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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评M韦伯社会学的价值思想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社会学的价值思想，特别是他关于价值关联（value-relevance）与价值中立（value-neutrality）的观点。
韦伯作为社会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的思想对于理解现代社会学的发展与演变具有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首先概述韦伯的学术背景及其在社会学领域的贡献，然后详细介绍他对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的看法，并在此基础上评价其思想对当代社会学研究的影响与启示。
在概述韦伯的学术背景时，我们将关注他的教育经历、主要著作及其对社会学的独特贡献。
作为一位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欧洲学术圈中崭露头角，他的著作如《经济与社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为后来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
接着，本文将深入探讨韦伯关于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的观点。
他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研究者价值观念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研究问题的选择、理论构建以及解释和分析等方面。
但韦伯也强调，为了保持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研究者应当尽量将个人的价值观念与研究对象相分离，实现价值中立。
这种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的平衡，对于确保社会科学研究的严谨性和公正性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对韦伯的价值思想进行评价，分析其对当代社会学研究的影响与启示。
韦伯的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社会学研究过程中价值观念作用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和方法。
这一思想也提醒我们，在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时，应当关注研究者的价值观念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并努力实现价值中立，以确保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二、价值关联：韦伯社会学中的价值取向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作为社会学的重要人物，他的理论体系中深刻地体现了价值关联的特点。
韦伯明确主张，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可能完全独立于研究者的价值判断。
他坚信，任何对社会现象的研究都会受到研究者自身价值观的影响。
价值无涉”的学术渊源与概念辨析新闻学院钱婕2011000712 “价值无涉”是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概念。
韦伯的德文用词是“Wertfreiheit”，英文译作“value neutrality”或“value free”，中文对应的译为“价值中立”、“价值无涉”或“价值阙如”1。
韦伯早在上世纪初就提出了“价值无涉”的原则，但对于其内涵的讨论至今仍在学界延续。
一、“价值无涉”的学术渊源自然科学的出现与发展改变了人们曾经对于科学的定义，人文学者们一面忙于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希望在人文科学中也发现可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规律，一面对自己的学术领域进行本能的捍卫，强调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知识版图中相异的位置，韦伯“价值无涉”理论可以认为是二者的弥合，但其学术渊源恐怕更偏于后者。
韦伯所继承的学术渊源可大致作如下描述：18世纪，休谟提出，“人类的知识领域分为两类:一种是关于事实的知识，这种知识的命题只关心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其不是真就是假，即‘是’与‘不是’的命题。
”“另一种是关于价值的知识，这种知识命题与事实无关，其关心事情应该是怎样的。
”休谟断言：不能因为事情的实际情况如何便推论事情应当如何;反之，更不能因为想象事情应当如何从而以为事情实际如何，即价值判断不能影响事实的存在的判断。
”19世纪是自然科学主导的世纪，面对“科学化”导致的科学与人的分裂，狄尔泰站在了人文主义的立场上提出了“精神科学”的概念，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法理学、文学甚至哲学涵括在内，指出：“真正的科学哲学（不是以实证为突出特征的科学哲学），必须对社会科学及地位、方法和概念加以特别关注，使它变成自己的思考对象，从而构建关于人的知识论的科学，即‘精神科学’的哲学。
