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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耋急丈教学参考栏目主持人/王伶\书林_叶史料实证素养培养路径探析—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引发的思考〇王晓芳《普通髙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 修订）》提出“史料实证是指对获取的史料进行辨析，并运用可信的史料努力重现历史真实的态度和方法。
”这里的“史料实证”包含两层意思，既是对史料进行搜集、整理、辨别的方法，又是一种科学、理性、求真的态度。
近日拜读了梁启超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先生认为“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可言”，因此该书用了大半篇幅讨论了史料、史料鉴别及方法。
令人惊叹的是百年前梁先生对待史料的方法和态度竟与今天我们提出的史料实证素养如此相似。
关于史料求真的必要性，梁启超在书中认为：“一切史迹，大半籍旧史而获得传播，旧史著作的目的与我们所需求的大多不应，不知有多少宝贵的史料被摒弃湮没，何况向来认为完备的正史中亦存在误、伪、讹、窜人等问题，于是提出中国的旧史迹大部分要做重新估价（包括正史），并用科学的眼光严密审査，他把这种事业归为搜补和考证两项工作。
”对于如何对史料辩伪和求真，梁启超在书中给出了具体的七种方法:“一、辩证宜勿支离于问题力量，而中共军事武装则是敌后战场的主导力量。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共积极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抗日战争大环境的影响下，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溃败、物价飞涨、贪腐盛行、横征暴敛等现象逐渐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反感。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威望达到了顶峰，但社会大众对其的不认同也越来越强烈。
在社会普遍需要和平发展的前提下,南京国民政府发动了全面内战。
反观中共领导的军事武装和政治力量,从抗日战争直到全面内战给社会大众体现的是积极向上的能量。
最终南京国民政府失去了全国性的政权，而中共则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可以说，从抗日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社会大众对政治力量的认同和国家的认同是基于中共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性方案。
读梁启超先生之《中国历史研究法》作者：邓杰来源：《新生代·上半月》2018年第11期【摘要】：近代以来，面对内忧外患的国情，中国知识界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其中尤以历史学界为甚。
作为中国历史学界的泰斗，梁启超先生敢为天下先，率先提出“新史学”的观点，给死气沉沉的中国史学界注入了一汪清泉。
【关键词】：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一，梁启超其人其书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清末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
与其老师康有为一道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并称为“康梁”。
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
也倡导文化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自幼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同时，与他与当时其他的学界大饕相比，更富有改革创新精神，尤其是在中国史学研究方面。
梁启超在1901年到1902年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舒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被誉为中国新史学第一人！二，读《中国历史研究法》后的一些体会（一）梁启超认为的史之意义及其范围和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在文章里对应的是前两章内容，梁启超在文中提到“个人之生命极短，人类社会之生命极长，社会常为螺旋形的向上发展。
”显而易见，其思想深受马克思主义之影响。
作者认为史的意义就是：“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也。
”这里所谓的“人类社会之赓续活动”，表明了梁启超认识到人类社会是发展变化的，他从历史的发展中看到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连续性。
梁启超在文中说：“史也者，则所以叙累代人相续作业之情状者也。
准此以谈，则凡人类活动在空际含孤立性，在时际含偶现性。
断灭性者，皆非史的范围。
其在空际有周遍性，在时际有连续性者，乃史的范围。
”说明他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连续过程，比那些用静止的观点看历史的旧史学家要高明的多。
梁启超通过对旧目录家所称的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体之四体的举例说明，分析了旧史学界的现象和问题，指出过去的史学界都拘泥于数种体裁之内，未能为史学界辟一新天地，是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
《中国历史研究法》读后感俗话说：“文史哲，不分家。
”史家的许多史料也是从历史文献中提取分析断案，《史记》这种史学专著也被看为优秀的文学范本。
所以在读《庄子》的时候，每逢读到类似于“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化而为鸟，其名而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的文字时，我都会认为鲲鹏可能确有其物只不过现代人没有发现相关遗迹罢了。
直至我读了梁启超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个幻想才覆灭殆尽。
梁先生在书中第五章史料的搜集与辨别·论鉴别伪事之方法中写道：“有纯文学的著述，其所述史迹，纯为寓言；彼固未尝自谓所说者为真事迹也。
愚者刻舟求剑，乃无端惹起史迹之纠纷。
”这使我清楚的了解到引用史料的界限，对我在史学学习中大有裨益。
翻开《中国历史研究法》，稍稍与近来所读的西方史学书籍对比，顿时满心欢喜：终于不用纠结于西方那一连串的人名与族名了。
由于西方书写而产生的别扭翻译与梁先生优美简明的文句不可相提并论啊。
最为不同的当属语言环境，不提翻译的艰涩，仅仅是书中所举的例子对于我来说更为通俗易懂。
此书总共有六个章节，分别论述现代历史的意义及其范围，过去的中国史学界，对历史的改造，史料的分类，史料的搜集与鉴别，史迹之伦次。
其中的主体部分是第五章，也是论述最为详细的一章。
第一章基本以一句话概述：史者，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较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
这是我所见的对史学概述得最为详细的一句。
也加深了我对于历史的理解。
不再简单地将历史等同于过去的事。
而且梁先生还提出历史要作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扩充了史学的范围，赋予史学新的意义。
第二章是对过去的中国史学做了点评。
对中国旧史学的完备，无所不包进行了赞扬“我国史形式上之完备，他国殆莫与京也”。
对我国旧史学的特点，如文句简短达于极点，记宫廷之事，社会情形一无所及，详记天灾地变等等都各有介绍。
是我对中国旧史学的特点有了一个概括性的了解。
