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医务人员脑死亡伦理与法律意识现状调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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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伦理中的生命伦理与死亡问题探讨伦理学作为研究人类行为准则的学科,对于医学伦理中的生命伦理与死亡问题有着重要的探讨和思考。
这些问题涉及到医生、患者和家属之间的权益和责任,以及对生命的尊重和决策的合理性等方面。
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和伦理学理论视角,对医学伦理中的生命伦理与死亡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一、生命的起源与存在意义生命是人类存在的基础和根本,对于生命的起源和本质的思考一直是哲学和伦理学中的重要议题。
不同的宗教和哲学传统对于生命的起源和存在意义有着不同的解释和理解。
在医学伦理中,对于生命的尊重和价值的思考是基于对生命起源和存在本质的理解。
对于医生和患者来说,关注生命的起源和意义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权衡在医疗中的生命伦理与死亡问题。
二、生命的延续与医学技术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对于生命延续的讨论也变得更加复杂和深入。
生命延续包括人工生命延续和器官移植等医学技术手段。
人工生命延续涉及到对与生命相关的道德义务和可行性的权衡。
器官移植涉及到脏器捐献的伦理问题和对生命价值的思考。
医学伦理中的生命与死亡问题需要在技术可行性与人文关怀之间寻求平衡,尊重患者意愿和家属权益。
三、医疗抉择与生命伦理医学伦理中的生命伦理与死亡问题,还涉及到医疗抉择和患者权益的平衡。
医疗抉择是指面对生死抉择时医生和患者所做出的决策。
例如,是否选择进行手术、是否进行心肺复苏等等。
在这些决策中,医生需要考虑到患者的意愿、疾病的特点和可能的治疗效果等因素。
同时,医生也需要遵守伦理规范,并尊重患者的自主权和家属的意见。
医疗抉择的合理性取决于医疗技术的可行性和患者的自主性。
四、病人自主权与知情同意病人的自主权是医学伦理中的核心原则之一。
病人有权选择接受或拒绝医学治疗,医生必须尊重和保护病人的自主权。
而知情同意是指在进行医疗决策时,医生或医疗机构必须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提供充分、准确、及时的信息,确保病人可以做出知情同意的决策。
医生需要向患者提供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案等信息,让患者和家属在充分了解后做出决策。
熟练掌握,还应当扎实掌握相关学科知识,并要具备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
和良好的组织管理能力,要善于调动学生积极性、寓教于乐、控制课堂节奏等技巧。
教师应该熟悉教学大纲和学生的能力情况,这样才能规划好学习的重点、难点,制定有针对性的讨论提纲,选择出适当的临床病例,此为做好PBL 教学的基本前提。
2.3 PBL 教学法对学生的要求PBL 教学的成功开展,需要学生的主动配合,从准备资料开始,就要结合提纲、病例去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并积极与其他同学交流沟通,大家同心协力得出最佳结论。
这样的学习,花在前期准备工作上的时间精力大大多于普通的课堂学习,因此需要学生们有主动学习的自觉性,否则很难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和目标。
由于我国的学生长期接受“填鸭式”教育,对传统教育模式形成一定依赖性,缺乏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积极性和能力,部分学生只满足于获取好的“分数”,所以对PBL 教学改革形式会觉得太“花费”时间,这也是一种依赖于以往教学理念和学习方法的表现,因此,学生也应从自身出发,完成角色转换,从被动的学习者转变为学习的主人。
2.4 结果对2006级的学生进行民意调查,80%以上的学生赞成PBL 教学法,认为该教学方法灵活、新颖,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原本抽象、难懂的护理程序知识变得通俗易懂。
3 讨 论观察结果表明,在理论讲授的基础上,结合PBL 教学方法,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问题的设置强化了学生对基本知识的记忆、理解,活跃了学生的思维;病例讨论、角色扮演提高了学生对知识的应用能力。
3.1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师生地位平等PBL 是以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在基于问题学习中,学生们是从开放性的问题入手开始学习的,教师对这些问题也没有现成的惟一的标准答案,而且,查询资料与动手做事等活动又是学生们所不难胜任的,位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内,因此,教师与学生站在同等的位置上,学生们不必必须听从老师的指示和解答。
