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歌坛明星怎样练就_两样决定能否成功_人品_悟性_著名乐评人金兆钧评说中国流行

７０ ＡＲＴＳ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年轻这代作曲家没有形成气候记者：我打开电视看这次青歌赛，觉得歌手形象啊各方面都不错。

但是觉得没有一首歌特别能抓人的，您自己有这种感觉吗？您关心流行音乐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次的风格变化，您对流行音乐创作现状满意吗？金兆钧：创作呢？这个问题得辨证地说啊。

第一，创作这个东西不是想写好就能写好的，作曲来讲是个很难的东西。

我想一个深远的背景就是我们的社会转型变化的速度太快，不像欧美，他们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阶段，所以他的产业比较完整比较稳定，可以源源不断地在生产。

但我们这有一个问题，我们的社会发展太快，就像突如一夜春风来，娱乐就突然大众化了，突然一下全民化了，这个变化太快了。

记得２０００年的时候网络还是少数人在玩，谁会想到网络突然会成为歌手的一个平台？想到彩铃会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这种情况下，作曲家首先是无所适从。

有的歌手会突然发现，　我这种风格写的怎么就突然没人听？像八十年代西北风，流行有两年吧，突然就写不下去了，因为没人听了，因为齐秦、苏芮进来了，那些学生说：哦，这个是我们需要的！而不是你那种忧国忧民的大题材。

到了南巡讲话以后呢，经济又是大力发展，这个时候学会包装了，于是就出现了９４新生态的一批，其实也是按照港台模式发展起来的。

可是到了９６年又不知道该写什么了。

前几天还说，这１０年，一片模糊，前些年还很清晰，比如《让世界充满爱》这种大主题的大型的创作，之后的影视作品很发达，刘欢一举成名，到了１９９４年，大家要娱乐一点、轻松一点，也有比较集中的感觉，那时候有《涛声依旧》啊，那时的作曲家基本同时能够同步感觉到社会的需要，后１０年就不行了，变化太快。

就觉得１０年一梦，想说清楚哪年是怎么过的就不知道了。

从业的人也是一样也不知道自己该写什么了，基本上就是为了生活，为了谋生写。

反正总是有活干，因为经济发达了么。

这是个大背景，发展太快，人的口味太难把握，他就找不着北了，该怎么写？本来写得挺棒的可没人理，可《东北人是活雷锋》居然火了；你辛辛苦苦研究半天创作，他《两只蝴蝶》能把你气死，一个彩铃就能赚好几千万。

更让人吃惊的是，任何打造都赶不上一个超女。

这种情况下，创作开始了很大的徘徊，大家都拿不准，而创作这东西你要吃得准才够狠。

记者：对，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后好像没有流行歌曲了。

金兆钧：对对对，然后就没有什么大的动作。

这１０年就是一个一个往外蹦，靠少数人物来撑着。

比如说孙楠起来了，韩红起来了，田震复出了，一直到出了个杨坤，出了个沙宝亮，当然还有羽泉、朴树，但不能成为一个潮流。

然后听众也在分化，审美取向也不太一样，那么到了２０００年以后，经济进入到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个时候年轻孩子的审美取向分化得太快，听众群的结构开始细分，因为他们现在三年就一代人，初中生和高中生都有代沟，看的、听的、玩的都不一样。

记者：而流行乐的听众恰恰主要是学生。

金兆钧：于是作曲家就不知道该写什么了。

小孩要一种最新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不是我们能知道的，是日韩和港台在知道，于是就有了哈韩、哈日，然后就是离我们最近的港台。

港台那边也不太行，但好歹有个周杰伦。

金燕ＴＡＬＫ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ＡＲＴ谈艺录——著名乐评人金兆钧评说中国流行乐中国歌坛明星怎样练就？两样决定能否成功：人品，悟性一首歌会不会火由时代的情绪决定记者：其实现在可关注的东西还是很多，但是找不到一个大家共同关心的焦点问题，是吗？金兆钧：问题都存在，但是没有十分鲜亮的一个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

