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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二战战犯审判法庭的感悟第一临床学院2015级中医学三班魏凡钧参观二战战犯审判法庭的感悟时间：2016年5月24日地点：中国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对于沈阳乃至东北地区的历史文化而言，多数人的第一感觉这是一座极为普通而又典型的满汉文化结合的建筑。
它曾被岁月的尘埃隐没，更多的人提到皇姑区黑龙江路77号时会称呼它“北陵电影院”。
但历史永远是客观存在的，总会有人记得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中国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
或许从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角度来看，这次沈阳审判只是一个微小的片段。
与纽伦堡、东京审判相比，沈阳审判既不举世闻名，也不轰轰烈烈。
在这受审的没有东条英机或者土肥原贤二之类的能左右日本乃至世界的大魔头。
负责审判的人员更是默默无闻。
但这里对于每个中国人都有着不寻常的国家与民族层面的意义。
为什么要把沈阳审判看得如此重要？为什么要去保护这样一座平凡的建筑？这是中国人民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不受任何外来干扰审判外国侵略者。
回顾历史，根据1956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1956年6月9日至7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太原两地对铃木启久、富永顺太郎、城野宏、武部六藏等四个案件的45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
而其中的多数战犯都在沈阳接受中国人民的正义审判。
沈阳审判见证了东北人民14年的不屈斗争，见证了中华民族百年来对侵略者从忍让到反抗、从反抗到胜利的辛酸历史。
同时也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可奴役、不可战胜的民族的伟大力量，展现了中国人民对压迫剥削的不屈抗争和对实现和平的不懈努力。
如果说仅仅在天安门广场树立纪念碑不能完全证明中国重新走向独立，那么这次沈阳审判就是最有力度的补充。
中国人民从此也可以作为胜利者审判犯下滔天恶行的魔鬼，也可以自信地让民族跻身强国之列。
同时，审判法庭纪念馆也是一座默默无声却时刻提醒着我们的警钟。
他告诉我们：要警惕旧敌人的死灰复燃，要警惕新威胁的突然袭击。
有关东京审判的电影观后感800字5篇篇一：《东京审判》《东京审判》是一部关于18世纪日本十六家法庭被审问案件的史诗级历史电影。
它探讨了军阀政治在日本历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日本司法系统中非正式儿童童立制度的存在，它们所涉及的法律及其多变性。
电影的主要故事讲述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审判官，她凭借自己的正义之心和勇气，以及行政结构中的经验和游说力，成功地将法庭改变成一个公正的审判场所，推翻了损害人民和富人联系的体系。
整部电影让我感受到了日本司法体系中的深刻压迫、特权主义和勾心斗角，也深刻了解到，由于人们的道德观念淡薄，儿童童立制度长期失修，社会的公平正义受到严重损害，甚至被迫面临死亡危险，而日本司法系统的改革对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至关重要。
通过看电影，我意识到社会公正的重要性，在法律的框架内，强大的人们可以以若干暗中手段来有利于自己，仅仅完全依赖法律，不受任何行政影响，才能达到最终的正义判断，这是社会必须做到的。
篇二：《东京审判》这是一部关于日本奉天行道法庭审判的电影，时光跳转到十八世纪的东京，讲述日本特别行政官利用法庭将自己的仇人赶下台的故事。
电影研究了西方影响下传统法律与行政失衡之间的关系，十六家法庭被司法官操纵，滥用自己的权力，几乎毫无所作，然而这种权利下的滥权现象也伴随着武士文化及其他重要历史事件。
本片也揭露了当时社会中存在的非正式儿童童立制度及其弊端，矛盾纠葛被亮出来，两个家庭斗争的罪责明晰，法制被追求而又被抛弃，社会的公正得不到有效的彰显，以及这些事件如何影响了日本政治历史。
电影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保护司法独立，把正义放在社会的首位，同时法律的有效执行依旧要以法律的视野去看待，才能获得最大的公正。
篇三：《东京审判》这部电影反映了18世纪日本司法改革中政治军阀与社会非正式儿童童立制度之间的勾心斗角，表现了东京政治体系中剥夺百姓基本权利的暴行，也彰显出一位年轻审判官所承受的艰辛与挣扎。
本片着力呈现出司法与行政间关系的多变性，政治权利大致上决定了法庭的结果，由于社会道德的淡薄，儿童童立制度的失而复得，经过多番波折，女审判官最终重新建立以阳春白雪的诉讼制度，以及对法律应用护法与实施各项重要措施，从而使得社会公平正义得以严格执行。
