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史学的繁荣——关于近年来史学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述评xx北京日报》2008年01月21日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近年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我国史学研究呈现出繁荣的态势，但在有的问题的研究上也出现了一些偏离乃至背离唯物史观的倾向。
这里选择近年来一些值得关注的热点问题作些介绍。
●关于唯物史观，有学者指出，应恢复唯物史观的本真面目，并根据现实对其进行发展，但要防止借理论创新之名行否定唯物史观之实的倾向近年来，在对唯物史观的重读中，形成了多种研究路向，主要包括实践路向、创新路向、制度路向、方法路向。
贾英健指出，唯物史观正在人们的研究中走向立体化，但着眼点是恢复唯物史观的本真面目，结合已经变化了的现实实践，创新和丰富唯物史观。
针对唯物史观的创新，有学者强调，要防止有人假借理论创新之名，行根本否定唯物史观之实。
凡是离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指导和脱离实践基础的所谓“创新”，不仅不会是真正的创新，反而只会走到复旧的邪路上去。
针对唯物史观在史学中地位的变化，有学者指出，历史研究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原已存在的淡化马克思主义、背离马克思主义、乃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不仅循而未改，反而其趋势有所增强。
其突出表现，首先是对唯物史观的彻底否定。
史学界有一种说法，叫做“超越”唯物史观。
所说的“超越”，实则是彻底否定。
唯物史观被彻底否定了，历史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李文海认为，近年来，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受到了种种挑战，有人甚至发表文章说，阻碍新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最大“障碍或桎梏”，是强迫人们接受唯物史观，并形成了对唯物史观的“盲目崇拜与狂热迷信”，以致“不知不觉地放弃了对历史过程的理性探索精神，习惯成自然地丧失了历史批判的科学能力”。
李文海认为，这种观点失之武断，其实，正是唯物史观，使历史学出现了革命性的变革。
20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最重要成果，正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取得的。
2006年11月召开的“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理论研讨会”，曾就如何正确认识唯物史观及其基本原理，如何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如何应对新时期唯物史观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史学要走向新的繁荣，仍然必须一如既往地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有学者提出，应对那些仅从结论和原则出发进行研究的旧课题进行“改造”与“创新”，打破陈旧的思维模式和话语体系xx说过:“原则不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
但是，以往我国的一些专题研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从原则出发、结论先于研究并决定研究的本末倒置的倾向。
有学者提出，进行这样的专题研究目的只是为了论证某个领袖的某一理论之正确性和普遍性。
在研究中，领袖的言论往往成了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史学研究工作主要是寻找史实以填充这个理论框架，由此而形成了视野狭窄、思维僵化和公式化的话语系统。
这样的研究方法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必须改造它，打破过去那种陈旧的思维模式和话语体系。
对此，有学者提出，应该对一些旧课题进行改造、创新，并进行实验性的改造、转换。
首先是转换出发点:从史实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
其次是改变历史研究的目的:变“证明”学和“注经”学为真正的史学研究，以探寻历史的真意义。
关于“古史分期”问题，有学者认为，研究这个课题的目的是为了定性，但分期问题难以解决的原因恰恰在于无法定性。
明明不能定性，却强要定性，并为定性打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笔墨战。
究其根源，这不是为了学术的目的，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政治目的。
有学者提出，马克思提出社会形态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社会只是历史上的一个阶段，必将被下一个社会形态所代替，正如历史上发生过的多次社会形态更替一样。
这一理论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从而使得研究充满了某些主观性。
可以说，以往的定性不是真正的历史研究，不是为了认识社会而研究社会。
只是搜寻史实以证明中国历史符合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
也许历史学并不需要给某个社会定性，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也难以定性。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有学者认为，这一命题完全可以取消，因为它毫无学术意义。
至于其中涉及的商品经济、雇佣劳动等问题，则可以纳入到现代化、经济结构等范畴进行研究。
叶文宪在《重新解读中国》一书中，提出了不少这样的看法。
不过，多数学者并不赞同他们的判断。
笔者认为，以往史学界对某些问题的研究确实存在教条主义的僵化问题，但总体成绩是主要的，不能因为某些局部问题而否定整体。
事实上，以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深刻地破解与揭示了中国历史的奥秘，这是任何一家近代史学派别都无法比拟的。
对旧课题进行改造与创新，不应将脏水与小孩一起泼掉。
●关于如何看待中国的农民战争、农民起义和农战史研究，有学者提出，“农战史”专题研究要走出农民战争理论的误区如何看待中国的农民战争、农民起义和“农战史”研究，也是近年来史学界关注的热点。
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但也受到强烈质疑。
比如，熊飞骏认为，“农民起义在总体上说来是中国的历史悲剧，是民族内斗，不值得歌颂甚至美化，更不值得提倡和发扬。
”他说，要使农民起义的悲剧不再重演，方法之一“是普及国民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勇于用理性的方式向执政府争取权利和讨还公道，敦促政府做出有益于社会的人民的改革，而不要一味隐忍退让，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再用暴力、走极端。
”叶文宪提出，农民战争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平与建设才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再如，黄敏兰提出，农战史专题需要改造和创新。
以往的农战史研究基本上是在毛泽东农民战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
某种程度上说，农战史专题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论证毛泽东农民战争理论的正确性。
农战史专题之改造和创新的途径首先是要走出农民战争理论的误区，然后将它放到不同的背景下分别加以考察。
