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教育领域的性别不平等与贫困-中国农业大学人发学院

摘 要：中国农村教育领域的性别不平等主要表现在对子女教育期望的性别差异、学校设置性别意识的缺失、家庭教育资源分配的性别差异、男女生受教育年限的差异等方面。

传统的观念、传统劳动分工模式和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缺乏等因素影响了农村教育的性别模式，贫困也是影响教育性别不平等的重要因素。

中国贫困农村的农户由于多种生计资本供给不足，而呈现出非常典型的男孩优先的教育模式，从而导致妇女陷入多元贫困状态。

关键词：农村教育；性别不平等；贫困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２．８５；Ｇ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５８３３（２００７）０１－０１４０－０７作者简介：董　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杨洪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张克云，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　（北京　１０００９４）农村教育的性别不平等研究涉及了双重公平性的问题，因此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大多主要从女童辍学率高这一结果展开。

郑安云、靳连冬从社会性别视角来看，指出贫困地区女童就学障碍存在三方面的原因：社会转型时期隐含在社会大环境背后的性别歧视现象；家庭中存在的不平等观念；女性自身的无意识自卑情结①。

龚继红、钟涨宝及郑真真等从农村家庭规模的角度，认为农村家庭子女性别结构对家庭教育的直接投资和额外投资行为对女童就学产生负面影响②。

丁月牙则认为家庭内部教育资源分配差异是导致女童失辍学的主要原因，该差异主要存在于教育投资等物资资源分配，以及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待、支持子女受教育的态度等人文资源的分配方面③。

而Ｚｏｅ　Ｏｘａａｌ则首次把贫困问题和性别问题综合在一起，指出贫困和性别的相互结合共同造成了女童入学率低下：贫困家庭中女童上学机会成本代价高；女童上学对家庭的回报率低；考虑青春期女孩上学安全④。

但是该项研究没有明确贫困和性别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及其在教育领域的具体构建情况。

农村教育领域的性别不平等与贫困董 强 李小云 杨洪萍 张克云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１０－１２①　郑安云、靳连冬：《贫困地区女童就学障碍的社会性别分析及对策研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②　龚继红、钟涨宝：《农村家庭子女性别结构对家庭教育投资行为的影响——湖北省随州市农村家庭的调查》，《青年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３期；郑真真、牛瑞琴、邢立强：《中国１０－１８岁青少年就学的影响因素分析》，《人口与经济》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③　丁月牙：《家庭教育资源分配的性别差异问题——来自三都水族村寨的个案调查》，《民族教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④　Ｚｏｅ　Ｏｘａ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Ａ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ＲＩＤＧ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ｇｅｎｄｅｒ），　Ｒｅｐｏｒｔ　５３，　Ｊｕｎｅ１９９７．为了更加深入探讨两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在２００５年６月选择了贫困较为集中的中西部地区五省十村，即四川省苍溪县、甘肃天水市麦积区、陕西蒲城县、宁夏的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及江西省修水县进行了实地调研。

苍溪县两个调查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８００元、７５９元，贫困发生率都是１００％；麦积区的两个调查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１２６０元、５００元，贫困发生率分别为６．１１％、６７．７８％；蒲城的两个调查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１０８７元、６００元，贫困发生率分别为４１．７５％、１１．７１％；修水县的两个调查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１２１５元、９２０元，贫困发生率分别为２８．９２％、３９．５７％；大武口区的两个调查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３２８０元、２８００元，贫困发生率分别为６．１７％、３．１７％。

选择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的两个村，是基于贫困地区的富裕村和贫困村的不同性别状况，试图在此基础上，分析富裕村和贫困村的性别不平等与贫困之间的关系。

调查主要采用知情人访谈、社区问卷调查、分性别的焦点小组访谈、针对案例农户的问卷调查等方法。

研究小组在被访社区首先通过知情人（村干部）了解基本状况。

分性别的焦点小组访谈对象从社区户口册上随机抽取，在每个调查村进行每组８－１０人共三组（两组妇女、一组男性）访谈，了解家庭内部的性别关系、农户贫困状况、性别关系对贫困的影响、贫困对性别关系的影响等方面的情况，访谈共有３０小组２８１人参加，其中女性１８３人，男性９８人。

通过与知情人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筛选出案例农户，进行更为详细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共收集了４０个典型案例。

根据调查材料和数据，研究者进行了相应的定量和定性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教育领域的性别不平等表现出多样性：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学校设置、家庭教育机会分配、受教育年限上存在着明显的性别不平等，而且这些不平等和贫困呈现出互为交错关系。

一、教育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国家统计局的研究报告表明，男女两性在文盲率、平均受教育年限、入学率和辍学率等指标上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差距在不断缩小①。

但是我们通过五省十村男女教育情况的定性研究发现，在农村地区，教育领域依然存在明显的性别不平等，并表现出复杂的多样性。

本研究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是家庭的教育期望性别歧视、学校的设置条件、男女生的就学比例、男女生的辍学比例、两性受教育年限。

中国的贫困地区在学校的设置、教师的安排等方面缺乏性别敏感的制度安排，从而造成女童就学的实际障碍。

调查显示，在贫困地区依然呈现男童就学率、男童在学率以及女童辍学率高的状况。

对成年人来说，女性的文盲率远远高于男性，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远远低于男性。

１．家庭对子女教育期望的性别差异对于贫困家庭来讲，在资源稀缺的状况下，必然会发生资源的不均衡分配。

我国在传统上是一个重男轻女的国家，这在乡土社会表现得更为充分。

“女主内男主外”的农村家庭性别分工模式以及“养儿防老”的家庭传统养老方式，凸显了男人在家庭中的作用，女性作用隐性化，这直接导致了男女在资源获取、机会获取方面的差异，并使子女教育在家庭期望方面呈现出了两性的不平等，父母对男孩的教育期望高于女孩。

