancestress.例1中王熙凤的言辞用杨译本中的Old Ancestress 更加强调了贾母在家族中有权威、受尊崇的重要地位，体现了“老祖宗”所具有的深层含义，比霍克斯的译文“Granny dear”更胜一筹。

称谓语的翻译实际上就是文化的转移。

在文化的转移过程中，由于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地域、习惯诸多差别的客观存在，译者会遇到种种棘手的问题。

翻译只有从社会文化的视点出发，考虑到语用含义既“语境”（包括上下文语境，具体的交际情境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和“言外之意”，译本才可能有成功。

雾里看花终不同——浅析《红楼梦》的两大译文比较【摘要】“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作为一部文学经典具有恒久的魅力, 它在中国文化里产生、流传，在异域文化里也得到传播, 这主要是通过它的译文得以实现的。

迄今为止，已有多个译本，其中最为完整、最为成功的两个译本是杨宪益夫妇的 A Dream of the Red Mansion 和霍克思(Hawkes)与闵福德(Minford)合作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

这是由于两个译本的作者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本着不同的翻译目的和翻译方法所造成的。

本文通过对上述两个《红楼梦》的英文译本的实例进行对比，对两译本中的人名称谓、地名、诗词等的不同译法加以比较，从而分析者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对翻译文化的深刻内涵。

【关键词】红楼梦翻译比较文化差异翻译策略一、人名翻译在原著中曹雪芹给每个人物取名都可谓是独具匠心的，使其包含丰富的文化蕴涵和意味。

然而不同的语言文化差异使得译者很难在译语中全面准确地再现源语意义的情形。

再加上两位译者所处文化背景的不同，势必会引起他们在翻译过程中的再认识与再表达的不同。

例1：“老祖宗”、“贾母”杨译：0ld Ancestress，Lady Dowager霍译：Grannie， Grandmother Jia文中称贾母为“老祖宗”，是为了显示贾母在贾府中的最高地位，奉承这位家族地位最尊者。

杨译抓住了这一特征，突出了中国文化里“祖宗”受尊敬、有权威的至高地位，译得很贴切。

霍译仅仅译出了表层意思，不够忠实，因为这里的贾母并非一般意义上家庭中的老奶奶。

例2：“凤辣子”杨译：Fiery Phoenix霍译：Peppercorn Feng文中用“辣子”形容王熙凤，意在起到一语双关的效果，既表现出她外表火热、泼辣，又暗示她内心阴险、狠毒。

霍译比较贴切，起到了同原文一样的双关效果，而杨译只译出了表面意思，没有对王熙凤的内在性格进行暗示，所以有失忠实。

从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角度评析杨宪益的关于《红楼梦》两版译文英国翻译理论家Peter Newmark在他的专著《翻译问题探讨》中提出“语义翻译”( Semantic Translation ) 和“交际翻译”(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的新概念对翻译理论研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他指出：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译语表达形式上。

语义翻译要求译文接近原文的形式，在结构和词序安排上力求贴近原文；交际翻译则注重接受者的理解和反应，即信息传递的效果。

交际翻译要求译者重新组织语言结构，以使译文地道、流畅。

一、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简介Newmark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是在翻译界长期围绕直译和意译争论不休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他认为，自公元1 世纪以来，那些沉醉于直译和意译争论的研究者们都忽略了翻译还应当考虑翻译的目的、读者的特点和文本的类型，争论双方都把翻译过程看得太过理想化了。

忠实于原文还是忠实于译文的矛盾是翻译理论和实践中永恒的主题，但Newmark认为这种矛盾是可以调和的。

在语义翻译中，目标文本应该在目标语的语义和句法结构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文的语境意义。

语义翻译拥有逐字翻译、直译和忠实翻译的优势，但它与直译的区别在于，直译后的译文只能将原文本词语的基本意义翻译出来，虽然符合目标语的句法结构，但未考虑原语用语的语境因素和使用场合。

