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机构的变迁..

清末民初外交机构的演变———析中国外交近代化历程曹倩琴(景德镇高等专科学校,江西景德镇333000)摘　要:中国外交机构近代化始于晚清,完成于民初,外交机构也历经了总理衙门、外务部、外交部。

总理衙门和外务部在外交机构近代化进程中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在封建统治大框架内进行的外交机构变革充满了矛盾和对抗,直至清王朝统治结束,中国外交机构近代化的使命始终没能完成。

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建立共和制,在国体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北京政府对外交机构进行彻底改造,最终完成了中国外交机构近代化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清末民初;　外交机构;　近代化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297(2011)02-0097-03 1861年,清政府设立中国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外交机构———总理衙门,中国旧有的封建外交制度(朝贡制)逐步瓦解,中国外交被迫走上近代化道路。

作为国家上层建筑一部分的外交机构,其变化是与整个国家政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以中国封建君主政体为前提的外交机构近代化道路必然充满矛盾和对抗,直至封建王朝统治结束,中国外交机构近代化的使命始终没能完成。

一、从总理衙门到外务部———清末外交机构转变清朝早期,中国建立起东亚朝贡体系的外交体制,朝贡国包括朝鲜、安南和琉球、暹罗、缅甸、南掌、廓尔喀、浩罕、坎巨。

鸦片战争前,西洋(荷兰)、吕宋(西班牙)、澳门夷(葡萄牙)也属于朝贡国系列中的国家,“每次使者,皆卑身屈己,侪于藩臣贡使之列,行三跪九叩之礼”①。

但在鸦片战争后,葡萄牙、荷兰和西班牙很快便退出了朝贡国之列。

甚至在19世纪上半叶,这种朝贡体系内的朝贡国行为还有加强的趋势。

19世纪上半期西方殖民主义的势力已经从东亚大陆的边缘逐渐接近了核心,东亚朝贡体系范围包括的各国受到西方殖民势力的严重威胁。

朝贡体系内的各国加强朝贡行为,更多的是寻求宗主国清王朝的保护,使其免受西方国家的入侵。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朝贡体制并未彻底退出中国历史舞台。

对清末民初中国外交体制近代化的认识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入侵，中国开始在制度层面与国际接轨，而以外交领域为最。

从清朝末年的总理衙门、外务部，再到民国初年的外交部，近代中国的外交制度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革。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外交体制日益现代化，逐渐合乎国际惯例，并且催生出一大批职业化的外交人才，使原本虚弱的中国能够取得一些难能可贵的外交成果。

二、清末的外交体制变化1840年以前的中国，沿袭传统的对外交往习惯。

这种所谓的“外交”浸透着浓厚的“夷夏”观念，中国根本不屑于同属国或朝贡国进行平等的来往。

当时清政府的主要外事机构有理藩院和礼部。

理蕃院既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又管理涉外事务。

礼部也不是专管外交的机构，它下面有两个涉外机构，主客司和会同四译馆，负贵外事礼仪接待及翻译工作。

另外，鸿胪寺专掌替襄礼仪之官。

军机处由于它掌握皇帝旨意的草拟和颁行，因而也参与对外决策咨询。

可见，这个时候中国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体制，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也没有一批专职的官员，只有一些分散于各机构的部门，职责比较混杂。

中国近代外交体制开始于《南京条约》签订后“五口通商大臣”的设立。

五口通商大臣”因开放五处口岸的约定而设立，始于1844年，由两广总督兼任，实际上负责五处口岸的对外事务，是一个兼有外交权力的职务。

这反映出外交体制改变的端倪，又说明清政府内心里的“蛮夷”观念没有改变---与外国打交道只不过限定在通商之内，而不是政治外交关系。

“五口通商大臣”始终为兼职，不是专官也无专署。

1858年由两江总督兼任。

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迫于列强压力，1861咸丰帝批准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清政府为办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一直存在了40年。