”狄尔泰思想对新康主义者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和韦伯有明显的影响。
以论述社会历史问题为重的弗莱堡学派也强调“价值”学说。
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读后感一、初读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感受。
1.1 刚接触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时，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的理论就像一团迷雾，让人觉得神秘又复杂。
这也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就像猫看到了毛线球，想要把它解开。
1.2 韦伯强调价值中立，这一点让我深思。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想要完全抛开自己的价值观，那可真是难如登天。
但他这么一说，就好像给我敲响了一记警钟，让我意识到在研究过程中不能过于主观。
就好比在一场比赛中，裁判不能偏袒任何一方，得保持公正客观。
二、深入探究后的理解。
2.1 韦伯对于理解社会学的阐述相当精彩。
他把社会行动当作研究的基本单位，这就像是找到了打开社会科学大门的一把钥匙。
通过对社会行动的理解，我们能更好地剖析社会现象。
这就好比庖丁解牛，顺着社会行动这个脉络，就能把复杂的社会现象分解得清清楚楚。
2.2 他对理想类型的构建也很有创意。
理想类型就像是一个标杆，一个模型。
我们可以拿它来对照现实中的各种情况。
这就像我们去买衣服，心里先有个理想的款式，然后在琳琅满目的衣服中寻找最接近的那件。
理想类型不是真实存在的，它只是一种分析工具，可别把它当成了现实的翻版。
2.3 在探究社会科学因果关系方面，韦伯也有独特的见解。
他不像其他学者那样简单地认定因果关系，而是要经过一番抽丝剥茧的过程。
这让我想起侦探破案，不能仅凭表面现象就下结论，得找到确凿的证据，从多个角度去分析。
三、对自身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
3.1 从自身角度来说，读了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我感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更全面了。
以前可能比较片面，现在就像戴上了一副新眼镜，能看到更多的细节和不同的层面。
这对我今后做研究或者分析日常的社会现象都非常有帮助。
3.2 在社会科学研究这个大框架下，韦伯的方法论就像一盏明灯。
它提醒着研究者们要严谨、要客观。
虽然我们不可能完全做到像他说的那样完美，但我们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他的理论就像是一把尺子，时刻衡量着我们的研究是否科学、合理。
对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有关“价值”问题的浅析价值在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讨论中处于如下的地位,价值的关联是社会科学研究可能的前提,价值的无涉(价值中立)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原则。
标签：韦伯;价值联系;价值中立韦伯所提及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的“价值中立”是一个颇具争议和误解的方面。
许多对韦伯价值中立原则的攻击是粗糙的,他们在讨论时,常把价值关联、文化意义和社会中主体赋予行动的意义等等论题予以丢弃。
认为韦伯的价值中立旨在丢弃一切价值因素,把社会科学确立于缩小价值影响的地位上。
甚至把韦伯的价值中立与实证主义完全抛弃价值因素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社会科学立场相混淆。
针对这一引起误解的问题,本文试图探析韦伯在讨论社会科学方法论时把价值问题置于怎样的地位。
一、价值关联——社会科学研究可能的前提就像施特劳斯对实证主义的批评,“不形成价值判断而去研究社会现象,即一切重大的社会现象,是不可能的。
”①价值因素是无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完全剔除的。
韦伯提及的价值中立与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具有云泥之别。
由孔德掀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把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等同,致力于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全面运用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来。
追求对社会研究的精确性和连续性,把价值因素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驱逐出去,这是韦伯所不赞成的。
韦伯这种反实证主义倾向显然受到新康德主义的反实证主义的影响。
新康德主义在区分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不同基础上提出了价值关联的思想。
新康德主义者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以及其研究方法的独特性。
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世界,有独立的生成变化过程,自然的事件的特征是在某种程度的可重复性,通过归纳综合而获得一般的客观规律,以此来解释事物的因果关系。