在语义翻译中，译者首先必须忠于原作者，服从原语文化，只在对原语文本的内涵意义理解出现解障碍时才加以解释。

因此，语义翻译有时更倾向于超额翻译( overtranslation )；相比较而言，交际翻译拥有归化、意译和地道翻译的优势。

在交际翻译中，目标文本所产生的效果应力求接近原文本。

由于重效果而不重内容，所以交际翻译首先要忠实于目标语和目标文本的读者，要求原语服从目标语的文化，不给读者留下晦涩难懂之处。

因此，交际翻译有时更倾向于欠额翻译( undertranslation )。

杨宪益与霍克斯《红楼梦》译本中话语类文本对比分析摘要：本文旨在通过对比分析杨宪益与霍克斯《红楼梦》译本中话语类文本的异同，探究两位译者话语类文本翻译风格的差异。

结果发现，杨宪益追求文本本意恢复，译文语法结构清晰，强调表达顺畅；而霍克斯更加强调艺术感染力，注重表达古典美、婉转柔美的抒情色彩。

本文旨在深入挖掘两位译者语言表达风格的内涵，力求解析其翻译实践，最终为读者提供一份对比两位译者《红楼梦》译本的对比分析报告。

关键词杨宪益克斯《红楼梦》译本比分析《杨宪益与霍克斯《红楼梦》译本中话语类文本对比分析》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经典名著，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热衷于阅读这部古典小说，也成为外国读者探索中国文化艺术的重要入口。

红楼梦历经几位翻译家的不断改良，最终完成了中英文双语的版本，被誉为中国文学向外国迈出的第一步。

作为中外文学著作中的里程碑，《红楼梦》的两本英文译本分别由著名译者杨宪益和霍克斯先生翻译，自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出版。

本文通过对比分析杨宪益与霍克斯《红楼梦》译本中话语类文本的异同，来探究两位译者话语类文本翻译风格的差异，为读者提供一份关于两位译者《红楼梦》翻译的对比分析报告。

一、杨宪益的翻译风格作为杨宪益出版的第一本英文翻译，《红楼梦》译本表现出他独有的翻译风格。

杨宪益的译本注重创造性的运用原文的语言，译文的语法结构清晰、文本本意恢复，强调表达顺畅，手法多样，表达丰富准确。

杨宪益极力尊重原文，注重翻译文字本身的艺术性，他“宁可匠心把原文活起来，也不愿意为了美观而失去本意”[1]。

例如，杨宪益将原文中“八大婆”翻译为“the Eight-fingered Maid”[2]。

杨宪益以婉转柔美的语词和精心构思的句式，翻译出红楼梦中的深刻内涵，有效地把中国古典文化特色传达给英文读者，赢得了一致赞誉。

二、霍克斯的翻译风格霍克斯的《红楼梦》译本是他在杨宪益翻译之后发表的另一本英语版本。

他的译本更加注重表达古典美、婉转柔美的抒情色彩，更多注重艺术感染力。

《红楼梦》杨宪益和霍克斯翻译对照–321. 前言《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之作，被誉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巅峰之作。

由于其篇幅庞大，情节复杂，多人物多线索的特点，对于翻译者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本文将对《红楼梦》的两个著名翻译版本进行对照分析，分别为杨宪益和霍克斯的版本。

2. 杨宪益版本杨宪益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家，曾翻译多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

他对《红楼梦》的翻译非常注重原汁原味的传达，力求忠实于原文的风格和意境。

2.1 优点•忠实于原文：杨宪益对《红楼梦》的翻译非常忠实，力求原汁原味地传达清代文人的写作风格和意境。

他不仅翻译了文本的内容，还注重了古代汉语的特点和美感。

•语言优美：杨宪益的翻译语言流畅优美，读起来自然而舒适。

他善于运用丰富的词汇和短语，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古代汉语的表达方式。

2.2 缺点•翻译不准确：尽管杨宪益的翻译力求忠实于原文，但有时他的翻译并不准确。

这可能是由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的差异以及特定词语的意义变化导致的。

•难于理解：由于杨宪益忠实于原文，遵循了清代文人的写作风格，他的翻译有时候过于晦涩和复杂，不易理解。

一些读者可能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理解他的翻译。

3. 霍克斯版本霍克斯是翻译学领域的权威，他对《红楼梦》的翻译注重通俗易懂，注重读者的理解和阅读体验。

3.1 优点•通俗易懂：霍克斯的翻译语言简洁明了，通俗易懂。

他避免了使用过于复杂的词汇和短语，使读者更容易理解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

•注重阅读体验：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时注重读者的阅读体验，他的翻译通常更加流畅和轻松。

