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近代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社会发展近代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社会发展是一个曲折而复杂的历史过程。
从1895年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强行割让台湾开始，到1945年二战结束时台湾恢复中华民国统治，这段时间里，日本对台湾进行了长达50年的统治。
这段时间里，台湾经历了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迁和冲击。
本文将从社会、经济和教育等方面论述近代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社会发展。
首先，近代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殖民统治初期，日本加强了对台湾的行政管理和社会控制。
他们通过引进现代化制度、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产业等手段，推动了台湾的现代化进程。
例如，日本在台湾修建了铁路和港口，加强了交通运输和贸易发展。
这为台湾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契机，也改善了台湾民众的生活条件。
其次，近代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日本统治下，台湾经济由传统农耕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型。
日本殖民政府通过改良农业、引进种植业和工业技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手段，促进了台湾产业结构的转变。
他们大量引进西方现代化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了台湾的工业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台湾的制造业、制糖业、纺织业等迅速发展，成为亚洲地区的重要经济中心之一。
然而，近代日本殖民统治带来的经济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日本对台湾的统治主要是为了满足本国经济利益和军事需求，台湾被视为资源和市场的延伸。
殖民统治下，日本政府将台湾作为经济开发和农业生产的后方基地，进行大规模的资源掠夺。
例如，台湾的林业资源被大量开发，导致森林资源枯竭，环境恶化。
此外，殖民统治还导致了土地集中、农民贫困等问题。
另外，近代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的教育体制和文化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湾实施教育改革，推广日本的教育制度和文化价值观。
他们建立了以日本为标杆的教育体系，派遣日本教师到台湾教育机构任教，并强迫台湾居民学习日语和日本文化。
这导致了台湾的教育体系和文化传统受到了严重扭曲，也引发了台湾居民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抵制情绪。
第一章台灣的領有台灣因其天然資源與地理位置，在重商主義時代與19世紀末的帝國主義時代被各國爭奪，兩次都與日本有關。
台灣政權變更:荷蘭：1624~1662 鄭成功：統治23年清朝：1683（康熙22年）~二百一十二年1840.中英天津條約開部分港口為商埠日本：1985（明治28）中日甲午台灣及澎湖一．重商主義時代16、17世紀，西歐各國因國家統一就緒，資本逐漸發達而成商業資本形態而進行殖民活動。
當時台灣為荷蘭所殖民。
他們一貿易的利益為目的，同時為鼓勵生產大力拓展農業，致使人口增加、生糖貿易大為發展。
日本早在戰國時代末葉。
