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世界变化与中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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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演变与实践第一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起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个词汇在当前几乎成了热门话题,但实际上,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也就是1949年。
那个时候,中国新政府必须在面对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的条件下,制定一种行之有效的外交战略。
由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概念就在这个历史的浪潮中逐渐形成。
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初期阶段以全面地世界革命运动为主题。
在20世纪50年代,新政府的外交焦点主要集中在加强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关系,如与苏联和朝鲜的友谊,这就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雏形。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转变了外交策略。
毛泽东阐述的“三个世界”理论,即第一世界由西方超级大国组成,第二世界是由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是由尚未现代化或与大国相对弱的国家组成。
新中国加强了与第三世界的交流和对其的援助,这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第二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转型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快速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
中国无论是军事实力还是经济实力都得到了提升,这使得中国可以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亚洲的国际关系中,中国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
经过多次与东南亚国家的接触和沟通,中国同亚洲国家达成共识,建立了“新亚洲安全观”的理念。
这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中十分重要的一环。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转型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中国开始与其他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
中国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众多国家签订了友好合作的协议,强调和平发展和平利用。
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在国际组织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中国成为联合国的一员,并逐渐成为了国际事务的重要参与者。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转型使得中国可以与其他国家合作,为全球治理和维护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第三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目标是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公正的贡献。
建国后我国外交政策的演变浙江冯伟庆按照《共同纲领》规定的“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建立了相应的外交战略,其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联苏反美——“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民主革命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新中国将奉行和平外交政策。
其基本方针是:第一,“另起炉灶”。
即不承认国民政府建立的一切旧的屈辱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平等的外交关系。
第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即首先是清除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取缔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然后再考虑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第三,“一边倒”。
也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
在当时世界分为两大阵营的特定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下,中国政府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将发展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外交关系放在第一位。
根据上述基本方针,建国之后,我国的外交工作逐步开展。
一是与苏联、东欧及亚洲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二是积极同邻近国家和新型民族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是同美国的侵略政策和侵略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如在朝鲜战场上给美国以沉重打击,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就是典型例子;四是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解决了印度支那地区的发展前途问题;五是参加亚非会议,提出“求同存异”方针,促进会议的圆满成功,加强了同亚非各国的联系。
二、反苏反美——“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战略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对外推行霸权主义政策;社会主义阵营动荡、分化;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第三世界崛起。
在这一形势下,中国外交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同时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下,开拓前进。
其表现在:一是展开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
面对苏联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压力和威胁,中国政府为捍卫自己的神圣主权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两条线”外交战略的得失与启示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国团结广大亚非拉国家,反对美苏争霸的“两条线”战略:一方面使中国对外交往经受住了险恶国际形势的严峻考验,并拓宽了外交新渠道,大力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另一方面对我国内政与外交也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弊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本文为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毛泽东‘反帝反修’外交战略思想与实践研究”(批准号:05KS209)暨华东交大科研校立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世界局势“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相对抗的国际格局逐步演变为美苏两超争霸。