《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报告一、作者生平及简介钱穆，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江苏省无锡人。
字宾四。
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
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1967年移居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馆特聘研究员。
被中国学术界尊为“一代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钱穆一生著述颇丰，专著达80种以上。
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等。
钱穆先生出生于1895年，1910年，由常州中学堂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在此时间，恰逢武昌起义，遂辍学。
1911年，任教于无锡秦家渠三兼小学，开始了任教生涯。
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
二、作品介绍本书由钱穆先生于1961年在香港的8次演讲汇集而成，从通史和文化史的总题及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等6个分题言简意赅地论述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大意与方法。
可视为钱穆先生对中国史学大纲要义的简要叙述。
本书主要意义而分本讲演为八题。
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最后是讲如何研究文化史。
三、个人理解自春秋时期孔子编撰了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算起，中国历代的史学研究都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
对待历史的严谨性也在不断地提高。
从中国古代的二十四史中，我们能看出来中国古代史学家仍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同天地联系在一起、历代王朝的兴衰都必然归属于上天安排，从而给政权建立合法合理的依据。
阅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我对待历史的严谨有了更深的看法。
钱穆先生在序言中就说到：“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
”从中可以了解到，钱穆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于历史考据的强烈责任感。
这种责任感源于史学研究者内心对史实的尊重和对自己学术的严格要求。
同时，这本书开头就给我们历史学子讲述了研究历史的入手途径。
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是近代新史学的创始人，这一时代是学术古今变迁，中西文化开始大交流、大碰撞的时代，新史学在此时代应运而生，而每一个学科的成立都要求其方法论体系的建立。
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是近代史学转型期的一部名著，自它以后，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著述层出不穷，可见梁氏此书对于近代新史学的深远影响。
史学是梁启超学术的中心，林志均在《饮冰室合集》序中说到：“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有其坚密自守在，即百变不离史是已。
”梁启超史学著述颇丰，包括《戊戌政变记》、《中国史叙论》、《新史学》、《李鸿章传》、《王安石传》、《辛稼轩先生年谱》等，以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晚清学术概论》两部学术史名著，而史学的导论性著作，即这部《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据陈引驰先生为其作的序中而言：“《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梁启超在天津南开大学的讲义，时在一九二一年，次年商务印书馆印行出版。
这部说是梁氏史学的绪论性文字，原拟作为《中国文化史》的导引：一九二一年底在《改造》上陆续刊出时，在《中国文化史纲》题下标作‘篇首《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年初版也以‘《中国文化史稿》第一编’为副题，今《自序》中所称‘〈史稿〉’即指此而言。
因此，它可以说是梁启超史学观的集中展现。
”《近代史学转型期的一部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序》从中可窥见此书产生之源流。
全书分为六章，并自序和附编，自序简言其著书之原因极其历程，第一章写史之意义及其范围，第二章写过去之中国史学界，第三章写史之改造，第四章说史料，第五章写史料搜集与鉴别，第六章写史迹之论次，附编写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
就如梁启超在序言中所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文化学术的变迁也成为一种必然，“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随之产生的新史学的任务，就如梁启超在本书序言中所论述到的那样：“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史学观一.梁启超与《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成书1.《中国历史研究法》创作的时代背景《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梁启超的著名代表作，同样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独具代表性的作品。
梁启超（1873-1929年），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
跟从康有为学习，倡导维新变法，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
变法失败后，潜居国外，在日本创立《新民丛报》等。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等职。
后又与蔡锷等组织护国军讨袁。
再后弃政治，治学术，在清华大学任教且著述不辍，临终前还为辛弃疾做年谱。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杰出的史学家，他不仅致力于具体的历史研究，而且很早就重视史学理论的探讨，写出了大批史学理论著作。
他在1921年在南开大学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1926年至1927年在清华研究院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都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经典著作。
梁启超对于中国的近代历史发展有着深厚的民族感，他积极参与救亡图存，不断向前发展，努力践行其方向，写作《中国历史研究法》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救亡图存，为了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性问题。
这部著作，可以说是梁启超在知识和学术上的的重要积淀，更是他不断为中国的发展积极努力地探索，具有深远的意义。
2.《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主要内容与简介梁启超于1921年在南开大学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有21万余言，共六章。