倭寇即以武力佔領台灣多地，荷蘭統治台灣時亦不服從。
在德川幕府鎖國后才與台灣斷絕。
（日本由於西葡的到來以及豐臣、德川統一的餘威積極發展海外勢力，外形上走重商主義道路。
因其資本軍備實力難抗外國而鎖國。
）二．帝國主義時代19世紀後半，英美德法都與台灣有接觸，都在在排斥日本的永久佔領。
同一時期，日臺都承受歐美列強的壓迫，導致台灣有劉銘傳改革行政與軍備，日本明治維新。
中日甲午戰爭時，日本雖已有近代經濟機構的形態，但金本位制度尚未實行，資本不充足，本國利息高使資本不易在殖民地投資，靠政府計劃于保護獎勵才推行殖民主義發展。
由於日本當時的經濟實力未達到資本主義高度發展階段，清日戰爭是國民主義戰爭還是帝國主義戰爭難以說清。
只是在歐美李強帝國主義掠取領土的漩渦中，日本占有台灣，才使這種占有又累帝國主義的色彩。
日本雖尚未具備帝國主義實質，卻已有其形態意識。
因甲午戰爭獲取台灣，不能單純視為國民戰爭。
應為非帝國主義的帝國主義嘗試。
第二章台灣的資本主義化德國不掠奪台灣理由：缺少良港、人口稠密、內有“蠻族”，不宜殖民；面積大，對法國不易防禦。
李鴻章在馬關條約讓日本放棄台灣的理由：匪亂難清，吸食鴉片之習難除，氣候惡劣，生番（原住民）獵取人頭。
但日本卻在十年統治間改善台灣各方面。
經濟上，靠1904年幣制改革，1905年土地調查，1908年縱貫鐵路，基隆、高雄筑港成功使台灣經濟急劇發展，資本主義化進展迅速。
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２期·党史资料·LMNOPQRSTUVJW臧 运 祜 从１８９５年６月１７日到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５日，日本对台湾实施了长达５０余年的殖民统治。
其间，日本的殖民统治，因内外情势变迁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其方式与策略也有所差异。
关于日本在台湾５０余年的殖民统治，台湾学界已进行过较多的研究；最近１０多年来，中国大陆的台湾史学者们也进行过诸多的个案与专题式研究①；日本学界在战后开展研究较早，且有关专题研究成果较多②。
但总体而言，宏观性的历史总结与探讨仍显不足。
本文拟在参考与引证海峡两岸及日本学界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研究之研究”的方式，从四个方面论述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的历史特征。
一、总督独裁的严苛政治台湾因《马关条约》而被割让后，日本政府任命的第一任台湾总督、海军大将桦山资纪，于１８９５年６月１７日在台北开设台湾总督府，并以此作为“始政”，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
日据时期，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的政治层面上，推行总督独裁和严刑峻法的严苛统治方式。
（一）总督独裁“总督独裁”可谓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在政治体制上最为显著的特征。
日本统治台湾５０余年，前后共计１９任总督，虽然大致经历了军政———民政———军政三个不同的阶段，但总督在任何阶段都拥有绝对的权力③。
无论武官总督还是文官总督，都是集立法、行政、司法和官吏任免诸权于一身的高度集权的独裁者，掌握着对台湾人民的生杀予夺大权。
在台湾人民反抗尚未敉平的时候，日本殖民者就依照１８９５年８月６日大本营制定的《台湾总督府条例》，对台实行“军政”统治。
该条例规定：台湾的立法、司法、行政大权，皆由台湾总督总揽。
台湾总督颁布的“军令”成为本时期治理台湾的法源。
④据此，当时作为最高军事长官的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握有上述权力的最高统治者。
继实施了８个月的“军政”之后，１８９６年３月３０日，日本议会颁布法律第６３号（史称《六三法》），标志着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从此进入所谓“民政”时期。