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简述在历史的长河中，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这一事件，是对日本侵略罪行的有力清算，也是正义得以伸张的重要时刻。
那是一段沉重的历史。
在日本军国主义的肆虐下，中国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
而沈阳特别军事法庭的设立，就是为了让那些犯下罪行的日本战犯受到应有的审判。
法庭的布置庄严肃穆，国徽高悬，彰显着法律的威严和公正。
审判长和审判员们端坐在审判席上，神情严肃而坚定。
旁听席上坐满了各界代表和群众，他们怀着愤怒和期待，等待着正义的宣判。
被押上法庭的日本战犯们，有的面如死灰，有的故作镇定，但他们都无法逃避那一双双充满愤怒和谴责的目光。
在审判过程中，大量的证据被一一呈现在法庭上。
证人的证词、受害者的陈述、书证物证，无一不在揭示着日本战犯们的滔天罪行。
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无辜的百姓被残忍杀害，村庄被烧成废墟，妇女儿童遭受着非人的折磨。
他们的罪行令人发指，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永远无法磨灭的伤痛。
然而，在审判中，中国政府秉持着人道主义精神，给予了日本战犯充分的辩护权利。
但无论他们如何狡辩，事实胜于雄辩，罪行无法掩盖。
在铁证面前，许多日本战犯最终低下了头，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表示忏悔。
他们流下了悔恨的泪水，对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感到深深的自责。
这次审判不仅是对日本战犯个人的审判，更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审判。
它向全世界宣告，侵略行为必然受到惩罚，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审判的结果大快人心。
那些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受到了应有的惩处，为他们的罪行付出了代价。
这一审判也让中国人民的心灵得到了一丝慰藉，让他们看到了正义的力量。
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这一事件，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它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捍卫正义、维护和平的决心。
同时，也为后世敲响了警钟，让人们铭记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如今，虽然那段黑暗的历史已经远去，但我们不能忘记。
我们要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不断强大自己，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
《东京审判》观后感那天下课铃一响，我和同学们就迫不及待地冲向电影院，期待已久的《东京审判》终于要上映了。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二战后，在东京进行的对战犯的审判过程。
影片一开始，我就被紧张的气氛所吸引。
法庭上，每一个细节都显得那么重要，每一个证词都可能改变历史的走向。
我看着那些为了正义而努力的检察官们，心里不禁对他们充满了敬意。
他们不仅要面对复杂的法律程序，还要应对来自各方的压力，真是太不容易了。
电影里的角色形象鲜明，有的为了国家的尊严寸步不让，有的则为了个人的信仰不惜一切代价。
特别是那位主角，他的坚持和勇气让我深受感动。
在面对巨大的压力和困难时，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信念，这种精神真的值得我们学习。
影片中有几个场景让我印象深刻。
比如，当那位主角在法庭上慷慨陈词，为受害者讨回公道时，我感受到了他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心。
还有那些受害者的家属，在听到审判结果时，有的泪流满面，有的欢呼雀跃，那种情绪的释放让我也感同身受。
看完整部电影，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这部电影不仅仅是对历史的回顾，更是对正义和勇气的赞颂。
它让我明白，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那些为了正义而奋斗的人们，他们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
我也从中学到了很多关于法律和道德的知识。
在面对复杂的情况时，我们应该如何做出正确的判断，如何坚守自己的信念和原则。
这部电影给了我很多启示，也让我更加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
总的来说，《东京审判》是一部非常值得一看的电影。
它不仅让我们了解了那段历史，更让我们明白了正义和勇气的重要性。