关于脑死亡标准的伦理和法律问题探讨刘明煜;睢素利【摘要】随着医学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传统的心死亡标准在现代医学背景下受到了质疑,对心死亡标准的缺陷认识引发对死亡标准的重新思考以及脑死亡标准的提出.死亡标准的发展转变也使得人们重新理解和认识死亡.在此基础上,作者阐述了脑死亡的科学性及其立法发展和现状,并探讨了脑死亡带来的诸多伦理法律问题;同时也从思想进步、法律发展、医学完善等方面论证了脑死亡标准确立的现实意义.%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the traditional heart death standard in modern medical background has been questioned. The defect of heart death standard led to the appearance of brain death standard. Transition of death standard forced people to recognize what is death again. Based on these, the paper describes the scientific status of brain death and its legislation, and it analyzes the ethical and legal issues caused by brain death standard. The paper discusses and demonstrates the significance of brain death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rogressing thoughts, development of the law and medical science.【期刊名称】《中国医院》【年(卷),期】2016(020)002【总页数】3页(P62-64)【关键词】死亡标准;心死亡;脑死亡;医学伦理【作者】刘明煜;睢素利【作者单位】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学院,100005 北京东城区东单三条9号;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学院,100005 北京东城区东单三条9号【正文语种】中文Author’s address: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No.9,Dong Dan San Tiao, Dong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005, PRC在现代医学背景下,传统的死亡标准受到质疑。
不同人群对脑死亡认识及立法可行性调查报告1. 引言1.1 研究背景脑死亡是一个备受争议和关注的话题,不同于心脏停止跳动等传统的死亡概念,脑死亡是指脑干及大脑皮层功能完全丧失,无法自行呼吸和感知外界刺激,是一个临床诊断标准。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对生命尊严的关注,脑死亡的认知在不同人群中呈现出多样性。
在传统医学中,脑死亡往往被认为是绝对的死亡,意味着患者不可逆转地失去了生命。
在现代社会,随着器官移植和医疗技术的发展,对脑死亡的认知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脑死亡可能被误解为昏迷或永久性昏迷,导致在决定器官捐献等问题上存在迷惑和顾虑。
对于脑死亡的了解程度不仅仅是医学工作者的责任,也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通过深入调查不同人群对脑死亡的认知情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公众的认知水平和存在的误解,为未来制定相关立法提供参考依据。
【2000字】1.2 研究目的本研究的目的是深入了解不同人群对脑死亡的认识情况及对脑死亡立法可行性的看法,旨在为加强社会对脑死亡认识和立法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通过对不同人群的调查和分析,可以揭示他们对脑死亡的知识水平、态度和行为意向,进而为相关立法的改进和完善提供实际可行的建议。
通过探讨脑死亡认识与立法之间的关联以及立法的实际操作性,可以为未来的立法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本研究旨在促进社会公众对脑死亡的了解,提高立法的可行性和实施效果,以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和人民的福祉。
1.3 研究意义脑死亡是一种重要的生命状态,对于人类生命的尊严和医疗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了解不同人群对脑死亡的认识情况以及对脑死亡立法可行性的调查分析对于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调查分析,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大众对脑死亡的认知水平,为提升脑死亡的认识和制定相关法规提供参考。
研究脑死亡认识与立法之间的关联以及立法的实际操作性,有助于优化法律规定,促进相关政策的实施和执行。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对不同人群对脑死亡的认识及立法可行性的调查,为提升公众对脑死亡的认知,完善相关法规和规定提供科学依据,促进脑死亡领域的发展和进步。
脑死亡标准的伦理意义脑死亡标准是指在临床上判断一个人是否已经死亡的一种标准。
在医学伦理学中,脑死亡标准引发了许多伦理问题和争议。
脑死亡标准的确立和应用,涉及到生命的定义、生命价值的认知、医学实践中的道德判断等诸多伦理问题。
本文将探讨脑死亡标准的伦理意义,以期为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一些启示。
首先,脑死亡标准的伦理意义在于对生命的定义和价值观的思考。
传统上,人们认为生命是心脏跳动的象征,因此心脏停止跳动就意味着死亡。
然而,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脑死亡标准逐渐被提出并应用于临床实践中。
这引发了对生命本质的思考,生命究竟是什么?脑死亡是否意味着一个人的生命已经结束?这些问题挑战着传统的生命观念,也引发了对生命价值的重新思考。
其次,脑死亡标准的伦理意义在于医学实践中的道德判断。
在现代医学实践中,脑死亡标准对于器官捐献和移植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脑死亡标准,捐献者的器官可以被移植到需要的患者身上,从而挽救更多的生命。
