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学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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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与贡献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从汉末建安开始的。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196~220),但这时政权实际上掌握在曹操手中,汉朝已经名存实亡。
而且,正是在这二十几年间文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出现了许多影响着后代的新趋势和新因素。
因此,以建安作为这个时期文学的开始是恰当的。
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终结,当然应以隋文帝统一中国(589)为标志。
从公元196年到公元589年,魏晋南北朝文学共经历了393年。
建安文学实际上包括了建安年间和魏朝前期的文学,这时的文坛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在他们周围集中了王粲、刘桢等一批文学家。
与两汉的儒生相比,这是在动乱中成长的一代新人。
既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又有务实的精神、通脱的态度和应变的能力;他们不再拘于儒学,表现出鲜明的个性。
他们的创作反映了动乱的时代。
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这些特点构成了“建安风骨”这一时代风格。
“建安风骨”被后世的诗人们追慕着,并成为反对淫靡柔弱诗风的一面旗帜。
至于蜀国和吴国的文学则处于沉寂的局面。
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8),在文学史上习惯于正始文学泛指魏朝后期的文学。
这时正是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掌握了大权,残暴地屠杀异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
在哲学史上,正始是魏晋玄学的开创期,主要代表人物是何晏和王弼。
在文学史上,正始文学的主要代表是嵇康和阮籍。
他们本身也是玄学家。
他们对抗司马氏的残暴统治,崇尚自然反对名教,作品揭露了礼教的虚伪,表现了政治重压下的苦闷与抗议。
西晋武帝太康(280~289)前后,文坛呈现繁荣的局面,锺嵘《诗品序》说:“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
”总的看来,太康诗风以繁缛为特点,丧失了建安诗歌的那种风力,但在语言的运用上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左思的《咏史》诗,抗议门阀制度,抒发寒士的不平,与建安诗歌一脉相承。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历史撰述的成就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伪历史撰述,继司马迁班固之后,有新的成就。
它的代表作,有陈寿的《三国志》、裴宏的《后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
成就不如这四部书,页在纪传体史书中还占有一定地位的,有司马彪《续汉书》的志,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和魏收的《魏书》。
陈寿生当蜀汉和西晋交替之际,见闻当较真切。
他的书在当时已受到好评。
有人评论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
有人评《三国志》“辞多劝戒,明得失,有益风化”。
陈寿的史才,表现在对三国历史有一个总揽全局的看法和处理。
他在《三国志》中记述了自184 年黄巾起义以后至280 年晋灭吴,差不多一百年的历史。
他以曹魏的几篇帝纪提洯这一时期历史上的大事,又分立魏、蜀、吴三书以叙三国鼎立的发端、发展及结束。
他记述了黄巾的兴亡、董卓和群雄的四起;记述了官渡战后曹操势力的迅速增长,赤壁战后三国鼎立,夷陵战后蜀、吴长期合作和蜀、魏长期对立;记述了魏明帝传位婴儿以至曹爽的失败,是魏晋替兴的转折;记述了诸葛亮之死是蜀政变化的标志;记述了孙权晚年嫌忌好杀已肇败亡的危机。
他于《魏书》三十卷中,首列《武帝纪》以记曹操的创业;接着,在记帝、后妃及汉末诸雄之后,就写《诸夏侯曹传》和《荀彧荀攸贾诩传》。
诸夏侯曹是魏家宗亲近臣,他们的盛衰是曹魏盛衰的一面镜子。
二荀是参与曹魏军国大计的内幕人物。
此外,以二十卷分写魏的宗王、谋臣、将帅、循良、文学、清名、叛臣、方技和边族。
他于《蜀书》十五卷中,特写刘备和诸葛亮而于亮备极推崇。
《诸葛亮传》通过隆中对、说孙破曹、永安托孤、出师表,以概括亮的一生事业。
而在关羽、董和、董允、廖立、李严、蒋琬、姜维以及其他各传中随时写出亮的政治威信、政治影响。
他于《吴书》二十卷中,特写了吴创业之君孙策和孙权,也写了江东主持军国大计的重臣周瑜、鲁肃、吕蒙和陆逊。
蜀、吴两书也都分别写了文臣、武将、忠良、清名、文学和术数。
《三国志》外表上有类于传记汇编,实际上却自有一个密针缝制的局度。
魏晋南北朝文学,上起汉献帝建安元年(196),下迄隋朝建立(489),前后约400年。
