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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派小说又称新潮小说，它主要是指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一批具有探索和创新精神的青年作家所创作的新潮小说，代表作家有马原、洪峰、残雪、苏童、格非、孙甘露、余华等。
“先锋小说”的创作大致可能性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马原、莫言、残雪的创作为代表，并同时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生存探索三个层面上进行。
第二阶段以格非、孙甘露、余华的创作为代表，他们也是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生存探索三个层面上同时展开，并都有新的突破，甚至把这种艺术探索的力度推到了极致。
“先锋派”的艺术特征表现为反对传统文化，刻意违反约定俗成的创作原则，及欣赏习惯。
片面追求艺术形式和风格上的新奇；坚持艺术超乎一切之上，不承担任何义务；注重发掘内心世界，细腻描绘梦境和神秘抽象的瞬间世界，其技巧上广泛采用暗示，隐喻，象征，联想，意象，通感和知觉化，以挖掘人物内心奥秘，意识的流动，让不相干的事件组成齐头并进的多层次结构的特点。
马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小说实验创作的主要作家之一，在他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个以小说创作技巧为实验对象的作家群，开创了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新局面。
可以这样说，马原上个世纪80年代创作的小说充斥着对那些没什么特别的故事刻意陌生化的技巧，这些陌生化的技巧构成了马原小说创作的形式艺术。
马原是叙事革命的代表人物，著名的“叙事圈套”开创了中国小说界“以形式为内容”的风气。
他的小说大胆突破原有的小说观念和叙事成规，放弃对历史本质的追寻和对社会真实的反映，将传统的注意力从故事情节与意义本质挪移到小说叙事层面本身，斩断文本与现实世界的外部联系，开掘语言内部的指涉功能，以其新锐的叙事艺术标帜着小说写作的先锋特征，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冈底斯的诱惑》是马原代表作之一。
小说以几个外来的年轻探求者在进藏后的见闻，写出了冈底斯高原神秘的风土人情，并且借助独具一格的艺术手法，微妙地传达了西藏神话世界和藏民原始生存状态对现代文明的“诱惑”和这种诱惑的内在含义。
“文学性”与先锋试验_20世纪80时期中后期国产电影的艺术实践20世纪80时期是中国电影进步的重要时期，也是多元化和创新的时代。
在这个时期，一批杰出的电影人通过对电影艺术的实践探究，创设了一系列充盈“文学性”和先锋试验的作品，为中国电影制造了一股新的力气和活力。
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受到了文学的深刻影响。
电影界涌现出一些以文学为背景的重要导演，如陈凯歌、张艺谋、黄建新等。
他们在创作中强调了故事情节的虚构性和寓言性，重视对人物心里世界的描写，以及对社会背景的反思和批判。
陈凯歌的《黑夜》、张艺谋的《红高粱》和黄建新的《亮剑》等作品都是在80时期中后期取得巨大成功的代表。
这些电影不仅有着浓重的“文学性”，也具有强烈的先锋试验精神。
他们摒弃了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电影语言，接受了多样的表现手法，如快速剪辑、跳动式叙事、视觉符号等，为观众带来新颖的观影体验。
陈凯歌的《黑夜》接受了非线性的叙事结构和强烈的对比手法，以奇特的方式呈现了人性的阴郁面；张艺谋的《红高粱》运用了丰富而夸张的象征手法，揭示了人性的善恶、生死和爱情的复杂干系；黄建新的《亮剑》则运用了快速剪辑和视觉符号，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呈现了抗日阵地战的壮烈画面。
除了这些导演，国产电影中还出现了一批以电影创新为核心的先锋试验团体，如第五代导演。
他们的作品更加重视电影的形式和艺术表达，探究电影的语言边界和试验性。
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作不仅充盈了先锋试验的新意，也承载了深厚的“文学性”。
张艺谋的《红高粱》、陈凯歌的《黄土地》、康城影帝田壮壮的《活着》等作品都卓越地展示了他们对人性、历史和社会问题的深刻沉思。
这些作品以其奇特的叙事手法和对细节的准确刻画，引发观众对现实的沉思和反思。