然而,这也引发了伦理问题,在确定脑死亡时,医生是否应该兼顾捐献者的利益和家属的意愿?如何平衡捐献者和接受者的权益?这些问题涉及到医学实践中的伦理道德判断,需要在尊重生命的前提下进行权衡和决策。
此外,脑死亡标准的伦理意义还在于对医学技术和社会文化的影响。
随着脑死亡标准的应用,医学技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使得更多的生命得以延续。
然而,这也引发了对医学技术应用的反思,医学技术的发展是否意味着对生命的尊重和价值的认可?社会文化对生命的认知和尊重是否跟得上医学技术的发展?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思考医学技术和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以及对生命的尊重和价值的认知。
综上所述,脑死亡标准的伦理意义涉及到对生命的定义和价值观的思考,医学实践中的道德判断,以及医学技术和社会文化的影响等多个方面。
在今后的医学伦理学研究和实践中,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脑死亡标准的伦理意义,加强对生命的尊重和价值的认知,平衡医学实践中的权衡和决策,促进医学技术和社会文化的和谐发展,为人类的生命健康和社会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1篇一、引言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脑死亡的概念逐渐被公众所熟知。
然而,脑死亡这一现象在引发伦理争议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法律问题。
本文将以“李某某案”为例,探讨脑死亡引发的伦理与法律问题。
二、案例背景2018年,我国发生了一起因脑死亡引发的伦理与法律问题案件。
李某某,男性,因车祸导致脑部严重受伤,被送往医院抢救。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李某某被诊断为脑死亡。
在李某某的家人和医院之间,就如何处理李某某的遗体产生了分歧。
三、伦理争议1. 脑死亡的定义脑死亡是指大脑和脑干功能完全丧失,无法恢复。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脑死亡是生命终止的标志。
2. 脑死亡与器官捐献在“李某某案”中,李某某的家人认为,李某某已经脑死亡,但仍有心跳和呼吸,因此应尊重生命,继续救治。
而医院则认为,根据法律规定,脑死亡患者已无生命体征,可以视为死亡,应当尊重患者的生前意愿,进行器官捐献。
3. 生命权与器官捐献权在伦理学上,生命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
然而,在器官捐献问题上,生命权与器官捐献权产生了冲突。
一方面,患者有权决定自己的生命如何结束;另一方面,器官捐献可以帮助他人延续生命。
四、法律问题1. 脑死亡患者的法律地位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自然人的生命权始于出生,终于死亡。
脑死亡患者是否具有法律地位,一直是学术界和司法界争论的焦点。
2. 脑死亡患者的遗体处理在“李某某案”中,李某某的家人与医院就遗体处理产生了分歧。
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遗体处理条例》的规定,遗体处理应当尊重死者生前意愿,符合社会公德。
3. 器官捐献的法律规定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器官移植条例》规定,公民自愿捐献器官,其遗体、器官可以用于移植。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器官捐献仍存在诸多问题,如器官来源不足、非法买卖器官等。
五、案例分析1. 脑死亡患者的法律地位在“李某某案”中,法院认为,脑死亡患者已无生命体征,符合死亡的定义,应当视为死亡。
因此,李某某的家人无权要求医院继续救治。
县级医院医护人员法律意识现状分析通过对且末县二级甲等综合医院医护人员法律法规知识的调查与测试,了解医护人员法律法规意识与自我防卫意识现状,探讨普及法律法规知识的有效对策,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
标签:县级医院;医护人员;法律法规意识;分析随着国家法律、法规的健全,以及我国全民普法活动的广泛开展,人们的法律意识日渐提高。
加之《侵权责任法》的颁布及举证责任倒置的实施和媒体对医疗机构的负面宣传力度,患者对自己就医权利的保护意识也逐渐增强。
同时,也对从事高风险职业的医护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要学法、知法、懂法,积极主动地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维护医院的正常秩序,避免医疗纠纷的发生[1]。
1 资料与方法1.1一般资料且末县人民医院在职医护人员171人,笔者随机抽取了50名医护人员进行问卷调查的医疗卫生法律考试,抽样率为29.2%。
最后回收并且资料完整进入的统计为49份,1份因填写不完整未进入统计中,回收及统计率为98%。
1.2调查内容①医护人员的年龄、性别、职业、科室;②结合相关教育、医疗工作实际等,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医护人员对法律法规问题看法的情况等;③结合《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疗质量安全事件报告暂行规定》等医疗法律法规。
对医护人员进行测试,了解其认知程度。
题型为填空题(10题共30分)、选择题(10题共30分)、问答题(5题共40分)。
共25题(100分)。
1.3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及医疗卫生行业重点法律法规知识测试卷,笔者亲自发放,当场填写后收回,对收回的问卷和试卷整理后输入计算机,并采用Micmsoft Excal 2003进行统计,组间检验用χ2检验。
数据录入经录与复查两个步骤,确保了数据录入的质量。
