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协整分析及格兰杰因果性检验的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资本外逃关系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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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学现代农业科技2010年第15期中国连续多年一直是世界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令世人瞩目,巨额的外资对刺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产业结构的提升起到不小的作用。
但与此同时,中国资本外逃现象也很严重,并对中国经济、金融的稳定起到不小的负面作用[1-4]。
因此,研究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资本外逃的关系成为本论文关注的焦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学界在对资本外逃动原因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也试图从实证角度研究资本外逃的影响因素。
卡丁顿(Cuddington,1986&1987)为了从计量经济分析的角度获得引起资本外逃的主要诱因,他基于标准的资产组合调整模型(Johnson,1976;Purvis,1978),建立了以国内利率、外国利率、本币预期贬值率以及外债增量4个变量为解释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委内瑞拉等8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OLS分析。
米基卡尔森(Mikkelsen,1991)采用时间序列与截面数据相结合的计量经济模型,应用22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以银行存款相对预期收益率、GDP增长率、对外公债数量、贸易额占GNP比重、新增外债占GNP比重等为解释变量进行计量分析。
此外,还有弗里科斯与桑切兹(Felix and Sanchez,1987)、库奈萨(Conesa,1987)、杜利(Dolley,1988)、博斯(Boyce,1988)、帕斯托(Pastor,1990)等也分别采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影响资本外逃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目前,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本外逃的关系在国际上存在2种观点:Cuddington(1987)认为,在外商直接投资和资本外逃之间存在负相关,即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增加会带来资本外逃的减少;Dooley(1987)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和资本外逃之间成正相关,即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增加会带来资本外逃的增加。
国内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主要有韩福荣(2005)、杨海珍(2001)、胡景芸(2003)等,其中胡景芸(2003)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本外逃二者之间是成相关关系[5]。
本论文的研究结构主要是这样安排的,首先陈述我国资本外逃的现状,然后对资本外逃与外商直接投资这2个变量进行协整分析。
然后再对形成二者关系的原因进行阐述,并给出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1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和资本外逃现状目前,国际上对资本外逃的测算方法有直接法、间接法和综合法3种,其中间接法的测算方法比较贴近实际,包括世界银行法、摩根保证信托公司修正法和克莱因修正法[6-7]。
本论文中的数据将这几种方法得到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资本外逃数值。
从表1可以看出,1992年以前,随着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资本外逃数额也相应增加,二者呈现出明显的同步性;但在1992—1998年,虽然外商直接投资数额仍在逐年增加,但资本外逃却呈现出波动性大的特点,有些年份资本外逃上升,有些年份则下降;1998年以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也出现了短期的波动,主要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和人民币贬值的预期,这一阶段资本外逃的波动幅更大,无明显规律可循,表现出明显的投机性。
2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本外逃协整关系研究为了描述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本外逃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首先对这2个因素进行单位根检验然后进行协(亿美元)表11982—2007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DI)和资本外逃(CF)额年份外商直接投资(FDI)资本外逃(CF)1982 3.919.11983 5.411.4198412.645.7198516.623.6198618.7 6.7198723.155.6198831.957.1198933.98.9199034.9110.9199143.795.11992110.1247.41993275.2224.91994337.7151.11995375.2269.81996417.3227.51997452.6501.61998454.6838.91999403.2631.82000407.2367.42001468.8182.62002527.4102.52003535.1190.52004606.3-388.02005603.3646.62006630.21073.62007747.7353.1基于协整分析及格兰杰因果性检验的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资本外逃关系探析黄卫红(广东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经贸学院,广东广州510225)摘要中国既是引资大国,也是逃资大国。
