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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Academic Research100Vol.180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先生于1925年在清华大学研究院的讲义《古史新证》中正式提出来的，是其利用殷墟甲骨、西北简牍、敦煌文书等新出地下资料进行多方向、多层次的大量研究后总结出的治史方法。
在《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中，王国维先生对二重证据法做了充分的阐释：“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
”①所谓“纸上之材料”，指古今流传的文献典籍。
他曾按时代先后，列举了他认为可靠或有价值的一些典籍以为例证，即《尚书》《诗经》《易经》《春秋》《左传》《世本》《战国策》《论语》《吕氏春秋》《史记》等。
至于“地下之材料”，他认为甲骨文字、金文、简牍等值得信赖。
在《流沙坠简》一书撰写的过程中，王国维先生与罗振玉先生参考《史记》《竹书纪年》等文献资料，用以考释敦煌汉简、罗布泊汉简以及敦煌文书等地下之新材料的内容，从而研究古代历谱算术、阴阳占术、汉代政治、戍兵制度以及西北史地等，可谓是二重证据法运用的伊始。
近年来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出土和文献研究的持续发展，二重证据法的史料源源不断地充实更新。
地下资料的研究除了甲骨文、金文和简牍，还有出土的历朝各代墓志碑文等，地上文献资料研究范围也随之延展，用地下的出土资料补正纸上的历史材料更是历史研究者治史的重要方法。
关于女皇武则天的出生地问题，历史研究者就运用二重证据法得以补足纠正。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生平一直备受史学家的关注。
关于武则天究竟出生在哪里这个问题至今未有定论，有学者认为她出生在山西文水（古称“并州”），因为《旧唐书·则天皇后纪》卷六《本纪第六》记载：“则天皇后武氏，讳曌，并州文水人也。
”②《新唐书·则天皇后》卷四《本纪第四》也有记载：“则天顺圣皇后武氏讳曌，并州文水人也。
父士彟，官至工部尚书、荆州都督，封应国公。
”③《资治通鉴·唐纪十六》卷二百《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下》，亦载：“显庆五年……皇后宴亲戚故旧邻里于朝堂，妇人于内殿，班赐有差。
王国维史学研究方法
王国维的史学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 “二重证据法”：王国维在继承宋代金石学、清代乾嘉考据学基础上，对研究方法进行弘扬和升华，把金石文献范围扩大到甲骨文、简牍、封泥、货币、玺印、文物、古籍等地下出土材料，并将其与历史文献互证，创立了“二重证据法”的古史研究方法。
2. 细究每个问题：在具体做法上，王国维把每个细小的问题都纳入大的范围来考虑。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建议查阅王国维的相关书籍或咨询史学专家以获取更准确的信息。
从“二重证据法”说开去——漫谈历史研究与实物、文献、调查和实验的结合2016-05-03 14:39:57 《文史哲》宁可历史研究要凭借史料，传统的也是最重要的史料是文字史料。
但是，“文献不足征也”。
王国维晚年总结治学经验，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说明了文献与出土的地下材料相结合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研究中国古史，最为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因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
在中国古代已注意此事。
……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
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
然苦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由此种材料，我辈因得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①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的重要贡献，从他的《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等论著中可见一斑。
但他所注重的地下材料其实是专指出土实物上的文字，即青铜器、甲骨、敦煌写本、汉晋简牍上的文字，而不及未见文字的地下实物，这和他所谓的“纸上之材料”外的“地下之新材料”不免有相去一间之憾。
一出土的地下实物其实是真实的、直接的、原始的、本来的史料，但也有很大的局限，那就是它只是僵化、物化的人类活动。
它本身蕴藏了过去大量的人类活动的信息，但凭本身形式，直接地直观地传达出来的并不多。
像它所蕴蓄的关于人物、事件、社会组织、社会关系、人们的思想等等信息就是如此。
在这一点上，它不如文字史料（包括语言和图像）。
文字史料是经过人们的意识处理过的历史信息，实的虚的、具体的抽象的、个别的综合的都有，实物往往做不到这一点。