1.4成绩判定方法60分为合格。
2 结果与分析2.1调查问卷结果2.1.1被调查者基本分布情况此次调查的49名医护人员中,20~30岁的占49%,31~40岁的占30.6%,41~50岁的占14.3%,51岁的以上占6.1%。
脑死亡标准伦理意义脑死亡是一个伦理和法律上备受争议的话题。
脑死亡被定义为大脑的不可逆性损伤,这意味着大脑无法再维持生命的基本功能,包括意识、呼吸和循环。
因此,脑死亡标准成为了确定一个人是否已经死亡的重要标准。
然而,脑死亡标准背后涉及着许多伦理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医学实践和社会政策都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脑死亡标准对于器官捐赠具有重要意义。
在一些国家,只有被宣布为脑死亡的患者才能成为器官捐赠的候选者。
这是因为脑死亡标准确保了捐赠者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同时保证了器官的质量。
然而,这也引发了一些伦理问题,比如家属是否应该同意器官捐赠,以及医生如何向家属解释脑死亡的概念。
其次,脑死亡标准对于医学伦理学具有深远意义。
在一些情况下,患者被宣布为脑死亡之后,家属可能会请求继续维持生命支持系统,这引发了医生和家属之间的伦理冲突。
医生需要权衡患者的利益和家属的意愿,同时也需要考虑医疗资源的分配和利用效率。
因此,脑死亡标准成为了医学伦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另外,脑死亡标准也对于生命价值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些人认为,脑死亡标准将生命简化为了生物学的概念,忽视了生命的精神和情感维度。
然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脑死亡标准为医学实践提供了清晰的界定,有助于保护患者的尊严和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
这种生命观念的冲突也使得脑死亡标准成为了伦理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
总的来说,脑死亡标准在伦理意义上具有重要影响。
它涉及了器官捐赠、医学伦理学和生命观念等诸多领域,对于医学实践和社会政策都具有重大意义。
因此,我们需要认真思考脑死亡标准所涉及的伦理问题,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以促进医学实践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不同人群对脑死亡认识及立法可行性调查报告引言脑死亡是一个涉及医学、伦理、法律等多个领域的复杂问题,对于个体和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不同人群对脑死亡的认识以及对相关立法可行性的看法,本报告对各阶层人群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旨在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数据。
一、对脑死亡的认识1.1普通民众在对一般公众进行问卷调查时,超过80%的被访者认为脑死亡是指大脑完全停止工作,从而导致人体器官无法正常运行。
但对于脑死亡具体的认识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大部分人对于脑死亡的具体标准和诊断过程并不清楚。
还有不少人将脑死亡与昏迷混淆,导致对相关问题的认知不够全面。
1.2医护人员医护人员对于脑死亡的认识相对更为深入,大部分受访医护人员对脑死亡的定义和诊断流程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
他们普遍认为,脑死亡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医学现象,需要借助专业设备和严格的诊断程序来确认。
1.3法律专家法律专家对脑死亡的认知主要体现在其对脑死亡的立法现状和相关法规的了解。
大多数法律专家认为,当前我国对于脑死亡的相关法律制度尚不完善,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框架和规范。
二、对脑死亡立法可行性的看法2.1普通民众在对一般公众进行访谈时,我们了解到,有不少人对脑死亡立法表示支持。
他们普遍认为,通过立法规定脑死亡的相关程序和标准,可以为医生、患者及其家属提供更为明确的法律依据,减少争议和纠纷。
但也有一部分人持保留态度,担心相关立法可能给医疗纠纷和医患关系带来新的挑战。
2.2医护人员医护人员普遍认为,脑死亡立法有利于规范医疗行为,减少医疗纠纷和争议。
部分医护人员还表示,当前我国对脑死亡的相关立法和规范仍存在一定的模糊和空白,这需要通过立法来加以规范和完善。
2.3法律专家在对法律专家进行深度访谈时,我们了解到,绝大多数法律专家对于脑死亡的立法可行性持肯定态度。
他们认为,相关立法不仅可以为医疗行为提供法律基础,还可以保护患者合法权益,促进医患信任和和谐医疗秩序的建立。
医学伦理学论文论脑死亡的伦理道德意义脑死亡男子被摘取心肝捐献过程由红会人员见证广州日报2011年8月16日一名36岁的男子因发生意外从高处坠落,经抢救无效被宣告为脑死亡,悲痛的家人为了能让他的生命延续下去,在其心脏尚未停止跳动前,主动将其心脏、肝脏和角膜捐献出来,使多名正在等待希望的患者得到及时救治。
记者昨日从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了解到,这是自今年卫生部启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以来,广州地区进行的首例脑死亡病人器官捐献。
据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器官获取组织负责人、该院肝胆外科主任霍枫教授介绍,8月1日,这名36岁的男子在深圳因发生意外,从4米高的地方坠落,由于头部先着地,脑外伤非常严重,在被救护车送往当地医院的路上一度出现血压下降、呼吸停止,经抢救,该男子最终也只能靠呼吸机维持呼吸。
