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刑事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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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史：宋朝刑事法律内容
（一）刑罚制度的变化
1．创立折杖之法
宋朝的刑罚制度，基本沿用隋唐以来的五刑制度。但鉴于唐末五代刑罚过于苛重，不利于新政权的稳定，建隆四年（963年），吏部尚书张昭等奉诏创立了一种变相减轻刑罚的折杖法，列入《宋刑统》中。
折杖法作为一种代用刑，是将五刑中的笞、杖、徒、流四种刑罚折成相应的臀杖或脊杖，使“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宋刑统·名例律·五刑门》规定了折杖法的具体内容，其中加役流决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至二千里，分别决脊杖二十、十八、十七，均配役一年；徒三年至一年，分别决脊杖二十、十八、十七、十五、十三，杖后释放；杖一百至六十，分别决臀杖二十、十八、十七、十五、十三；笞五十决臀杖十，笞四十与笞三十决臀杖八，笞二十与笞十决臀杖七。
折杖法是一种“折减”性质的新刑制，对于缓和社会矛盾具有一定作用。但其适用范围有限，死刑及反逆、强盗等重罪不适用此法。因此，折杖法的创立并未改变宋朝刑罚不断加重的趋势。
2．滥用野蛮酷刑
北宋初年，为宽贷死罪，开始使用五代后晋天福年间创立的刺配刑，对某些重犯实行“决杖，黥面，配役”的惩罚。这名义上是宽贷死罪的轻刑措施，实质是古代肉刑的复活，而且将杖背、刺面、配役三刑施于一人之身。刺配在宋初并不是法定常用刑种，《宋刑统》也没有此项规定，而是以皇帝诏敕形式，对某些人临时发布施用。起初是对死罪的宽贷，但后来却逐渐突破其限制，被广泛使用起来。太祖时就有黥面、流配的诏敕，太宗时刺配刑已滥加施用；仁宗以后，有关刺配的诏敕逐渐增多，并被列入编敕，上升为正式制度。至南宋时，刺配人犯已多达十余万人之众。
北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因荆湖（今湖北江陵）地区杀人祭鬼，开始沿用五代时期的凌迟酷刑。凌迟亦称陵迟，俗称千刀万剐，是以利刃零割碎剐肌肤肢体，使受刑者在极端痛苦中慢慢死去的一种刑罚。神宗以后，凌迟的使用逐渐增多，主要用于镇压危害特别严重的犯罪。至南宋孝宗时，在《庆元条法事类》中，正式将凌迟列为法定死刑之一。此后，元、明、清各朝法定死刑均有凌迟。
《宋刑统》在绞、斩两种法定死刑之外，又以附敕形式准用唐德宗建中三年（782
年）以来施行的“决重杖一顿处死”的酷刑，对一些罪行严重的死刑犯施用重杖活活打死。该刑适用于十恶重罪中的不道、大不恭、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六种应处绞、斩刑的犯罪。
此外，宋朝还施用许多法外酷刑，如腰斩、枭首、肢解、磔刑、夷族等等，以镇压民众的反抗。
（二）重典惩治盗贼
北宋建立之初，为缓和社会矛盾，改变唐末五代以来刑罚苛酷的状态，曾对一般刑事犯罪减轻处罚，但对盗贼犯罪则仍旧重法严惩。《宋史·刑法志》即指出：“祖宗仁政，加于天下者甚广。刑法之重，改而从轻者至多。惟是强盗之法，特加重者。”这是由于宋朝阶级矛盾与社会问题始终异常尖锐和严峻，农民起义对宋朝统治构成极大威胁。为了镇压广大民众的反抗，宋朝推行重典惩治盗贼的刑事政策。
首先，《宋刑统》作为普通常法，对盗贼犯罪的量刑比唐律明显加重。如强盗罪，唐律根据是否持杖、得赃多少分别处罚：强盗不得财徒二年，得财一尺徒三年，每二匹加一等，满十匹或伤人者绞，杀人者斩；持杖者，虽不得财流三千里，得财五匹绞，伤人者斩。《宋刑统·贼盗律》附敕则规定：“擒获强盗，不论有赃无赃，并集众决杀。”再如窃盗罪，唐律规定：窃盗不得财笞五十，得财一尺杖六十，至五十匹罪止加役流。《宋刑统·贼盗律》附敕却规定：“捉获窃盗，赃满三匹以上者，并集众决杀。”又如制造妖书妖言或传播惑众罪，唐律规定：影响三人以上者绞，不满三人者流三千里，为害不大仅杖一百。《宋刑统·贼盗律》附敕则规定：“有此色之人，便仰收捉勘寻，据关连徒党，并决重杖处死。”
其次，宋朝专门制颁了一系列重典惩治盗贼的特别刑事法规，如《窝藏重法》、《重法》、《盗贼重法》、《妻孥编管法》等，进一步加重惩处盗贼犯罪。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始命开封府诸县，盗贼囊橐之家立重法”，将该地区划为重法地；凡在重法地犯盗贼罪或包庇窝藏盗贼者，一律按重法严惩。嘉祐七年，正式颁布《窝藏重法》，又将重法地扩大到开封府相邻四州。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再度重申《重法》，凡在重法地捉获的强劫盗贼，不论是否当地居民，即使犯在立法以前，也一律适用重法；本人应处死刑者，妻子骨肉送千里外州军编管，家产全部赏给告发人；本人应处徒流刑者，刺配远恶州军牢城，妻子骨肉送五百里外州军编管，家产一半赏给告发人；即使遇有赦令，编管者也不得返回原籍。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又颁行《盗贼重法》，在继承前代《重法》的同时，扩大了《重法》的适用范围，将重法地由扩大到更广泛的地区。神宗元丰
年间，全国共有二十四路，其中十路皆为重法地。当时还进一步规定：“虽非重法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并以重法论”；“若复杀官吏及累杀三人，焚舍屋百间，或群行于州县之内，劫掠于江海船筏之中，虽非重法之地，亦以重法论”。各地官员如捉捕盗贼不利，也将受到严厉制裁。此后，哲宗、徽宗统治时期，均沿袭《盗贼重法》，严惩盗贼犯罪。
（三）严惩“贪墨之罪”
贪墨即指官吏贪赃枉法行为。北宋建立之初，为稳定社会秩序，巩固统治，吸取五代吏治腐败和贪墨之风盛行的教训，实行从严治贪的方针。太祖、太宗时期，常将贪赃枉法的官吏处以弃市或杖毙于朝。如建隆二年（961年），大名府永济主薄郭顗坐赃弃市，将军石延祚坐监仓与吏为奸赃弃市；太宗天平兴国三年（978年），侍御史赵承嗣隐官钱弃市。宋初还规定，对贪赃枉法之官，不得适用请、减、赎、官当等特权之法；职官以赃论罪，遇赦不得叙用，永为定制。但自真宗以后，贪赃或监守自盗，虽“罪至极法”，却多被宽贷，统治者对官吏逐渐采取较为宽容的政策。南宋时期，又曾下诏继续严惩贪官污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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