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分裂、大动荡时期,战争频仍,军阀割据,朝代更迭,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文化环境较为宽松、文学艺术极为活跃的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大转变,且极富创造性时期。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轨迹:诗歌是这一时期文学成就最高的领域。
我们从三个线索予以表述:(1)时代线索: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次大丰收,其代表人物有“三曹”和“建安七子”;正始诗歌,其代表人物有“竹林七贤”,而真正代表正始诗歌成就的是阮籍、嵇康;太康诗歌,作家众多,有所谓“三张”、“二陆”、“两潘”、“一左”,除左思外,成就不太高;永嘉诗坛,代表人物有刘琨、郭璞与玄言诗人许询、孙绰等;晋宋之际,陶渊明是成就最高的诗人;齐、梁永明体诗,代表人物有谢朓、王融、阴铿;梁、陈之际的宫体诗;北朝文学以庾信成就最高,庾信是南北朝诗歌的集大成者。
(2)内容线索:建安诗歌,悲伤离乱,慷慨苍凉,梗概多气,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被称为“建安风骨”;正始诗歌继承建安诗歌的传统,由于环境险恶,变慷慨用世为忧生嗟叹;太康诗歌重模拟、颂功德,重形式倾向明显,而左思则是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的继承者。
其《咏史》诗,借古讽今,抒写怀抱,笔力矫健。
其后,鲍照《拟行难路》和《拟古》之作,情感抑郁、体气豪迈;庾信《拟咏怀》抒发悲愤,开绮艳、清新、老成的诗风。
在玄言诗盛行之际,陶渊明可谓独树一帜,他以平淡自然之风开田园诗歌一派。
谢灵运和谢朓完成了由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变,开山水诗一派。
梁、陈时期的宫体诗风靡一时,这是诗风的一股逆流。
(3)体裁线索。
曹操四言诗,曹植五言诗和建安七子的文人五言诗彬彬其盛,蔚为大观。
永明体新诗的出现为唐代近体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七言诗也得到了开创和发展。
曹丕的《燕歌行》,标志着七言古诗的成熟;鲍照对七言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创制了以七言为主的歌行体;曹操以乐府旧题写时事,发展了乐府诗;以四言写乐府,使四言诗出现中兴。
古典文献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中国古典文献学的起源与发展1. 先秦时期:古籍整理的萌芽在先秦时期,我国古籍尚处于萌芽阶段。
诸子百家争鸣,各家著作纷呈,为古典文献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当时,已有学者开始对古籍进行整理,如孔子编订《诗经》、《尚书》等。
2. 汉代:古典文献学的确立汉代是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的重要时期。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使儒家经典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此,汉代学者对儒家经典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与研究,形成了以经学为核心的古典文献学体系。
3. 魏晋南北朝:文献学研究的多元化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等宗教文化传入,使得文献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这一时期的学者们在整理儒家经典的同时,也开始关注其他领域的古籍,如道藏、佛经等。
4. 隋唐时期:古典文献学的繁荣隋唐时期,我国古典文献学进入繁荣阶段。
唐代学者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古籍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如孔颖达的《五经正义》、颜师古的《汉书注》等。
5. 宋元明清:古典文献学的深化与发展宋元明清时期,古典文献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一时期的学者们在考据、训诂、校勘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如朱熹的《四书集注》、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等。
同时,私家藏书和刻书业的兴起,为古典文献学的传播提供了有力保障。
中国古典文献学作为一门研究古代文献的学科,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已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
在新时代背景下,古典文献学将继续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重要作用。
二、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内容与方法1. 研究内容(1)古籍版本研究:探究古籍的版本源流、刊刻年代、流传过程及版本间的差异,为学术研究提供可靠的基础。
(2)文献目录学:整理和编纂古籍目录,揭示古籍的分类、编目、检索和利用,为学者查找资料提供便捷。
(3)校勘学:对古籍进行校对、勘误,力求恢复古籍的原貌,确保文献的准确性。
(4)训诂学:解释古书中的字词、成语、典故,阐明古书的词义和句意,帮助后人理解古代文献。
浅谈魏晋南北朝文学成果与影响魏晋南北朝之际,中国社会虽处于一种长期的动乱状态,却给学术研究带来了宽松的氛围,以至出现了百家争鸣、诸学竞长的局面。