8月4日,这名男子的家人将其转入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接受救治。
抢救多日后,经过神经外科、神经内科、ICU多名专家会诊,按照严格脑死亡判定程序,8月11日,该男子被判定为脑死亡。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所谓死亡就是生命获得的终止。
人的个体死亡的传统概念式呼吸、心跳停止。
死亡标准是人们用以衡量与判断死亡的尺度。
死亡是一个过程,但人们并不会等到生物学死亡期到来时,才宣布死亡。
宣布死亡是基于一个生与死的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就是死亡标准。
目前判断死亡标准一句有两个,即传统心肺死亡标准和脑死亡标准。
1.传统心肺死亡标准所谓传统的死亡标准,是指心肺死亡标准。
即,呼吸停止、心脏停跳,瞳孔散大和对光反射消失时死亡的三个特征。
但是传统死亡标准具有局限性,在临床实践中带来一些伦理问题。
2.现代脑死亡标准所谓脑死亡(braindeath),即全脑死亡。
为大脑、中脑、小脑和脑干的不可逆的死亡(坏死)。
也就是莫衷病理原因引起脑组织缺氧、缺血或坏死,致使脑组织功能和呼吸中枢功能达到了不可逆转的消失阶段,最终必然导致的病理坏死。
1968年在第22届世界医学大会上,美国哈佛医学院脑死亡定义审查特别委员会提出了“脑功能不可逆性丧失”作为新的死亡标准,并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脑死亡诊断标准:1、不可逆的深度昏迷;2、自发呼吸停止;3、脑干反射消失;4、脑电波消失(平坦)。
不同人群对脑死亡认识及立法可行性调查报告近年来,争议不断的脑死亡问题备受关注。
脑死亡是指人体大脑出现不可逆性损伤,无法维持自身生命的一种状态。
在如今医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脑死亡已经成为器官移植的重要来源。
但是,对脑死亡的定义、认识和立法仍然是许多国家和地区面临的难题。
本文将通过一份调查报告,探究不同人群对脑死亡认识及立法可行性的看法。
调查对象主要分为医生、普通公众、法学专业人员及国家管理层。
其中,医生和普通公众是最重要的受访人群。
首先,调查结果显示,医生和普通公众对脑死亡的认识存在巨大差异。
95%的医生认为脑死亡是死亡的标准,而只有60%的普通公众持同样观点。
这差异主要是由于普通公众对脑死亡认识仅停留在“瞪眼不动、呼吸停止”等简单表现上,而忽略了脑死亡是“无意识性、不可逆性”损伤的事实。
因此,将脑死亡纳入死亡标准对普通公众而言显得不可思议。
其次,调查结果显示,脑死亡的立法可行性问题仍需进一步探讨。
虽然许多国家已经将脑死亡纳入死亡标准,但在另一些国家,立法仍然面临挑战。
针对这个问题,多数医生和法律专业人士认为,立法只是形式问题,对脑死亡的正确认知才是根本。
只有当人们对脑死亡有正确、科学的认识,才能更好地维护社会公正和个人权益。
最后,调查结果显示,一些国家未能完成立法颁布,存在着多种原因。
例如,有的国家的文化信仰不接受器官移植等医学行为;还有的国家面临着医疗资源匮乏、贫困等问题。
因此,针对立法问题,不同国家应有不同的解决方法。
总之,脑死亡问题不仅是医疗领域面临的挑战,也深刻地涉及社会、文化、法律等各个方面。
正确、科学的认知,加上合理、有效的立法,才能为更好的医疗和社会公正奠定基础。
对脑死亡标准确立的认识和可能带来的法律与伦理问题每当人们提及死亡,想到的总是“呼吸心跳停止”这样的传统标准,然而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尤其是呼吸机的发明,使得患者在全脑功能丧失、自主呼吸停止以后,仍然能够依靠机械通气维持一段时间的呼吸和心跳,这就在临床出现了“活的躯体,死的大脑”。
如此,“脑死亡”的概念便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现代“脑死亡”是指:全脑死亡,包括大脑、小脑和脑干在内的全脑机能完全不可逆的丧失。
要判定全脑死亡需要同时具备3个基本的条件:深度昏迷、无自主呼吸及脑干反射全部消失。
(脑干反射包括瞳孔对光反射,如光刺激可以引起瞳孔缩小,以及眼心反射,即压迫眼球可以引起心率减慢,等等。
)之所以许多人无法接受脑死亡,是因为在临床中,机械通气(即气管插管、上呼吸机)可以使脑死亡患者继续维持呼吸和心跳,这两个传统的生命特征的存在会让人以为患者还活着,不忍放弃。
但实际上,脑死亡患者的呼吸,只是连上呼吸机后所产生的一种机械性的被动呼吸动作,而不是自主行为——就像电风扇只有在通了电的情况下才能转动,拔除电源后,电风扇并不能自己转动。
而且,由于脑死亡患者的生命“中枢司令部”已经完全罢工,即使有各种医疗器械的保驾护航,通常也并不能维持多久的心跳。
所以说,脑死亡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即使给予再多的医疗救治,患者也不会恢复。
脑死亡立法是为了更尊重生命。
因为,如果患者已经死亡,却由于科技的介入维持着生存的假象,对患者的家属来说,不仅是情感上的折磨,还有经济上的沉重负担。
即便家属在经济上能够承担,但这实质上也浪费了整个社会的医疗资源,如果把这部分医疗资源用于那些可以拯救的患者,会更有意义。
脑死亡立法从医疗资源的角度来说的另外一个意义在于它有助于器官移植。
因为,在用仪器维持生存假象时,脑死亡患者体内的各个器官都在不可逆转地走向衰竭,等到传统意义上的死亡时,他的器官已经不能用于移植了。
如果没有脑死亡立法,那患者生前签署的器官捐献协议就此变成了一张废纸。
不同人群对脑死亡认识及立法可行性调查报告脑死亡是指大脑完全丧失功能,不可逆转的状态,是人类健康医学领域中的一种重要概念。
针对脑死亡的认识和立法可行性进行调查,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社会对于脑死亡的认知水平和态度,从而对未来立法进行参考和指导。
调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针对不同人群进行,包括医学专业人士、普通民众和立法者等。
以下是调查报告的内容。
一、医学专业人士调查1. 调查显示,大部分医学专业人士对脑死亡有较为全面的了解,能够准确描述脑死亡的定义和特征。
他们普遍认为脑死亡的判定应该由医学专业人士进行,需要进行多个神经学检查和脑电图检查等。
2. 关于脑死亡与器官捐献的关系,绝大部分医学专业人士认为脑死亡判定是器官捐献的合法依据,并对器官捐献表示支持。