总理衔门的设立，使清政府的内政与外交大权进行了新的明确分工。

随着外交事务的增多，总理衙门逐渐变成了最重要的中央权力机关，不但“专办外交”，而且通商、关税、传教、招幕华工、海防、船务、邮电、铁路矿务等事务，无不由其兼管。

我国外交政策的发展历程
我国的外交政策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部门和外交机构负责制定和实施的，其发展历程经历了多个阶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外交政策主要以“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核心。

由于国内经济建设和军事建设同时进行，外交政策焦点逐渐从欧美转向亚非拉国家。

这种政策导致了我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紧张，但与非洲、亚洲和拉美等国家的合作得到了积极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吸引了大量外资和技术引进。

随着对外经济贸易的增长，我国开始注重维护对外经济利益和加强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合作。

同时，我国也通过和平开展的方式解决了边境问题，不断扩大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和关系。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我国外交政策逐渐转向全球化和多元化。

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加强同发达国家的合作，促进多边主义和世界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

在同时，我国也积极维护自身利益，保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中国外交的现代化（从抵抗到屈服）：融入国际社会一.朝贡体系与早期中西的外交碰撞1.明末清初中国与西方的交往朝贡体系之外的西方国家:1513年,葡萄牙人乔治·阿尔瓦雷斯抵达广东进行贸易,成为近代首位进入中国的西方人。

1517年葡萄牙国王遣使来华，但最终明朝驱逐使团，葡萄牙的首次使华活动以失败告终。

明末欲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的西班牙、荷兰人皆没达到自己的目的。

清初来华的西方使节：清朝初年，荷兰成功地跻身于清朝朝贡国的行列。

此时的中西官方交往，仍然局限于传统的朝贡模式。

一方面，明清统治者仍以朝贡的眼光来审视前来的西方使者；另一方面，西方人都自觉或不自觉的扮演“贡使”的角色，以期与中国进行贸易。

就性质而论，当时中西之间的官方关系，属于松散的、名义上的朝贡关系。

而这种靠双方共同维持的关系，是以清朝前期强盛的国力为基础的。

2.马戛尔尼使华礼仪之争：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

一个被贸易所驱动的英国（帝国主义扩张）与一个傲慢且自视为世界中心的中华帝国相遇并（因文化误解）发生冲突：由于（顽固的）清廷与英使在是否按常规朝贡方式行三跪九叩礼这一问题上的争执，使使团最终以失败告终。

从那以后，中西交往就一直围绕着一个棘手的历史问题：谁比谁强，从而谁向谁屈服。

当马戛尔尼现身北京要求发展对等关系时，当时的中国仍然强盛，对他的要求不以为然。

毕竟，中央王国从未接受过来自别国的使节，而只认可位居次等的“朝贡国”。

想要对等地位？不可能！当马戛尔尼被告知须向乾隆皇帝磕头时，他拒绝了。

真正的伟大不强求没完没了的崇拜，有时候赞美他者反而显示强盛。

而这正是马戛尔尼访华时所缺少的。

此事的失败体现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漠视和无知，最终导致了对中国极为不利的后果。

贡物：英国人认为他们带来的贡物是英国强盛的国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体现，意欲通过礼品的炫耀，为进一步扩大对华贸易扩大筹码。

不幸的是，效果适得其反。

表文与敕谕二.朝贡体系的衰亡抵抗是指抵制国际社会的扩展，抗拒西方强加的规范和不平等地位，力图维持置身于西方权势范围之外的情况。

清末新政中的中国外交的新变革【摘要】20世纪初，清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外交体制改革，从闭关到一步步开放，其中外务部的设立，取代了总理衙门成为清末外交的行政机构，进一步满足了帝国主义掌控中国，侵略中国。

中国由传统外交向现代外交过度，这对当时及以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清末新政；外务部；变革一、清末新政的背景“庚子事件发生后，面临亡国灭种和内忧外患的时局，慈禧太后‘深念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是造成该事件的原因。

她觉得不能按照原来的统治方式继续下去。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在西安她就发布了变法改革的谕旨。

”[1]二、外交的演变中国在长期对外交往中，逐渐形成了华夷观念，并且一直延续至清代。

清代以前的中国与其周边国家始终保持了一种“宗藩”关系，中国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外交活动的需要，因而在中国传统的国家机构中，也就不需要有专职外交机构，对外事宜均由礼部和理藩院兼管。