我相信，每一个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会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和感悟。
【图文】东京大审判日本战犯执行绞刑1948年11月12日，经过二年多的正义与邪恶、机智与阴谋、巧辩与诡辩的激烈较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判处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木户幸一等16名甲级战犯无期徒刑，2名甲级战犯分别判处20年和7年有期徒刑。
另外3名甲级战犯，一名因患精神病中止审判，另外二名因在审判期间死亡免于追究。
1948年12月22日24时整，在东京草巢鸭监狱开始执行绞刑。
执行绞刑的是美国陆军中士约翰·伍德，两年前于德国纽伦堡用双手结束了纳粹德国战犯的罪恶的一生。
后人有幸从电影纪录片中清楚地看到，约翰·伍德熟练地分别将恶贯满盈的7名甲级战犯分别蒙上头罩，系好绞索，然后双手松开，一具具僵尸终于将日本军国主义的丑恶埋葬地狱。
这组老照片拍摄于东京大审判结束后，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执行绞刑的现场连拍照。
被判处绞刑的日本战犯土肥原贤二。
被称为“中国通”，擅长于特务工作。
曾参与策划、制造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事件和九一八事变。
最有名的“杰作”是劫持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前往东北，组织伪满洲国。
参与策划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
1935年6月迫使国民党当局签订《秦土协定》并在同年底策划制造冀东事变，组织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可以说，日本每一次侵华行动，都有他的策划和参与。
1944年春出任驻新加坡日军第7方面军司令官。
日本战败投降后，被指控犯有对中、美、英发动侵略战争等10项罪行，被送上了绞刑架。
被判处绞刑的日本战犯木村兵太郎。
木村兵太郎被冠以“缅甸屠夫”的恶名。
1939年以前，木村兵太郎是日本的炮兵专家，以提高日本的大炮杀伤为己任。
1939年3月，他被任命为第32师团长，晋升为中将。
随后被派到中国山东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命令士兵屠杀手无寸铁的民众，犯下了累累罪行。
1940年10月，被调任关东军参谋长，专事讨伐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
1944年8月30日，被调任驻缅甸方面军司令官。
在与中国远征军作战中，他所率的日军损失大半。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抚顺战犯管理所东北人民曾输血拯救日本战犯导语：抚顺有一个战犯管理所，我们先看看这个战犯管理所的全貌。
这部分总体面积是四万平方米，不但有监舍，你仔细一看，除了一个战犯管理所正常有抚顺有一个战犯管理所，我们先看看这个战犯管理所的全貌。
这部分总体面积是四万平方米，不但有监舍，你仔细一看，除了一个战犯管理所正常有的办公楼、守卫、仓库、医务室、卫生间之外，你看设施有什么？这个设施内居然有面包房，有理发室。
还有花窖，有浴池，并且还有一个俱乐部，还有个很大的运动场，如果把这个宿舍变成个学生宿舍，这个直就是一个现在来讲相当于一个技校，相当于这么一个规模。
这个院子里有一座碑，白色的碑体，碑体上面写着“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
一听到“谢罪”这两个字就知道日本人立的碑。
这个战犯管理所其实一九三六年建的时候是日本人建的，当时是作为日本统治下的一个监狱，关的都是反满抗日的进步人士。
1950年的时候，按照《波茨坦公告》那么当时在西伯利亚伯利很多的关东军战犯九百多人，还有七十多个伪满洲国的战犯引渡到中国，很大一部分就被关到了这个抚顺战犯管理所。
让我们回到1950年，他们刚到战犯管理所的时候，当时周恩来总理就指示说：“这些战犯一个都不能跑，他们是有罪的，必须把他们看住。
第二，未来可以考虑一个都不能杀。
”为什么要改造他们？所以抚顺战犯管理所，它对犯人改造理念是两句话：一句话说恨其罪不恨其人，你犯下的罪我们仇恨，但是从格上来讲我不恨。
第二，惩其罪救其人，惩罚你的罪行，但是我要救赎你的人格。
这两句话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含义颇深。
离这个战犯管理所六公里远就是抚顺平顶山惨案的生活常识分享。
本文由一线教师精心整理，word可编辑Evaluation Only. Created with Aspose.Words. Copyright 2003- Aspose Pty Ltd.不该发生的记忆危机法庭旧址成歌厅位于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的“审判战犯特别事法庭”旧址，如今是弃用近10年的北陵电影院。
“这是中国人民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不受任何外来干扰审判外国侵略者。
”——沈阳市政府在影院右侧悬挂的一方牌匾上写道。