他把重点放在了故事的情节和人物的形象上，使读者更容易投入其中。

3.2 缺点•翻译失去原味：霍克斯的翻译虽然通俗易懂，但有时候可能失去了原文的一些细微之处。

他为了追求通俗易懂，可能省略了一些原文中的文化和历史细节，导致翻译的内容不够丰富。

•缺乏古代汉语特色：霍克斯的翻译通常使用现代英语，并较少运用古代汉语的特色表达方式。

名著《红楼梦》中的习语翻译比较名著《红楼梦》中的习语翻译比较习语是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人类语言的精华，具有很强的表现力。

汉语和英语的习语，都具有生动形象、用词精炼、寓意深刻的特点。

而《红楼梦》从头到尾俯拾皆是成语、俗语、歇后语、粗俗语等，为整部小说增添了不少色彩。

本文将对《红楼梦》影响最为广泛的两个译本：杨宪益译本和霍克斯译本中一些习语翻译进行对比分析，希望帮助读者对习语翻译有所启发。

一、成语例1、黛玉纳罕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恭肃严整如此，这来者系谁，这样放诞无礼？”霍译：“Everyone else around here seems to go about with bated breath”, thought Dai-yu. “Who can this new arrival be who is so brash and unmannerly?”杨译：Daiyu thought with surprise, “The people h ere are so respectful and solemn, they all seem to be holding their breath. Who can this be, so boisterous and pert?”解析：“敛声屏气”原意是抑制呼吸和声音，文中指贾府的人在贾母面前谨慎小心的样子。

霍译用“with bated breath”,杨译用“hold one’s peace”，虽然二者使用了不同的英语习语，但其意义和用法与“敛声屏气”十分吻合。

例2、宝玉听了，如醍醐灌顶。

霍译：The scriptures tell us that the revelation of the Buddha - truth comes “like ghee poured upon the head”. Bao-yu must have had some such feeling as he listened to.杨译： Baoyu felt as if Buddha had suddenly shown him the light.解析：“醍醐灌顶”是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成语，比喻听了高明的.意见使人受到很大启发。

从《红楼梦》两英译本看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1. 引言在传统翻译观念里，译者主观能动性并没有得到大众的认可，他们遵从的是“文本中心论”。

人们往往认为，译者要无条件地服从原文本和原作者，不得任意增添译者个人的主观因素。

在翻译活动中，译者这一因素被忽略。

如今，译者主体性对译作的影响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本文在对比分析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大卫?霍克斯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这两个英译本基础上，指出在对原文本的理解和处理上，两名译者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法。

而这种差异性正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2.文学翻译文学翻译是由文本、作者、译者、读者这四要素构成。

在对原文本（文学作品）的深入理解基础上，译者才能更好地对原文本进行审美体验，以创造性的文字再现原文本的精神和实质。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发挥着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即，在忠实于原文本的基础上，允许译者对原文本做出适当的叛逆，这种叛逆可以表现在语言、文化或文学性等方面。

3. 译者主体性查明建提出，“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查明建，2003：1）。

换言之，在不脱离原文本的基础上，允许译者对译作一定程度上的叛逆，而这种叛逆正是译者主观能动性的体现。

4.《红楼梦》两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通过对比分析杨宪益和霍克斯这两英译本，可看出两译者对原文本有不同的解读，采用了不同的选词、句式、翻译手段等，体现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4. 1两译者对书名的翻译《红楼梦》一书围绕贾宝玉所佩戴的一块石头展开，而这块石头见证了贾府的兴衰。