台湾地区高中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 以日据时期台湾殖民经济为例■ 孟茹日本在台湾地区的殖民统治始于1895年，长达50年。
台湾地区高中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日据时期殖民经济的表述，在国民党和民进党执政的不同时期有所差异，影响着台湾民众对日本及中国大陆的认知。
日据时期台湾殖民经济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95—1904年)现代化基础建设；第二阶段(1905—1930年)农业改革和米糖经济；第三阶段(1931—1945年)战时体制的工业化建设。
当前，祖国大陆学界对日据时期殖民经济研究成果丰硕，但多是从实证的角度，揭示殖民经济殖民性本质。
如周翔鹤的《日据时期台湾工业化评析》，通过对比分析日本和台湾的国民经济构成，指出日据时期台湾经济是典型的殖民地经济；曾润梅的《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发展刍议》，驳斥了日据时期殖民经济促进台湾现代化的认识；王键的《“米糖相克”与总督府米糖统制——日据后期台湾殖民地农业之初探》，通过对日据时期台湾米糖产业发展，总督府处理米糖相克问题措施的分析，揭示了日据时期经济政策掠夺性的目的；于彤的《日本统治下的台湾金融业》，通过对日据时期货币制度的分析，指出金融业是日本榨取台湾经济的工具。
笔者试图通过分析台湾地区高中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日据时期殖民经济的表述，深化对台湾地区教育史、政治史、社会史的认识。
一、日据时期殖民经济的表述差异李登辉执政时期陈水扁执政时期马英九执政时期现代化基础建设土地、林野调查。
土地改革与林野调查是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也是日本加强控制、掠夺台湾资源的重要手段。
货币金融。
1904年，初步完成基础建设，包括关税、度量衡、货币与日本的整合。
交通建设。
除修筑各式道路外，纵贯铁路完工及基隆港两期的筑港整建工程、高雄港第一期筑港工程，对台湾的交通发展大有助益。
土地、林野调查。
开启日本财阀投资坦途，加速产业开发，达成台湾财政自给自足。
货币金融。
设立台湾银行，为台湾第一个现代化金融机构，负责统一币制。
台声TAISHENG “不能忘记台湾人民反殖民的历史乃—一“日据时期台湾历史图文巡回展”走进新北市■柴逸扉补立极近日，“反殖民与台湾光复：日据时期台湾历史图文巡回展”第32站在新北市芦洲区芦洲李宅举行。
台湾抗日志士及亲属、部分专家学者和普通民众一道出席开幕式。
有关专家表示，整个日据时期的台湾史就是殖民与反殖民的斗争史，期待台湾民众通过图文展了解历史，继而理解现在、走向未来。
本次展览由辜金良基金会董事长、知名作家蓝博洲策展，展出珍贵图文史料150帧以上，具体呈现1895年至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的50年间，台湾人民在各个时期的反抗行动与牺牲。
蓝博洲说，这场展览办在台籍抗日将领李友邦先生的故居，意义很特别。
观众不仅可以看到他所准备的图文资料，也能实地感受李友邦将军活跃在抗日前线、号召台胞共同为抗日救国而奋斗的家国情怀。
他期盼两岸人民能够通过共同理解历史，进而解决历史遗留的台湾问题。
李友邦先生遗孤李力群表示，芦洲李宅兴建于1895年，这一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后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台湾日据时期的家庭（资料）活动现场，策划者蓝博洲向观众介绍台湾日据时期的悲惨史实条约》，李氏先祖愤而辞官来到芦洲落户。
李友邦先生于1906年出生于芦洲李宅，1924年因不满日本殖民统治，潜渡大陆进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在国共合作期间加入抗日行列。
