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筑就冷漠的心墙_从彭宇案看媒体自律与职业道德的缺失

观察与批评
青年记者·2010年3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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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筑就冷漠的心墙
——从彭宇案看媒体自律与职业道德的缺失
● 黄俊华
2010年1月8日下午，一位85岁的老大爷在杭州鼓楼南宋御街上不慎跌倒。

老人在地上躺了近20分钟，临街商铺和街上的众多围观者，无一人主动上前扶起，很多人表示怕负责任赔钱。

最终，赶来的110民警把老人带走。

《青年时报》的这则《杭州八旬老人街头摔倒 众人送衣报警都不敢扶》的新闻，一经转载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舆论纷纷，笔者在惊呼的同时，陷入沉思：我们的社会怎么了？是什么导致了如此多的冷漠看客？
让我们把目光投到引起舆论界众声喧哗的南京彭宇案。

2007年9月3日，根据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彭宇送徐老太上医院的行为‘纯属做贼心虚’”的推理，彭宇赔偿徐老太45876.36元的损失费。

接下来是郑州的李凯强案，2008年8月21日，郑州二七区人民法院下达“由于事故无法查证是由李凯强还是老太太的过错造成”的判决，李凯强承担宋老太7.9万余元的赔偿金。

如果说此前的彭宇案是预演，李凯强给受众的是当头棒喝，那么，杭州老人的事情已经不足为奇了，它是南京和郑州两地事件的结果。

应该说杭州事件与南京、郑州的案件构成的是因果关系，在这其中，是谁给公众上了这么一课？是谁筑就了人们之间冷漠的心墙？是我们的媒体，我们的媒体应该来反思一下。

强大的“媒介审判”误导受众
新闻法学者魏永征认为，“媒介审判”是新闻媒介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件做出判断，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定罪、定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它是对法院的审判权和犯罪嫌疑人的公民权利的双重侵犯。

而通常的媒介审判的过
程是：“新闻媒体报道了具有争议性的司法案件，引发大规模的社会讨论，而后媒体又以公共讨论平台的身份传播这些争议，最终形成社会公众意志与司法独立之间的观点上的对峙。

媒介审判之所以能够具有审判之力，就源于其承载着的强大的公众意志。

”①
在彭宇案中，《成都日报》的新闻标题为《扶人却被判撞人 南京小伙好心没好报》，《齐鲁晚报》的新闻标题为《法律不能逼人当“小人”》，《云南日报》的新闻标题为《武断的“常理”让人胆战心惊》，南方网的新闻标题为《男子称扶摔倒老太反被告 被判赔4万》。

在报道李凯强案件时，新华网的新闻标题是《郑州一交通事故判决案引争议 肇事者还是活雷锋》，新闻标题其实已经表明了媒体的鲜明立场，媒体已经先于司法对该案件进行了审判。

在彭宇案新闻的最后有一个“各方声音”，引用一个网友的发言：
“可以预期的是，这个判决一出，我们的社会无疑将变得更冷漠、人与人之间将变得更互不信任，人们对处于危难中的陌生人将更不敢伸出援手，因为如果一旦出现任何纠纷，你的一切善意的行为，都可能会被法官当成有恶意的动机。

”
同时还引用了专家的话：
“该案件将造成很大社会消极影响……这类事件不管谁是谁非，它造成的社会消极影响非常大，直接破坏社会的诚信危机。

但我们正渐渐地失去信任和同情心，这是非常可怕的。

比如我们现在在街头面对需要救助的人时，第一考虑的就是对方是不是个坏人，怎样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
在这里，新闻的审判力已经达到了
顶峰，新闻对整个案件已经做了十分明确的定性分析。

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媒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在媒体的议程设置下，公众的舆论毫无意外地倾向于媒体的声音，这也是彭宇案发生后舆论一边倒的重要因素。

设置新闻调查，发挥“沉默
的螺旋”的威力
在诺依曼“沉默的螺旋”理论中，舆论的形成是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和人们对意见环境的认知心理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经大众传媒强调提示的意见由于具有公开性和传播的广泛性，容易被当做“多数”或“优势”意见所认知。

李凯强案后媒体及时地推出《如果路上遇到老人跌倒，你会扶吗？》的调查，
在调查中，选择“绝对不会，怕惹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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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94534人，占调查人数的62.97%；选择“肯定会，这是起码的公德”的有5895 人，占了3.93%；选择“先理性判断是不是碰瓷，再决定”的有49687人，占33.10%。

在杭州事件的新闻下是关于《如果你扶起别人却被讹，下回还会扶么？》的新闻调查，选择会的有2199票，仅为4%，选择不会的为78300票，占了96% 。

在媒体所做的调查中，我们已经看出新闻已经完成对公众认知的任务，从调查结果看，选择“绝对不会怕惹麻烦”的公众占了62.97%，选择“如果你扶起别人却被讹，下回不会扶”的公众占了96%，这个调查中大多数人已经很鲜明地表达了以后不做雷锋的态度，这个态度容易被当作优势的态度为社会所接受，而少数人的意见在优势意见的压力下，会逐渐在公共空间内减弱甚至消音。