在此期间,曹丕、陆机、挚虞、任畴、刘勰等人的文学理论论文、论著相继问世,促进了古代应用文写作理论发展,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十分重要的发展阶段,有较多的文论专著、专论问世。
应予说明的是,古人对于文学作品与一般文章的差异经历了漫长的认识过程,到“五四”时应用文才作为独立的文章体裁提出来,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应用文体的研究并不是以专著、专论的形式出现,而是散见于相关的文论著述之中。
刘勰在《文心雕龙·附会》中提出:“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
”明体才能合体,才能得体。
魏晋南北朝的应用文体研究始于曹丕,经陆机、挚虞、刘勰,就具体论题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清楚地呈现出继承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其研究成果与方法都值得总结和借鉴。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篇论文,始创“以体论文”的研究方法。
曹丕提出:“夫文本同而末异。
”本同,是就文章的基本规律而言,是各种文体所共有的;末异,指不同的文章体裁有不同的形式特点。
他据此立论进而概括:“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这些论述在古代文体研究中具有开创意义。
第一,从理论上第一次提出了“末”,把本、未结合起来考察。
这比先秦文史哲浑然一体,对文章、文学也同于学术著作限于本而不及未,有了历史性的进步。
第二,从表现形式的角度探索不同文体的不同特点,以体论文把当时的常用文体区分为四科八类。
由于这四科八类主要是应用文体,这种探索对于应用文体研究同样具有开创意义。
尽管曹丕对不同文体的分析还较为简括,像对奏议、铭诔仅概括为雅、实;或还不够准确,像对诗赋没有触及形象化特点;或还不够深入,只是从形式上考虑,但是,这一探索略引端绪,其后陆机、挚虞、刘勰等人的文体研究,可以说都是在《典论·论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成就与精神风貌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
这个时期,虽然国家政治格局分裂,但文化却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尤其是文学方面。
一、文学成就1. 《诗经》的注释南北朝时期,注释《诗经》的学者如易、毛、许多人,他们注释的成果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使得《诗经》更加深入人心。
2. 着重于散文的创作南北朝时期,散文的创作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形式。
在这个时期,许多散文家尝试通过散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其中以鲍照、陆机、刘义庆、陶渊明等人最为著名。
他们的散文作品情感真挚、自然淳朴,反映了社会习俗,也表达了个人的观点与立场。
这些作品现在仍然被广泛地传播和学习。
3. 史学的发展南北朝时期,史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唐朝的史学家司马法,其著作《史记》至今仍被广泛传阅。
此外,还有陈寿的《三国志》、裴松之的《资治通鉴》,这些史书历史价值极高,成为了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二、精神风貌1. 社会变迁的反映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从统一到分裂的时期。
这个时期,曾经宏大的汉朝、三国时期的曹魏、蜀汉、东吴等政权相继灭亡,北方的五胡十六国与南方的刘宋、南齐、梁朝等政权不断更替。
这些政权的兴衰变迁,反映了社会变迁与政治风云。
2. 文化思想的多元化南北朝时期,文化思想的多元化趋势愈加明显。
儒家学说、佛教、道教等思想系统在这个时期都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佛教的逐渐兴起,使得佛教文化逐渐在中国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但是,儒家学说在这个时期仍旧占据了主导地位。
3. 文艺的家庭化南北朝时期,文化人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家族关系或地域关系,形成一种“派别”。
例如,兄弟之间相互切磋、借鉴,形成文学流派,这一现象表现在散文创作和诗歌创作都非常明显。
4. 人文关怀的升华南北朝时期,人文思想越来越得到重视。
在这个时期,人们开始关注人类的尊严、自由和人权,对人类的关怀和照顾也日益加强,为之后中国人文主义思想的产生打下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成就与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
这一时期经历了动荡的政治局势和移民大潮,同时,也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繁荣时期。
在这一时期里,我们发现了许多著名的文学巨匠,他们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杰出的文学作品,也对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坛上出现了许多文学巨匠。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曹操、陆机、左思、干宝、庾信等人。