“父亲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光复台湾’，台湾义勇队与少年团的军服上就刻着’复疆’二字。
”李力群说。
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会长、屏东佳冬萧家抗日志士后代萧开平医师在发言中讲述了家族抗日的历史以及台湾青年潜渡祖国大陆参加抗日的历程。
他说，这些真实的历史与精神，在被政治人物的有意操弄中被台湾人忘记了。
人不能忘记历史。
这个巡回展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重拾记忆。
本次展览由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辜金良文化基金会、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芦洲李宅古迹维护文教基金会共同主办。
展览持续至5月18日。
加（编辑：靳振国）71。
日本近代教科书的“台湾故事”：殖民论述与殖民记忆作者：谭建川来源：《东疆学刊》2015年第03期[摘要]在日本近代小学教科书中，有不少与台湾有关的内容。
既有歌颂日本亲王在台湾为国献身的故事，也有贬低台湾原住民、将其定位为野蛮族群的内容，还有临死前吟唱日本国歌的台湾少年的故事。
日本人对于这些台湾故事的书写方式，包含着日本人对“台湾”这个他者的理解，同时更包含着他们对于文化的差异对立、优劣等级的自我阐释，反映出国家权力通过教育在确立民族认同过程中的作用与方式。
这些“台湾故事”又以各种形式回溯到台湾社会，导致帝国时代的殖民话语渗入台湾人的集体历史记忆之中，迫使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和历史认知发生深刻变化。
[关键词]日本；教科书；台湾故事；殖民记忆[中图分类号]1313.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5）03-0001-071895年，日本明治政府胁迫惨败于甲午战争的清朝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自此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成为近代日本（通过战争攫取的）第一块海外殖民地。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中，日本人不仅通过剥削和压迫台湾人民获得了大量财富，而且还通过在教科书中编排“台湾故事”的方式，为近代日本建构自我身份与文化认同提供了不少“宝贵”的“民族志”（Ethnography）素材。
正如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所说：“自我理解总是通过对自我以外的其它事物的理解而发生，并包含在与他者的统一与整合之中”，“台湾故事”的可贵之处，便在于日本人通过在国家指令下统一编排且具有广泛共通性的教科书文本，使日本人的“自我理解”在那些蓄意制造的殖民论述中得以成立，并最终成为近代日本建构自我权威与文化优越性的“事实”基础。
并且，这些“台湾故事”又以各种形式回溯到台湾社会，导致殖民主义价值体系和殖民话语渗入台湾人的集体历史记忆之中，甚至为战后台湾民众关于日本的“后殖民想象”提供了重要空间。
一、神格化的人物形象：能久亲王与吴凤在近代日本的殖民扩张时代，教科书作为书写殖民历史、承载民族记忆的重要工具，往往使用隐喻性的叙述方式，塑造出一些具有神格化的形象，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投射出大众文化所接受的殖民主义的政治语境，明治天皇的叔叔能久亲王便是代表之一。
能久亲王全名北白川宫能久（1847-895），伏见宫邦家第九子，1848年被仁孝天皇收为养子。
在明治维新之时，他被奥羽越列藩推举为东武天皇，企图与明治天皇分庭抗礼，后遭萨长联军击败，被软禁于京都。
这样一个明治新政府的逆臣，却在获得特赦之后，在甲午战争过程中摇身一变成为日本最精锐的近卫师团的中将，担任武力攻台的司令官。
1895年5月，能久率军在澳底登陆之后，一路实行焦土政策，犯下累累罪行。