1956年，中国政府成立特别事法对45名战犯进行审判，包括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审判。
特别事法庭在完成审判任务后，改造成为了北陵电影院。
旧址周边的群众告诉记者，2002年底电影院停业后，被出租给人经营歌厅。
后来听说政府要在这里搞一个博物馆，歌厅就撤了。
2006年，国家有关部门批复了法庭旧址的修复改造计划。
然而，由于地方政府迟迟没有资金配套，改造工作至今没有明显进展。
85岁的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郭来，曾作为公诉人参与当年的审判战犯工作。
“我等了几十年了，这块地方还没有恢复。
”郭来说，“差钱不该差在这里——特别事法庭是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地方，怎么能拖来拖去呢？”烈士陵园卖墓地“十一”前夕，网上曝出吉林市北山最高峰的吉林省著名将领冯占海将墓疑遭地产商挖掘，墓碑亦被推倒的消息。
4月22日，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有关部门把将墓迁至吉林市北山公园，并对将墓进行高标准修复。
9月6日上午，记者前往北山公园实地采访。
采访中发现，在离将墓几十米的北山最高峰，矗立着雄伟的革命，而正面有关纪念碑的说明碑文已斑驳脱落。
在吉林市革命烈士陵园里，记者还发现不少普通人墓地混迹其中。
在办公区墙上，还醒目地张贴着管理处买墓地的联系方式。
吉林市革命烈士陵园管理处处长接受采访时承认，“陵园卖部分墓地作为经费补充”。
近年来，这样侵占烈士纪念场所的事件时有发生。
《东京审判》观后感范文4篇“争风吃醋”、“争权夺势”、“争名逐利”，在中国的传统理念中，“争”似乎是个贬义词。
而以宽容忍让闻名于世的中国人往往会“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不愿一争。
但看了《东京审判》后，我认为那些都是无理的，影片刚开场，中国法官就为了开庭的一个小小座位与主判官争个不停，经过几番激烈的争论，中国法官终于取得了胜利。
在这儿，他争的不是一己之私，而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更是中国在世界各国中的地位！影片中，来自11个国家的法官与日本律师团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与周旋，最终以6比5的票数将7名战犯处以极刑。
他们争的是中国无法挽回的损失；是300多万人民的冤魂；是中国在国际平台上站稳脚跟的基础。
争，正义的力量才会壮大！争，真相才能浮出水面！争，真理才能抬起头，被世人接受！“争”需要正确的基点，而日本人灭绝人性的行为造成中国陷入战争阴影中，这就是真真切切的基点。
“争”更需要恒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历时2年半，通过了818次的开庭审理，才最终定了战犯们的罪。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竞争的时代：人才竞争，科技竞争，综合国力的竞争。
生活需要我们去竞争，时代更需要我们去竞争。
“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送劲退千寻。
”青春，在追求中闪光，在竞争中永恒。
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是不可忽略的篇章。
1945年5月3日，远东军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审判东条英机等28名战犯。
历时近两年零七个月，开庭818次，法庭记录4.8万余页，出庭作证的证人达419人，出示文件证据4000多件，判决书长达1213页。
这这些数据让我无比震撼，作为一个中国人怎么可以错过！观看之后，我了解了什么是国家的尊严，什么是卑鄙无耻。
看了《东京审判》，燃起了我的爱国之心。
日本的战犯坚决不认罪，还有一些日本人憎恨我们中国人。
但是，他们可曾知道日本军队是多么的残暴无耻?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中国有多少老百姓成为他们刀下的亡魂?日本人民只知道中国人的罪行，可曾想过日本兵的罪行是我们中国的千倍万倍?而且是日本军队先侵略我们中国，难道我们要坐在那被他们杀吗?通过影片，我对于日本国际主义罪恶行径有了更直观更清楚的了解，也更能体会今天的来之不易。
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社会实践报告1.实践目的爱国主义教育是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的基础性工程，是引导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促进中华民族振兴的一项重要工作。
而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能够深化我们的爱国主义思想，获知历史知识，成长为一名新中国的好青年。