比如，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研究，近年来批评太平军乃至农民起义的学者不止潘旭澜一位。
潘氏所提出的太平天国“引发了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大灾难”的观点以及对《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的分析，是众多中外学者的共识。
反对上述观点的学者认为，上述观点具有强烈的主观性，不符合历史主义的研究原则，应充分肯定农民起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
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封建剥削与压迫的必然结果。
和谐社会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不能以今天的情形去改铸古代社会。
以往的农战史研究存在偏颇，但其基本面和基本结论完全经得住历史检验。
孟祥才认为，以往的农战史研究，是在“历史动力惟一论”统摄下进行的，必然无限夸大农民阶级的革命性。
一方面，断定农民思想是“农民民主主义”或“农民革命民主主义”，与“皇权主义”处于根本对立状态。
一方面，又认定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性质是反对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他们起义后建立的政权是“农民政权”或“农民革命政权”。
这种绝对化的观点显然是有悖历史实际的。
●关于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想，有学者认为，与传统史学理论的盲目自信缺乏反思相比，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某些解释，是敏锐而深刻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是美国人海登·怀特。
近年来，国内出版了他所著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历史哲学译丛》等的中译本。
后现代主义从史学写作文本的分析出发，认为历史叙述具有强烈的文学性，因而必然失真。
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我国史家开始关注史学著作的隐喻、修辞、叙事等问题，特别是对历史认识论(以历史真实性为核心)，有了许多新的看法。
有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注意对历史学想象问题的解释，既非故弄玄虚，也不是有意要把问题复杂化，与传统史学理论的盲目自信缺乏反思相比，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某些解释，是敏锐而深刻的，套用哲学家杜威的话:它不仅更切合事实，也体现出一种理智上的坦率和诚实。
对于后现代主义研究方法，有学者明确表明了批评立场。
沙健孙说，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的迷信盲从，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否定。
如果听任西式教条主义自由泛滥，马克思主义就会被边缘化，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也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海登·怀特本人曾来中国访问。
他不承认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反而说自己是某种马克思主义者、政治上的社会主义者。
但他承认，历史研究的过程是科学的。
同样到中国做过学术交流的安克施密特则说，后现代主义关注的只是史学大树上的叶子。
中国学者由此逐渐认识到，后现代主义与唯物史观并不属于同一层面的理论，它终归局限在历史写作的技术框体之内。
●关于历史研究中的虚无主义近年来，从古代史到当代史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虚无主义的倾向。
有学者甚至重复晚清时期就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观点，认为中华文明来自西方。
2005年3月，沙健孙、李文海、龚书铎、梁柱在《光明日报》推出访谈，题为《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他们结合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状况，提出，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表现是:一、提出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主张，认为革命只起破坏性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二、把“五四”以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视为离开所谓的“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的主流”而误入了歧路；宣称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搞的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三、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或掩盖它的本质和主流，把它说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
田居俭集中批判了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上的表现，指出，一些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的人，其实是用主观臆想的世界历史改写中国历史。
黄凯峰则着重批判了中共党史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同时，他认为，影视创作领域的“戏说”热和“空手道”、网络FLASH 的“搞笑”和“无厘头”等等，是对历史教育的虚无主义。
邢贲思则指出，历史学和历史剧之间的错乱现象，已经使得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无所适从，产生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龚书铎在《历史虚无主义二题》中进一步指出:有人主张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要“范式转换”，即以“现代化范式”代替“革命范式”。
其实，不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不革命，不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不改变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掠夺，要实现现代化是不可能的。
笔者认为，史学繁荣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方面，应该鼓励学者们大胆创新，不断开拓。
但是，历史研究直接与民族价值系统相关联，相关研究不应脱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应偏离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同样应该是历史研究工作者时刻都要把握好的基本原则。
按照“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的路径和框架进行研究，我国史学必然迎来更大的繁荣。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