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愈“奇崛”的文学审美好尚段振良（铜仁学院科研处，贵州铜仁 554300 ）摘要：韩愈好尚奇崛的文学审美观是一个事实。
这既体现在他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也体现在他的论文标准中。
韩愈此种好尚根源于他的人生际遇，也根源于刻意求新的创作心理。
关键词：韩愈； 奇崛； 好尚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639 (2008) 04-0034-03韩愈在《进学解》中曾借弟子之口自炫其文“上规姚姒，浑浑无涯。
《周浩》《殷盘》，佶屈聱牙。
春秋谨言，左氏浮夸。
《易》奇而法，《诗》正而奇葩。
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
”其中文字谨严，文辞铺张华美，变化奇多而有法度，义理正大诸项，皆是取之有理，因为广泛地取法古典，几乎是一切文学大家的共有倾向。
但像韩愈这样标榜“佶屈聱牙”也要学习的人，似乎未曾有。
他在《上兵部李侍郎书》中又说：“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大之为河海，高之为山岳，明之为日月，幽之为鬼神。
纤之为珠玑华实，变之为雷霆风雨，奇辞奥旨，靡不通达。
”这种追求大气象的欲望当然是无可指责的，不过落实到语言和文旨方面，明确要追求“奇辞奥旨”，那就明显是一种刻意的文学审美好尚了。
一韩愈这种审美追求首先表现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
在诗歌方面，韩愈在常体诗（相对于韩愈的自创体）中有意追求用奇字、僻字，作险句，造成一种气狠力猛的风貌。
如著名的《石鼓歌》中用僻字“蒐”，险句“凿石作鼓隳嵯峨”一句，无非是说在高山上取石材，而用“隳嵯峨”，就显得非凡磅礴。
在《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中，以“是时新晴天井溢，谁把长剑倚太行？”写瀑布，其想象之奇幻不在太白“银河落九天”之下，而另有一种源自社会生活形象的强猛力度。
在题材及意象上，韩诗常“以世俗、丑陋之事之景入诗，写落齿，写鼾睡，写恐怖，写血腥，形成了以俗为美、以丑为美的特点”[1]315。
这便是在题材意象上的奇崛之追求。
韩愈在诗歌语言体式上也不甘于落入流俗。
如果说李白在《蜀道难》中出现的“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 冲波逆折之回川”之类的散体语，其节奏感并未完全消失的话，而韩愈《送董召南序》中“唐贞元时人董生召南”就是纯粹的大白话了。
韩愈开“以文为诗”之先，虽影响到宋代文坛领袖欧阳修，而最终未成气候，实在是因为不顾及诗歌语言的起码规则，只顾新奇一端了。
在散文方面，韩愈奇崛的文风追求正如他自己在《进学解》中所言是“闳其中而肆其外”，在《送穷文》中所言是“怪：怪奇奇”。
韩愈散文时出艰涩之语已是论家的共识。
作为追新逐奇的极端之作当数《毛颖传》。
奇崛的第一个特征是文体难于归类：无涉辞赋铭诔赞颂之类自不必言，名之曰“传”并不是人物传记。
阮籍的《大人先生传》虽然是虚构，但是概括了一类人，讥讽礼俗之士的主旨甚明。
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是自况之作，阮、陶的这两传都不是传记，颇类杂文。
较之这两传，韩愈《毛颖传》更具有人物传记之特征。
因为“毛颖”有时代、籍贯、家世、职官、行事、结局等人物传记之要素，甚至还有“太史公”的评说。
然而毛颖先生却是一只笔，不论外在形式如何足称传记，终不可归入传记。
如以寓言观之，至少是难以满足中国式寓言特征的：我国的寓言一般是文章中的论据；再则寓言所蕴藏的意义与要阐述的事理存在着类比关系。
柳宗元《捕蛇》、《茵臍》、《三戒》之类，刘基《郁离子》诸作都通过文末“噫”、“呜呼”、“郁离子曰”的议论出示了本体，即本体和喻体同在一篇之中。
《毛颖传》独立成篇，又并不产生一个显著的思想指向，而只是有某些双关讽世语。