霍克斯将书名译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反映了译者对原文本整体的把握程度，这一译名合情合理。

相比之下，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将其译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是从全局考虑的。

杨宪益与霍克斯《红楼梦》译本中话语类文本对比分析
这是一篇比较杨宪益与霍克斯《红楼梦》译本中话语类文本的文章。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它弥足珍贵，其叙事工整，情节曲折，描写细腻，文字优美。

在探究《红楼梦》奥妙情节的过程中，由于文本的弥漫性，一直有各种不同的译本出现，其中杨宪益和霍克斯译本都是解读《红楼梦》的重要参照。

首先，在比较两个译本的话语类文本时，必须从译文的语言质量上来比较。

从翻译的质量来看，杨宪益的译本更加文雅，把原文的语言特点更好地表达出来，从而使得原文的美感得以传达。

其实，杨宪益的翻译是带有一定遣词造句的，从读者的角度看，它为《红楼梦》的读者提供了更好的观赏体验。

相比之下，霍克斯的译本节奏更加慢缓，口语化更为明显，更加简洁易懂，但需要更多的力气才能把原文的美感表达出来。

另外，在比较两个译本的话语类文本时，还必须从文本的表述角度来比较。

从表述角度来看，杨宪益的译本更加隐喻式，而且富于意象和寓言，使得读者能够触摸《红楼梦》的深度层次。

霍克斯的译本更精练，直接点题，文字简洁流畅，读起来特别顺畅，很容易理解。

但是总的来说，霍克斯的译本没有杨宪益的译本的内涵，意象的深度。

最后，总结一下，杨宪益和霍克斯译本对于《红楼梦》的影响和价值都非常重要。

杨宪益的译本更具有文雅和美感，而霍克斯的译本更加精练，节奏明快，容易理解。

这两个译本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探索《红楼梦》的奥秘，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的认识和领悟中国古典文
学的魅力。

《红楼梦》杨宪益和霍克斯翻译对照–32引言《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被誉为中国小说的巅峰之作。

随着世界的日益全球化，这部文学经典也开始被翻译成其他语言，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

在文学翻译领域，杨宪益和霍克斯两位翻译家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本文主要比较和探讨他们在翻译《红楼梦》中的差异和特点。

杨宪益翻译的特点杨宪益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家，擅长翻译文学作品。

他的《红楼梦》翻译堪称经典，深受读者喜爱。

杨宪益在翻译时注重保留原作的风格和韵味，力求忠实地传达原作的意境。

他的翻译语言通顺流畅，让人读起来感觉自然而不生硬。

同时，他也注重表达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对于其中的隐喻和象征意义作出了细致的解读。

在《红楼梦》的翻译中，杨宪益对居庙堂之高处和忘形于著书之中这句话的翻译是：“在朝廷宫殿高处，我忙忙碌碌;在研幽玩致性的著述中，我忘形于其中。

”这种翻译保留了原作中的意境和表达方式，体现了杨宪益的翻译风格。

霍克斯翻译的特点霍克斯是英国著名的翻译家，擅长翻译中国文学作品。

他翻译的《红楼梦》也备受赞誉。

霍克斯注重翻译的准确性和精准性，致力于将原作的细节和意义准确地传达给读者。

他的翻译语言简洁明了，条理清晰，让人容易理解。

在《红楼梦》的翻译中，霍克斯将居庙堂之高处和忘形于著书之中这句话翻译为：“When I am in high places at the Palace and busy myself with official duties, I forget myself; when I relax and forget myself in my literary pursuits, I seem to be at court.”这种翻译方式准确地传达了原作中的意思，让人对故事有更深的理解。

杨宪益和霍克斯翻译的差异和比较杨宪益和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时有一些差异和特点。

首先，杨宪益注重表达原作的意境和情感，追求忠实地传达原作的思想。

杨宪益与霍克斯《红楼梦》译本中话语类文本对比分析经过近百年的改革，《红楼梦》这部传世经典中文小说，至今仍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