第一章详细论述了史的定义、意义和范围；第二章回顾、评价了中国的旧史学；第三章分析如何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第四、五章专谈史料学；第六章则阐述史实上下左右的联系。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在《总论》部分论及修史的目的、史家四长，概说五种专史；在《分论》部分则详细论述了各种专史的体例、特点和撰修方法。
梁启超认为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之生命极短，人类社会之生命极长，社会常为螺旋形的向上发展。
梁启超从历史的发展中看到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连续性，是进化论的革命论者，他从历史的方面深入研究这种连续性的活动如何构成了历史，尤其是研究对象，这种空间上含孤立性，时间上含偶然性的活动，皆非史的范围。
《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笔记我国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先生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所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我国最早的具有史学概论性质的著作,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具有很大影响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论专著。
拜读完此书,为梁启超先生渊博的知识所深深地折服,对史学的概念有了大体的了解。
第一章史的意义及其范围何为历史,何为历史学,这是我们不曾考虑过的问题,直到《史学概论》这门课程的出现。
然后梁公告诉我们:“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
”首先,历史是人类全体或其大多数人创造的,而不是个人所为,所以它的性质是社会的而非单独的;复次,人类社会的活动必须是连续不断的,因为社会是螺旋形的向上发展的;再次“凡活动,以能活动者为体,以所活动者为相”,所以凡是能活动的事项,能使人类的情感、理智、意志产生的事项都是历史的范围;再次,社会活动成就的取得全社会人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其中既包括重要的英雄式人物的作用,也包括小市民的作用,而且活动之间因果关系是特别不容忽视的。
最后,现在史家做史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为统治者服务,而是使国民知道现在的生活与过去的、未来的生活之间的休戚关系,从过去的生活中吸取经验教训为现世后世所用。
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通过这章,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就会有整体的印象。
诗歌、《易》、《诗经》是史的最初体裁。
中国的各种学问中,史学最发达,这和史官建置沿革之早与职责之崇是分不开。
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他做《史记》开创纪传体。
“《史记》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八书详记政制,蜕行于《尚书》,十表稽牒作谱,印范于《世本》。
其世家、列传,既宗雅记,亦采锁语,则《国语》之遗规也。
”断代为史,始于班固的《汉书》。
与纪传体并峙者为编年体,陆贾之《楚汉春秋》、荀悦《汉纪》(现存新编年体之第一部书)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
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纪事本末体。
政书有《通鉴》、《通典》。
从中国历史研究法看梁启超的史学思想xx年xx月xx日CATALOGUE 目录•引论•中国历史研究法概述•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形成背景•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内涵及影响•梁启超史学思想对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贡献•结论01引论研究背景与意义梁启超在中国史学上的重要地位探究梁启超史学思想的意义和价值20世纪初中国史学界的发展和变革研究目的全面了解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及其影响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梳理、理论分析、案例研究研究目的与方法研究内容从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角度，分析梁启超的史学思想研究结构分为引言、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正文又分为多个章节进行详细阐述研究内容与结构02中国历史研究法概述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以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及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以指导现实社会的一种科学方法。
含义中国历史研究法具有独特的学术品格和特点，它以中国传统史学为根基，注重将历史研究的成果与现实社会相结合，强调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和沟通。
特点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含义与特点古代史学方法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古代史学方法经历了多个阶段，从《史记》的纪传体通史到《资治通鉴》的编年体通史，再到清人考据学的历史研究方法，不断发展完善。
近现代史学方法的转型和创新近现代中国史学方法发生了转型和创新，以胡适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强调科学精神和证据意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批判性史学方法则注重揭示历史事件背后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动因。
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发展历程中国历史研究法的现实意义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中国历史研究法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可以推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历史研究法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可以总结经验教训，为当代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和指导。
03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形成背景梁启超（1873年-1929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思想家、学者和政治家，曾积极参与戊戌变法，推动近代中国社会和政治变革。
从《中国历史研究法》看梁启超的史学思想摘要：《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由20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在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授课时的讲稿改编而成。