现在不像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大家都希望改革啊，希望国家好啊，所以西北风等等那些主题能凝聚起来老百姓的情绪。

中华民族是个很细腻的民族，你哪首歌碰到哪根弦了，而那根弦是大家共有的，那就对了。

比如说建国初期，人们都是满怀希望和热情的，所以那时候的歌特别明媚。

我有一次就问乔老师：我小时候去北海，觉得那么破烂，可是你们五几年的时候怎么能写出《让我们荡起双桨》那么阳光灿烂的歌？乔老师说，我们刚参加工作没几年，革命成功了，当家做主人了，那时候我们看什么都是美的。

开个会，看见一帮孩子在那划船呢，立刻就有了感觉，那首歌就出来了。

这２０年就更典型了，１９８９之后最流行的一首歌就是《好人一生平安》。

１９９６年，大家的日子都过得好了，心理舒坦了，这时候《走进新时代》这样的颂歌也能接受了。

但要是过了就没人听了。

这跟老百姓的心态有关系。

其实要是正常的情况下，流行音乐只应该跟年轻人的心态发生关系。

但在中国比较特殊，中国的流行歌要迎合老百姓的心态。

你比如说《牵手》，火吧？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中国的离婚率急剧上升，人们普遍需要一种家庭安定感。

所以说港台那批歌曲很符合大陆百姓的口味，因为他们写的都是都市化生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看《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那歌名简直就是一个电视剧啊，那是一个故事啊！像《同桌的你》，《白桦林》，符合小资白领的怀旧情节。

因为那就是当时大学生的感觉，那时候全国所有的大学生都拿着吉他坐在草坪上，那就是个那么浪漫的时代。

那是时代的特征，如果你不是那个时代的也许你会觉得不难听但是不能融入，如果你是那个时代出来的就会有亲切感。

我记得特别清楚，１９９７年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机会来了，都觉得可以大赚一把了，所以那年只有一个歌特别流行，就是《心太软》。

中国人全都认为自己太软，都觉得自己不够狠，只能独自流泪到天明。

《常回家看看》也是这样，都市化越来越严重，年轻人都忙着事业，所以孤独老龄问题就是个突出的问题。

所以一下子就引起了人们的共鸣。

记者：也就是说，歌曲的流行都不是凭空出现的，一定是有一个时代的大众的背景是吗？金兆钧：对，尤其是歌曲，尤其是中国。

你像艾敬的《我的１９９７》，当年特别流行，它潜在地表达了人们对香港社会的向往。

再赶上１９９７香港收回已经尘埃落定了，所以也没犯什么政治上的忌讳。

艾敬无意中抓住一个敏感题材。

现在谁写歌都希望很流行，但你不知道大众喜欢什么，普遍关注的点在哪里。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过几年就会有一首无厘头的歌会火，我们称之为“锒铛调”，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会火，你比如说《纤夫的爱》，什么都不是，伪民歌，但就是特好玩。

再过几年，通过网络火起来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那也是“锒铛调”，他没有什么道理流行，但他好玩，因为人们需要放松，所以接受了这个。

包括《小芳》，当然他有一个很深的社会基础。

就是中国有２０００万知青，１０００万男知青都会喜欢。

另外你还要注意，中国有２亿民工，民工订亲都早，家里肯定都有个小芳，但民工进了城肯定都不想回去，估计也有很多这样的悲剧。

所以，这个朗朗上口的“锒铛调”会流行，因为有群众基础。

中国没有形成流行歌曲发展的商业环境记者：除了社会的大背景，您觉得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呢？金兆钧：商业上的成熟与否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你比如说港台偶像的打造，比如说周杰伦，他的商业策划是只打中学生，就是只抓初中生，他们记者：也就是说，中国现在年轻这代作曲家没有形成气候？金兆钧：年轻的创作者是一个空挡。

老的还在干，可是老的这一代已经基本无法和孩子沟通了。

按理说流行歌曲应该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来写，那时候状态最好，至少他能跟同龄人交流，只是他们思想成熟一点。