这段时期的国产电影成功地将“文学性”和先锋试验结合在一起，不仅为中国电影带来了新的风格和形式，更为中国电影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使得国产电影在国际上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赞誉。
然而，国产电影的艺术实践在这一时期也面临了不少挑战。
《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于《北京文学》1987年第1期，是余华最先引起人们注意的作品，因此，可以看作是他的“成名作”。
这篇小说是当代先锋实验作家余华的一篇代表作品，它打破了以往文学写实的风格，广泛吸取西方现代化的表现手法，在内容与形式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创新。
小说的语言也非常具有特色。
作者在叙述与描写的时候，注重的不是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自己心中的感觉。
细腻的个人感觉充满了整个小说文本。
这个短篇与他后来越来越精彩的许多小说一样，非常简单纯粹，没有一点华丽的词藻，在叙述上平铺直叙，不带有任何强烈的感情色彩，但就是这种极其简单的方式，这种趋近虚无的状态，使得他的文字有了无限的可能。
内容梗概十八岁的“我”开始了旅程，十八岁的青春开始被放逐在一个巨大的社会环境里，等待着“我的青春”的将会是什么？“我”面对一切都如此的放松，因为“我”总是把眼前的新鲜想像成一些“我”有限的记忆中已经熟悉的过往，甚至于“我”的小聪明让一支烟换取了免费搭车的喜悦，“我”有点沾沾自喜，出门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可后来变了，汽车抛锚了，一些人抢走了车上的苹果，他们甚至打伤了阻拦的“我”，而苹果的真正主人——司机却在一旁漠不关心。
最后，最后司机拿走我的行李，骄傲的离去，“我”成了唯一的受害者，孤零零站在抛锚的车前……艺术赏析1、小说自始至终充满了种种不确定的、令人难以捉摸的情境。
莫言曾把余华称作是“当代文坛上第一个清醒的说梦者”，认为《十八岁出门远行》是一篇“条理清楚的仿梦小说”。
的确，开头表现迷蒙离奇、漂浮不定的感觉，令人宛若是在梦中。
而小说愈发展则梦的成分就愈强：汽车突然的出现，后来又突然的抛锚；老乡涌上来抢苹果，“我”为保护苹果被打得满脸是血，而司机不仅对发生的一切视若不见，还对着“我”快意地大笑不止。
整个过程犹如发生在梦境里一般，充满了怪诞和不可思议。
余华曾说：“人类自身的肤浅来自经验的局限和对精神本质的疏远，只有脱离常识，背弃现状世界提供的秩序和逻辑，才能自由地接近真实。
论当代先锋小说的叙事试验80年代中后期，马原、洪峰、余华、苏童、叶兆言等青年作家纷纷登上文坛，他们以独特的话语方式进行小说文体形式的实验，被评论界冠以“先锋派”的称号。
1984年，马原发表的《拉萨河女神》，第一次把叙事置于故事之上，将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在一起，突破了传统小说重点在于“写什么”的范式，转而表现出对小说叙事技法——“怎么写”的热衷，先锋文学由此徐徐拉开帷幕。
先锋派文学创造了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方法和语言经验，并且毫不夸张地说，它们改写了当代中国小说的一系列基本命题和小说本身的定义。
先锋文体对于传统的文体理论及观念是一次挑战，因为它对于传统的小说文体模式，既不是文体变异也不是文体嬗变，而是一种文体解构。
的确，先锋作家们是以一种反叛和激进的姿态来实现自己关于文学的“有意味的形式”。
在抛开种种旧有的叙事成规的同时，先锋小说成为一种纯技术的操作，复杂性的叙事实验——零散片断拼贴后的空无一物，间离效果的营造等，给读者设置了繁难的阅读障碍。
先锋小说家们为了制造侵扰叙事，还故意拆除真实与虚构界线，有时让幻觉侵入现实，有时用现实侵入想象。
如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的第七节就充满了幻觉、想象，叙述者的幻觉、想象，人物的幻觉、想象和“现实的”生活混在一起，接受者接触到的只是小说的叙述流，分不清哪是真的，哪是假的，因此也就同样无法从故事整合出意义来。
然而，语言从它产生那天起就包孕了形式与意义的两层内涵，瑞士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说：“语言可以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
小说“怎么写”与“写什么”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形式的创新必然要求和包含着内容的革新。
先锋作家们从初登文坛那天起就将着力点锁定在“怎么写”这一单向维度上，以致不可避免地走向语言的狂欢，它在使创作者获得语言快感的同时也付出文本意义丧失的沉重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