曹操是中国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的《观沧海》、《短歌行》等作品,深受后人推崇。
陆机的《文赋》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经典之作,论述了文学的造诣和风格。
而左思的《三都赋》则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重要篇章,以其形象、绚丽、生动、优美的语言描绘了三个城市,使人耳目一新。
干宝所著的《搜神记》则是中国神话故事的经典之作,被后人誉为中国古代神话故事的“总集”。
其次,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诗歌、赋和小说。
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诗歌。
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的风格较以往更加充满了纤细高妙的气息,采取了以明志、儒雅、倡雅的格调,以及意象化和象征化的表现手法。
尤其是三百多年来,虽然时间较短,但却涌现出了许多精美的诗歌,受到了后人的高度评价。
例如杜甫、白居易、王维等人的作品,均被后人誉为中国古代诗歌的珍品,对汉语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赋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另一大文学特色。
赋与汉赋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注重内容的表现而非表面的形式,往往采用象征性的描写方式。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坛上,出现了一批以陆机、左思、张华等人为代表的赋作者,他们不拘一格、灵活多样、富有表现力、深刻意蕴,给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最后,小说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另一大文学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主要表现为神话传说、寓言和故事等。
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干宝所著的《搜神记》,它全面而生动地呈现了中国古代神话世界,展现了人与神、善与恶、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斗争,被誉为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经典之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成就与思想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文化和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文学成就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本文将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成就和思想发展。
1. 文学成就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成就达到了巅峰。
这个时期的文学家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创作了很多优秀的著作。
其中,最著名的是《庄子》、《论语》、《左传》等。
《庄子》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本著名哲学著作。
它主要讲述了“虚空无物”的思想,认为人应该摒除欲望、超脱物质的束缚,寻求内心的自由和平静。
这本书对后来的中国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论语》是孔子的语录,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经典”。
这本书主要记录了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言行,包括他们的思想、道德、行为等方面。
这个时期的儒家思想尤为重要,而《论语》是中国儒家经典著作之一。
《左传》是史书,描写了春秋时期鲁国的历史。
它通过更加生动的方式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情况。
这本书是真实的历史资料,对了解春秋时期的中国有很大的帮助。
除了这些著名作品,还有很多其他的文学作品也在这个时期创作。
例如诗歌、散文、小说等。
这个时期的文学家注重现实的生活,作品更加直观和真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情况。
2. 思想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和文学息息相关。
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们主要探讨了人生的意义、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诸多话题。
他们的思想多样化,涵盖了儒家、道家、墨家等不同的观点。
其中,道家思想最具有代表性。
道家认为人应该在自然规律之下生活,摒弃一切形式的艺术和规则,寻求内心的自由和平静。