理藩院是清朝管理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中央机构，还掌管一部分外交事务。

清政府以理藩院处理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其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以及政治组织形式等，一般均和某些‘藩部’的情况有近似之处。

”[2]自18世纪始，英国希望与中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但是清政府不了解世界形势的变化，依然固步自封，以天朝上国自居。

鸦片战争的失败各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迫使清政府开放通商口岸，然而清政府并没有以此为警惕抓紧改革，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北京条约》，《天津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对外交涉事务增多，为方便与各国交涉事宜，1861年以总理衙门的设置为标志，晚清政府的外交观念逐步向近代外交观念演变。

总理衙门的设立是清朝政局的一次重大变动，客观上也反映出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冲击下中国传统对外关系逐渐走向近代化的趋势。

开始把中国的外交纳入国际外交的轨道，它改变了中国以前没有外交的局面，对中国外交机构的近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理衙门设置后，各国与中国在交往过程中，对总理衙门逐渐产生不满，他们认为总理衙门不能适应自己国家的利益需要，他们认为新的外交机关比总理衙门应当更有实权，更方便列强对清政府的最高机关施加影响。

民国时期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地位民国时期，特指中华民国成立后的时期。

在此期间，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地位受到了世界的关注和影响。

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37年间，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的外交遭遇了诸多挫折和困境，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外交政策的变迁1.最初期的外交政策：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国家面临的压力和问题都非常巨大。

外交方面，要应对帝国主义和列强的侵略，以及各地单独武装的割据势力的威胁。

当时的外交政策，主要是以“求和为主、争气为辅”的方式，谋求和平发展，同时参与联合国会议，争取国际声誉和尊重。

2.收复台湾：中华民国成立之际，台湾依然是中国的领土。

但是台湾自清朝以来，就一直处于藩属地位，一直受到外国势力的影响和控制。

在这个时期，中华民国政府积极营造外交环境，协调各种资源，为收复台湾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外交政策：1927年-1949年，是中国国民政府在南京实行的时期。

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时期，政府重视向国际展示自己的实力，并寻求在世界各国之间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同时，国民政府积极参与各种国际事务和机构，如国际联盟、亚太地区太平洋安全委员会等，以此来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

4.华北事变后的外交政策：1931年，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整个东北并成立了伪满洲国。

接着，1937年爆发了全面抗日战争。

在此期间，中华民国的外交政策做出了重要的调整，与苏联、印度等国建立了密切的外交关系，并在英美和法国等国家的支持下，加强了对日抗战的支持。

5.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外交政策：1945年8月，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达成了《双十协定》。

当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

胜利后，中国政府在外交政策上开始更为独立自主地行动，因为其拥有其他国家的信任和尊重。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舞台，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开始了在国际上播种的阶段。

6.内战结束后的外交政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外交政策开始变得更加咄咄逼人。

试论中国近代外交的转型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中国近代外交的转型历程，分析其背后的动因、过程以及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崛起和国际关系的剧变，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交挑战。

从闭关锁国到被迫开放，从屈辱条约到平等外交，中国近代外交的转型不仅是国际政治格局变迁的反映，也是中国自身社会变革、观念更新的结果。

文章首先将回顾中国近代外交的历史背景，包括鸦片战争后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以及晚清政府在外交上的被动局面。

随后，本文将分析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关键节点，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探讨这些事件如何推动了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

本文还将探讨转型过程中的主要人物和思想，如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等人的外交思想和实践。

本文将评估中国近代外交转型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包括对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及对中国在国际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重塑。

通过这一系列的分析，本文试图揭示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以及这一转型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二、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背景中国近代外交的转型，并非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国内环境来看，晚清时期的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

政治上，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使国家机器运转失灵，民生凋敝经济上，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掠夺资源，严重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思想上，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逐渐传入，冲击着传统的封建观念。

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对外交事务的重新认识与思考。

国际环境的变化也为中国外交转型提供了契机。

19世纪中叶，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资本主义列强纷纷向海外扩张，中国作为亚洲的重要国家，自然成为了他们争夺的对象。