近百年来，它已经受到了许多知名译者的诠释和传播。

这些译者中，杨宪益和霍克斯的译本更加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两位译者的译本不仅在风格上有显著的差异，而且在语言表达和内容上也有着根本的区别。

本文将对这两位译者的译本进行对比分析，以研究译者如何根据文本的不同特性，创造出独特的语言表达和内容。

首先，从语言特性上来看，两位译者的语言表达有着明显的区别。

霍克斯的译本更加注重表达真实意义，他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文本的真实内涵。

例如，霍克斯的《红楼梦》中将“职守”翻译为“做事秉公”，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原文的含义。

而杨宪益的译本则更加注重文本的气韵，他译出的语言更加接近原文，重点表现原文的正式、文雅特质，而不是强调主观理解。

例如，杨宪益将“职守”译为“任其位守其数”，让读者更加准确感受到原文的正式性和文雅气息。

此外，从文本内容上来看，两位译者对文本的诠释也有很大差异。

霍克斯的译本更加注重表现文本的客观真实性，他倾向于直接翻译原文的内容，保留原文的文言特质。

他的译本更加贴合原文，着重表达原文的实质，让读者能够更深刻理解文本的内涵。

然而，杨宪益的译文则更加强调主观性，他倾向于对文本进行意译，尤其是对文本中的比喻性语言进行更深层次的解释，从而增加读者对文本的理解。

因此，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两位译者的译本在语言特性和文本内容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异，这是因为他们对文本的不同理解和特殊的文化背景造成的。

霍克斯的译本更加注重表达真实意义，重视客观性和准确性；而杨宪益的译本则更加突出文本的正式性和氛围感，更注重表达文本的主观性和诗意性。

至此，本文以《杨宪益与霍克斯《红楼梦》译本中话语类文本对比分析》为标题，对两位译者的译本进行了对比分析。

在语言特性和文本内容方面说明了两位译者的不同翻译策略，从而研究出译者如何根据文本的不同特性，创造出独特的语言表达和内容。

《红楼梦》两部译本中的翻译风格比较《红楼梦》两部译本中的翻译风格比较《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之一,更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一朵奇葩, 展示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号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它几乎囊括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等各个领域的文化。

对《红楼梦》的翻译也因其在我国文学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其翻译版本之众多而受到译学界的重视。

目前已有几十种外文译本和节译本 ,其中以两种英译本影响最大:一是 A Dream of Red Mansions,由杨宪益、戴乃迭合译(以下简称杨译) ;二是 The Story of the Stone ,由大卫·霍克思(David Hawkes)和约翰·敏福德(John Minford)合译(以下简称霍译) 。

这两个译本风格迥异,但各有特色。

这是由于两个译本的作者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本着不同的翻译目的和翻译方法所造成的。

其中“杨译本”更忠实于原著,对原文理解深刻,深得原意;并且采用“异化”手段来处理语言中的文化因素 ,即在译文中尽可能地保留源语文化,直译是他的主要翻译方法, 倾向于“ 语义翻译”。

而“霍译本”采用了“归化”手段,即遵循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英文流畅自然,倾向于“交际翻译”。

本文通过对上述两个《红楼梦》的英文译本的实例进行对比, 对两译本其中的宗教文化, 习语人名,诗词的不同译法加以比较,分析译者在翻译中采用的不同的翻译策略及其不同的翻译目的和文化取向。

1 宗教文化翻译宗教文化, 一直是不同语言之间沟通的一个障碍,译者很难在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找到对等的平衡点。

所以译者往往采用概念移植,并且辅以文化阐释,如霍译就采用了意译的手法将原文中的东方文化转移为西方基督教文化观念,便于读者理解。

以此来达到,使得译语文本与原文文本有着同样的吸引力。

习语是语言中某些部分经过长期使用自然形成的,寓意深刻,形式固定的短语和短句。

《红楼梦》,中有大量含有宗教意味的习语。

《红楼梦》第三回杨宪益译与霍克斯译比较评析《红楼梦》第三回是整部小说的开端，它描绘了女主角林黛玉的出世，并与贾宝玉初遇的情节。

这一章在整个小说中至关重要，因为它描绘了小说的主题和氛围。

在研究文学翻译时，《红楼梦》的翻译也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因为这部小说的翻译不仅影响着读者的感受，还反映出不同的文化思想和翻译理论。