这种思想吸引了很多文学家的关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曹操。
曹操是一个魏国的政治家和文学家。
他的文学作品引领了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潮流。
他的诗歌和散文平易近人、朴素自然,深受人们的喜爱。
他的代表作《观沧海》、《短歌行》等都被后人称为经典之作。
此外,墨家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重要的学派。
他们认为道德和利益应该相等,主张利益平均。
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概况
中国古典文献学源远流长,历史悠久。
先秦时期已有关于古代文献的记载,汉代开始设立专门机构进行收集、整理和保管。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古典文献学积累了丰富的文献整理和注释经验,形成了独特的文献体系和文献学传统。
同时,中国古典文献学也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不断推动自身的发展和进步。
两汉时期,经学繁荣,学者们对儒家经典进行了大量的整理和注释,形成了完整的经学文献体系。
同时,汉代国家机构也开始对古代文献进行收集和整理,如汉武帝时设立的“秘阁”等机构。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文献逐渐传入中国,对中国古典文献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学者们开始对佛教、道教经典进行翻译、整理和注释,形成了相应的文献体系。
隋唐五代时期,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使得文献的传播更加便捷和广泛。
同时,官方机构和私人藏书家也开始大量收集、整理和保管文献,如唐代的“弘文馆”等机构。
两宋时期,儒学复兴,学者们对儒家经典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注释和研究,形成了新的经学派别和文献体系。
同时,雕版印刷术的广泛应用,使得文献的传播更加便捷和广泛。
明清时期,图书分类法的产生和应用,对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整理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时,学者们开始对各种古代文献进行收集、整理、注释和研究,如明代的“永乐大典”等大型类书。
总之,中国古典文献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文献整理和注释经验,形成了独特的文献体系和文献学传统。
同时,中国古典文献学也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不断推动自身的发展和进步。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课程论文封面论文科目:《文献学》论文题目:《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学的成就》年级专业:10人力学生姓名:刘庆楠学生学号:1017421049论文得分:________论文日期:二〇一二年六月九日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学的成就关于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研究,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历史文献的匮乏,然而,如果从文献学的角度而言,这一时期则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在文献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只是因为战乱等原因,留下的东西不多而未能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历史文献学进入了成长阶段。
在这一时期,文献著录的分类开始从《七略》的六分法向新的四分法转变,并且把文献的分类引进了新的领域,出现了按内容性质分类编排文献,以便阅览的新书,这就是类书。
类书的出现,对保存文献和检索文献,都有重要的意义。
《文选》、《弘明集》等作为总集的典型,也是这一时期的新的成就。
还有,《汲冢书》的考订、整理也为出土文献的整理,开辟了道路。
在对文献的注释方面,这一时期也有重大发展,出现了“集解”、“义疏”等新形式。
前者利于资料的保存;后者标志文献注释向高一层次延伸。
另外,有些书有自注,既可补正文之不足,亦可免去他人揣测之累。
注释范围继续扩大,不仅注经,而且注史、注笔记小说,并能根据有关特点,重视异说的列举和史实的考辨,为后世考异与考辨之先河。
北齐颜之推,虽没有整理过任何典籍,但能从具体问题入手,探索文献典籍在流传、整理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版本、校勘、目录古代社会没有所谓的“文献学”,文献学作为一门学问的名称,是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标志是由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的郑鹤声、郑鹤春兄弟二人合著的《中国文献学举要》。
在古代社会里,文献学主要指的是以版本、校勘、目录为基本内容的校雠学。
所以,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学成就,自然要从版本、校勘、目录这些基本内容说起。
