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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论文与著作研究1.《比较文学平行研究功能模式新论》王向远平行研究可划分为三种基本的功能模式:①连类比物、相类相从的类同研究;②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互衬式的平行研究;③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对比式、反比式研究。
其中的类同研究模式被使用最多,但不少文章流于生硬比附,结论平庸。
主要原因在于目前流行的A与B两项式的平行比较,不能容纳尽可能多的同类的和相关的事项,不能在多个事项中进行分析、比较和归纳,有价值的结论也就无从得出。
为此,在方平先生总结并提倡的A∶B→C的公式的启发下,提出了X1∶X2∶X3∶X4……→Y的新模式,主张突破A与B的两项比较,变A与B两极两项的比较为多极多项、平行交叉、上下贯通的比较。
2.《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季羡林季先生认为在他读过的文章来看，肤浅者居多。
往往读了等于没读，毫无所获。
作者勉强得出来的总论，也多是八股调，说了等于没说。
然后举例一个外国学者写了一本长达数百页的专著，通过各种复杂方式论证白糖在冰淇淋中的作用，最后的结论是：白糖在冰淇淋中的作用就是使它甜。
接着提到了比较语言学与比较文学中为什么比较文学有了“危机”，因为比较语言学中所比较的语言同属一个语系，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本来就存在在那里，一经揭开，豁然开朗。
而比较文学中各国个民族文学缺乏共同的基础，所以强调，要作这样的比较研究，必须更加刻苦钻研，更加深入到中西文学的深层，分析入微，联类贯通，才能发前人未发之覆，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要把比较文学看得难一点，更难一点，越看得难，收获就越大。
3. 《比较文学危机中的“平行研究”》吕超本文从破旧、立新、融合三方面论述这场比较文学危机中的平行研究范式。
美籍捷克裔学者韦勒克认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突出标志是“未能确定清晰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研究方法”，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研究对象和内容的人为限制。
第二，研究方法上的机械主义。
第三，民族中心主义、文化帐式的研究动机。
韦勒克提出了初步的改革设想：比较文学和一般文学之间人为的界限应当废除，比较文学是“超越国别文学局限的文学研究”，是一门不受语言限制的科学；比较文学研究者则应当摒弃毫无生气的事实，努力领悟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使文学文本成为研究的中心。
2021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可比性理论界定范文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兴起于19 世纪 30 年代，繁荣于二战以后，尤其是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它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且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但是长期以来，以法国学派为代表的注重事实考据的影响研究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占统治地位。
但这种只注重事实考据的比较文学研究在 20 世纪中期受到越来越多严重的质疑。
于是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进入第二阶段，以韦勒克、雷马克等为代表的美国学派强调超越事实联系的平等研究，强调将没有直接联系的作家作品进行“类同”和“对比”,寻求可比性的存在。
但是学界一直没有对平行研究的可比性原理做出明确的界定，使得可比性原理呈现出“众说纷纭”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状态。
但是，对可比性原理的界定不应单从外延对其做过多的限制，而应由可比性本身出发对其内涵做出原则性解释。
即平行研究的相对性、异质性、“异”和“同”的关系这三个基本原则。
一 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以美国学派为代表，他们强调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学科联系，注重作品的美学比较，强调将没有直接联系的作家作品进行“类同”和“对比”,寻求可比性的存在。
平行研究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大的扩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并使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以美国学者重视平等研究建设为中心的阶段。
但是，学界对发生“类同”、“对比”和可比性的条件、提前以及范围并未做出明确的界定，例如究竟什么可以比，什么不可比，有何规律。