由于苏联推行霸权主义,导致中苏联盟破裂,其结果不仅使新中国成立以来实施的联苏反美“一边倒”的外交主导战略失去了存在价值,而且使中国逐步走上了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时相对抗的道路。
为了反对美苏两霸,维护世界和平,捍卫中国权益,6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中国“在反对修正主义问题上,我们的矛头主要对准赫鲁晓夫;在反对帝国主义问题上,我们集中力量反对的是美帝国主义”[1],把中国外交的重点转向亚非拉国家,谋求建立国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
毛泽东制定的抗美抗苏“两条线”战略,全面主导并贯穿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的中国对外关系,使中国经受住了险恶国际形势的严峻考验,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客观地分析我国“两条线”外交战略的得失,对当今推动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积极效应“两条线”战略是在美苏争霸,并互与中国对抗的严峻国际形势下形成的,也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不畏强极、自主自强民族气概的产物。
这一战略的贯彻,不仅使我国经受住了险恶国际形势的严峻考验,拓宽了外交新渠道,而且为全世界人民开展反对国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树立了一座精神丰碑。
(一)使中国顶住了来自美苏两国的巨大压力和威胁,捍卫了国家权益与民族尊严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美苏利用中国经济建设的暂时困难,掀起反华浪潮,使中国处于南北受敌的危险境地。
一、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发展(一)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形成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只能是和平政策。
社会主义制度决定我们不需要战争,决不会去发动战争,也决不能够侵占邻国的一寸土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从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
根据这一基本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原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还针对不同的国际形势发展的趋势和特点,确定并实施了不同的具体的外交战略和具体的外交方针政策。
具体说来,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形成经历了四个阶段:1.新中国成立前期1949年春、夏之间,毛泽东主席先后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条方针,这是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以及当时的国际环境做出的重大决策。
“另起炉灶”是指:对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一律不予承认,将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只当作普通侨民而不当作外交代表看待;“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指,对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要重新审查处理,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特权。
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中心任务是: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为社会主义和平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为此,中国公开宣布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着重加强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联合,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势力。
中国执行向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一边倒”的方针,并不意味放弃独立自主原则。
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一直是以争取和平为宗旨的。
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2.从新中国成立到50年代中期20世纪50年代,我国最重要的外交事件是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由我国在50年代提出并由中国、印度、缅甸三国共同倡导的。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对6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的新认识1960年代,中国展现出了非凡的外交智慧与勇气,开创了另一种外交理念和实践,使中国以独特方式开启了走向国际舞台的旅程。
6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发生了巨大变化。
中国从一个孤立主义发展到一个开放、融合的政策,在巨大的风口浪尖调整自己的国际策略,实现了外交的转型。
本文将介绍6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的新认识,重点讨论其主要特征。
一、坚定积极非抗战外交政策60年代,中国领导人普遍认为,在冷战和反动派的阻挠下,必须采取不投降、不抗争的外交政策,通过洽谈、开放、友好等方式与世界各国进行外交活动,努力构建新的安全格局。
因此,60年代中国采取了积极非抗战外交政策,主动推动了与各国的外交关系。
二、加强外交技术支持60年代,中国提出了以改善中外友好关系、处理和平问题为目标的外交技术支持概念。
为此,中国大力发展技术服务性、组织性国际合作,以满足与世界各国繁多和多样的国家间事务及各种形式国际组织所需。
其中,中国积极派出技术专家团,宣传中国对外援助政策,参加各国内政活动。
三、建立经济文化交流机制由于60年代政治形势的复杂性,使中国外交更加注重经济与文化交流。
中国和世界各国加强了经济文化的交流,开展了大量的国际活动,建立了各种机制,加强了双方的交流合作。
中国主动提出了实现平等互利的经济文化合作伙伴指南,以促进全球文化多样性。
四、积极开展国际外交活动60年代,中国大力参与会谈与交流,广泛进行各种形式的国际外交活动,在世界各地开展各种政策对话,其中,特别是中美关系重启,同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和组织也有所深入,促进国际社会的和平。
五、提出新时代外交概念随着60年代中国外交的发展,中国领导人提出了新的“民族巨擘”外交理念,鼓励中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更加公正、均衡的关系,推动国际政治结构的改革,实现和平与发展。
总之,6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外交政策把坚定积极外交政策与经济文化交流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国际外交活动,提出了新的外交概念,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坚持了自身的原则和利益,更好地实现了中国发展战略。
新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及启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与世界的关系一直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
初期,由于国内困难,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较少。
但是随着国内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外交政策的调整,新中国开始积极拓展海外合作和交流,加快融入国际社会。
从“新中华”到“东方巨人”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内经济困难和国际形势的复杂性,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
“新中华”政策下,新中国采取封闭的经济和政治策略,主张国家自力更生,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
与此同时,新中国也积极参与联合国工作,加强国际关系建设。
到1950年代末期,随着建国初期政策的取得成效,国家经济逐渐恢复。