更堪忧的是，在“沉默的螺旋”理论中，理论强调大众传播具有强大的社会效果和影响，这个强大影响已经不止于认知阶段，而是包括了“认知→判断→意见→行动”的全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传媒提示和强调的即便是少数人的意见也会被人们当作多数人的意见来认知，其结果也会引起“沉默的螺旋”过程的始动，在传媒影响所及的范围内引起人们判断和行动上的连锁反应。

换句话说，这个假说认为，传播媒介具有创造社会现实的巨大力量。

更何况我们的公众已经在调查中表明了冷漠的态度，在媒体的提示下，在公众意见的表达下，公众冷漠心墙的筑就已是水到渠成。

新闻的媚俗化迎合公众的宣泄心理
新闻学即是人学，它的感性色彩很浓，所以它引导的舆论偏向于进行情感性的道德评判。

当新闻事件发生时，媒介的介入往往是放大了承载着社会公众意志的舆论的声音；而当舆论的声音形成后，新闻的媚俗化又在无形中加剧着公众舆论的威力。

彭宇案后，诚如一个网友所说的：司法不公也是很普遍的现象，公众也确实需要这样的宣泄。

但是，媒体选彭宇，是选错了对象，最后只好回避部分关键事实。

公众宣泄也找错了口子，最后只好完全不看事实，只顾宣泄。

从彭宇案始，媒体为了吸引公众注意力，不惜选择放大新闻中的某些事实，把彭宇定位在一个雷锋做好事反被诬陷的角色上，很多新闻报道为彭宇喊冤，抱怨司法结果危害了社会道德，这种把报道对象一元化而不是二元对立的做法，严重违反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

在整个新闻事件原因及进程的报道中，新闻缺乏整体的真实性和对整个事件的冷静分析。

在李凯强案时，媒体在报道时，直接给李凯强贴上了彭宇的标签，把彭宇简单地符号化、模式化，媒体的这种感性分析的结果迎合了公众宣泄的需求，结果新闻一出现就引起公众的强烈反响，引起了公众的语言狂欢与疯狂的新闻点击。

在2002年度的萨尔茨堡论坛上，来自美国新奥尔良日报《Times-Picayune》的Jim Amoss 分析了9·11之后，“美国多元化的报纸都在流露爱国主义的情感时表现得非常情绪化，美国媒介在充满恐惧、悲伤与愤怒的表达之外，许多对这次反恐怖战争的新闻报道和观点都表现出对其国家领导及政府命运的迎合。

美国的一项对报纸、电视、杂志的调查表明，49%的新闻报道观点都是迎合美国政府的政策的。

”②
回头看我们的媒体，在彭宇案和李凯强案发生时，我们的新闻媒体都在有意无意地迎合着公众的宣泄情绪，其缺乏自律的媚俗化恶果助长了社会道德的滑坡，老人们很受伤，李凯强们很受伤，公众很受伤，但受伤最大的却是我们美好的社会道德与社会秩序。

尊老爱幼，做社会的活雷锋，这些从小灌输的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这三个案例前土崩瓦解，媒体教会了公众明哲保身，教会了人们在求助者面前做一个冷漠的看客，杭州事件成了这一结果的最好检验。

新闻报道始终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媒体所引导的舆论也许就成为观众所认可的正确的舆论导向，记者是社会舆论的意见领袖和议程设置者，这就不断督促记者要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恪守自己的职业道德，加强职业自律，抵制炒作和过分报道的歪风。

诚如Jim Amoss 认为，新闻界应该试图摆脱缺乏远见的眼光，应该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审视我们自己，尤其是当新闻记者的价值观处于公众脆弱的情感与不能容忍新闻界怀疑的包围之中时，我们不应在一些争议性问题上偏袒一方。

记者是社会大船的守望者，当这个大船即将沉沦时，记者应该是勇于承担救助责任的救生员。

当这个社会出现问题的时候，记者的责任是报道事实的真相，应该用追求新闻事业理想的勇气去揭示真相，尤其是当这些真相并不受欢迎时；应该在给公众警示的同时给予希望与光芒，而不是筑就冷漠的心墙，把社会推向绝望的深渊。

注释：
①周福兴：《新时期“媒介审判”现象的深层机制》，《新闻窗》，2009年第2期，第50页
②杨瑞明：《9·11之后的追问与反思——萨尔茨堡论坛“新闻媒介的影响、价值和专业责任”综述》，《现代传播》，2002年第5期，第128 页
（作者单位：河南工业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彭宇在法院门前的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