“人文学科研究同自然学科研究的不同之处，是需要先有一个主观的学理假设，及研究者现有一种认识观点，包括了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考察、分析标准、方法和角度（也叫切入点）等的假设构想。
” 孙景尧教授认为，比较文学“更强调世界文学和总体知识视野，并将之贯串于认识理念和方法视角中去，从而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理假设内容，使之自觉自由地进行跨国界、跨语言界和学科界的相互参照和研究探索”[1]P125.因此，他认为“比较文学的可比性，实质上就是使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得以研究证实事实联系',彼此关系和作用功能及其内在规律认识的、具世界文学视野的学理逻辑假设”[1]P127,而平行研究“在研究其异同与探求其原因规律时就更注重关系的可比性，也就是说，对平行研究的文学对象，要确立一定的标准，并在一定的范围内研究其问题，以获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相似相应新识，或同中求异与异中求同的相存相衬新见。
平行研究的“名”与“实”作者：马征来源：《汉语言文学研究》2012年第03期摘要：作为美国学派的标志性理论和方法，“平行研究”的提出有具体的话语语境，有相当丰富的外在表现和实质内涵，绝非“没有事实关系”可以一言以蔽之。
论文以美国学派的经典文献为基础，重新梳理平行研究这一方法论提出的思想语境，廓清“东西方文学比较”和“跨学科研究”这两种平行研究实践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涉及的基本学科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总体文学视野是平行研究实践的关键所在，也是避免“乱比瞎比”、“浅层比附”等问题发生的关键。
关键词：平行研究；可比性；总体文学平行研究的可比性问题，是比较文学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不可规避的重要问题，也是比较文学学科受到质疑的一个关键问题。
因为如果望文生义，可以对一切“没有事实关系的跨文化的文学现象”进行比较，也就是具有“无限可比性”，那它就“堕入漫无边际的、为比较而比较的滥比，那就失去了它本身的质的规定性，也就取消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1}。
的确，“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相对应，标志了美国学派不同于法国学派的理论主张和方法论，这一术语突出了美国学派对法国学派只注重“文学遗传”的外部事实关系研究的反拨，有相当的合理性和鲜明性。
然而，“平行研究”这一方法论的提出有具体的话语语境，它有相当丰富的外在表现和实质内涵，绝不是“没有事实关系”可以一言以蔽之的。
对“平行研究”这一比较文学学科基本概念的梳理、廓清和重新认识，可以使我们对平行研究的可比性问题有深刻的认识，并切实指导我们的研究实践，避免“乱比瞎比”、“浅层比附”等现象的发生。
那么，“平行研究”这一术语是何人、何时、在什么样的情境下提出来的呢·它为什么可以作为美国学派的“标志性”方法流传至今并广为人知呢·在1958年教堂山会议上宣读的那篇讨伐法国学派的檄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中，韦勒克虽然明确反对法国学派的“唯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仿照自然科学模式以因果关系来解释文学的机械主义，但并未明确提出“平行研究”方法，作者也并未重点强调没有事实联系的文学之间的“平行”研究。
比较文学概论复习整理比较文学概论复习整理一、总论1、诞生时间19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2、三个学派填空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中国学派比较文学的三大学派及其基本特征法国学派，主张影响研究。
影响研究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形象学等研究。
美国学派，主张平行研究，指研究那些没有明确直接的影响关系的两个或多个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学现象。
平行研究还包括对文学与其他学科如哲学、宗教、心理学等之间的比较研究。
中国学派：以跨异质文明研究为基本特征，主张双向阐发研究。
3、可比性名词解释可比性就是比较研究对象中存在的一种研究文学规律的内在价值，是提供比较研究的可能，并保证比较研究得以有效进行的前提。
比较文学的可比性指的是在跨国家、跨学科和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寻求同的学理依据，是比较文学研究赖以存在的逻辑上的可能性。
在比较文学发展的不同时期，这种学理依据是不断拓展的。
4、基本特征跨越性（跨国、跨学科、跨文明）5、四大研究领域实证性的文学影响研究、文学变异研究（语言、民族国家形象、文学文本、文化）、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二、文学关系与相互影响1、辩证关系科学性与审美性，实证性与非实证性，同源性与变异性2、流传学（起点到终点）：传统的影响研究把影响的过程划分出放送、传播、接受这三个方面，要求对这三个方面进行具体的研究，描绘出“经过路线”。