新中国开始采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政策,促进经济发展。
在1955年才加入的亚非会议上,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联合,呼吁西方国家结束对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殖民剥削和掠夺。
在60年代至80年代,随着文化大革命和外交政策的调整,新中国再度与国际关系疏远。
中国和苏联矛盾升级,导致中苏关系破裂,对外贸易和合作也大幅减少。
1972年,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
随后,中国开始向国际社会发出和平、外交的信号,并与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至21世纪,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地缘政治的重要力量。
中国成为引领全球化的国家,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成为一个跨越四个时代的国家,由“新中华”变为“东方巨人”,并与世界结成更为紧密的联系。
启示此外,新中国与世界的接触,也强调国家的独立自主,决策的自主性以及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这一点对于中国进行自身发展非常重要。
Legal S y st e m A nd Soci et yf叁箜』圭塾金,竺!竺!三望型二二叠圈盈豳圈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外交战略转型原因新探——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下的分析刘涵摘要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外交经历了重要的战略调整,外交战略由“两个拳头打人”转变为“一条线、一大片”。
这一转变对日后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具体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究其原因,早前学者较多以史实分析的方法从国际层面得出结论。
本文认为该方法不适于分析这一问题,而试图运用新古典现实主叉的分析方法,论证通过这一视角能够有效解释这一战略调整的原因,证明60年代未、70年代初外交战略调整主要缘于领导人意识的转变、国内政治的影响。
关键词外交战略外交政策新古典现实主义中图分类号:D8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2一185一02一、问题的提出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外交战略发生了重大变革,可以作为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标志着新中国外交摆脱意识形态束缚,逐渐走向成熟。
此前,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一直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不论建国初期的“一边倒”战略,还是50年代中期提出的“两个拳头打人”战略,究其实质而言是相似的,都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一直将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作为自己的最主要敌人。
与苏联的复杂关系,主要是根源于双方将两国关系等同于两党关系,意识形态超出了党际交流的范畴,作为评判对方政策、界定两国关系的标尺。
同时,以世界革命为主题的国际主义思想一直贯穿始终。
毫无疑问,实现国家利益,这一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势必受到阻碍。
经历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外交战略调整后,逐渐明确了“三个世界”的思想和与之相适应的“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
正是在这一种思想的指导下.推进了改善与美国关系进程,JJ u强了与西欧及第三世界国家f I,J’芒流,自此新中国真正开始尝试着融入国际社会。
近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及其演变在过去,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不过近代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探讨近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及其演变。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在外交政策上开始转向。
在这个时期,中国签署了很多条约,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关条约。
这个条约,签署于1895年,结束了中日甲午战争,并授予日本在中国的更大权力。
这个事件导致中国陷入半殖民地状态,外国强国不断侵占中国的领土。
1912年,清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
在20世纪初期,中华民国政府继承了清朝的债务并且没有能够彻底摆脱外国强国的控制。
在此期间,中国政府试图采取一种叫做“门户开放”政策的方式,这样可以加强中国与外国的贸易和文化关系。
但是,随着国家的腐败和对外侵略的加剧,尤其是二战期间,中国在外交上的地位变得更加困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开始发生变化。
这个时期,中国试图打破西方霸权并推广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特别是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中国大力支持全球社会主义运动,并支持亚非国家的解放运动。
在这个时期,中国和苏联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但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破裂。
这个事件导致了中国采取了更加独立和非对抗性的外交政策。
1978年,中国开展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
在这个时候,中国试图更加积极地与世界互动。
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加入了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等组织。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有了新的特点。
中国政府主张“和平、独立、开放、合作”的外交政策,对“南南合作”(亚非拉地区的合作)提出了新的主张。
同时,中国也开始重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
这一政策得到了很大成功,并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得到提高。
总之,近代中国的外交政策经历了巨大的演变。
从被天朝列强围困,到与苏联紧密结盟,再到推广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价值观。
这个演变反映了中国在自身和国家利益与全球关系之间寻找平衡的过程。
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不断融合,我相信中国的外交政策在未来还会发生更多的变革和发展。
上世纪60年代,世界变化与中国外交
作者:
来源:《新传奇》2019年第42期
“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但我儿子会看到。
他们会坚决打下去的!”面对美国人的战争威胁,陈毅横眉怒目,发出阵阵吼声。
不过,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外交策略和态度也不断发生着变化。
面对战争威胁,陈毅横眉怒目
1965年秋天,亚洲地区的局势变得十分紧张,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毛泽东提出,请陈毅出来向中外记者讲一讲。
当时,他正在外地,得知毛泽东这一指示后立即往回赶,在回京的火车上,就开始准备起来。
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回到北京后的第二天,即9月29日,就举行了一次大型的中外记者会。
那天,偌大的一个会场被三四百人挤得水泄不通。
答问时,陈毅讲到了十几个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问题。
在没有多少时间进行准备的情况下,面对记者们所提各式各样的问题,陈毅镇定自若、对答如流、滴水不漏。
这次记者会持续了将近两个半小时。
面对美国人的战争威胁,陈毅横眉怒目,发出阵阵吼声:
——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但我儿子会看到。
他们会坚决打下去的!