在这部著作中梁启超论述了史的目的及意义、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中国传统史学、史学改造、几种专史的做法等，充分反映了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该著作不仅在当时对转型期的中国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对当今的历史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史学思想上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在西方思潮的大力冲击下，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体系日渐解体，新的文化体系尚未确立。
中国学术界也进入了转型期。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各学术领域的学者们在接受传统教育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的学术思想，力求改造传统文化使其能适应时代需要，在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中得以传承。
梁启超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在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先进的史学思想，形成了新的史学观并成为中国新史学的积极践行者。
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在其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得到充分反映。
一、《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的主要内容《中国历史研究法》是1921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这门课整理的讲稿。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则是1926年10月到1927年5月梁先生在清华大学所作的演讲。
前者主要论述了史学的意义及范围、中国传统史学、史学改造、史料的搜集与鉴别等，偏重史学理论；后者主要论述了史学目的、史学家的“四长”、两种专史的做法，偏重史学方法。
概括而言，这两部著作的内容主要分以下几部分：1. 史学的目的、意义与范围。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界定了史学研究的范围：“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
”①同时指出中国史研究的目的有：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推求其保存盛大原因，察其有无衰败之征；说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汉族与其他民族的调和冲突及其结果等。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对现代教育历史研究方法的启示一、本文概述《中国历史研究法》是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的一部重要著作，它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方法和路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为后世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本文旨在探讨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提出的历史研究方法对现代教育历史研究方法的启示。
我们将首先概述《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主要内容和梁启超的历史研究观点，然后分析这些观点如何与现代教育历史研究方法相结合，最后探讨这些启示对现代教育历史研究实践的意义。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强调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系统性和批判性。
他主张历史研究应以事实为基础，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分析和解释，同时要具备系统的历史观，将历史事件置于宏观的历史进程中考察。
梁启超还强调了历史研究的批判性，认为历史研究不仅要揭示历史的真相，还要对历史事件进行价值判断。
现代教育历史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与梁启超的观点相契合。
现代教育历史研究注重实证研究，强调以事实为基础，运用科学方法进行数据分析。
现代教育历史研究也注重历史事件的系统性，将历史事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考察。
现代教育历史研究也关注历史事件的批判性分析，旨在揭示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和影响。
因此，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提出的历史研究方法对现代教育历史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通过对梁启超历史研究观点的分析和探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现代教育历史研究方法的内涵和特点，同时也能够为现代教育历史研究实践提供有益的指导和借鉴。
二、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主要观点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不仅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更是对现代教育历史研究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
梁启超在该书中明确提出了其关于历史研究的主要观点，这些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极高的指导意义。
梁启超强调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指导现实，他认为历史研究不是简单地记述过去，而是要通过对历史的深入分析和理解，为现实社会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中国历史研究法》——钱穆中国历史悠久，丰富多彩，从远古时代的黄河文明到现代社会的崛起，都是值得研究的主题。
而如何进行有效的历史研究，是每一个历史学者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在此，本文将为大家介绍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旨在指导读者如何进行深入的历史研究。
一、研究方法的建立钱穆认为，研究方法的建立是历史学者重要的工作之一。
建立研究方法必须经过以下几个步骤：1、对史料的整理；2、对史料的分类；3、对史料的系统化整合；4、对史料的解释和说明；5、对史料的评估和判断。
这个过程可以简化为3个阶段：收集材料、整理材料、分析材料。
其中，整理材料和分析材料是研究方法的核心部分，它们决定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因此，在研究历史时，我们需要具备归纳总结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以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二、分类思想的运用钱穆在研究历史时，非常重视分类思想的运用。
他认为，历史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涉及到许多方面的内容。
因此，我们必须对历史进行分类。
通过分类，可以更好地把握历史的发展和变化，更好地理解历史事件的本质。
钱穆在分类思想的运用上，主要采取以下几个方式：1、用时间作为基本分类法，将历史事件划分为不同的时期；2、用主题作为基本分类法，将历史事件按照不同的主题分别进行研究；3、用地域作为基本分类法，将历史事件按照不同的地域分别进行研究。