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个别的东西可以理解为一般概念或一般规律的个例,所以在自然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综合思维”的形式,采用“规范化”的方法。
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不可重复的历史现象,每一社会历史现象都有其独特的特征和历史意义,而个别的丰富意义是无法包含在同一的抽象的“规范化”和形式化的概念或普遍规律中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个别成为其个别特征的意义而不是从大量的个别社会历史现象进行规范化处理,抽象综合共性。
浅析马克斯.韦伯方法论中的“价值无涉”原则摘要：马克斯·韦伯提出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无涉”原则，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应对社会现象做出解释性理解，不应承担价值判断的任务。
本文在分析马克斯·韦伯“价值无涉”原则提出的背景和如何界定的基础上，对这一原则进行了分析，韦伯的“价值无涉”不同于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而是与价值关联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进行经验研究的一种策略。
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具有相近的合理因素，正确认识和理解“价值无涉”原则对推动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关键词：社会科学方法论价值无涉原则马克思主义一、马克斯·韦伯“价值无涉”原则提出的背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有自身的特点，对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他们既是研究者，又是参与者。
自然科学工作者一般不介入他们正在研究的对象，而社会科学家则自身在研究对象之中，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必然会把自己的知识结构、情感、意志、价值、观念等带进认识过程，并最终影响到认识过程的结果——观念性产品，这种观念性产品很难具有客观性。
另一方面，从研究的对象来看，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界，揭示自然规律是单向的，而社会科学研究是双向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在获取被研究者信息的同时，被研究者也在获取研究者的信息。
同时，社会现象是否有普遍规律可循，即是否具有客观性、是否能做因果分析也是人们争议的问题。
十九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将科学奉为理性原则的最高象征，认为科学不仅能控制自然秩序，而且能控制社会秩序，从而给人类带来幸福。
马克斯·韦伯反对这种观点，同时也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他认为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是一个完全受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规律支配的系统，人作为主体起不到任何建设性的作用，仅仅是历史发展整体中的被动的客体。
马克斯·韦伯认为，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抹杀了文化的能动的和自觉的因素，使一切观念都成为外在物质力量的自动反映，所以他反对客观规律决定论。
学术研究能否实现价值中立？——从韦伯说开去价值中立是当前学术研究中一个热点问题。
在一些学者看来，似乎“学术”只有排除了“价值判断”，才有“研究”的必要，否则有沦为“政治”之嫌。
价值中立这一舶来品，未经反思便确立起合法性。
为此，我们有必要回到韦伯那里，寻溯价值中立的本源。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海德堡大学可谓风云际会。
正是在1896年，韦伯受聘为该校政治科学教授。
围绕在他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韦伯圈”，其中不乏文德尔班、李凯尔特、拉斯克、特勒尔奇、桑巴特、腾尼斯、西美尔、雅斯贝尔斯、卢卡奇、布洛赫等名家，因此，韦伯必然会受到他们思想的影响。
无怪乎施路赫特说，韦伯学说只能“从康德精神中来理解”。
在很大程度上，价值中立受到了新康德主义强调事实与价值二分的影响。
价值中立原则集中体现在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一书中。
该书是一些论文的选辑，在《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1904年）和《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1917年）两篇文章中，韦伯严格区分了经验知识与价值判断：“一门经验科学并不能教给某人他应当做什么，而是只能教给他能够做什么，以及——在具体条件下——他想要做什么”；“任何一门关于人类文化生活的科学，其最根本的任务之一就是使人们对这些部分现实地、部分自以为是地追求着的‘观念’达到精神上的理解”。
在他看来，价值判断完全出自个人主观的情感作用，而与事实没有任何逻辑的或本体的关联。
为此，学术研究必须排除价值判断，以实现价值立场的中立。
价值中立是合理化过程的必然结果。