——请记者不要以为我陈某人是个好战分子,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
——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时候一到,一切都报销!
这几句传颂了将近半个世纪、大长中国人民志气、掷地有声的硬话,被誉为这位诗人外长“铁铸的诗句”。
这一时期,陈毅这种豪迈磅礴的气概,几乎贯穿在他每次对外谈话中。
在这次招待会上,陈毅发表的独具特色、威武刚烈的讲话,既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大无畏气概,也最充分、最形象地表现了当时中国所处的战略态势。
他的表现异乎寻常,原因有三:一是苏联在边界大量屯兵,中苏关系紧张;二是1962年,我国和印度真枪实弹打了一仗;三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
面对面会晤缓解紧张局势
1969年初,中苏边界东段乌苏里江冲突进一步升级。
这种紧张状态一直持续到9月初周恩来赴河内吊唁胡志明主席前后。
此时,中国的外交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969年9月3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不幸因病去世。
4日,周恩来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乘专机前往河内吊唁。
晚上周恩来在与叶剑英去医院瞻仰胡志明遗容后,于8时乘飞机离河内回国。
据外电猜测,周恩来此行安排是为了避免与前来参加胡志明葬礼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总理)柯西金见面。
但是,据苏联披露的史料表明:于6日抵达河内的苏联党政代表团成员与尚留在河内的中共代表团有关人员进行了接触,提出了安排两国总理会晤的可能性问题,但未获结果。
之后,苏联通过越南方面中介,向中方传话,但越南因故延误。
9月9日下午3时半,越南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司长黄保山来到中国党政代表团下榻的范老五宾馆,向中国代表团转达了如下事项:“一、苏联代表团专机定于10日晨离河内回国;在回国途中是否可以路过北京?二、苏联专机将在北京停留两三小时;在此期间,柯西金能否见到周恩来总理?”
中国代表团团长李先念一听,马上向北京的毛泽东、周恩来报告这个事情。
等北京指示来了,同意柯西金经停北京机场,可他的飞机已经飞到了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首都的上空。
听了这个消息,柯西金又调转机头到了北京机场。
1969年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在首都机场会晤。
在周恩来与柯西金的“机场会谈”中,双方签订了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四项临时措施的协定。
这多少缓解了剑拔弩张的中苏军事对抗的紧张局势,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尼克松政府加快缓和中美关系的步伐。
周恩来与柯西金会晤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美国,他们便开动了全部情报机构想了解情况。
然而,情报固然重要,但是没有什么能够取代人和人之间面对面的会晤。
面对面地谈,也是中國这一时期外交的一大变化。
四位老帅的判断为中美建交铺平道路
打开中美关系是毛泽东的重大战略决策,影响深远。
这一决策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它的前奏是1969年在陈毅主持下,四位老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
当时,毛泽东通过周恩来给四位老帅布置了一个任务,让他们议论一下天下大事。
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周恩来进行了周到的安排。
他指示外交部和其他外事部门将涉外文电及时分送四位老帅;他亲自选定四家靠得住的工厂,让四位老帅每周在工厂“蹲点”三天,其余时间自行支配;看看有关国际问题的材料,由陈毅主持,每月讨论两三次。
6月7日下午3时半,四位老帅在中南海武成殿开会。
陈毅讲完“开场白”,几位老帅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毫不冷场。
从6月7日到7月10日,他们进行了6次共19小时的讨论,写出书面报告,由陈毅定稿,上报周恩来。
在此期间,《人民日报》的宣传报道造成的印象是:大规模侵华战争迫在眉睫。
但是,四位老帅并不这样看。
7月11日,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签署,将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书面报告上报周恩来。
在《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中,四位老帅全面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指出反华大战不会轻易发生,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明确提出“苏修扩张是挤美帝的地盘”“它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从而勾画出刚刚形成并延续十余年的国际战略格局,为打开中美关系提供了依据,为中美建交铺平了道路。
中美关系这个时候孕育着某种变化。
尼克松上台后,有一次记者问他:“你死之前有什么愿望?”他说:“我死之前想去中国看看,如果我去不了,我让我的两个女儿去。
”针对尼克松想来中国,毛泽东表示欢迎他来,作为总统来也行,作为旅游者来也可以,谈不拢也行,谈得拢也行。
这为中美关系缓和作了很重要的铺垫。
(《领导文萃》2019年第19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