家庭教育期望的性别差异直接导致了家庭有限资产配置向男孩倾斜，而女孩的教育机会被相应剥夺。

既使在学习成绩上，女孩比男孩的学习好，仍不足以校正家庭资源在子女教育上的分配差异。

案例１（甘肃）：王某，男，５４岁，教育程度为职高。

妻子今年５３岁，没上过学，有三个孩子。

大女儿３０岁，念到小学四年级就不读了。

大女儿辍学的主要原因有两方①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的性别差异：事实与数据》（２００５年讨论稿）。

面，一是当时还没分田到户，家里劳力少，经济困难；二是他觉得女儿读了四年的书，出去打工能找到厕所就行。

二女儿今年１７岁，正在读初三。

小儿子１５岁，读初一。

他的打算是让二女儿初中毕业就不再读了，出去打工。

要是儿子学习好，就让他读高中。

家庭的教育期望在性别上的分离直接影响到男女孩放学回家后的时间分配。

一般女孩回家要先帮助家里做家务活，而男孩只是季节性地参与农活。

家务劳动的长期化、持续化直接挤占了女孩学习时间，使女孩无法保证在家学习时间。

这就会恶化女孩的学习成绩，影响其学习兴趣。

家庭的子女劳动分工安排潜在地影响着女孩的学习机会。

案例２（陕西）：农村家里女孩从小就干活多，担水、做饭，看护弟妹等。

一位老师说她班上有一个女孩在二年级时不念了，原因是家里父母种地忙不过来照看她的弟弟，就让她辍学一年。

后来那个女孩又继续上学了，但是小学五年级毕业就再没念书。

贫困家庭在教育期望上的性别差异，不仅影响了女孩教育机会的获得，更为严重的是女孩要牺牲自己的学习时间来换取家庭生计资产的积累。

家长观念中对女孩的低期望值间接地剥夺了女孩的学习机会。

而男孩在家庭生产和生活劳动上的缺位，有助于他们取得好于女孩的学习成绩，进一步导致家庭在对子女教育的内部分配上以学习能力高低为标准，排挤女孩受教育权，这种隐藏着道义上歧视的标准，使得家庭教育机会的传统划分合理化了。

２．学校设置不具有性别意识在农村贫困地区，由于教育资源匮乏，学校设置难以保证在距离合理的区域。

由于女孩自身特点，她们对学校地点的设置更为敏感，特别是遇到恶劣天气或父母不能接送会影响孩子尤其是女孩的安全。

如在甘肃省肖王村有十几个女生读到五年级就不读了，而男孩辍学一般是在小学毕业后。

校址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女生的入学率，容易造成女生的辍学。

案例３（四川）：礼花村没有一个幼儿园和学前班，最近的在回水乡，７公里，走路一个多小时。

７岁到１１岁的孩子需要大人接送。

小学５年级开始住宿。

没有初中，距离最近的也是７公里。

学校地点较远，没有考虑到女孩的安全。

碰到恶劣天气或父母不能接送，会影响孩子尤其是女孩的安全。

案例４（江西）：台庄村的自然村小学只有１－４年级，５年级和初中就要到距离村５公里远的乡镇去上，中午放学要走４０分钟回来吃饭，然后再去。

除了校址偏离村庄的因素外，学校在配置教师的性别比例方面也难以实现均衡。

在所调查的１０个村庄，男女老师比例分别为：四川后河村（１／０），四川礼花村（１／０），江西台庄村（４／０），江西小山口村（３／１）甘肃肖王村（２／０），甘肃杜家坪村（３／４），陕西潘庄村（４／５），陕西吴家村（４／６），宁夏兴民村（２３／１７），宁夏潮湖村（３／１５）。

可以发现，在贫困地区，学校还难以实现教师性别比例的平衡。

农村贫困地区的校址设置和教师性别比例缺乏性别敏感，一方面是因为教学资源的紧张造成的，同时也与县级教育部门对性别敏感的需求缺乏认同度有关。

正因为上述原因，教育部门难以把由于学校设置的性别盲视而导致的辍学因素，纳入到其治理辍学问题的框架内。

３．家庭教育机会分配的性别差异在所调查的１０个村庄，除了宁夏两个经济相对发达的村庄外，其余８个贫困村在男女孩的教育机会分配方面缺乏公平性。

作为教育机会分配的单元——家庭的决策是造成这种结果的决定因素。

案例５（江西）：朱某，女，４２岁，文化程度为小学５年级，家里现有４口人，丈夫去年去世，还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大女儿２２岁，读到初二就不读了，辍学在家帮忙干活，小女儿现读初一，儿子１９岁，现在甘肃读大一。

在我们进行调查的几个自然村中，基本都呈现出男生入学人数高于女生的情况（见表１）。

表１ 调查社区学龄儿童及小学男女生数量分布 单位：人尽管没有对初中的男女生入学率的比较，但是通过调查发现，如果说在小学阶段由于教育支出比例相对较低，而到了初中阶段，中学一般都在乡镇，学生住宿或者吃饭需要较高的现金支出，家庭在现金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就会由公平分配转变为家庭长远生计贡献性的考虑。

由于传统认识上男人在家庭生计中的重要性，女孩就不可避免地要牺牲自己的教育机会，把有限的教育支出全部转移到男孩身上。

这样的结果正好对应了上述家庭期望的性别差异。

家庭教育期望的性别差异、学校设置的性别盲视、贫困家庭的可支配现金的有限性等因素，都会对子女的教育机会产生影响，结果就是学生辍学（见表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