古国仇犹兴亡探秘◇高保民1925年9月，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作《古史新证》的演讲，他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王国维所倡导的“二重证据法”，强调以“地下之新材料”，“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对近现代研究历史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作为一名对历史感兴趣的普通读者，在多年的阅读生涯里，深感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对充分还原历史还有相当的局限。
如果我们能拓宽思路让“二重证据法”再丰富一些，使其变成“三重证据法”，这样对我们研究历史是不是更有益处呢？笔者所主张的“三重证据法”就是在“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旧）材料”这两重基础上，再加一重，即“地上之活材料”。
这样，历史的事件可能被还原得更为直观丰满。
喜欢旅游和看历史的人都知道一句话：“地上文明看山西，地下文明看陕西。
”这句话就说明地上的活材料和地下的新材料同样重要。
因为不仅仅“地下之新材料”来源于历史，就是“地上之活材料”也同样来源于历史，它作为历史遗产，对证明历史的作用散文中获得更高成就。
著名作家穆涛讲“人是活精神的，散文要活起来同样必须有精神”。
艺术创作的道理是相通的——最迷人的创作不是来自“远方”和“高处”，而是来自“时代的贴近”和“思想的体悟”。
真正优秀的散文既能写出贴近日常生活的质感，紧扣时代的脉搏，也能发现日常生活的幽微。
是的，我也真诚地希望我们的青少年朋友通过阅读像《心中的雪》这些好的作品，认识到好的散文绝非辞藻华丽，千篇一律，千人一腔。
好的散文是紧扣时代的脉搏，有它的温度和丰富的内涵；好的散文有它的锐利和锋芒；好的散文其内容题材离我们很近很近，就在时代的大潮中，就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非常期待更多的读者从这本书里认识到，好散文原来是这样的，散文原来也可以这样写！《娘子关》文学双月刊2022.02总第220期往往更重要。
第37卷第5期 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Vol.37N〇.5 2 0 1 7 年 9 月Academic Forum of Nandu(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Sep.2017背景与动机*“二重证据法”提出的学术反思后晓荣杨羰锋2(1.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048,2.宁波市宁波帮博物馆，浙江宁波315000)摘要#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一书中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这一方 法一直备受学术界推崇。
实际上，“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在殷商史著作基础上推论出的古史方法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史学方法；其提出动机是针对当时的疑古思潮而发，却又不是针锋相对，而是有关注、有拨正，即虽然赞同疑古精神，但对“疑古派”否定一切典籍及传说的做法不赞成，虽然对“疑古派”有成见，但并不参与论战。
“二重证据法”并不能完全代表王国维完整的学术旨趣D真正总结王氏一生学术成就与方法的是陈寅恪，他认为王氏的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有三：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这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二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这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
可见，王氏的学术范畴早已超出了殷史之限，但无论对哪一种方法的总结都包含了王国维求真务实的学术态度和求新开拓的科学精神。
关键词#二重证据法；新材料；疑古潮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 -6320(2017)05 -0017 -0820世纪以来，我国境内大量考古出土材料的发现与利用，成为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显著特点。
进人21世纪，随着考古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利用 出土材料研究学术更是突飞猛进，所涉学科、领域 越来越广。
20世纪初王国维先生所提出的“二重 证据法”成为推崇的圭臬，甚至还有学者推陈出新，提出了各种版本的“多重”证据％ %。
“二重证明法”的提出与王国维学术思想的转变在近代学术史上，王国维先生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学术范式转移上，更是开一代风气之先。
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不仅在能承继先哲将坠之业，为其话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