本文主要评析了杨宪益翻译和霍克斯翻译中《红楼梦》第三回的翻译策略和优缺点。

杨宪益是《红楼梦》的第一位外国翻译家，他于1929年将《红楼梦》译成了英文，几乎所有国外读者都是通过他的翻译阅读了这部小说。

霍克斯是英国的教授和著名汉学家，他曾经在1973年为《红楼梦》翻译了一次新版本。

在杨宪益的翻译中，第三回的翻译标题是“金玉良缘”，这里的“良缘”二字用了“auspicious union”的翻译，传达了一个好的婚姻。

但是，“良缘”这个词在中国文化中并不只是指一个好的婚姻，它同时也指一个好的结局，或者说好的命运。

而霍克斯的翻译“The Great House of Xue”则没有准确翻译出“良缘”的意思，而是译为“薛宅”。

虽然这个标题更准确地描述了第三回的情节和主题，但是它却失去了“良缘”这个意蕴。

在第三回中，林黛玉的出世是一个重要的情节，因为她被描绘为一个有思想、才华和独立个性的女孩。

杨宪益的翻译比霍克斯更加注重人物的描绘，例如在描写林黛玉家族时，他使用了“satirical writer”这个词，来彰显林黛玉的祖父爱好文学，同时也传达了一个人物的特性。

而霍克斯则只是简单地描述了“a literary man”这个词。

又比较霍克斯和杨宪益的翻译在翻译贾政和贾母姥姥的对话时，杨宪益使用了对话形式来表达，更有生动感。

但是霍克斯则使用了段落式的翻译，显得平淡无味。

在翻译林黛玉和贾宝玉初遇的部分，杨宪益对于林黛玉“情调小雅”的描绘则使用了“with the breath of purity and refinement”，这一翻译表达了小说中女子的柔美和出尘之美。

Overseas English 海外英语本栏目责任编辑：梁书翻译研究2011年1月在诸多的《红楼梦》英译本中，全译本有英国著名汉学家霍克斯翻译的版本《石头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 ）和杨宪益夫妇翻译的《红楼梦》（A Dream of Red Mansions ）。

第三回中，林黛玉母亲去世，贾母就让林黛玉去贾府居住。

此时正值朝廷起复旧员，贾雨村就借此央告林如海为其推荐，林如海欣然答应，因此林贾二人一同前往贾府。

作者借林黛玉的观察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贾府华丽的画卷。

从途中的见闻，到贾家各色人等的出场，均从林黛玉的角度来叙述。

本文旨在从翻译策略、理解与表达以及段落结构的处理等几个方面分析第三回的两种不同译文，尝试提出翻译古典名著时译者需要注意的问题。

1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霍克斯和杨宪益的译文各有千秋，一般认为霍克斯的译文是“归化”的典型，而杨宪益的译文则是“异化”的典型。

两人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原因是两人的翻译目的不同。

霍克斯是汉学家，在阅读《红楼梦》的过程中享受到了无穷的乐趣，因而选择了“归化”为主要的翻译策略，希望普通英语读者能够享受到和他一样的阅读乐趣。

而杨宪益则不同。

20世纪70年代宪益夫妇翻译《红楼梦》的目的就是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文化，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

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必然会更加重视原作的权威地位，体现文化的异质性。

所以杨宪益在翻译时更多地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更忠实地传达原作的精髓，更真实地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

首先，从文化意象层面上来说，由于汉英两种语言文化的巨大差异，翻译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文化现象空缺或文化意象差异。