若以传奇小说观之，则相去更远，鲁迅先生已作否定之论[2]58。
以思想论，《毛颖传》文末“赏不酬劳，以老见疏，秦真少恩哉！”数语，似为曲讽时事，但据童第德考据，韩愈作此文当在39岁左右[3]，那几年他频改职事，甚是忙碌。
此时韩愈牢第10卷第4期铜仁学院学报2008年 7 月Journal of Tongren University收稿日期：2007-04-08作者简介：段振良（1949-），男，贵州铜仁人，铜仁学院学报编辑部主编，科研处处长，副教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学理论教学与研究。
骚虽然不少，但“以老见疏”的“老”字很难合度。
“勇夺三军之帅”的业绩尚在后来的岁月，此时以“老而秃”的毛笔自况不是太早了么。
也许将《毛颖传》看作是对毛笔的产生、性能完善、文化功用的“幻设”[2]54-58 表述之作也是可以的。
另外，《毛颖传》中“勳”、“哽”、“陈玄”、“弘农”、“陶泓”、“会稽褚先生”等字词，并不是每个国子博士都能认能讲的。
“中山”、“管城”等词，人们自然要解为战国中山国、河南郑县，而韩愈不过是说拔其毛做笔的兔子是生在山中，笔杆是用竹管做的。
总之，《毛颖传》非驴非马的体式，可此可彼的意思，生涩费解的字词，别出心裁的构思，如此“奇辞奥旨”确实证明韩愈为文崇尚奇崛的审美倾向。
二韩愈崇尚奇崛的倾向，还表现在他对同时代及前代作家的批评态度中。
在诗歌方面，韩愈重视孟郊、卢仝、李贺等诗风奇崛的作家。
他对孟郊尤为推重，在不少作品中备加赞扬，还同孟郊一起写了许多联句。
他在《孟生诗》中称赞孟郊诗具有古意，“古貌又古心”；在《贞曜先生墓志铭》中，韩愈写道：“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则见，长而愈骞……及其为诗，刿目鉥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搯擢胃肾，神施鬼设，间见层出。
”说孟郊为诗都是挖出心肝之言，而语言上表现出曲折刺眼，也就是合于韩愈“佶屈聱牙”的标准了。
相反，韩愈对白居易的态度则不同。
韩愈与白居易同时，在长安时还有来往，但韩集中没有一处称道过白居易的作品，这表明他对白居易的浅易通俗、下偶俗好的文风是不满的。
皇甫湜是韩愈的弟子，其论文标准与作品风格深受韩愈影响。
在高彦休《唐阙史》卷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裴度再修福先佛寺，危楼飞阁，琼砌璇题，就有日也。
将致书于秘监白乐天，请为刻珉之词。
值正郎（皇甫湜）在座，忽发怒曰：‘近舍某而远征白，信获戾于门下矣。
且某之文，方白之作，自谓瑶琴宝瑟而比之桑间濮上之音也。
然何门不可以曳长裾，某自此请长揖而退。
’客座旁观，靡不股栗。
”问题不在于皇甫湜的狂傲直露，而在皇甫湜贬斥白居易作品为“桑间濮上之音”，当是韩门一派的论诗准则所致。
皇甫湜对老师韩愈可谓顶礼膜拜。
他评价韩愈是“先生之作，无圆无方，至是归工……如神出天，呜呼极也！后人无以加之也，姬氏以来，一人而已矣。
”[4] 对白氏的鄙视，实际上折射出韩愈对白居易通俗诗风的不满。
在散文方面，韩愈论文同样尚奇。
对古代作家，他很推重扬雄的艰深之作。
《答刘正夫书》中说：“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最。
”《送孟东野序》又说：“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
”《进学解》再说：“子云相如，同工异曲。
”《答崔立之书》中又再称“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为“古之豪杰之士”。
这说明韩愈对扬雄的推崇爱好。
而扬雄悔于赋之不劝，无悔于文之艰涩。
他仿《论语》作《法言》，仿《易经》著《太玄》都是文风艰涩的典型之作。
苏轼很不客气地批评扬雄说：“扬雄好为艰深之辞，文浅易之说。
若正言之，则人人皆知之也。
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