介绍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和资本外逃现状,在此基础上,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和资本外逃进行了协整检验,同时给出了误差修正模型;阐述了形成二者关系的原因,进行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外逃;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性检验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739(2010)15-0382-03作者简介黄卫红(1967-),女,江苏南京人,硕士,副教授。
研究方向:农村金融与国际金融。
收稿日期2010-07-07382整回归,并对残差e t进行平稳性检验,最后设立误差修正模型(ECM),以考察短期内两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
2.1模型估计方法2.1.1变量设置。
设FDI=我国外商直接投资,CF=资本外逃。
为消除序列的异方差,定义2个变量的自然对数形式,得到新序列ln CF t和ln FDI t。
2.1.2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DF(Dickey-Fuller)检验。
运用EVIEWS软件进行检验发现ln CF t和1n FDI t这2个变量都是非平稳的,但是通过对ln CF1和ln FDI t这2个变量的一阶差分进行检验,发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序列和Δln CFt 和Δln FDI t都是平稳性序列,即ln CF t和ln FDI t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由于2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可以进入协整回归阶段。
2.1.3协整回归。
设立协整方程如下:ln CF t=α+β1n FDI t+εt(1)式(1)中,εt为随机扰动项,α和β分别为截距和待估计的斜率参数。
运用OLS发进行协整回归,得:ln C赞F t=1.3447+0.7280ln FDI t(2)(2.8720)(7.8529)R2=0.7283DW=1.78492.1.4e t平稳性检验。
用(2)式的残差再次运用单位根方法进行平稳性检验,得到Δe赞t=-0.8943e t-1(3)(-4.2280)R2=0.4439DW=1.9947由于tδ=-4.2280在显著性水平α=0.05时拒绝非平稳的原假设,所以e t是平稳的。
这意味着ln CF t和ln FDI t这2个变量之间是协整的,它们之间确实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即(2)不会产生伪回归结果。
2.1.5误差修正模型(ECM)估计。
首先设立误差修正模型:Δln CF t=α0+α1Δln FDI t-λe t-1+V t(4)V t是随即扰动项,模型估计结果为:Δln C赞F t=-0.1459+1.1567Δln FDI t-0.9224e t-1(5)(-0.6928)(1.9373)(-4.1302)2.2模型结果分析式(2)的回归系数为0.7280,它的T统计量为7.8529,意味着在显著性水平为1%的情况下都可以拒绝β=0的原假设,说明在长期中外商直接投资和资本外逃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式(5)则反映了上述关系的短期波动,因为斜率系数α1是显著的,说明了外商直接投资的短期变动对资本外逃存在着正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资本外逃就会增加1.1567%,资本外逃速度超过了外商直接投资的速度。
而误差修正模型(ECM)的短期调整系数λ也是显著的,说明每年发生的资本外逃与其长期均衡值的偏差有92%(0.9224)被修正。
3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本外逃的协整关系成立的原因我国正常的外商直接投资时一种长期投资,对外商是有合同约束的。
而资本外逃意味着资金逃跑具有即时性特点,这里就存在合同约束和灵活抽逃的矛盾,也说明外逃出去的资金并非正常签署了合同的外商直接投资,而是另有来路。
在正常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里必然含杂了一些不正常、不真实的外商直接投资,这里称这部分资金为虚假的外商直接投资。
尽管虚假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无法准确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额越大,混迹于其中的虚假外商直接投资也越多。
因为虚假外商直接投资往往是借外商直接投资的名义来操作牟利的。
3.1虚假外商直接投资盛行的国内原因3.1.1我国对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存在差别待遇。
外资企业在税收、外汇管理、产业政策、土地使用、出资待遇乃至市场准入方面都享受到“超国民待遇”,这就使国内企业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于是出于利益考虑,内资企业就将资本外逃到国外,进行穿衣戴帽和包装,摇身变为外商投资企业再以外资企业的身份来享受国内的“两减三免”等一系列优惠政策,这就形成先资本外逃和后外商直接投资,再将“外资”利润汇出(抽逃资金)这样一种迂回的资金流动。
虽然近年来政府给予外商的优惠程度和优惠项目有所减轻,但是仍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对外资的优惠。
3.1.2各地政府存在不健康的政绩观。
很多地方政府把招商引资作为一项任务指标层层下达给各个部门,并明确制定了奖惩措施。
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和个人在政绩考核任务的压力和招商引资奖励政策的激励下,即使明知是“假外资”项目也一路开绿灯放行,甚至出现纵容和鼓励辖内企业非法购买外汇资金去境外注册。
3.2虚假外商直接投资盛行的国际条件中国每年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四大自由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群岛、毛里求斯。
《2006年中国外商投资报告》指出2005年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群岛这三大自由港对中国投资实际资金来源中,来自中国内地5.50亿美元,占4.46%;来自中国香港60.16亿美元,占48.83%;来自中国台湾有41.92亿美元,占34.02%,来自这三地的资金占3个自由港对华投资总额近90%。
这几个自由港对外资方面有着极为灵活、优惠、便利的政策,在资金流动、外汇管制、开业注册方面都很松,缴纳的税费很低,甚至不用交纳公司税、所得税、利润税、资产税等税项,也没有注册资本印花税。
公司也无须每年提交公司账册或做周年申报,无须每年召开董事会等。
这为中国内地企业注册为外资企业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成本低、便捷、隐秘。
此外,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拥有自由的经济体系、低税率及完善的基础设施。
由于内地与香港关系紧密,使得中国大陆企业更加容易在香港投资,而中国内地对香港来内地企业有很多政策优惠,很多内地企业纷纷通过各种途径使资本流向香港,通过在香港注册上市,然后反过来投资于内地,再选择合适的时机往海外抽逃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