不过，在攻下台南一周后，于嘉义大林被义军重伤，后死于云林莉桐。
能久的故事最早出现在1904年的《高等小学修身书》中，课文写道：“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即中日甲午战争——作者注）之后，台湾变成我国之领地。
可是驻扎于此地的清国将士纠结土民，抵抗我国。
天皇陛下派遣近卫师团长白川宫能久亲王，征伐此地。
台湾气候炎热，交通不便，行军十分困难。
亲王与士兵同甘共苦，依然向前进军。
五个月之后，北方几乎平定，为了击退南方之叛贼，亲王于行军途中不幸患病。
此时军医请求亲王停下养病，然而亲王凛然说道：岂能以一身之故，耽误国家之大事。
强忍病痛继续行军。
亲王病情不断恶化，最终薨去。
亲王为了国家奉献自身，诚为可贵可敬之事。
”同年出版的小学国语教材《寻常小学读本》也以诗歌的形式颂扬其为国献身的“英雄壮举”：“为讨伐坏家伙，殿下率军勇出征”；“亲王不言苦与累，鼓励士兵向前进，终将坏人杀干净，却因重病而离世”。
课文将中国人塑造为“叛贼”、将镇压台湾人民称为“讨伐坏家伙”的书写方式，很明显是美化日本人武力统治台湾的殖民行径的行为。
也正因为出于这样的需求，能久成为此后教科书出现频率最高的日本人之一，而且逐步被赋予超出常人的品格与特征。
例如，《寻常小学修身书》（1920）加入了征伐“逆贼”的细节：“亲王在沙土之上搭设帐篷，在简陋的椅子上休息……以沾着泥的红薯充饥”；“亲王站立在烈日之下，沉着地指挥战斗”；1942年版的《初等科修身》更是虚构了亲王在炮击中须发无损的故事：“亲王在河边面对贼人，飞来的炮弹擦过亲王头顶，落在身旁。
可是亲王有神灵庇护，须发无损，镇静地指挥战斗。
”这种颇具神格化色彩的“英雄”形象，将作为皇室成员之一的能久塑造为“一旦危急，能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的日本人的典型代表，明显表现出编者向儿童灌输忠君爱国道德品质的良苦用心。
也正因为如此，教科书篡改能久在战场上被台湾民众伏击而死的事实，宣称其仅因台湾风土恶劣才身染重病而死。
令人惊讶的是，在日本近代教科书中，居然还有一个被神化的中国人。
1932年的《寻常小学国语读本》描述了名为吴凤的清政府官员以死促使原住民废止猎首习俗的故事。
课文这样写道：“吴凤从任职之时开始，就十分希望能够废止取人头颅的恶俗。
……蕃人向吴凤请求允许他们取人头颅。
吴凤向他们解释说为了祭祀而杀人是不好的行为，因此要求他们一年又一年地向后推迟。
到了第四年，蕃人对吴凤说：已经再也不能等下去了。
吴凤回答道：如果真是那么想要人头的话，明天中午时分，有一个身穿红衣之人路过此地，你们就取他的人头吧。
第二天，蕃人们聚集在役所附近，果然看到一个戴红帽、穿红衣的人路过。
急不可耐的蕃人们立刻便杀死了这个人，割下他的头颅。
可是仔细一看，居然是吴凤的头，蕃人们全都高声哭泣起来。
蕃人将吴凤供奉为神，在他的神像前发誓以后再也不取人头颅了。
于是才有了现在的情况。
”这个故事最早源自18世纪台湾本地传说，在刘家谋的《海音诗》（1855）和倪赞元的《云林县采访册》（1894）所载早期版本中，较为共同的是吴凤被杀之后，家人将其遗言中所说的纸人烧掉，引发诅咒，导致原住民部落瘟疫流行，为了招魂消解怨气，原住民对吴凤行祭祀之礼。
新田宽所编的《小学国语读本原处集成》（1937）如此介绍了“吴凤”课文的原始版本，其中说到吴凤的遗言是：“吴凤半生欲革蕃人馘首之残暴，百方谕说，蕃人却置若罔闻，只能含恨而死。
起诉天灵，降灾殃于蕃社，以解余恨。
”此后“瘟疫四起，每日死者以十计数”，巫师认为“此乃杀害通事吴凤之天谴也，为免殃责，宜将吴凤奉为神灵，并立将来不杀清人之誓”。
可见，吴凤之所以能够阻止蕃人再次杀人，在于其咒怨引发“天谴”，而非其仁义行为感动了着人。
就这个民间传说的内涵而言，它体现出来的是汉族移民与原住民基于土地和生存空间的敌对关系而引发的矛盾，以及从汉人移民立场出发期待用“天谴”的神秘力量来实现“和解”的想象。
而从吴凤被杀的事实本身而言，这种解除矛盾、达成“和解”的美好心愿，在一定程度上以失败而告终。
耐人寻味的是，这样一个强调神鬼感应的中国传说，到了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却被日本人包装成为榜样式的本土人物，并以此来反讽台湾原住民作为被征服者的野蛮和残暴，强调征服者在教化低等文明族群方面“自我牺牲”和“舍生取义”的美德。