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规则也。
”王氏在经史研究中所总结、运用的“二重证据法”即为此方面的代表，对学术界影响深远。
然而对“二重证据法”提出的时间，学者多认为是他1925年在清华研究院的讲义《古史新证》中始提出，是对此前研治经史之学的理论总结，并由此论其前后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
笔者在读王氏早年著作时发现，早在1913年夏间，他已明确提出“二重证明法”，且对之有较充分的论述，但其出发点似与《古史新证》不同，因而对其学术转向的原因及在经史研究方面以“二重证据法”为表征的治学理念、方法有必要加以重新认识。
1王国维曾将有清一代学术总结为“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已降一变也。
顺康之世，天造草昧，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后，志在经世，故多为致用之学。
求之经史，得其本原，一扫明代苟且破碎之习，而实学以兴。
雍乾以后，纪纲既张，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复视为经世之具，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
道咸已降，涂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
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已降之学新。
”对于清代“学术”与“经世”的关系，王氏概括得简洁而确实，考查其治学亦宜从此处入手。
道咸已降，清朝社会危机及民族危机日益加剧，“乾嘉专门之学”(亦称考据学)在达到高峰的同时也出现自身无法克服的“流弊与缺失”，更因其不能应对现实危机，有“经世之志”的今文经学渐代之而兴。
今文经学家返求诸六经，藉“复古”以求“改革”。
其“返求圣经的运动最后结果是宣称所有古文经都迷失了孔子的本意，这个破坏性很大的运动，由刘逢禄之分解《左传》，魏源之割裂《诗》、《书》，龚自珍之欲写定群经，寝假廖平、康有为断然宣称所有古文经具为刘歆所伪，一举否定古文经的信史性，藉此复兴今文经学，以便重新揭露孔子之微言大义”。
尤其是康有为、梁启超，“把西学与孔子的微言大义结合起来”，以之为“戊戌变法”的理论根据，对当时社会与学术界都造成了极大的震动。
清季民初保守派学者叶德辉就说：“数年以来，康、梁倡为伪经改制、平等民权之说，于是六经去其大半，而学不必一年而成，民无论愚智，人人得可申其权，可以犯上作乱。
”陈寅恪也说：“襄因家世因缘，获闻光绪京朝胜流之绪论。
其时学术风气，治学颇尚《公羊春秋》……后来今文公羊之学递演为改制疑古，流风所被，与近四十年间变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学，殊有联系。
此稍习国闻之士所能知者也。
”王国维生活于清末民初，深切感受到今文经学家“改制疑古”之风，因而在1905年特别强调：“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目的也。
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
”“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的学术自是针对提倡“保国、保教、保种”的康梁今文经学而发的。
王氏于1911年清亡东渡日本后转治经史之学，并于1913年夏提出“二重证明法”，或为狩野直喜所说的“要改革中国经学研究”的理论阐述，当即针对今文经学对社会尤其是学术界所造成的极大冲击而发。
在转向经史之学前，王国维治学已有数变。
早岁参加科举，后转治哲学、文学，东渡日本后始渐转向经史之学。
其“治学之方法，视并世诸家有特具之优长，即历史眼光之敏锐是也。
其治一学，必核算过去之成就，以明现在所处之地位，而定将来之途径”。
对于王氏转向经史之学的原因，学者多从罗振玉劝导说。
这一点不容否认，且其在治学方面受罗氏影响较大，但并不能以此掩盖王氏自己独立的学术追求。
据同为“海宁四子”且与王氏关系甚好的陈守谦回忆：“当年少气盛时，以为两人必当有所树立。
”“有所树立”是王氏一生的学术追求与寄托，研治哲学因不能“自立一新系统、自创一新哲学”而转向文学；研治文学也务在“创获”。
其转向经史之学，也务在“有所树立”。
1927年狩野直喜回忆道：“我觉得来京都以后，王君的学问有些变化。
也就是说，他好像重新转向中国的经学，要树立新的见地。
可能他想改革中国经学研究。
”1913年11月，王氏致缪荃孙信中即说：“今年发温经之兴，将三礼圈点一过。
”与狩野直喜所说相合。
1921年王氏自编的二十卷《观堂集林》“艺林”占了八卷，亦可见其对经学的重视。
王氏这种学术转向还与其经世之心密切相关。
早在1899年所作《(东洋史要)序》中，王氏认为：“东方诸国，所以有现时之社会状态者，皆一一有其所由然，不可不察也。
故欲解释现时之社会状态，则研究东洋史其要也。
……余尤愿读是书者，就历史上诸般之关系，以解释东方诸国现时之社会状态，使毋失为科学之研究，乃可贵耳。
”1912年8月17日所作《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诗中说：“我亦半生苦泛滥，异同坚百随所攻。
多更忧患阅陵谷，始知斯道齐衡嵩。
……坐待归来振疲俗，毋令后世羞儒生。
”“陵谷”指辛亥革命，“斯道”即其所治经史之学。
王氏对狩野直喜期以“振疲俗”、“毋令后世羞儒生”，其所指“疲俗”似为道咸以降“攻伪疑古”的学界风气，在王氏内心也或有自期、自励的因素。
而这又与罗振玉的劝导分不开。