流传学是站在“放送者”的角度，来对某个民族文学的作家、作品、文体，甚至是整个民族文学在国外的声誉、反响或影响，进行研究。
其研究的重点往往是放送者对接受者的影响。
3、渊源学（终点到起点，实证性、渊源性与文本性）：渊源学是从接受的角度来研究某一文学作品的外来影响，研究它的题材、主题、思想、风格乃至艺术技巧等的来源。
研究者追根溯源，精心考证，探求它们的放送者，揭示其间的因果关系。
4、媒介学（路线与途径，可见性、实证性、流动性）不同国家之间所发生文学关系的中介过程的研究。
三、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1、比较文学视野中的翻译名词解释是比较文学变异学中研究语言层面的变异的分支学科，它关注的是跨语际翻译过程中发生的种种语言变异现象，并探讨产生这些变异的社会、历史以及文化根源。
比较文学一、基础知识绪论部分1、三大学派各自研究方法〔图表〕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P202、三大学派理论体系可比性的侧重点：法国〔同源性〕美国〔类同性〕中国〔异质性〕P203、比较文学跨越性研究范围：跨国研究、跨学科研究、跨文明研究4、第一个全面系统阐述法国学派的理论代表——梵.第根；最早提出世界文学概念的学者——歌德；最早给比较文学下定义的学者——波斯奈特；美国学派向法国学派发起“挑战”的代表学者——韦勒克第一章5、流传学研究的是文学关系，特征是实证性，认识论基础是实证主义6、焦点式影响、辐射式影响、交叉式影响、循环式影响69-737、从影响方式来看，渊源学的研究方式包括：对“印象”渊源进行的研究、对口传渊源的研究、对笔述渊源的研究。
8、媒介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一种媒介---文字资料媒介(1.个体媒介2.团体媒介3.文字资料媒介)媒介学研究范畴：媒介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一国作品输入另一国之方式，作品流传的中介等。
第二章9、文化过滤的含义包括〔1〕接受者的文化构成。
〔2〕接受过程中的主体性与选择性。
〔3〕接受者对影响的反作用。
制约文学交流的因素：1〕现实语境、传统文化因素对文学影响的文化过滤。
2〕语言差异对文学影响的“文化过滤”。
3〕接受者文化心理结构对外来文学的“文化过滤”。
引起文学变异的第一大要素：文化过滤文学传播中最初始直接的文化过滤？10、译介学研究翻译文本的最终目的：研究翻译的叛逆背后的文化因素译介学研究范畴：翻译理论研究、翻译文本研究、翻译文学史研究译介学与传统翻译学的根本区别？翻译研究不仅积极肯定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更进而提出翻译对原文的“不忠”是绝对的、必然的，而且这种“叛逆”与“不忠”往往携带着重要的文化意义。
因此，翻译研究不再将翻译的准确性作为自己要关注的问题，不再以忠实为标准对译本进行价值判断，不再将指导翻译实践、确立翻译标准作为自己的任务，不再沿袭“作者中心”与“原文中心”的传统思路，而是转向以译者、译文为中心，将翻译问题语境化，探讨充满误读、误译的翻译如何影响目标文化，产生种种误译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机制。
跨文化体系的平行研究的可比性新论摘要可比性是比较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跨文化体系的平行研究的可比性需要具体限定，才能为批判比附研究找到学理依据。
是否反映文化根源的异同；是否反映类似的历史发展规律；是否反映相似或相异的文学规律，是跨文化体系的平行研究能否进行的三种标准。
关键词：可比性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图分类号：i01文献标识码：a可比性是比较文学学科的理论根基，是关系到这一学科能不能成立、比较研究能不能有效进行的重要理论问题。
特别是比较文学发展到第三阶段，跨越了东西方文化体系之后，这个问题显得尤其重要而迫切。
关于可比性，虽然学界目前已经有很多探讨，但是多数文章为对各个阶段的可比性问题的描述，提出建设性意见的文章不多。
本文将在分析以往意见的基础之上，对跨文化体系的平行研究的可比性提几点新的看法。
一关于可比性问题的几种看法在国内第一本比较文学理论著作《比较文学导论》中，作者卢康华和孙景尧先生论及比较文学可比性问题时说，“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提出一个特定的标准”，比较文学的可比性就会显现出来。
这是对可比性的一个初步意见，可以说认识到了可比性问题的必要性。
但是“一个范围”、“一个特定的标准”这样的说法语焉不详，对可比性并无实质性的限定。
对可比性问题，刘波先生认为其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拿来比较的对象之间必须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必须有相同之处，没有类同点，就无法比较。
异类是不能相比的，木与夜不能比长短，智与粟不能比多少，因为它们是性质不同的异类；二是完全相同的事物也无需相比，差别是比较的前提，没有差别就无法进行比较，一句话，事物之间的这种差异性和同一性，是比较的客观基础。
凡物莫不相异。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
所以，“完全相同的事物”其实不存在，这种说法有欠严谨。
但是“异类是不能相比的”这个看法有一定道理。
比如说莎士比亚的戏剧与《红楼梦》在文体上就不能相比，因为一个是戏剧，一个是小说，不属于同一类。
