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转换”概念刍议

翻译的“转换”概念刍议
作者：史晓南
来源：《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14年第05期
摘要：英国翻译理论家卡特福德提出的翻译“转换”概念，是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具有革命性突破的翻译理论，它摆托了传统译论中“直译”与“意译”的随感式的点评和争论，首次用语言学，尤其是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观点和术语来看待翻译理论中从前没有涉及到或者难以解决的问题，具有很强的原创精神。

笔者通过对几本当代大学翻译教材关于翻译转换的讲解发现，“转换”这个概念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而且不同的教材作者和译者在对“转换”的理解上人见人智。

笔者通过自己粗浅的理解和感受，试图对翻译的“转换”概念做一些评论和思考。

关键词：翻译转换内涵
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叫做“转换”。

“转换”是卡特福德独创的术语，意思是将原文翻译成译文时偏离形式对等。

“转换”首先分为两大类：层次转换和范畴转换。

层次转换可以是在一种语言中用语法表达在另一种语言中则用词汇表达，例如：俄语中的体翻译成英语的动词，法语的条件句译为英语的词。

或者说，是指处于一种语言层次上的原语单位具有处于不同语言层次上的译语翻译等值成分。

层次转换应当是由于原语和译语由于语法体系不同，或者由于表达方式的差异所产生的两种语言在词素、词、短语、分句等语法层次上的转换。

卡特福德把更多的分析放在了范畴转换上，并进一步分为四种：
①结构转换：卡特福德认为这是一种最常见的转换形式，主要涉及语法结构的转换。

②词类转换：包括从一种词类转换成另一种词类。

③单位转换或级阶转换：这类转换指目的语的翻译等值于原语处于不同的级阶。

这里的“级阶”指分为层次的语言单位，如句子、从句、词和因素。

④内部体系转换：这一类转换发生在原语和目的语都大致术语相同的语系，但是翻译牵涉到目的语系统中不对应术语的选择。

根据Mark Shuttleworth的研究，结构转换“涉及源文本与目的文本之间语法结构上的变化。

比如语序稍有改变。

英译法这种结构上的改变便是结构转换的一个例子。

和其他类型的范畴转换一样，结构转换概念证明了源语和目的语的语言系统之间在微观结构上不相容”，谭载喜也指出“结构转换按照目标语要求改变源文本结构”由此我们可以举例说明结构转换在英汉互译实践中的使用，例如：
I study very hard at school everyday.
译文：我每天在学校努力地学习。

语言虽然不像数学那样精确，但还是有规律可以遵循的。

英语句子中的状语往往会出现在句首或者句末，较长的状语一般不会出现在主谓之间；而汉语句子中的状语往往出现在主谓之间，较长的状语一般不会出现在句末。

按照语言表达习惯，英语状语的排列顺序往往为方式+地点+时间；而汉语的状语往往是时间+地点+方式。

由此可见，结构转换同样适用于英汉互译。

词类转换在英汉互译实践中使用的较为普遍。

Mark Shuttleworth指出，词类转换指使用术语不同语法类别的目标语词项来翻译源语词项。

此类一词的意思是按照韩礼德的定义来理解的，即指特定单位的组别，该单位的定义须由它在上一级单位的结构里的作用来决定。

但Mark Shuttleworth同时又指出：“词类转换一般是由于源语与目的语的语言系统不同所引起的，而并非由于译者故意做出如此选择。

”也就是说，词类转换与层次转换不同，它不是译者能够主观做出的自由选择。

看来卡特福德特别在意译者在翻译实践中使用“转换”时是主观故意使用，还是客观语言差异而必须使用。

但在翻译实践中，将词性转换限制在语言差异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似乎很荒唐，例如：
The use of check will largely influence people’s mode of life.
译文：①使用支票将会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②支票的使用将会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在译文①中使用了词性转换，而译文②中没有使用词性转换，但两种译文都是符合译入语表达习惯的译文，都是可以接受的。

看来词性转换并不像卡特福德所说的那样，并非是译者故意做出的选择。

对于单位转换或级阶转换，Mark Shuttleworth指出：“在单位转换中，不会采用级阶对级阶的对应（即源语和目的语在句子、从句、词组、单词和词素上的对等）。