霍克斯和杨宪益夫妇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所采用的方法也有所不同。

在碰到这些难题时，霍克斯往往采用归化的策略，以方便英文读者阅读，而杨宪益夫妇则采用异化的方法，以便完整地传达中国文化。

其次，从人名的翻译角度看归化和异化。

《红楼梦》中很多名字都有深刻的含义。

杨宪益夫妇在翻译人名时一般都采用音译，而霍克斯在翻译主要人物的名字时采用音译，对次要人物采用意译。

杨宪益与霍克斯《红楼梦》译本中诗词英译的差异对比分析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长篇高级小说，描写了中国封建社会和清晰的家庭关系，其中有许多绕口令精彩的古典诗词。

自1958年杨宪益的“宪钥”版本问世以来，他与另一位译者霍克斯的译文仍然被认为是目前最能贴近原文的译文。

当比较了这两种译文中诗词的翻译时，杨宪益和霍克斯在语言表达上具有一定的不同之处。

首先，在翻译上，杨宪益善于用诗词式的句式来翻译，常常以一种节奏感的方式将古典文学的风格突出，并运用典型的和押韵，使英译效果更佳。

例如，杨宪益将“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译成“Spring gone, beauty old, both become dead, never seen the changing bloom of former red”，相比之下，霍克斯的翻译只是“Inspring, beauty fades; In life and death, unknowingly it f ades”，他只强调了文字涵义，而没有使用典型的押韵形式，使译文语言有一种很弱的节奏感。

其次，杨宪益更重视做到传神，也就是保留原句语言的姿态，以表达尽可能清晰的意义。

因此，他的译文不仅可以读起来很押韵，而且有更多的文学层次、更多的修辞功能，更准确地反映了原文的情感。

例如，他译有“桃花宿连理枝，为红颜老去说余语”，而霍克斯则是“Shortly, peach tree twines enchain peony blossom and steals thewords to the old and yo ung lovers”，在两者的翻译中，前者更加准确地把握住原句中强烈的激情和忧愁情感，从而将作者想表达的意义更好地体现出来。

总之，杨宪益和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中诗词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杨宪益更注重韵律，突出古典文学的感染力，他的译文更能展示出原文的情感，以及隐含在原文中的文化差异；而霍克斯更关注文字意义，注重准确理解原文，但在表达上往往缺乏充满神韵的感染力，不能充分表现出原文的精髓。

杨宪益与霍克斯《红楼梦》译本中话语类文本对比分析
近年来，杨宪益与霍克斯对《红楼梦》的译本在中国读者群中引发了广泛的反响，人们纷纷拿起书籍，沉浸在曹雪芹经典之作中探索人性，思考生活。

无论是杨宪益版本还是霍克斯版本，读者们都可以从中感受到曹雪芹作品中的深刻哲理。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二人的译本具有不同的风格和特色：两者的语言风格有所不同，影响了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和认识。

首先，杨宪益和霍克斯的译本都是比较准确的，并且他们都把曹雪芹的语言表现的淋漓尽致，使人能够深入理解曹雪芹最初的意图。

杨宪益译本将作品中的谐音、比喻、多层次描写、反复提示等表现出来，使读者对故事叙事有更深刻的理解；霍克斯版本则注重表达作品情感上的内涵，使文本中深沉而优美的文字更加贴切，从而更好地传达出作者的意图。

其次，从文字的表达上看，霍克斯的译本更加地道，语言更流畅，使作品有更好的阅读体验；杨宪益的译本则更多地用词带有官腔，文风也比较正式，但读者不太习惯，使得文章不那么通顺灵活。

此外，这两位翻译家在语言上的不同也体现在标点符号运用上。

霍克斯在翻译时，经常运用逗号和句号，以便表达丰富的情感；而杨宪益更喜欢用横线，使语言更加紧凑，句子简短，而且可以给读者更多的自由，思考作者的意图。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杨宪益与霍克斯在《红楼梦》的译本中具有不同风格，但都可以带给读者一种全新的文字体验，两者的优缺点令
人叹服，使我们获得更深刻的体会。

在中国文学的宝库中，《红楼梦》的翻译一直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而杨宪益与霍克斯的《红楼梦》译本拓展了读者对该名著的理解，使其更加生动。