通过以上分类法，可以更好地把握历史的发展和变化，描绘出更为全面的历史画卷。
三、考古学的应用在历史研究中，考古学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辅助工具。
考古学的应用可以补充历史文献的不足之处，弥补历史史料的空缺。
因此，在进行历史研究时，我们不能忽视考古学的重要性。
在考古学的应用上，钱穆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方式：1、充分利用历代遗存、文物、建筑等实物；2、利用考古发掘等手段，发现新的历史资料；3、对考古资料进行综合分析，揭示历史的演变和变化。
通过上述方法的运用，钱穆在历史研究中取得了许多创新性的成果，对后来的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姓名：刘东兴学号：201121010156专业：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梁启超先生乃戊戌变法的政治领袖、国学大师和中国史学大家。
读起书收获的不仅仅是历史的知识，还有透过书籍传达出的大师的风范。
梁先生讲坛之上熠熠的身影，娓娓道来的漫谈，仿佛真实的出现在我的面前。
《中国历史研究法》成书于1922年—1927年，是梁启超学术演讲的汇编。
包括中国历史研究法，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三个部分。
书中梁先生详细的为我们讲述了史的意义和范围，旧史学和新史学，史料的搜集和鉴别专题史如何做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使我真正的感觉到，似乎我不是在读书，而是在听梁启超先生循循善诱，不厌其烦的为我上课。
我是在和梁先生对话。
其实我在看之前是有很多疑问的，历史是什么？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怎样研究历史？开篇梁先生提出：“史者何？记录人类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
”随后在补编中进一步说：“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
”可见历史是在求真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发展赋予其新意义，以供现代人借鉴。
历史是否存在因果律呢？梁先生随后说到：“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
”（P126）历史现象可以确认为进化者有二：一、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
二、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
只有从这两点观察，我们说历史是进化，其余只好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
但只须这两点站得住脚，那么历史进化说也尽够成立了。
（P128）梁先生认为历史是进化的，是基于进化论看历史现象和历史的发展的。
我进一步要问历史发展到底是什么推动的？马克思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而英雄史观，则认为英雄人物创造了历史。
《中国历史研究法》简评《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学术著作，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历史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该书由王国维先生在20世纪初撰写，是中国历史学研究的经典之作。
在书中，王国维先生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为历史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首先，《中国历史研究法》强调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
王国维先生认为历史研究必须以科学的态度进行，不能够凭借主观臆断或偏见得出结论。
他强调历史学家必须对历史事实进行客观、全面、准确的考察，以求真理。
这种科学的态度无疑提高了历史学的研究水平，打破了朴素的历史观念，提高了历史研究的权威性和可信度。
其次，《中国历史研究法》提倡了历史研究的综合性。
王国维先生认为历史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其中一特定的领域或视角，而是要进行全面的、多角度的考察。
他提出了“广泛比较法”、“历史学与文学、艺术的关系”等概念，强调了历史研究应该和其他学科进行交叉和综合，以丰富和深化对历史问题的认识。
这种综合性的方法使得历史研究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历史真相，更好地理解历史的变迁。
此外，《中国历史研究法》还强调了历史研究的系统性。
王国维先生认为历史研究不能仅停留在纷繁杂乱的历史事实上，而是要通过比较、总结和归纳，建立起一套有机的历史体系。
他强调历史学有其独特的科学体系，包括历史的起源、发展、演变等方面，通过系统性地研究这些问题，才能够深入理解历史的本质和规律。
这种系统性的方法使得历史研究能够更好地进行深入探索，并形成有力的理论支撑。
最后，《中国历史研究法》还强调了历史研究的实证性。
王国维先生认为历史研究不仅仅是纸上谈兵，而是要通过充分的实地考察和实证材料的收集与分析，对历史问题进行研究。
他提出了“寻访实证”、“资料整理与利用”等概念，强调了实证是历史研究的基石。
这种实证性的方法通过丰富的实证材料，能够更加准确地还原历史事实，增加了历史研究的可信度和说服力。
总之，《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著作。
大众文艺28摘要：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新史学”和“史界革命”的先行者。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他史学理论的代表作之一，在本书中梁启超对旧史学的六大批判、对史家修养的重视以及治史的多维视角深刻体现出他的新史学思想。
梁启超对新旧史学在理论和方法的思考对今日的历史研究依然具有十分积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梁启超；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
他学识渊博，著述丰厚，以多种姿态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他是戊戌变法期间的政治家，是同顽固派论战的宣传家，是积极鼓动亲身参与“诗界革命”和“小说革命”的文学家，他亦是倡导“新史学”、“史界革命”的史学家。
梁启超对于“新史学”、“史学革命”的呼吁可追溯到1901年和1902年，其时，梁分别发表了《中国史绪论》和《新史学》，斥责封建史学有四弊二病: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1。
他厘清新旧史学的界限，毅然站在新史学的崖端。
廿载过后，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从嫩芽萌生终至渐成体系。
1921年和1926年，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相继出炉，这两部书成为梁启超史学理论的代表作。
斯人已逝，然其著作犹在，故其思想不朽。
后人陈其泰称梁“以丰富的著述，代表了传统史学的终结和近代史学的开端”2，充分肯定了梁启超在史学方面的继往开来的卓越贡献。
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究竟面貌若何，通读《中国历史研究法》或可略知一二。
一、对旧史学的六大批判梁启超既然高举新史学的大旗，则必然攻击旧史学的营垒。
早在1902年的《新史学》中，梁启超就已经提出封建史学的四弊二病，在本书中，梁不吝笔墨，在对旧史学酣畅淋漓的嬉笑怒骂当中，对当年的观点加以丰富、扩展和延伸。