二、普通民众调查1. 调查显示,普通民众对于脑死亡的了解程度较低,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脑死亡的定义和特征存在误解或混淆。
他们普遍认为脑死亡就是心脏停止跳动,或者是昏迷状态。
2. 大部分普通民众对于脑死亡的判定认为是医生的责任,他们认为医生应当进行多个专业检查才能确认一个人是否脑死亡。
三、立法者调查1. 调查显示,立法者对于脑死亡的了解程度较高,他们普遍认为脑死亡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可以作为法律的依据。
2. 绝大部分立法者认为应当出台相关法律,明确脑死亡的判定标准和程序,并加强对脑死亡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对脑死亡的认知水平。
3. 关于脑死亡与器官捐献的关系,立法者普遍认为应当鼓励和支持器官捐献,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和奖励措施。
根据以上调查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医学专业人士对脑死亡的认识较为全面,普遍认同脑死亡的判定应由医生进行,同时支持器官捐献。
二、普通民众对脑死亡的认知水平较低,需要通过宣传和教育提高其认识水平,并准确了解脑死亡的定义和特征。
基于以上调查结果,我们建议: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有助于更好地推进脑死亡相关知识的普及和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福祉。
我国脑死亡立法和存在相关问题研究摘要:得到国际医学界广泛认可的脑死亡概念已经对传统的心脏死亡概念产生了冲击,以脑死亡对个体进行死亡判定的新标准,正在逐渐取代以心脏死亡对个体进行死亡判定的传统旧标准。
因此,有关脑死亡的立法也被逐步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国际上,很多西方国家已经有了完善的脑死亡立法与制度,而我国此领域目前尚属空白。
因此,我国正迫切需要对脑死亡进行立法来完善我国的医疗法制等相关事业;这是对我国医疗事业与法制事业的双重冲击和挑战。
本文着重从脑死亡概念为切入点,阐述我国脑死亡相关立法的现状,并逐步分析和完善目前现存的法律、伦理、医疗问题,让公众对脑死亡立法的现状有一个客观了解,并对将来的立法工作进行展望和提出应对方案。
关键词:脑死亡;立法;国际;分析Abstract:As death judgement standard of brain death concept has been recognized the world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medical profession, has shaken the cardiac death point of view. Abroad on brain death legislation has been walk in front of our country, so China is in urgent need to catch up with the pace of international advanced.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is to law, medicine and even the ethics in China is a huge impact and challenges, but about brain death legislation is lagging behind in our country, this article emphatically from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brain death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elaborated our brain death legislation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analysis to perfect relevant legislation in the future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legal, ethical, and allow the public to brain death legislation, have an objec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egislation in the future was forecasted, and put forward solutions.Key words:brain death; legislation; international; analysis人类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脑死亡概念作为一种客观现象必然会由医学工作者们所提出。
第1篇一、案例背景近年来,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脑死亡这一概念逐渐被人们所熟知。
脑死亡是指大脑和脑干完全丧失功能,无法通过任何医疗手段恢复的一种状态。
在我国,脑死亡的诊断标准为《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和《脑死亡诊断标准(试行)》所规定。
然而,脑死亡在法律层面上的界定、器官捐献的合法性、患者家属的知情权等问题仍存在争议。
本文将以一起脑死亡案件为例,对相关法律问题进行分析。
二、案例简介某患者因车祸导致头部严重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被诊断为脑死亡。
患者家属得知这一消息后,强烈要求医院宣布患者死亡,并请求捐献患者的器官。