韦伯区分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前者具有事实的性质，后者具有价值的性质。
在他看来，西方现代社会的兴起是合理化的产物，表现为工具理性的扩展和价值理性的萎缩。
伴随着这一过程，“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
作为一种价值理性，学术研究中的价值判断自然被“除魅”了，价值中立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然而，价值中立原则却面临着困境。
马克思.韦伯的“价值无涉”观点之我见关于韦伯的“价值无涉”这个观点是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一书中第一章里面所谈及的，这个观点引起我个人的兴趣。
所谓价值无涉是指科学研究等工作不使用价值判断，只采用逻辑判断，即客观地说明"事实是什么"，"事物是如何变化的"。
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韦伯在价值判断与价值无涉中"价值"的涵义已经不同了，不是所谓那种分阶段的说法。
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韦伯指出他提出这三个概念作为学术研究的基本准则，主要是针对当时德国学术界出现的演讲式的教学方法，教授们借讲台有意无意的借"科学之名"宣扬某种包装过的意识形态与个人的价值判断。
他认为每一项职业都有它内在的准则，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作为一种人格"，要使它得以实现的方法就是全心全意的去实现它，而不是将它作为一种工具。
在韦伯那里，"价值无涉"的含义不是单一的，而有两层含义。
他认为，在选择研究的课题时，可以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确定自己研究的内容。
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则不能有任何的偏见，而应遵循科学的原则，就研究对象的本来面目进行探索，根据自己所发现的资料进行科学研究。
这可以称为研究的第一阶段是"价值有涉"的，而第二阶段是"价值无涉"的。
但我们是否觉得，一个完整的研究过程还有第三阶段呢?那就是学术的评价问题。
只有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结合别人的评论(尤其是批评)，学术才会有进步。
因此，学术评价至少是研究的后续部分。
关于韦伯的“价值无涉”的观点，我认为主体对社会事实的接受、选择、描述和综合可以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但是，在学术评论中，就应该抱着科学的态度，就像在对待自己所收集到的资料一样，"忠实的陈述"而不是"应该的陈述"。
所以在我看来，是否应该保持"价值无涉"主要应根据自己面前是否有资料(或者说，是否面对着选定的社会事实)，不管是自己准备加以研究的，还是自己准备加以评论的。
韦伯的价值问题探析
韦伯的价值观是以人为本，即将信仰、道德、价值观等作为人类行
为的出发点。
它由于强调着个人责任和自重而让它成为今天基础性的
价值观理论。
韦伯不仅认为，价值观是一种正确的动机，可以帮助人
们去追求自己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它把人的善良放在首位。
具体而言，韦伯认为，运用价值观的核心是对自身的约束能力，在信仰、知识、义务与责任的基础上，运用价值观来应对人生中的各种问题。
从韦伯的价值观思想可以看出，一个美好的价值观应该基于自我
约束而不是情绪，当受到试探时不要妥协而要选择正确的道路。
价值
观本身不是一件昂贵的东西，价值观以健康的态度来感知世界，并调
整自身思维使之符合最高义务。
最后，韦伯的价值观鼓励人们在道德和伦理方面表现出最大的负责任，并追求良知。
价值观不仅仅是在道德伦理方面的一种表现，而且是在
社会关系中的一种重要源泉，因此可以通过价值观来改善社会环境并
达到更加幸福和快乐的生活。
[摘要]：“价值无涉”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概念，但是对此学术界却存在严重误读。
本文从韦伯构建学术公共领域的角度，认为韦伯“价值无涉”的“客观性”原则具有双重含义，既是为了破除普世性的理论神话，也论证了价值判断需要“科学”的论证，而经验事实需要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获得意义，这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
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韦伯阐明了他的“理想类型”是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而不是“客观”反映，这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
本文还讨论了韦伯的新闻思想及其实践与学术公共领域的关系，并提出今天重读韦伯的意义在于构建中国的学术共同体和学术公共领域。
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韦伯是个绕不过的名字。
“价值无涉”已经被我们念得耳熟能详，但是韦伯意义上的“价值无涉”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在学术界却依然晦暗不明。
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与危机并重，思想界因此存在严重分歧，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也变得云谲波诡，有学者提出应该用“去道德”和价值“无立场”的方法来应对这样的局面[1]。