频繁的战争与外交摩擦，使清政府逐渐认识到传统的朝贡外交已无法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必须寻求新的外交模式。

再次，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与努力，为中国外交转型提供了思想基础。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一系列改革运动，不仅在经济、政治领域有所突破，也在思想领域引发了深刻的变革。

外交部机构设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是中央外交机构，负责规划、指导中国外交工作，是外交活动的核心部门。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政策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外交部的功能也在不断拓展。

为此，外交部建立了完善的机构设置。

一、参事室外交部参事室是综合性部门，负责编写外交报告、拟定国际关系政策文件以及外交部机关各项工作。

同时，参事室还负责协调外交部维持正常运作、参与部门改革，确保外交部有效实施各种政策及职能。

二、司法科司法科是中央政府外交行政服务部门，负责研究、解释和执行中国有关外交法律法规、条例和政策的规定。

同时，司法科还将参与新外交档案的编写和管理，并对外交部门组织实施财务管理、招录、考核等管理工作。

三、公共事务科公共事务科是一个综合性部门，负责发布外交文件、向社会和外界发布外交新闻、参与外交外事活动等内容。

公共事务科还会与媒体和社会组织交流，携手为中国形象的构建与发展做出贡献。

四、对外经济合作科对外经济合作科是外交部的政策和技术研究部门，负责研究和拟定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同时，该科还要配合外交部相关部门，协调有关部门推动中外非政府经济合作。

五、外交和国际事务研究室外交和国际事务研究室致力于宏观外交政策研究，是学习、研究国际环境变化的重要部门。

该研究室负责研究、分析国际法的发展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提供以国际法为指导的外交政策建议和框架。

六、国际组织合作科国际组织合作科是外交政策执行和实践的重要部门，负责参与国际会议、辩论谈判，并就中国、中外民间组织经济、文化和社会交流方面的具体事务洽谈协商，确保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利益得到保障。

七、人力资源科人力资源科是外交部的核心部门，负责外交部各项招聘、晋升、调动、考核等工作的实施。

人力资源科还负责外交部与社会对外宣传活动的组织、协调，以及制定和实施外交部的员工激励政策。

外交部的机构设置不但给外交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管理支持，也有助于为外交活动提供充分的保障。

外交部机构设置的完善，将使外交部在实施外交政策、发挥外交影响力方面迈出更多的重要一步，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浅谈中国外交史以及对我的启示中国的外交远不是从鸦片战争前才开始，几千年来华夏政权一直与周边的游牧政权、农耕政权乃至南洋西亚欧洲的政权发生过断断续续的官方接触，即使是在近代与欧洲人的官方往来早在18世纪就已经开始。

严格的说起来，鸦片战争并不是中国开始与西方有外交关系的起点，而是清王朝被迫遵守西方外交规则的开始。

在这个过程中，东方专制国家与西方近代化文明国家发生激烈的碰撞，外交上的冲突也是导致鸦片战争发生的原因之一。

清政权是一个由边疆落后部族建立的政权，尽管在建立过程中任用了大量汉人知识分子，建立政权后也大部分采用汉族政治体制采用汉族的文化，但是清政权带有大量的落后的野蛮原始部落的痕迹，采取狭隘的民族政策，文化上也是以高压为主。

知识分子并不能像明末一样研究经世致用之学，精力放在严重脱离社会的考据上面，高层知识分子更是唯知空谈，长此以往整个社会如一潭死水。

在对外交往中，清政府重在防弊，担心内地反清组织与海外华人发生联系，也担心他们从已经进入东方的葡萄牙人得到军事技术。

到了后期西方的“无君无父”的共和政体更是让清政府感到恐惧，将会对清政府赖以统治的思想体系造成颠覆性的冲击。

因此，清政府厉行锁国政策，对外通商口岸几经变更，也只局限在广州一地。

到了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对外观念依然没有根本性转变，采取被动应付态度，连近代外交最寻常的互派常驻使节都畏如蛇蝎。