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生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5] 苏轼对扬雄的批评自有道理。
韩愈对扬雄的爱重，可能不宜以道理论是非，因为这是一个纯粹风格好尚问题。
韩愈对樊宗师的评价也是一个典型例子。
樊宗师是南阳人，做过绵州、绛州刺史，以文章名，但其文章时称“涩体”。
近人谢无量说：“今观世传宗师《绛守居园记》，虽经训释，犹多不可读，其艰深过扬雄远矣。
”[6] 然而韩愈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中称道樊氏为文“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难也”，文末的铭诗又说：“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
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
寥寥久哉莫觉属，神徂圣伏道绝塞。
既极乃通发绍述，文从字顺各识职。
有欲求之此其躅。
”不仅赞扬樊宗师作文的独创性，又肯定其文章“文从字顺”，还号召人们去追随樊氏。
这样的推赞很难让人理解，以致有人认为韩愈是在讽刺樊宗师。
其实韩愈是出于本心，韩愈的儿子韩昶拜樊宗师为师，肯定与父亲的评文论道有关，可作佐证。
此外，韩愈对其前的文章家苏源明、元结、李观等的评价，都显出好尚奇崛的倾向。
当然，韩愈好尚奇崛、僻涩、险怪一路文学风貌虽然的确是事实，但这并不是说韩愈的诗文都是此种风貌。
韩愈也有大量明彻晓畅、自然通透之作品同样是事实。
这正如有的人只吃鲤鱼、大黄鱼等通常鱼种，而韩愈除了吃这些常见鱼种之外，还要冒险吃河豚。
三韩愈形成此种文学好尚的原因，可以从两方面来观察。
第一，一个文学家的人生际遇不仅影响到他的创作内容，也会影响其创作风格和论文标准。
韩愈一生屡遭打击，积郁自甚。
他写得最精彩的文章，不是论道一类，而是鸣不平一类。
论道一类文章要讲论据，讲逻辑推导，如《原道》、《原毁》这类文章，自然会平实一些。
鸣不平的文章最能调动才智，最能散发个性。
有司马迁寓褒贬于叙事那样的鸣法，有弥衡击鼓而骂的鸣法，也有做青白眼的阮籍写得不明不白、使人们摇头而叹“阮旨遥深，归趣难求”的鸣法，还有陶渊明“守拙归园田”那种谈泊的鸣法，又还有李白写烂醉的鸣法等等。
韩愈功名心重，口喊要归隐都是言不由衷，又不肯变为狂怪，怕损坏了自己的形象，势必要寻求一种既能展示自己的才调、段振良：论韩愈“奇崛”的文学审美好尚又有别于平俗文字的路径。
《穷送文》那种绝妙的构思，古奥的文字，焦灼的功名欲混成一体，便形成了奇崛特立之风格。
袁行霈认为：“韩愈一生用世心甚切，是非观念极强，性格木讷刚直，昂然不肯少屈，这一方面使他在步入官场后的一次次政治旋涡中屡受打击，另外一方面也导致其审美情趣不可能淡泊平和，而呈现出一种怨愤郁躁、情激调变的怪奇特征。
”[1]315 这应该是确论。
第二，从文学创新的方面看，一切文学大家所以为大家，重要原因之一，即是他不满足于流行的俗品文学。
他既已于这些文品早已游刃有余，那么，这类作品已不能激起他的创作欲望，他势必另有所图，别开生面。
这正如当今市场经济中，生产厂家追求“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的竞争之道。
韩愈作为一代文章大师，当然首先在于他在理论和实践上为复兴古文作出的巨大贡献，而不在于他追求奇崛的诗风与文风。
但是这种追求又是与他在古文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分不开的。
须知在“文章道弊五百年”[7]的唐代，人们要恢复古文也并非一件易事。
韩愈之前许多古文家只能说，不能写，或纵使能写，不能工。
到了韩愈的时代，很多人写作古文的水平大为提高，但是仍有不少人拜韩愈为师或投书领教作文之法。
这使韩愈看到了复兴古文局面的可喜，同时也感到了自身的压力。
比如，在贞元十七年（801）即韩愈三十四岁那年，李翊向他投书求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