2.实践时间1月7日3.实践地点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4.实践内容及过程今天，我去参观了“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展馆前身是原北陵电影院，位于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是一座斜檐闷顶式二层小楼，自1956年后，进行过两次大改动。
但是外观和五十年前相比基本没有改变，四根红柱子、月亮门、月亮窗，还有上面的琉璃瓦都是原来的。
它在建筑设计上沿袭了前苏联风格，又融合了中国古典建筑风格。
这是为了配合昭陵的建筑风格而精心设计的。
这种中西建筑风格的混合体，在沈阳现存的老建筑中并不多见。
陈列馆内还首度播放了一段30分钟的审判历史影像，包括日本战犯当年在审判现场下跪谢罪的影像。
展区面积为1100多平方米，陈列展览共分为“审判背景”、“审判准备”、“庄严审判”、“尾声”等四个部分。
陈列馆里实物藏品数量不多，展示多以图片为主，有很多珍贵的历史照片。
展示内容由引渡战犯、侦讯取证、开庭审判这三大部分构成。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历史意义。
沈阳市政府曾在军事法庭旧址门前悬挂着一方牌匾，上面写道：这是中国人民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不受任何外来干扰审判外国侵略者。
其中，包括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审判。
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
受审的36名日本战犯全部认罪。
在法庭旧址的主厅内，以蜡像形式，复原当年日本战犯在沈阳受审场面。
展览中，还将播放长达30分钟的沈阳审判历史珍贵影像，其中包括战犯在审判现场下跪谢罪的原始画面。
1948年8月日本投降后，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将日本战俘押送至西伯利亚。
参观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的实践报告示例文章篇一：《参观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的实践报告》哇塞！今天老师带着我们去参观了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这可真是一次超级难忘的经历！一走进那个地方，我的心就好像被什么东西揪住了一样。
那古老的建筑，仿佛在默默地诉说着过去的故事。
我看到了很多以前的照片和文件，那些黑白的影像里，都是历史的痕迹呀！我就想，当年那些日本战犯犯下的罪行，怎么能那么残忍？难道他们没有良心吗？在参观的过程中，我和同学们都特别安静，好像连呼吸都不敢大声。
我们认真地看着每一个展示的物品，心里充满了愤怒和不解。
我听到旁边的同学小声说：“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无辜的人？” 我也在心里反问自己：“为什么会有战争？为什么会有人这么残忍？”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当年的事情，我仿佛看到了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在哭泣，在呼喊。
这就好像一把刀扎在我的心上，疼得不行。
有一个展示的场景，是模拟当时审判的画面。
那严肃的气氛，让我觉得正义的力量是多么强大！就好像黑暗中的一道光，照亮了所有的不公和邪恶。
我忍不住跟旁边的小伙伴说：“你看，正义永远不会缺席，这些坏蛋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小伙伴用力地点点头，眼睛里也闪着坚定的光。
我们还看到了一些受害者的遗物，那破旧的衣物，残缺的书本，都让我感到无比的悲伤。
这就像有人在我心里重重地敲了一下鼓，震得我心里直发颤。
参观结束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我在想，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是多么来之不易呀！是无数的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我们难道不应该好好珍惜吗？难道不应该努力让我们的国家更强大吗？这次参观让我明白了，历史不能被忘记，我们要铭记那些痛苦的过去，努力让未来变得更加美好。
我们要强大自己，让这样的悲剧永远不再发生！示例文章篇二：《参观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的实践报告》嘿，小伙伴们！你们能想象得到我去参观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时的心情吗？那可真是百感交集呀！那天，阳光洒在身上，我怀揣着好奇与敬畏，走进了那个充满历史厚重感的地方。
北陵电影院日本战犯曾在这里受到正义的审判邱宏众所周知，皇姑区黑龙江街有座“北陵电影院”。
然而，人们未必知道，59年前，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们，曾在这里接受了正义的审判。
这是中国人民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不受任何外来干扰审判外国侵略者。