后来虽然设立了总理衙门，但是没有懂国际法及近代外交规则的人才。

外国人苦于找不到能够顺畅沟通的交涉对象，清方也找不到懂“洋规矩”的人，双方难于正常沟通，于是出现了赫德代表中国与法国谈判、蒲安臣作为代表中国出使欧洲等令人惊讶的事。

即使有懂办洋务如李鸿章等一两人，但是作为总体的清政府外交机构及其人员水平很低下，清政府驻外使节也深居简出，不参与社交活动，只是作为形式存在，没有履行一个公使应尽的责任。

当然了这只是前期的情况，后期有所好转。

尽管到了民国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外交人才，但是中国外交现代化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发展时期，与东邻日本迅速进入角色有很大差别。

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变迁研究一、本文概述《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变迁研究》一文旨在深入探索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历史演变、现状特点以及未来发展趋势。

本文将从多个维度出发，分析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革，探讨其背后的动因和影响因素，以及这些变革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影响。

文章将首先回顾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发展历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央集权模式，到改革开放后的多层次、多元化决策机制，再到近年来的更加开放、透明和灵活的决策体系。

接着，文章将分析这些变革背后的国内外环境、政治经济体制、国际地位等因素，以及它们如何推动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变迁。

文章还将关注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内在结构、运行机制、决策过程和影响因素等方面，深入探讨各个参与主体在外交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互动模式。

文章还将对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和分析，探讨其在全球化、多极化、信息化等背景下的挑战和机遇。

通过对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变迁的研究，本文旨在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同时也为国际社会了解和理解中国外交决策机制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历史变迁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变迁，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相连，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从建国初期的中央集权决策，到改革开放后的多元化、民主化决策，再到新时代的全球视野下的战略决策，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历史变迁可谓波澜壮阔。

建国初期，中国外交决策主要由中央领导层集中决策，决策过程相对封闭，决策权高度集中。

这种决策机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助于快速稳定国内外环境，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

然而，随着国家的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这种决策机制的局限性逐渐显现。

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开始逐步向多元化、民主化转变。

这一时期的决策过程更加注重科学性和民主性，引入了更多的专业机构和专家参与决策。

同时，外交决策也逐渐与国际接轨，开始更多地考虑国际规则和国际环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阶段是中国联合国外交的黄金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阶段是中国联合国外交的黄金时期，有很多哦重要外交活动。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期《1979-2009》，是中国与国际社会全面接触、开展多边合作，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时期。

1979年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年，中国的中心任务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改革开放已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方针。

这一方针的确立大大促进了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发展，由此开启了一个中国全面参与国际组织的时期，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开始申请和参与了联合国的维和事务。

1988年，中国成为维和行动委员会成员，1989年1月，中国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5名军事观察员。

在经济方面：中国开始加入到全球经济体系的多边国际经济组织中去。

1980年，中国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理事国，也参与国际农业开发基金、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的事物。

1989年，中国成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

1982年，中国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关贸总协定。

1986年，中国申请全面加入关贸总协定。

在人权领域，中国也与一些国际组织进行广泛的对话，1979年，中国参加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会议，并于1982年成为其理事国。

在环境方面：1992年，中国政府在里约热内卢会议期间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在核不扩散体制方面，中国先后签署了《南极条约-1983年8月》、《外层空间条约-1983年12月30日》、《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1987年2月10日》、《非洲无核区条约-1996年4月》等国际条约。

1984年，中国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承诺遵循该机构所规定的义务，1992年3月，中国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6年9月24日，中国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997年10月27日和1998年10月5日，中国先后签署了两个人权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从晚清外交机构的演变看中国外交近代化摘要：近代中国在外力的逼迫下打破了“夷夏之防”，开始接受西方外交观念、外交制度，并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外交体制，慢慢地融入了世界，形成了新的国家关系，成功实现了外交的近代化。

文章从外交机构的演变、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的原因、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评价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关键词：晚清外交机构近代化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外交观念，也没有正式的外交机构，而是将所有中国以外的国家通通视为朝贡国来对待，直到鸦片战争才迫于世界形势作出变革。

一、外交机构的演变1、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政府，没有国家概念，中外关系是建立在朝贡体系的基础之上，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将所有与之交往的国家一律看作藩属国，缺乏平等的外交、通商关系。