首先，从体例的编排来看，梁指出，旧史学的一大弊病是被肢解得支离破碎，体无完肤，不成体系，“恰如下等动物，寸寸断之，各自成体”3。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引言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秉钧，号百工，是近代中国的杰出政治家、学者和革命家。
他致力于推动和引领中国的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并对中国历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梁启超提出了独特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从多个角度审视中国过去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以期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本文将介绍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包括他的研究思路、方法和应用，以及对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影响。
思路与方法多元视角梁启超的研究方法强调从多个视角来审视中国历史。
他认为，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需要综合考虑。
因此，他研究历史时注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的交织关系，以揭示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和影响。
比较分析梁启超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将中国历史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进行对比。
通过比较研究，他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从而发现中国历史发展中的规律和趋势。
他的比较研究涉及了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对比，为中国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文献研究梁启超非常重视文献的研究。
他深入研究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史料，包括政府文书、史书、家族档案等。
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细致分析和比较，他能够还原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并对历史进行科学解释。
梁启超的文献研究不仅丰富了中国历史的资料库，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理论探索梁启超对中国历史有着独特的理论观点。
他关注中国历史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变革，并通过理论探索揭示了中国历史的动力和演变过程。
梁启超的理论研究不仅为中国历史的解释和理解提供了新的角度，也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
应用与影响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对后来的学者和研究者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的思路和方法被广泛应用于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并对学界的研究方向和问题提出了新的挑战。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激发了学者们对中国历史的兴趣和热情，推动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
他的思想也引起了学界对中国历史的重大议题和关键问题的深入思考，例如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
《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中华书局2009年5月版。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梁启超，中华书局2010年1月版。
《历史研究法历史教授法》，何炳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版。
《中国历史研究法》，钱穆，三联出版社2001年6月版。
《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版
《史料与史学》，翦伯赞，北京出版社2011年6月版。
《治史三书》，严耕望，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版。
《中国文学史料学》，潘树广、涂小马、黄镇伟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2月版。
《新文学资料引论》，朱金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10月版。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谢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版。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刘增杰，中西书局2012年3月版。
《智慧课堂：史料教学中的方法与策略》，何成刚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语文教育研究方法》，徐林祥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版。
《语文教育评价》，魏本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版。
《语文学科教育前沿》，李子健、倪文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5月版。
《新文学考据举隅》，朱金顺，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发现的愉悦》，陈子善，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版。
《新文学资料丛话》，朱金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解志熙，中华书局2009年4月版。
《春明读书记》，赵国忠，花城出版社2011年1月版。
《现代作家佚文考信录》，刘涛，人民出版社2012年7月版。
《沉香谭屑——张爱玲生平与创作考释》，陈子善，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3月版。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甲、乙、丙），陈荒煤任主编，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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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徐乃翔、钦鸿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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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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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我先生报业数位典藏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