期待两位翻译大师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

霍克斯与杨宪益之《红楼梦》翻译对比评鉴作者：高梁王晴来源：《校园英语·上旬》2018年第04期一、引言在《红楼梦》前二十七回的情节中，贾府所有的诗词宴会均是在府内举行，而本节则是对宝玉在府外寻找宴会之乐的情节描写。

在座共五人，以锦香院的妓女云儿之身份地位最为低下，故事情节便由此开始作引，直到宝玉轻声歌赋兼以云儿琵琶为附而终。

二、霍译本与杨译本关于“云儿小曲”段落之对比赏析在宴会刚开始之际，应薛蟠之纠缠，云儿即弹曲唱曰：两个冤家，都难丢下，想着你来又记挂着他。

两个人形容俊俏，都难描画。

想昨宵幽期私订在荼蘼架，一个偷情，一个寻拿，拿住了三曹对案，我也无回话。

1.霍译本与杨译本之相似性比较。

就云儿所唱小曲本身结构而言，句子长短搭配，富有韵律感，节奏感较强，故霍和杨在翻译的时候都对此特点进行了关注，尤其表现在拆句和句子的合并之上。

例如，在霍译本中，霍充分展示了意译的优点，对“两个人形容俊俏”用了三句进行翻译（Both are so beautiful / So wonderful / So marvellous），对“都来丢下”翻译了两次（And I can’t get either from my mind和To give up either one would be unkind），但对“想着你来又记挂着他”这一句却未进行翻译，译文的节奏感尤以对“两个人形容俊俏”的翻译最为明显。

而杨译本在对句子韵律和节奏感的把握上更加倾向于原文，如“I， part和one，heart”，“charms， list 和trellis，tryst”以及“spy， I和them，reply”，每一句的末尾词汇均与下文或上文词汇形成押韵。

2.霍译本与杨译本之差异性比较。

（1）节奏感效果的差异性明显。

文学作品中曲子的节奏感往往与其句式结构呈显著相关性。

云儿所唱这一小调以四字词语押韵为主，兼个别长句为辅助搭配，所以原文的节奏感富于变化。

杨宪益与霍克斯《红楼梦》译本比较《红楼梦》在传入西方不久就被译为英文，在我国对《红楼梦》的翻译也起步很早。

其中最有影响的英译本有两个，其中一个版本由杨宪益夫妇所译，即《红楼梦》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另一个版本由英国译者大卫霍克斯所译，即《石头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 。

正如《红楼梦》这部小说在古今中外掀起的热浪一样，关于杨霍二译本孰优孰劣的争论也从未停息过。

本文将从人口数量，国民观念，国家体制等方面进行分析，以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分别从政府和人民的角度提出几点建议。

1. 两个译本对人物称谓的不同处理方式。

《红楼梦》中人物众多，身份各异，即使是国内的读者，在首次阅读这部巨著时也难免将其中的人物混淆，遑论外国人。

因此，小说中人物名字和称谓的翻译对有心的译者来说就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称谓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鲜明地体现着民族文化的特点，对于中国这个封建历史悠久、宗族观念浓厚的国家尤为如此。

而《红楼梦》涉及到的九百多个人物当中君臣、主仆、同僚、亲戚等关系错综复杂。

在中国封建大家族中，几代同堂，人员之间关系复杂，为彼此区分，亲属间称谓词语数量众多，语义明晰，且长幼有序，如“大姨”、“二叔”、“三侄”、“四弟”等；而西方人家庭成员居住较分散，流动性相对较大，特别是家庭内部，子女一旦成年就独立门户，各自谋生，人们崇尚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因此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在家庭内部，血缘观念比较淡薄，亲属关系松散。

这一点可从下面列举的两个例证中看出来。

①当下贾母一一指与黛玉：“这是你大舅母，这是你二舅霍译：“ This is your Uncle Zheng ' s wife , AuntWang ⋯⋯”杨译：“ This is your second uncle ' s wife ⋯⋯”杨宪益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熏陶，他认为，我国人民应该知道外国的文化遗产，而外国也应该了解中国有多么丰富的文化遗产，因此将“二舅母”翻译为“序数词+ 亲属词”的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