很显然，在这个意义上，单位转换是几乎所有“正常”翻译的一个重要特征。

常常出现翻译转换的一个情境是：源语词项因为没有现成的目标对等词而被译成一个短语。

同其他类型的范畴转换一样，卡特福德所设想的单位转换表明，为了解决源语和目的语之间在语言上存在的不相容的种种小问题，译者被迫要做出强制性的措词变换。

这样看来，单位转换和层次转换似乎有重合之处，都强调原语和译语在不同的层次，或者说级阶上产生对等。

在英汉互译实践中，除了层次转换中列举的例子之外，在翻译“文化负载词”的时候，恐怕要用上单位转换，而且是因为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穆德所做的“强制性的转换”。

至于层次转换和单位转换的具体差别，是否可以从语言和文化的角度进行区分，差别是否仅仅在于译者的主观选择，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Mark Shuttleworth是这样定义系统内转换的：“系统内转换产生于源语和目的语具有结构形式基本相同的系统，但在翻译中又需要在目标语系统中选择不对应语的时候。

系统内转换同其他范畴转换类型一样，通常是由于源语和目的语在结构上的要求相互冲突而被译者被迫使用
的。

”谭载喜认为：“系统内部转换，是指源语和目标语结构系统在形式上基本对应，但在翻译时需要在目标语结构中选用一个与源文本不对应的形式。

例如：英语和法语具有形式对应的单、复数系统，但在互译过程中却往往不对应，如英语单数名词的法语对等形式往往是复数名词，反之亦然。

”既然这样，在英语中属于可数名词的某些词，在汉语对应语中可能属于不可数名词；在英语中属于不可数名词的某些词，在汉语对应语中可能属于可数名词，在英汉互译中，这样的对应关系也可以归为系统内部转换。

由此看来，卡特福德对“转换”概念的区分和分析有其科学之处，但是至于说哪些是译者被迫做出的选择，哪些是译者可以主观灵活选择的，似乎不易做出区分，甚至没有必要。

在当代英汉翻译实践中，对“转换”的理解和划分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华先发（2004，46）将其分为八种：“①词类转换；②句子成分转换；③表达方式转换；④自然语序和倒装语序的转换；⑤正面表达和反面表达的转换；⑥主动语态与被动语态转换；⑦分句转换；⑧语法层次的转换。

”
卡特福德的层次转换和单位转换大致相同于华氏的⑦和⑧；范畴转换中的词类转换相当于华氏的转换分类中的①；结构转换大致相当于华氏的③④⑤⑥；而系统内转换在华氏的概念体系中没有对等内容。

而属于新译论派的杨莉藜更有不同的划分方法：他将华氏体系中的⑤划分到逻辑引申的范围，将华氏的⑧列为独立并平行于转换的章节——语言单位的推移。

而将华氏的其他转换种类分别归为“结构转换、衔接手段和句式转换。

”而且最关键的问题是：转换的内容和分类非常丰富，很难说在翻译某句子或某短篇时只使用一种转换方法，例如：
Further delay will cause us more losses.
如果再耽搁的话，我们就会遭受更大的损失。

对比原文和译文，可以清楚地发现，原文的主语，名词词组，译为译文的一个条件状语从句，语法层次发生的了变化，按照卡特福德的观点，译文经历了层次转换或单位转换；按照华氏的观点，译文经历了语法层次的转换。

另外，原文的主语译为了译文中的条件状语，原文的宾语us译为译文的主语“我们”。

按照华氏的分类，它属于句子成分的转换。

因此，翻译实践中的各显神通导致了转换分类的混乱。

综上所述，翻译转换的概念是一个内容丰富，涵盖庞杂，内容模糊达到一个翻译理论概念，而不同的译论者对这个问题又见仁见智。

转换的使用，和原语和译语的差异、译者的主观选择和目的、语境、逻辑推理和文本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至于这些因素在什么情况下，以及怎样影响转换的使用，转换的具体内容和外延是什么，这些都需要翻译实践中的不断总结和翻译理论的辩证思考，尤其是哲学思考，才能得出更加令人信服的结论。

参考文献：
[1]Munday，Jeremy.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Shuttleworth，Mark.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Z].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3]华先发.新编大学英译汉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