然而,医院在未经患者家属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宣布患者死亡,并启动了器官捐献程序。
患者家属认为医院侵犯了他们的知情权和选择权,遂将医院告上法庭。
三、案例分析1. 脑死亡的法律界定根据《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和《脑死亡诊断标准(试行)》,脑死亡是指大脑和脑干完全丧失功能,无法通过任何医疗手段恢复的一种状态。
在法律层面,脑死亡与生理死亡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脑死亡的法律界定仍存在争议。
本案中,医院在未经患者家属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宣布患者死亡,并启动了器官捐献程序。
这一行为是否符合脑死亡的法律界定,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1)医院是否具备脑死亡诊断资质。
根据《脑死亡诊断标准(试行)》,只有具备相应资质的医疗机构才能进行脑死亡诊断。
本案中,医院是否具备这一资质,是判断其宣布患者死亡是否合法的关键。
(2)医院是否严格按照脑死亡诊断标准进行诊断。
脑死亡诊断标准规定了详细的诊断程序和标准,医院在诊断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
本案中,医院是否按照规定进行诊断,是判断其宣布患者死亡是否合法的另一个关键。
2. 器官捐献的合法性器官捐献是指将器官捐赠给他人,用于移植或治疗。
在我国,器官捐献分为自愿捐献和强制捐献两种形式。
自愿捐献是指捐献者在生前或死亡后,自愿将自己的器官捐献给他人;强制捐献是指法律规定的必须捐献器官的情况。
第1篇一、案例背景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器官移植手术在挽救患者生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然而,器官移植手术的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器官捐献的数量和质量。
在我国,由于器官捐献观念的普及程度不高,器官短缺问题一直困扰着医学界。
脑死亡作为器官捐献的重要前提,其法律地位和认定标准一直是学术界和司法界关注的焦点。
本文将以一起因脑死亡引发的医疗纠纷案例为切入点,分析脑死亡的法律问题。
二、案例简介2018年,患者李某因车祸导致严重脑损伤,被送往某医院抢救。
经过一系列检查,医院诊断为脑死亡。
李某的家属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坚决不同意医院进行器官捐献。
家属认为,李某虽然已经脑死亡,但仍有心跳和呼吸,生命迹象并未完全消失,因此应当继续救治。
医院则认为,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脑死亡是器官捐献的前提条件,李某已经符合脑死亡标准,应当尊重其生前意愿进行器官捐献。
双方就器官捐献问题产生严重分歧,最终引发医疗纠纷。
三、案例分析1. 脑死亡的法律地位脑死亡是指大脑、脑干和脊髓完全失去功能,生命活动完全停止。
在我国,脑死亡被认定为生物学死亡,是器官捐献的前提条件。
根据《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四条规定:“人体器官捐献应当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
捐献人体器官的公民应当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公民生前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捐献、摘取该公民的人体器官;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的,该公民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以书面形式共同表示同意捐献该公民人体器官。
”由此可见,脑死亡在我国法律上具有明确的法律地位。
2. 脑死亡的认定标准脑死亡的认定标准是判断是否可以进行器官捐献的关键。
根据《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五条规定:“人体器官捐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捐献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二)捐献人自愿捐献其人体器官;(三)捐献人或者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书面同意捐献;(四)捐献人符合脑死亡标准。
基层医务人员脑死亡的伦理与法律意识现状调查【摘要】本文通过发放问卷的形式来了解基层医务人员脑死亡的伦理和法律意识现状,我们了解到基层医院医务人员对脑死亡的判断熟练,支持脑死亡立法,并有意识促进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但目前群众对临床脑死亡接受程度有限,要实现脑死亡立法及器官移植立法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关键词】脑死亡;基层医务人员;伦理与法律意识
1 目的
数千年以来人类社会一直将呼吸、心跳停止作为判断死亡的唯一标准。
近几十年来随着医学、法律等各方面发展,脑死亡作为一种新的观念逐渐取代了旧观念,这是时代的进步[1]脑死亡立法在国内医学界、社会学界已反复讨论多次,而基层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中对脑死亡伦理和法律意识到底如何,有必要做一次翔尽的调查,以明确基层医务工作者对脑死亡立法支持与否,支持程度如何,以便指导我们今后工作的努力方向。
2 方法和说明
现公布调查结果,我们向三级、二级医院的神经内外科、急救科、重症监护室等与脑死亡病人密切相关科室的医务人员发放问卷350份,收回有效问卷221份,统计问题相关答案,从而来了解医务人员对脑死亡的伦理和法律意识现状。
问题选项选择率
1.你在解释患者脑死亡判定时患者家属很容易接受你的观点
吗?