请看——北陵电影院辟为“中国（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特别军事法庭”沈阳法庭庭审复原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全体工作人员8名日本战犯在沈阳法庭受审北陵影院“特别军事法庭”主审法庭“北陵电影院”始建于1954年，起初为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俱乐部；1955年，更名为“利群电影院分院”；由于该影院邻近昭陵（北陵），1957年，更名为“北陵电影院”。
如今，北陵电影院已辟为“中国（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
史料记载，1953年11月，中央便开始拟订处理在押日本战犯方案。
截至1956年审判之前，在押日本战犯共计1062名。
当年，周恩来总理指示：“这些战犯的罪行比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甲级战犯，要轻一些。
对这1000多名战犯，我们不需一一审判，但要把他们所犯的所有罪行都搞清楚。
侦讯结束后，将罪行重大的予以起诉审判，多数战犯还是要释放的。
对起诉审判的战犯，也只判有期徒刑，不判死刑。
”遵照周恩来总理指示，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1956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成立，于当年6月9日至7月20日，分别在太原、沈阳开庭，审判了45名日本战犯。
其中，设在北陵电影院的沈阳法庭为主审地，审判了侵华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日本战犯。
开庭审判八名日本战犯法庭受审1956年6月9日，设在北陵电影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威严肃穆。
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沈阳各界群众代表，中外记者等到庭旁听。
旁听区域座无虚席。
8时30分，随着一声“全体起立！”，审判长袁光将军，一身戎装，神色凛然地步入审判大厅，登上审判台落座。
在审判台上落座的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朱耀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审判庭审判员王许生、牛步东、张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徐有声、郝绍安、殷建中、张向前、杨显之等。
审判长袁光将军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现在开庭！”侵华日军中将师团长藤田茂、铃木启久、佐佐真之助；侵华日军少将旅团长上坂胜、长岛勤、船木健次郎；侵华日军中佐情报主任鹈野晋太郎；少佐支队长榊原秀夫等8名被告，被带上法庭。
审判长袁光将军通知被告：“在庭审过程中，你们有权向证人和鉴定人发问。
除辩护人为你们辩护外，你们还可以自己辩护。
你们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是！”8名被告齐声而胆怯无力地回答。
审判长袁光将军通知证人：“本特别军事法庭通知你们来作证，你们要知道什么说什么。
如果说假话，要负刑事责任。
你们听明白了没有？”全体证人在“具结书”上签名。
审判长袁光将军又告知全体翻译人员：“你们在庭审过程中，必须如实翻译。
如果故意做错误翻译，要负刑事责任。
”全体翻译人员一一签字具结。
起诉指控日本战犯罪行罄竹难书之后，审判长袁光将军提请国家公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首席检察员、军法少校王之平，宣读《起诉书》；并要求翻译同时播送《起诉书》日语译文。
《起诉书》指控8名被告罄竹难书的法西斯暴行：有的命令所属部队残杀和平居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惨案；有的命令部属大量掠夺和平居民的粮食、财物，烧毁居民房屋；有的命令所属部队杀害我被俘人员、伤员；有的命令部下把我无辜人民作为训练新兵刺杀的“活靶”，或作为战场上的“扫雷工具”；有的对我和平居民施放毒气，纵容部下强奸或集体轮奸妇女；有的用我国人民试验细菌武器效能，从事细菌战准备活动。
《起诉书》中，有920人的血泪控诉；266人检举；836人的证词。
宣读《起诉书》过程中，旁听区域不时传出此起彼伏的啜泣声。
群情激奋日本战犯下跪求饶谢罪1956年6月9日下午，“特别军事法庭”开始进行“法庭调查”。
第一个被传讯的，是这次审判的“一号要犯”、侵华日军一一七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
法庭列举了铃木启久的“八大罪行”：一、在河北省遵化县鲁家峪乡杀人、放火、强奸；二、在河北省滦县潘家戴庄杀害居民、掠夺粮食和财产；三、在长城附近广阔地方建立“无人区”；四、在河北省遵化县刘备寨村杀害居民、掠夺牛马；五、在河北省遵化县东新庄杀人、放火、掠夺；六、在河北省遵化县马家峪村杀人、放火、掠夺；七、在河北省长垣县小渠村集体屠杀村民；八、战败后，在吉林省白城子炸毁火车站、医院、桥梁、仓库等。
询问结束后，当年44岁的潘家戴庄农民周树恩出庭作证。