但是莎剧《亨利五世》中的福斯塔夫与王熙凤在人物形象上就具备了可比性。
可见，这个“类”还是指“一个范围”、“一个特定的标准”。
此种说法对孙景尧先生的看法并无实质性的突破。
陈敦在《比较文学概论》一书中，充分论述了无亲缘关系的文学现象的可比性的产生基础。
他认为可比性是一种内在价值，有时是显形的，有时是隐形的、潜在的，需要研究者自己去发现。
晏红先生在对前人关于可比性问题评述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总体而言，比较文学的可比性由三个条件组成，即文学性、跨越性、相容性。
”文学性和跨越性，是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这两点是很容易理解的。
相容性则是一个新观点，对于无亲缘关系的文学现象的可比性有一定推进。
“研究对象在外延上全部或部分吻合，但却是内涵不尽相同的关系。
比如研究莫言小说中的福克纳式的内心独白、梦境幻觉和马尔克斯式的象征与隐喻，外延上同属风格，内涵却并未一体，具有相容性，因此就具有比较文学的可比性。
”但是，相容性仍然无法回答比附研究的问题。
例如杜十娘和茶花女的比较，外延上同属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内涵不尽相同。
但二者的比较仍然是一种浅层次的比附研究，没有太大意义。
通过以上对各家关于比较文学可比性的观点的评析，不难看出，学界目前对于跨文化体系的平行研究的可比性问题，仍旧语焉不详。
这直接导致了但丁与屈原的比较、杜十娘与茶花女的比较等诸如此类的x+y式的浅层次的比附研究的盛行。
如何克服只抓住表面相似点的比附研究，需要学理上的依据。
因此，对于跨文化体系的平行研究的可比性，需要进一步具体限定。
二跨文化体系的平行研究的可比性的具体限定影响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可比性是很清楚的。
欧美单一文化体系内的比较文学可比性也不是问题。
因为西方各国的文化及文学思想同出一源，其价值标准、思维模式、批评范型、言说方式及至范畴、术语体系，都没有本质的差别；文学的哲学基础、思想背景、体裁、形象、主题、题材等方面有广泛的共享与共通，比较文学研究者可以把各国的文学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不用担心文化差异问题。
但比较文学发展到第三阶段，跨越了东西方异质文化体系，情况就变得复杂了。
有的学者认为只有同一文化体系内的各民族文学之间才可以进行比较研究，不同文化体系的各民族文学之间不存在可比性，因为不同文化体系的人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习惯等各方面都不相同，它们的文学也各具特征，不应该强拉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
例如美国学者韦斯坦因就曾对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迟疑不决。
他说：“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
”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是两种分属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它们的差别很大，但是，它们的可比性是不容置疑的，尽管具体操作起来难度很大，很容易流于肤浅的、表面的相似点的对比。
什么文学现象可比？什么不可比？具体的限定是有意义的。
对于跨文化体系的平行研究的可比性，笔者尝试做三种限定。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提出的三个标准，陈先生曾在《比较文学概论》中略有提及。
这里作为跨文化体系的平行研究的可比性的标准提出，并加以例证，希望对于比较文学可比性这一理论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
1看是否反映文化根源的同与异。
当前的比附研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拉郎配”，例如笔者曾经看到的两篇以苔丝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一篇文章看到了苔丝的顺从性，就与《雷雨》中的四凤作比较；另一位作者看到了苔丝的反抗性，就把她与潘金莲比较，这样的比较无疑是x+y式的浅层次比较；另一种是罗列中西文学中的相似点，只做现象的列举，不进行理论上的阐发和文化根源的探寻。
叶维廉在《东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应用》一文中提倡“文化模子寻根法”，认为一定要进行深度的文化根源的探寻，比较文学才有意义。
袁鹤翔指出：“平行研究应该建立在一个更为牢固的基础上，不仅要包含‘表面的相似’，还要包括哲学、政治或文化上的近似。
”那些只看到表面的相似的文章，恰恰是因为没有深入到文化的内层，而属于比附文学。
深入到文化根源的文章可以以叶维廉《中国古典诗和英美诗中山水美感意识的演变》一文为例。
在这篇文章里，叶维廉着重探讨了两个文化传统不同的山水美感意识。
他认为，中国古代诗人在创作中采取的是一种“以物观物”的观照方式，作者不以主观的情绪或知性的逻辑介入去扰乱眼前景物内在生命的生长与变化，力求以自然自身呈现的方式呈现自然；而英美诗人则将美感的主位放在诗人的智心中，以智心的活动而不以山水景物自足的存在为依归。
之所以有如此分野，主要是中西文化根源的差异。
在中国，魏晋以后，道家哲学中兴，道家哲学拒绝把人为的假定视作宇宙的必然。