a.容易10.85%
b.很难42.08%
c.容易接受,但认为需要继续抢救47.05%
2.你认为脑死亡患者继续抢救是
a.医学资源的浪费56.56%
b.社会需要25.79%
c.其他17.64%
3.你们判定脑死亡根据
a.国外标准35.29%
b.国内标准61.08%
c.根据自己经验3.61%
4.在你判定脑死亡后患者一般放弃治疗的时间为
a.1-2天21.26%
b.1周左右38.46%
c.不放弃,直到心跳停止40.27%
5.碰到脑死亡患者,你是
a.积极建议放弃治疗75.56%
b.不管家属意见,积极抢救19.90%
c.其他4.52%
6.美国脑死亡哈弗判定标准与明尼苏达州标准最大区别:明尼苏达州不要求无脊髓反射
a.是76.47%
b.否23.52%
7.你认为江苏脑死亡立法
a.可行51.13%
b.现在就可推行30.31%
c.不可行18.55%
8.你们科作出脑死亡判断由
a.两名高年资主治医师27.14%
b.两名副高职称医师49.77%
c.都可决定20.36%
d.其它2.71%
9.脑死亡立法
a.需国家通过86.42%
b.省立法与州立法与国家立法不矛盾、不冲突13.57%
10.江苏的传统思想文化习惯可以接受脑死亡法
a.是47.51%
b.否52.48%
第一个问题说明:群众还是接受心死观念。
第二个问题说明:医务工作者较普遍认为脑死亡病人的抢救是医学资源的浪费。
第三个问题说明:临床医生较多的掌握国内、国外脑死亡标准。
第四个问题说明:多数群众还是接受心跳死亡观念。
第五个问题说明:较多的人认为脑死亡病人的抢救是医学资源的浪费,是对死者的不尊
重,加重了家属和社会的负担,妨碍了器官移植的发展[2]
第六个问题说明:大多数医务工作者对国外脑死亡标准了解深入。
第七个问题说明:多数医务人员要求脑死亡立法和有意识推动立法
[3]
断脑死亡。
第九个问题说明:多数医务人员普遍认为脑死亡立法需要国家立法。
第十个问题说明:传统文化习惯对脑死亡这个新观念不是很排斥,逐步是能接受的。
3 结论和讨论
3.1 结论①脑死亡观念已深入医务工作者人心,为医务人员理解、支持、接受和应用。
②群众观念口头上往往能接受脑死亡观点,但有许多人还是要求继续抢救直到心跳停止,说明大部分群众还是接受心死观念。
③根据目前情况我们建议提倡心死与脑死亡并存,逐渐向脑死亡过度,是可为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提供一种良好的前景。
④被调查者普遍认为脑死亡、器官移植法需要国家立法,但亦可在条件较好的省市先实行脑死亡法不失为一种策略。
3.2 讨论目前从调查结果看100%受调查医务人员接受脑死亡
这个医学新概念,说明脑死亡观念已深入医务人员心中,但距每个公民接受脑死亡观念还有相当距离。
我们建议积极推动脑死亡立法,至少在目前可运用双重心肺死亡标准和脑死亡标准来判定死亡,并建议在沿海经济发达省市可先予推行脑死亡标准及判定,使部分志愿在脑死亡后愿意捐献器官遗体的公民有实现自己愿望的
可能[4]
目前虽缺乏执行脑死亡标准及器官移植的广泛社会心理基础,现阶段应至少提倡和逐步实施“心死/脑死”双轨制同意,为避免不必要的医疗纠纷,至少应在医疗卫生管理层面上明确规定“脑死亡诊断成立后停止或撤除一切治疗措施并不违反现代医疗常规”,要转变人们的传统观念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认可,要比自上而下政府的指示、命令效果要好得多,总之脑死亡在中国从普遍认可到器官捐献蔚然成风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需要医学界和法学界等各界不断努力推动才能实现,并与国际接轨[5]
参考文献
[1] 朱晓峰.认识脑死亡[j].医学与哲学,2006,27(3):46-47.
[2] 王晓萍,李方明,郭毅,王启章.脑死亡判定标准在临床的应用及价值[j].现代护理2006,12(18):16 79-1681.
[3] 张玲.关于我国脑死亡立法的社会学思考[j].中国医学伦
理学,2006,19(3):26-28.
[4] 钟庆旭,吴睿.关于修订“脑死亡法”的思考[j].广西公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3):37-39.
[5] 刘瑞爽.脑死亡立法的若干法律问题探讨[j].医学与哲学,2008,29(1):23-24-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