东渡不久，罗氏曾劝王国维“专研国学，而先于小学训诂植其基”，并与他谈论“学术得失，谓尼山之学在信古，今人则信今而疑古。
国朝学者疑《古文尚书》、疑《尚书孔注》、疑《家语》，所疑固未尝不当，及大名崔氏著《考信录》，则多疑所不必疑，至今晚近变本加厉，至谓诸经皆出伪造。
……方今世论益歧，三千年之教泽不绝如线，非矫枉不能反经，上生今日，万事无可为，欲拯此横流，舍反经信古末由也”。
学者或以为罗氏所言与当时学术趋势实不符，或以为乃后来受古史辨派影响。
然而这与晚清以来得到极大发展的“攻伪疑古”的今文经学密切相关，又可与1913年夏王氏所撰《明堂庙寝通考》初稿相印证。
且在 1923年代罗振玉所作《观堂集林》序中也说：“君尝谓今之学者于古之制度、文物、学说无不疑，独不肯自疑其立说之根据。
呜呼，味君此言，可以知君二十年中学问变化之故矣。
君今年四十有七，百里之涂，行尚未半。
自兹以往，固将揖伏生、申公而与之同游，非徒比肩程吴而已。
”王氏以传《诗》、《书》的申公、伏生自期，更可见其“振疲俗”的用世之心。
然而其经世之心非直接为政治服务如康有为者，而是于学问上作“科学之研究”，也就是陈寅恪所说的“承继先哲将坠之业”，并“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
那么，王氏将在何处“承继”、“开拓”“先哲将坠之业”?在经史、小学尤其是经学方面。
前面已谈到，王氏对今文经学家“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而求“托古改制”极为不满，辛亥后更感“多更忧患阅陵谷”，天下道术将坠，何以挽救之?这是当时不少学者共同具有的焦虑心理，因而保“国粹”、倡“国学”随之而兴，王氏与罗振玉也参与其中，出版《国学丛刊》。
但在东渡之前，王氏尚致力于哲学、文学。
这固与其忧世用世之心相关，而认清自己所要“承继”、“开拓”的“学术之区宇”以寄托“有所树立”的学术追求更是其学术转向的关键因素。
东渡之后，尽阅罗振玉“大云书库藏书五十万卷，古器物铭识拓本数千通，古彝器及他古器物千余品”，并与“海内外学者移书论学”。
与当时海内外著名学者的论学及尽阅罗氏大量书籍尤其是古物藏品，使王国维清楚地认识到要改革中国经学研究”的方向，“二重证明法”的提出或即其理论上的阐述。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王国维之所以转向经史之学，是由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经世之心、个人学术追求及所遇机遇等诸多因素促成的。
道咸以降因内忧外患而兴起的今文经学，给社会及学界带来极大影响。
其“攻伪疑古”的学术风气，对当时学术界有着极大的冲击，使得学人感到天下道术将坠而欲力挽之。
特具“历史眼光之敏锐”而欲在学术上“有所树立”的王国维，在罗振玉劝导下，在转向经史之学后不久即提出理论上的阐述――“二重证明法”。
2在1913年夏所撰《明堂庙寝通考》初稿中(以下简称《初稿》)，王氏阐述了考证上古制度的宏观理论，明确提出“二重证明法”。
1923年编入《观堂集林》时多有删节，所删内容正反映了他思考问题的视域、思考过程及其治学理念，有助于理解其学术转向之由及志趣所在。
《初稿》开篇即问：“居今日而欲考上古之制度将安所正哉?”因为，“晚周秦汉之书”因“有司失传”、“诸侯去籍”、“秦火”、“挟书之律”，“七十子后学所述”与“两汉经师之说”“相抵牾者亦多”，“协于彼矣，或违于此；通于理矣，而或阂于数。
异说百出，无所适从。
即有调停甲乙之间，斟酌数理之会，而文献无征，终不能使人信服”。
既然如此，“然则居今日而欲言古制将安所正焉哉?”王氏求助于地下出土的“最古之史料”：宋代以后，古器日出。
近百年之间，燕秦赵魏齐鲁之墟，鼎彝之出盖以千计，而殷虚甲骨乃至数万。
其辞可读焉，其象可观焉；由其辞之义与文之形，参诸情事，以言古人之制，未知视晚周秦汉人之说何如?其征信之度固已过之矣。
……故今日所得最古之史料，往往於周秦两汉之书得其证明，而此种书亦得之亦自证明焉。
吾辈生于今日，始得用此二重证明法，不可谓非人生之快事也。
经过“二重证明”，“最古之史料”与“周秦两汉之书”亦各自得到证明，则“上古之制度”自然于其间可得到确实可靠的考证。
在此，王氏所说“上古之制度”主要指的是“名与物”及“礼与俗”：“晚周秦汉之际，去古未远，古之制度风俗存于实事者较存于方策者为多，故制度之书多附会，而其中所见之名与物不能创造也；纪事之文或加缘饰，而其附见之礼与俗不能尽伪也。
”经过“二重证明”，“周秦两汉之书”中所载“名与物”及“礼与俗”自然也就得到可靠的考证。
联系前面所谈王氏转向经史之学的原因，用“二重证明法”考证“周秦两汉之书”及其所载“上古之制度”，显然针对晚清以来“疑古攻伪”的学术风气而发。
另一方面，“二重证明法”同时也强调“今日所得最古之史料，往往于周秦两汉之书得其证明”，似亦有所针对，即古文经学家章太炎质疑甲骨文、金石材料的可靠性。
1911年出版的章氏《国故论衡?理惑论》不仅对钟鼎彝器之文提出“五疑”，且认为“掊得龟甲者”“盖欺世豫贾之徒，国土可鬻，何有文字?而一二贤儒，信以为质，斯亦通人之蔽”，“而群相信以为法物，不其慎欤”?章氏在当时学术界影响极大，王国维应该读过或了解章氏这种观点，因而撰此文时似有所针对。
若以此看，则王氏对经今、古文学皆有较为深入的思考与评判，其提出“二重证明法”自是为“承继”“开拓”“先哲将坠之业”另辟一新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
在《初稿》中，王氏不仅对于考证上古制度作宏观理论阐述，对于具体考证方法也有所论述，可概括为三个方面：(1)最古史料(鼎彝、甲骨等)“辞之义”；(2)最古史料(鼎彝、甲骨等)“文之形”；(3)参诸情事，此又可分为两个方面，即情理与古书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