从而形成了一种极少知性干扰的山水诗，接近了自然天然的美学理想；而西方哲学从柏拉图以降，就有着人与自然相分的传统。
基督教兴起以后，对山水的沉醉几乎被视为一种罪恶，认为山水的逸乐，会影响到人的灵魂的完成。
因此，西方的山水诗人的山水诗总是充满了思辨。
这样的比较可谓从现象深入到文化内层，是非常有深度的。
2看是否反映了类似的历史发展规律。
这是前苏联学者提出的历史类型学的观点。
他们认为文学现象的类似一方面是由于文学接触和文化接触，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和各民族文化发展相同。
日尔蒙斯基说：“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过程具有共同性和规律性的思想，是对各民族文学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基本前提。
”他从文学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来确定不同民族的文学的可比性，为比较文学研究开辟了一条很有意义的思路。
例如：为什么各民族的先民都有自己的神话，为什么神话中都有创世、洪水一类的故事？为什么在各种文学形式的发展史上，各国都是诗歌在先、散文滞后，小说更晚？这一类问题如果不从社会发展与人类历史的共同性规律性的角度来认识，是无法得到深刻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解决的。
虽然有的学者批判历史类型学过于狭隘，但日尔蒙斯基的基本思路对于解决可比性问题无疑是一条重要途径。
哈代与沈从文的比较研究为类型学提供了一个范例。
二者都生活在工业化高涨的时代，各自以故乡为题材创作了“威塞克斯小说”和“湘西小说”。
工业文明入侵乡村，宗法制自然经济解体是沈从文与哈代共同面临的写作背景。
原始乡村的败落、祖先的价值观以及信念的崩溃，成为他们文本中典型的一致的悲剧母题。
二人又有着“同中之异”。
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生存竞争”哲学影响的哈代倾向于悲观主义的颓废写实；具有东方智慧的沈从文则倾向于理想人生模式的重构。
这导致了在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力度上，沈从文要逊于哈代。
3看是否反映相同或相异的文学规律。
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有着自己的规律和特性，这些规律和特性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民族之间，既会表现出它们的差异性，也会表现出它们的共同性。
比如，各民族的文学在体裁上大致都形成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这样四大类，它们的形式和功能也是有同有异的。
从文学作品的内在构成来看，一般都有主题、意象、形象、情节和结构布局等，它们同样是有同有异的。
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探讨人类文学的共同规律。
途径之一是把各国的文学理论放在一起比较研究，即比较诗学。
从西方文学现象中总结出来的规律不一定适合东方文学，而从东方文学中总结出来的规律也不一定适合西方文学。
只有把各国文论放在一起比较研究，致力于构建一个一般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学理论，才是比较诗学的目标。
无论中西诗学在基本概念和表述方法等方面有多大的差异，它们都是对于文学艺术审美本质的共同探求。
这是世界各民族文论可以进行对话和沟通的最坚实的基础，是中外文论可比性的根源。
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狄兆俊的《中英比较诗学》，都是很精彩的著作。
探讨人类文学的共同规律的另一个途径是从各国的文学现象中进行总结。
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
”人心、文心是相通的。
世界上的人，无论生活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个性与生活习惯有多么不同，但是他们总有很多共同的地方。
他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上，经历了大致相似的历史发展过程，他们面对着同一个客观世界，有着共同的心理感受，即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反映在文学上，就会产生类似的文学现象。
但需要指出的是，比较文学决不是相似现象的罗列，而是要探求规律性的东西。
钱钟书的《诗可以怨》论及中外多种文学现象，集中阐发的论点就是只有一个：“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
这是从中外文学现象中抽取的规律性的论点。
规律的得出是需要考虑的。
深入到文化根源，得出有价值有意义的规律，这是一个严肃的比较文学学者应该注意的。
三小结在浩瀚的中外文学现象之中抽取跨文化体系的平行研究的规律，是很困难的事情。
笔者尝试做了三种限定，以期对批判肤浅的比附研究寻找理论上的依据。
但笔者绝不是画地为牢，更多的更有意义的标准期待着人们去发现。
参考文献：[1] 乐黛云：《中西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2] 陈敦、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