版本一词源于书写文字的简牍、缣帛,自唐人有了雕版印刷术之后,版本便成了相对于写本的雕版印刷书籍的代名词,而随着刻本书籍的不断增多,于是便有了“版本学”的专门研究。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课程论文封面
论文科目:《文献学》
论文题目:《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学的成就》
年级专业:10人力
学生姓名:刘庆楠
学生学号:1017421049
论文得分:________
论文日期:二〇一二年六月九日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学的成就
关于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研究,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历史文献的匮乏,然而,如果从文献学的角度而言,这一时期则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在文献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只是因为战乱等原因,留下的东西不多而未能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历史文献学进入了成长阶段。
在这一时期,文献著录的分类开始从《七略》的六分法向新的四分法转变,并且把文献的分类引进了新的领域,出现了按内容性质分类编排文献,以便阅览的新书,这就是类书。
类书的出现,对保存文献和检索文献,都有重要的意义。
《文选》、《弘明集》等作为总集的典型,也是这一时期的新的成就。
还有,《汲冢书》的考订、整理也为出土文献的整理,开辟了道路。
在对文献的注释方面,这一时期也有重大发展,出现了“集解”、“义疏”等新形式。
前者利于资料的保存;后者标志文献注释向高一层次延伸。
另外,有些书有自注,既可补正文之不足,亦可免去他人揣测之累。
注释范围继续扩大,不仅注经,而且注史、注笔记小说,并能根据有关特点,重视异说的列举和史实的考辨,为后世考异与考辨之先河。
北齐颜之推,虽没有整理过任何典籍,但能从具体问题入手,探索文献典籍在流传、整理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版本、校勘、目录
古代社会没有所谓的“文献学”,文献学作为一门学问的名称,是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标志是由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的郑鹤声、郑鹤春兄弟二人合著的《中国文献学举要》。
在古代社会里,文献学主要指的是以版本、校勘、目录为基本内容的校雠学。
所以,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学成就,自然要从版本、校勘、目录这些基本内容说起。
版本一词源于书写文字的简牍、缣帛,自唐人有了雕版印刷术之后,版本便成了相对于写本的雕版印刷书籍的代名词,而随着刻本书籍的不断增多,于是便有了“版本学”的专门研究。
虽说印刷出现于唐代,但作为版本学上的本源,当从东汉灵帝时期的熹平石经开始。
到了曹魏正始年间,“又立古文、篆、隶《三字石经》……树之于堂西,石长八尺,广四尺,列石于其下。
碑石四十八枚,广三十丈。
” (《水经注•穀水》)同熹平石经相比,曹魏三体石经规模更大,是对熹平石经的继承和发展,同属于版本学上的本源,在文献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至于校勘之学,我们今天可以从《三国志注》和《世说新语注》等著作中能够见到许多具体的内容。
同时,从汉末到南北朝,曾有过多次较大规模的图书整理,而校勘又是图书整理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由此推论,校勘之学于魏晋南北朝期间一定十分发达。
于版本、校勘、目录三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于目录方面的成就最多。
目录之学源自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校书,《汉书•艺文志》:“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
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
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
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
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
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
”这便是我国目录之学的开端,它的出现是与大规模的图书整理连在一起的,于是,便有了我国历史史上的第一种图书分类方法,即《七略》分类法。
通过《汉书•艺文志》我们可以得知,这种图书分类条理清楚,纲举目张。
到南朝,于目录学上还有一些贡献和变化,在四部分类法流行之初,刘向刘歆父子创建的《七略》分类法在目录学领域仍有一定市场,但自隋唐以降,以经、史、子、集为顺序的四部分类法则一统天下。
然而,无论是“七略”分类法还是“四部”分类法,就其宗旨而言则是一致的,这就是“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由其所分部类,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某一学术的发生、发展,主要内容和特点。
所以,就文献学的角度而言,二者的贡献是难分高下的。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的整理和文献的保存