但是，“去道德”与“无立场”究竟在什么意义下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政治与学术在韦伯的语境下究竟意味着什么？今年，正值韦伯逝世九十周年，韦伯的著作再次在汉语世界中被大量出版。
重新阅读韦伯，并借此整理中国知识界关于学术与政治、立场与价值等问题的纠葛，已经又一次成为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议题。
[2]（一）“价值无涉”的双重含义《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是1904年韦伯接手主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时，阐释其办刊宗旨的纲领性文献。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韦伯是如何把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学术伦理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韦伯集中讨论和总结其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文献。
但是，自八十年代中文学术界“发现”韦伯以来，这也是被误读最严重的部分。
所以，回到文本自身，应该是重读韦伯最重要的方法。
韦伯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库》的宗旨一是扩展对社会生活的事实的认识，另一是训练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作出判断。
那么，判断的有效性是什么？或者，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客观有效的真理”呢？韦伯整篇文稿正是建立在这个问题意识上的。
韦伯反对两种历史观，一是道德进化论，一是历史相对主义，正是这两者的结合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支配性地位。
韦伯以国民经济学为主要批评对象，指出：通过把文化价值总体引入道德领域而在内容上规定道德领域，并由此把国民经济学提高到“伦理”科学的地位，这其实是把所有可能的文化理想在总体上贴了“道德”的标签，既抹杀了道德律令的特有地位，也没有对理想的“客观性”有什么贡献。
《文库》需要从根本上予以拒斥的流行观点，正是：国民经济学是从一种特殊的“经济世界观”得出的，并且应当由此得出价值判断。
因为经验科学的任务决不是提出约束性的规范和理想，以便从中得出实践的处方。
《文库》需要拒斥的另一种观点是：价值判断因为立足于某种理想，从而具有主观起源，就可以摆脱“科学”的讨论。
这正是“价值无涉”的两重含义，不可偏废任何一方，而目前国内学界就韦伯观点围绕着经济学是否应该有道德的讨论，其实都没有抓住韦伯的关键。
韦伯说，《文库》关心的问题其实是：对理想和价值判断所作的“科学”批判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科学的“技术性批判”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使在追求目的过程中的代价，能够被充分评估和权衡，也唯有在这样的时候，最需要贯彻“价值无涉”的逻辑方法。
在这之后，权衡上升为决策，就不再是“科学”的任务，决策者根据自己的良知和世界观在各种有关的价值之间进行权衡选择，但正是“科学能够使他意识到，一切行动，当然根据具体情况还有不行动，在其结果中都意味着吸收了某些价值，从而常常意味着——这一点目前特别容易被人忽视——放弃另一些价值。
做出选择是他自己的事情。
”[3]科学的任务正是揭示并且在逻辑上阐明“目的”建立之上的“观念”基础，“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探讨如今不仅要使人进一步理解和体验所希求的目的和作为其基础的理想，而且首先还要教人批判地‘判断’它们。
”[4]也就是说，作为“科学”本身不担任价值评判的任务，但是它却是价值评判的基础。
这是因为，在一个世界观存在严重冲突的时代，“以普遍有效的终极理想的方式创造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实际公分母，这都毫无疑问既不能是我们这份杂志的任务，也绝不能是任何一门经验科学的任务：这样一种任务不仅在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而且自身也是不合情理的。
”[5] 这决定了在方法论上的“价值无涉”作为逻辑意义的地位。
一个饱餐了知识之树的文化时代，其命运是必须知道，无论对世界事件研究的结果多么完善，都不可能从中获知世界事件的意义，而是必须能够自己去创造这种意义本身，世界观决不可能是经验知识进步的产物，因此，最强有力地推动着我们的那些最高的理想，在任何时代都只能是在与其他理想的斗争中实现的，这些其他理想对于其他人来说，正如我们的理想对于我们来说一样，都是神圣的。
[6]因此，可以看出，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的第一个含义，正是要彻底破除所谓“普世价值”的神话，一个诸神争斗的时代，决定了社会科学领域不可能，也不应当存在普遍有效的终极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廉价的相对主义和乐观的折中主义，要么在理论上无视其严峻，要末是在实践上回避其结果。
这些都与科学的“客观性”没有丝毫关系，“中间道路”丝毫不具有更多的科学真理。
由此可见，作为方法论的“价值无涉”正是为了廓清“科学”有效性的界限，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有效”的问题。
对“存在”的思维整理，涉及到“客观性”问题，而“有效”与否则与价值所处的文化特性有关，必须在科学的“客观”操作和价值判断之间划出界限。