像罗大佑、李宗盛，包括崔健，写歌时也就二十来岁。

记者：这次青歌赛中有没有涌现出有希望的创作型歌手？金兆钧：现在也有几个小孩不错，像上次大奖赛没入围的张然，弄《校园星期天》的那个。

这次也有，还有一些已经开始卖歌了，但总体来说还是没有构成群体性的势头，没有构成潮流，这样就导致我们刚说的那种现象，总是难听到能抓住人的歌曲。

ＡＲＴＳ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７１完全看到了现在初中生的生活状态，根据他们的感觉去创作，去写歌。

刚火的时候周围的人都说也听不懂他在唱什么，我也听不懂，后来我下了歌词仔细听，明白了——他的内容都取材于动漫，主要来源于游戏，从《双截棍》开始就是。

我们听不懂，觉得都是废话，可是孩子们能听懂。

他的定位就非常准确，等你们都听腻了的时候他再写一首仿古的歌，《东风破》，有些岁数大的觉得，哎？这个还可以！不得不承认，咱们这边缺少策划高手。

记者：也就是说，咱们在流行音乐上的商业模式还没有完全建立好？金兆钧：是你的产业链条并没有完全形成。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了好的作曲家也是不一定能带动整个流行音乐的发展，更何况现在的创作者还找不着方向呢。

中国不是商业产业有问题而是中国没有正常的商业产业，正常的应该是出好东西，就跟我们的经济一样。

不正常的商业系统一出来就是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发达国家哪有这个，它出来一点毛病，整个公司就垮了。

我们现在讲诚信社会，可是你要能达到完全的诚信就必须要有个基础——法律基础。

最简单的比如说中国开始对卡拉ＯＫ收费，这是件好事！如果真能做到，你就可以不管盗版，光收这个费就能很好地保护知识产权了。

中国的影视已发展得相当好了，特别是电视剧几年前就开始成规模。

有一批作家会写作品了，像故事片啊、言情片啊、草根平民片啊，有一批作家写出来，制片人过来了，所以他们的发行就正常化了，能正常他就犯不着偷鸡摸狗。

这个光明正大利润更高，他干嘛不做正版呢？对吧？！就是说一个好的产业链条形成了，形式自然就好了。

中国的唱片产业链是最倒霉的，懂这种商业运作的人太少。

记者：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青歌赛的文章，叫《谁来为歌手买单？》，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参赛的歌手素质不错，但是完事之后，走下这个光彩绚烂的舞台之后，他们的去向会怎样？会被公司包装大红大紫吗？会不会昙花一现？是不是会回到酒吧里继续混生活？您作为一个资深的音乐评论人和评委，应该比较了解他们的状况。

金兆钧：总的说来，中国的唱片产业链还没形成。

你不像欧美，唱片产业链是完整的，大奖赛都是跟公司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的产业链肯定还需要１０年８年才能建立好。

就青歌赛本身来说，三等奖以上的都会有地儿去，文艺团体会要你。

有一些唱片公司也会包装。

人比歌重要金兆钧：一个歌手能不能成功，一个是产业链的问题，一个是歌手整体素质问题。

歌手素质不仅是演唱素质，还包括人缘，说白了就是星相，星相不一定是说听众喜欢你，也可能是老板喜欢你，政府喜欢你。

但也有那种歌手，年轻漂亮，歌也唱得好，开始大家抢着要，后来大家都当个累赘，谁也不待见他，所以总也出不来，你接触了之后可能发现这人为人极差，还没怎么着呢就把明星谱先摆上了。

人品不行。

记者：你是指通俗意义上的“先做人，后做事”？金兆钧：个人的综合素质有很多方面，比如其中一个就是职业敏感度。

碰到一首好歌，你得能做出判断，这首歌适合不适合我？碰好了，适合自己了，没准你的个人风格就确立起来了。

你比如说那英《山沟子》，当年可以说是抢来的一首歌，结果对了她的路子，火起来了，但是《祝你平安》她就没要，结果孙悦唱火了。

你比如说谢小东也很遗憾，《懂你》是专门为他写的，但他没要，结果，别人唱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