新航路开辟以后，西方国家曾多次来到中国，想与中国建立对等的外交关系，但这种情况直到鸦片战争前也没有任何的改变。

清代以前的中国由于没有和外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外交活动的需求，没有专门的外交机构，与其他国家的来往基本上由礼部负责。

2、清王朝雄踞满洲时，为了笼络蒙古王公，设立了“蒙古衙门”，后来改为“理藩院”[1]。

清王朝所面临的对外交往事务，完全不同于以前的中原王朝，北临强大的俄国，南邻从海上东渐而来的西方殖民主义势力。

客观情况的变化，决定了国家机构也必须随之调整，对外交往的事务分别由理藩院和礼部承担。

理藩院掌管西南、西北地区蒙、回、藏等少数民族事务，并负责与俄国的交涉。

1861年总理衙门设立后，理藩院的部分外交职能并入总理衙门，理藩院只负责边远地区少数民族事务，不再负责对俄交涉，其在清政府机构中的地位也随之下降。

总理衙门设立前，清朝主要的外交事务由礼部负责，包括东渐而来的西方殖民国家事务，以及从东南海路、陆路而来的原中国藩属国事务。

3、19世纪初，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东来，清朝原有的由礼部和理藩院处理对外事务的机制，根本无法满足西方国家想要与中国进行经济、政治、外交等多方面关系的强烈要求。

作者： 成志杰 李兴
作者机构：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出版物刊名： 前线
页码： 44-46页
年卷期： 2014年 第11期
主题词： 中国外交 “有所作为” 发展中国家 21世纪 国际环境 外交行为 外交实践 公共外交
摘要：“世易时移，变法宜矣。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高举“改革”的旗帜，谋求国内发 展的可持续、国际环境的可塑造，外交行为的“有所作为”战略开始显现。

十八大报告对中国外交布局框架予以接纳并进行了充实完善，内涵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

十八大以后，中国外交呈现新气象。

这些外交实践可以总结为：“周边是支撑，大国是重点，多边是路径，发展中国家是后盾，公共外交是补充。

”。

总理衙门中国首个近代外交机构中国古代就设有负责外交事务的机构，从汉朝到明朝称为大鸿胪或鸿胪寺，清朝前期由理藩院会同四译馆等负责外交事务。

咸丰十一年〔1861年〕，清朝设立了中国首个近代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通称总理衙门。

“外交部”差点儿成了“商务部”鸦片战争后，为适应当时外交事务的需要，咸丰皇帝责成与外国人打交道比拟多的恭亲王奕牵头筹备新外交机构。

咸丰十年十二月一日〔1861年1月11日〕，经过一番筹备，恭亲王奕等人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建议以王公大臣领衔负责。

咸丰十一年一月十三日〔1861年2月22日〕，咸丰皇帝下旨，批准恭亲王奕等人的奏折：“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著即派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

并著礼部颁给钦命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关防。

”咸丰皇帝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加了“通商”二字，这就意味着，这个机构权力被限制了，大有外交部变成“商务部”的意味，而且还定位为临时机构。

恭亲王奕等人再次上奏力争，陈述“通商”二字会影响办理外交事务。

咸丰皇帝考虑到恭亲王奕等人陈述的实际情况，最后去掉了“通商”二字。

于是，咸丰十一年一月二十日〔1861年3月1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成立，恭亲王奕被任命为负责大臣。

恭亲王奕还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制定了《六条章程》，以确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顺利运行。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称总署、译署，通称总理衙门，职责是办理洋务和外交事务，官员分为大臣、章京两级，衙署设立在京城东堂子胡同。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刚成立时下设英、法、俄三个股，1864年设美国股，1883年设海防股〔后改为日本股〕，下设机构还有总税务司和同文馆等。

要求地方每月呈报新闻报刊清朝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一件新鲜事，大臣、章京外交事务阅历少、经验欠缺。

为了能够迅速了解世界情况，提升处理外交事务的能力，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办公经费每月300两白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领导层是大臣，而具体办事的那么是章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