因此，对这份杂志寻求科学真理的功能，以及科学作为对经验现实进行思维整理的有效性，韦伯提出两种重要责任：首先，是要让读者和作者自己清楚地意识到用来度量现实，并从中推导出价值判断的标准和尺度是什么，而不是把不同类别的价值混同在一起。
只有通过确立的价值标准与其他价值标准，最好是与自己的价值标准相对抗，——任何有意义的评价都只能是从自己的世界观出发的批判，而不是通过在不同的价值之间和理想的冲突之间的挪移和权衡来欺骗自己。
不同的价值尺度之间需要进行反思性的对比、澄清和揭示，一切对于别人有意义的评价都只是出自对自己“世界观”的批判，是以自己的理想为根据与别人的理想作斗争的结果。
第二，要使得读者、编辑和撰稿人都明了，什么地方科学研究者开始沉默，而作为“有意欲”的人开始说话，什么地方论证求助于理解，什么地方则求助于感情。
必须反对科学讨论和评价性推论之间的混淆，但是“决不反对申明自己的理想”。
无信念和科学的“客观性”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近似性。
这里“价值无涉”的第二个含义，就体现为作为学术杂志的《文库》所具有的学术共同体的性质，它不是从事反对政治或者社会政策派别的论争场所，也不是招徕赞成或反对政治理想或社会政策派别的场所[7]，而是一个“学术”的公共领域。
韦伯如此描述道：杂志的特性一开始就在于，并且只要它听凭于编者们今后就也应当在于，尖锐的政治对手都可以在杂志中为了科学工作而和平共处。
它迄今为止不是“社会主义的”刊物，今后也不会是“资产阶级的”刊物。
它不会把愿意置身于科学讨论基地之上的人排除在作者的范围之外。
它不能是一个“回应”、辩驳、再辩驳的游戏场地，但它也不袒护任何人，无论是它的作者还是他的编者，都应在其栏目中经受可想见的最严厉的客观而又科学的批判。
不能忍受这一点的人，或者不愿与那些和自己理想不同的人在科学认识领域合作的人的，都可以不参加它。
[8]但是，韦伯也承认，无偏见地与政治上的敌对者同处于一个中立的学术场所，在当时的德国并不容易，对那种“作为党派狂热的局限性和不发达的政治文化的标志，应予以无条件的反对。
”在这个意义上，“价值无涉”反对的是学术的泛政治化倾向，因为这必然严重伤害学术的“科学性”。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杂志不能有自己的“特性”，因为《文库》要探讨的问题与最高的、起决定作用的价值观念密切相关，因而成为它的最稳定的作者的人，“恰恰因此又成为一种受到那些价值观念相同的或者类似的影响的文化观的代表。
”这些作者的观点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都把保护劳动群众的身体健康以及尽可能增加劳动群众对我们文化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分享作为目标，但把国家对物质利益领域的干预与现存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自由发展相结合作为手段。
”[9]这些人无论对未来的社会秩序持什么样的观点，就当代而言却肯定“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并不是因为它与更早的社会制度相比是更好的形式，而是因为它在实践上已经是不可避免，这是学术面对现实政治的态度。
《文库》主要关心的是社会经济问题。
作为社会经济现象的事件，它的性质并不是自身“客观”地具有的，而是以人们认识的“兴趣”倾向为条件的。
“一个现象只是就我们的兴趣专注于它对于为生存而进行的物质斗争所具有的意义而言，或者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获得一个‘经济’现象的性质。
”杂志的任务就是：研究人类共同生活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普遍文化意义及其历史上的组织形式。
不是“事实”的“实在”联系，而是问题的思想联系，构成了各门科学的工作领域的基础：在用新的方法探索一个新的问题并由此发现开辟新的重要观点的真理的地方，就会出现一门新的“科学”。
[10]不同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更不同于形形色色的文化决定论，——韦伯决不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他强调的是经济与文化互相制约的关系。
韦伯认为：按照经济上的受制约性和影响范围的特殊观点来对社会现象和文化事件进行分析，依然是一个具有创造性成果的科学原则。
但是，这恰恰需要区别以下两种倾向：人们要么把历史现实中不能从经济动机演绎出来的一切都当作在科学上毫无意义的“偶然性”，或者“剩余物”，要么把经济事务的概念扩展到不可知的领域，以致所有以某种方式与外在手段相结合的人类利益都被纳入到那个概念之中。
[11]这正是韦伯竭力反对的以经济学价值来主宰社会价值和社会科学判断的方式，这也是韦伯提出“价值无涉”所具有的现实与历史的针对性。
（二）经验事实、文化价值与学术伦理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现实的科学，是要理解我们被置入其中的、包围着我们的现实特性，即它的文化意义：它为什么在历史上是这个样子。
而“有限的人类精神对无限的现实的思维认识就建立在这一隐匿的前提条件上，即每次都只有现实的一个有限部分构成科学理解的对象，只有它才在‘值得认识’的意义上是‘根本’的。
”[12]韦伯明确指出，经验事实只有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才是研究者接近“实在”的途径。
社会科学不是建立合目的性的规律性，而是建立“个别”与“价值”之间的因果联系。
规律所适用的现实是个别的，而个体并不能从规律中演绎出来。
清晰概念的存在以及假定的规律，仅仅是认识现实的前提和手段，而真正的有意义的分析和整体性描述，却是崭新的和“独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