他是侵华日军大屠杀中的幸存者。
面对确凿的证据，铃木启久“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审判长袁光将军厉声问道：“被告人铃木启久，以上证词有没有不实的地方？”“饶命！饶命！这完全是事实，我诚恳谢罪！”铃木启久面部不停抽搐。
这时，旁听区域有人大喊：“打死日本鬼子，为死难同胞报仇！”顿时，旁听区域人们群情激奋，“为中国人民雪恨！”“为死难同胞报仇！”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
审判长袁光将军与众位陪审员商议一番，然后示意大家肃静，宣布“休庭”。
正义判决日本战犯感谢宽大政策第二天，1956年6月10日，“特别军事法庭”继续“法庭调查”。
被传讯的是侵华日军第五十九师团师团长藤田茂。
藤田茂曾训示部下，用活人作靶子进行“试胆训练”，宣布“杀掉俘虏算入战果”，并强迫和平居民“踏探地雷”，致使无数平民百姓伤亡。
依据《起诉书》起诉罪状，审判长袁光将军对藤田茂逐条审问。
藤田茂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当指控藤田茂在山西安邑县上段村杀害100余名无辜村民罪状时，当年62岁的幸存者张葡萄大娘出庭作证。
张葡萄大娘满腔怒火地控诉侵华日军，残忍杀害她公公、婆婆、丈夫、年仅4岁女儿的暴行。
极度悲愤的张葡萄大娘，几次要冲到被告席上，与藤田茂拼命，均被法警阻止。
藤田茂见状，忙给张葡萄大娘跪下，一边磕头一边说：“我有罪，请法庭判处我死刑，以向被害人谢罪！”1956年6月11日至13日，“特别军事法庭”继续开庭，相继传讯了上坂胜、佐佐真之助、长岛勤、船木健次郎、鹈野晋太郎、榊原秀夫等被告。
在大量的人证、物证面前，这些被告统统低头认罪。
1956年6月15日上午，“特别军事法庭”做出正义的判决：铃木启久，判处有期徒刑20年；藤田茂，判处有期徒刑18年；上坂胜，判处有期徒刑18年；佐佐真之助，判处有期徒刑16年；长岛勤，判处有期徒刑16年；船木健次郎，判处有期徒刑14年；鹈野晋太郎，判处有期徒刑13年；榊原秀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判决书》宣读完毕之后，8名被告全都跪倒在地，哭着喊道：“感谢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中国万岁！和平万岁！”再次开庭二十八名日本战犯认罪1956年7月1日，“特别军事法庭”在北陵电影院再次开庭，审判了武部六藏、古海忠之等28名日本战犯。
这次审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庭庭长贾潜担任审判长。
出庭作证的27人之中，包括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伪满“大臣”王贤伟，以及铃木义夫、长岛玉次郎、林竹次、大美贺好一等9名日本战犯。
1956年7月1日8时30分，审判长贾潜宣布开庭。
履行完相应的法律程序之后，国家公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首席检察员李甫山，检察员曹振铎、李放、高正权等4人，宣读长达万言的《起诉书》。
《起诉书》以315件档案、360件证人证词、642件被害人及其亲属控诉书、被告供词等大量材料，指控了28名被告的犯罪事实。
7月2日，法庭调查。
审判长贾潜发令：“传被告人古海忠之到前面来。
”古海忠之是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次长，是傀儡“皇帝”溥仪幕后操纵者。
溥仪在证词中说：“在伪满，我是没有实权的。
统治和支配伪满的实权者，是伪满‘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总务次长古海忠之。
”伪满的几个“大臣”也相继作证。
庭审中，古海忠之4次低头、两次落泪，对他的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接下来几天，“特别军事法庭”对其他27名日本战犯的罪行，逐一进行法庭调查。
被告宇津木孟雄、田井久二郎、木村光明、沟口嘉夫、志村行雄等5人身体欠佳，审判长贾潜准许他们坐下听审。
被告武部六藏因病不能到庭，“特别军事法庭”便委派审判员杨显之，前往被告武部六藏住地询问。
与杨显之同行的，还有国家公诉人军法上校曹振铎，被告人辩护律师关梦觉、赵敬文。
扬眉吐气日本战犯全部审判完毕1956年7月11日上午，“特别军事法庭”审讯了伪满三江省警务总局特务处调查科科长岛村三郎。
1939年，岛村三郎参与射杀130余名抗日武装人员，抓捕和平居民2595人，一次就枪杀了42名和平居民，将19人捆绑铁丝投入冰窟，制造了“三肇惨案”，并亲手建立了秘密杀人场“三岛化学研究所”。
在事实面前，岛村三郎双膝跪地，向旁听区域磕头，大声喊道：“各位旁听代表，我犯有滔天大罪，中国人民就是把我劈成八瓣儿，也不能解他们的心头之恨。
我愿意接受中国人民对我的最严厉惩罚！”7月20日8时，审判长贾潜，审判员杨显之、王许生，“接力”式地宣读《判决书》。
武部六藏获刑20年；古海忠之获刑18年；斋藤美夫、中井久二、横山光彦、岐部与平、吉房虎雄、宇津木孟雄、西永彰治等26名日本战犯，分别被判处20年、18年、16年、15年、14年、13年、12年不等有期徒刑。
至此，在押的日本战犯全部审判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