说到文献学的成就,文献的整理和文献的保存自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西晋太康年间,于文献学史上发生了一件极重大的事件,这就是《汲冢书》的出现。
此事本身十分偶然,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有一个名曰不准的汲郡人盗发了魏襄王的墓(或言是安釐王冢),至于不准盗得多少金银财宝,我们已不得而知,但重要的是于其被盗的古墓中竟然发现了数十车用科斗文写在竹片上的图书,保存有大量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
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从地下发展如此丰富的图书文献资料,于文献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地位。
遗憾的是,这一重大发现竟然是以盗墓的途径而展开,因此而遭受到巨大的毁坏,如此珍贵的竹简图书,竟成了盗墓手中照明的工具因此,当官方从盗墓者手中获得这批图书文献之后,首先是要对其进行整理,使其能够阅读和保存,于是,便有了我国历史第一次对出土文献的大规模的整理。
“武帝以其付祕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
晳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
”(《晋书•束晳传》)据此可以得知,这次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做出了三大部分的工作:一是“校缀次第”,即将散乱的图书竹简清理其前后次序,编辑成册。
二是“考其指归”,即将其图书按其内容分门别类。
三是“以今文写之”,即将竹简上科斗文转换成当时的文字,以便广泛流传。
艰巨的《汲冢书》的整理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这一时期的文献整理成就更多的是表现在对已有图书的清理归类方面。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私人修撰史书
魏晋南北朝是一动荡不安的时代,但正为是乱世,国家便失去了对史书修撰的有效控制,私人修撰史书的现象十分兴盛,出现了如鱼豢的《魏略》、陈寿的《三国志》、司马彪的《续汉书》、王隐的《晋书》、范晔的《后汉书》以及如刘芳的《汉灵、献二帝纪》、荀粲的《汉末英雄记》、郭预的《魏晋世语》等众多的杂史、杂传等等,说这是一个史学大繁荣的时代恐怕也是可以的。
然而,由于战
乱和随着时间的流失,这些曾经盛极一时的众多史籍,其损失和亡佚都非常严重。
所幸的是,有几部著名的《注》则为我们保留了许多具有珍贵价值的文献资料。
它们分别是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郦道元的《水经注》。
为史书作注,汉晋之际就十分盛行,如服虔的《汉书音训》、《春秋左氏传解谊》,应劭的《汉书集解音义》,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韦昭的《汉书音义》等等,而这些注解的重点在于名物训诂。
到南朝刘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将注史的方法来了个根本性的改变,即由重名物训诂改为对史料的考证、补充和完善。
裴松之注《三国志》不重笺注名物,训释文义,其目的在于“务在周悉”、“补其阙”和“惩其妄”。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裴氏“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所引书籍多达二百一十余种,收录资料三十二万余字,几与《三国志》正文相当。
更为重要的是,裴氏于《三国志注》所引的资料今日已是十不存一,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
裴氏《三国志注》的出现,可以说为当时学界注书开辟了一个新有路径,影响甚大。
生活年代比裴氏稍晚一点的南朝萧梁人刘孝标即沿着这一路径向前发展,撰写了一部堪与《三国志注》媲美的著作,即《世说新语注》。
《世说新语》是刘宋临川王刘义庆汇集众多典籍而撰写的一部记录魏晋士人风采的著作,刘孝标以此书为框架,广泛搜集、考订与此有关的资料,在《世说新语》中每一段记载之下都援引大量的资料予以详细地考证注释,结果是所引资料字数竟远远超过《世说新语》本身,因此而得到人们的重视和赞许。
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同《三国志注》和《世说新语注》同样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水经》一书据清代学者全祖望等人考订是三国时期的人所撰写,原书仅记述黄河、长江等一百三十七条河流,记事止于三国,文字亦十分简略。
郦道元以注的方式对其予以扩充,他勤于用力,广泛搜集有关资料,清理甄别,分门别类,最终整理撰写出四十卷的《水经注》,共记载水流一千二百五十余条,并按其水流详细地记载其地理形势、风俗名胜、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等等,全书约三十万字,是《水经》的二十倍,保留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
四、结束语
由于魏晋南北朝是一乱世,王朝的更替十分频繁,社会长久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因此我们今天已经很难从地下挖掘出像汉唐时代那样丰富的文献资料。
所以,为我们保存下来的文献资料就显得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