政治化的吴凤神话，其功能已经远远超出了清朝的民间传说。
身为中国人的吴凤，被作为殖民者的日本人塑造成为杀身成仁的神话式人物，成为吊诡的殖民论述的主角，掩盖了殖民帝国与殖民地民众之间掠夺与欺压的关系。
二、错置的原住民定位：从“生蕃”到“土匪”在台湾殖民的历史中，日本人除了武力镇压台湾民众外（其中绝大多数为明末以后迁居台湾的汉人），还无情地剥削居住在资源丰富、地形险要之地的山地原住民（日本人称之为“生蕃”）。
1902年，台湾总督府参事官持地六三郎在“蕃政意见书”中写道：生蕃乃“于旧主权者下”的“化外之民”，“从我国获得台湾割让之土地始，未曾服从帝国主权，持续针对帝国主权之叛逆，实乃我国家之叛徒也”，并将生蕃“斩首挂于横梁”称为“积极的叛逆”，将“不尽纳税等义务”称为“消极的叛逆”；“在帝国主义眼中，有蕃地而无蕃人”，因此对于这些作为“叛徒”之生蕃，日本人“具有讨伐权，也能于我国家之处分权内对其生杀予夺”。
可见，在台湾的日本执政者眼中，生蕃作为“化外之民”，自古即有的“猎首”习俗被刻意解释为针对日本帝国的“叛逆”，因此有必要对其展开军事杀戮，即使牺牲原住民的人格、生存权和固有文化亦在所不惜。
为配合“蕃政”述求，《高等小学读本》（1904）中的“生蕃”一课将台湾原住民塑造为野蛮、黩武、血腥且早有劣迹的族群：“生蕃有割人首级，收藏头骨，并以此为荣之风气，住于北部之生蕃特别盛行。
从昔日沿用至今之武器，乃六尺之木，另削竹为枪，并有长两尺之大刀，用弓箭者少。
近时也广为使用铁枪。
台湾尚未从属我国之时，生蕃便杀害我漂流渔民，我国政府出兵征伐。
此乃明治七年之事。
”对于这一课文，曾经撰写《台湾蕃人事情》和《台湾文化志》的学者伊能嘉矩如此感叹：“自帝国领有台湾以来，各种学校的教科书中，竞相登载新领土之信息”，然而“诸多记事多为杜撰，反有令国民对新领土误解之虞”，“高等小学读本卷四所载…生蕃‟一课，全课半数以谬误文字充数，如此种种，领台以来已十年，然台湾之真相未明且不为国民所知之事情不计其数也”。
伊能嘉矩实地考察了台湾原住民的生活习俗，从人类学角度指出，教科书的“生蕃”描写大多以偏概全，将某些部落的习俗（例如猎首、纹额、服饰等）作为原住民共有习俗进行介绍，有误导国民之嫌。
而且，教科书有将“生蕃”与“土匪”混同的倾向，“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之后的台湾征讨，主要在于镇压土匪，与生蕃无关”，“土匪之主体多为汉族，然而将其与习性完全迥异之生蕃混同，将征讨土匪与明治七年征讨生蕃等同视之”，实在是有“误导台湾事情之真相”的可能。
的确，发生在明治七年（1874）的日本侵台事件中，日本借口琉球渔民被生蕃杀害而进攻台湾，牡丹社酋长阿实禄父子等战死，日本也借“牡丹社事件”获取了清国50万两“抚恤银”以及日后占领和吞并琉球的借口；而在甲午战争之后台湾民众抗击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中，抗击的主力却为占台湾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
那么，为什么教科书却一定要将“生蕃”与甲午战争之后的“土匪”联系在一起，并将其“妖魔化”呢？原因便在于日本政府从“蕃政”的经济利益出发，在镇压（汉人占多数的）起义军后，便“有意”将两者混同在一起，从而赋予日军武力镇压、驱逐原住民以正当性理由，从而减少国内民众对这种野蛮殖民统治的反对和怀疑。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原住民在台湾总人口中仅占很少一部分比重，但是由于教科书对“生蕃”的书写方式在国民中影响巨大，从而使台湾形象长时间停留在野蛮、荒凉等负面信息上。
在台湾的《东洋时报》1920年4月号上，一篇署名为“吴道士”的文章如此描述“内地人”（即日本人）对台湾的看法：“一说起台湾人，便直接断定为生蕃……并且，一说起台湾的土地，便直接想起蛮荒之地，或者是春夏秋冬疟疾横行之地，或者是海边遍布香蕉和菠萝的农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