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学界关+于中西比较研究的新思维

西方史学界关于中西比较研究的新思维（作者:___________单位: ___________邮编: ___________）长期以来，西方学者把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和较早实现工业化归之于欧洲文化的特殊性和优越性，而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是处在停滞落后状态，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发生的一些变化则是由西方文明的冲击引起的。

这就是所谓”欧洲中心论”和”冲击-回应”模式。

[1]近二三十年，在美国兴起了一种反对欧洲中心论的思潮，在欧洲和日本也有响应，并渐形成巨流。

其中主要的著作有：1984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P A柯文教授出版《在中国发现历史》[2]，严厉批判了冲击-回应模式和把传统与现代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人们夸大了帝国主义侵略的作用，鸦片战争后中国发生的变革主要是内部因素所致，要求从中国本身发现自己的近代史。

1997年国际经合组织（OECD）发展中心的首席经济学家A麦迪森教授发表《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3]，按购买力评价估计1700年到1820年欧洲的GDP增长了225倍，占世界GDP的比重由223％增为266％，同时期中国的GDP增长了276倍，占世界GDP的比重由231％增为324％，优于欧洲。

这以后，中国的GDP大幅度下降，1952-1978年仅占世界GDP的5％。

但改革开放以后迅速增长。

可望于二三十年后超过欧洲。

1997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王国斌教授出版《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4]，从经济变化、国家形成，社会抗争三个方面对中国与欧洲作了比较研究。

认为中国与欧洲的经济都是按照斯密型动力发展的，到1800年左右也都面临着马尔萨斯危机的制约。

而这时，由于美洲殖民地的开发和矿物资源的利用，西欧经济转向由城市工业型动力推动，中国就显然落后了。

1998年美国迈阿密大学的A G弗兰克教授出版《再现东方：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5]，认为1800年以前世界经济的中心是在亚洲，尤其是中国。

中国具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和出口竞争力，以致能吸收一半世界生产的白银。

欧洲正是在亚洲进入周期性衰落之际，利用白银贸易，”爬上亚洲的肩膀”，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

而到今天，世界经济中心又有再现于东方之势。

2000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K彭慕兰教授发表《大分流》[6]，认为1800年以前是个多元世界，只是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有了实际意义。

欧洲之首先实现工业化不是由于欧洲传统文化及制度上的优越性，而主要是两个颇具偶然性的因素造成的：一是英国的煤矿恰好位于经济核心区，一是美洲殖民地的发展，后者尤为重要。

这些著作在国外和中国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以至争辩，发表了大量论述，形成一大高潮。

所讨论的问题，目前尚难定论，本文只是对上述学者在研究中提出的历史观点和方法论作些评论，统名之曰新思维。

一、中心论问题讨论中心论应区别两种含义：一是世界经济中心，一是所谓历史中心。

在海运和贸易发达、各国经济交往频繁以后，最强大的国家或地区会形成一个世界经济中心，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是不能否定的。

至于历史中心，说人类文化或文明历来都是由一个中心传播或主宰，乃是哲学上的一种虚构，自当摒弃。

不过，我们所讨论的19世纪流行的”欧洲中心论”，不仅是指世界经济的中心，而且包含了西方历史中心和西方优越论的思想，因而是需要辩清的。

所谓历史中心论是一种文化一元论。

它源于柏拉图，明确于基督教教义，经18世纪唯理学派论证，而完成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黑格尔认为人类历史乃是绝对精神即世界理性的逐步展开。

它由东方民族经希腊、罗马民族，到日尔曼民族即普鲁士王国而完全实现。

这些民族在地理上是多元的，但在历史上是一元的，因为只有他们是”世界历史民族”，他们的民族精神（文化）”具有绝对权力成为世界历史当前发展阶段的担当者”，而同时存在的”其他民族精神是无权的”[7]，?不能体现世界理性。

这种历史或文化中心论曾受到多方面的批判。

历史学家0斯宾格勒认为历史上各文明民族的文化是平行的，并且是等价的。

民族间有文化交流，但不改变民族文化本质。

”我们赞美一种外来的思想”，但”实际上是对这种外来思想的性质的改变”[8]，然后予以吸收。

这是有道理的，如中国吸收佛教思想改变成禅宗。

A J汤因比研究了古今21种民族的文明，也认为这些文明是同时代的和价值相等的，没有一个中心。

他指出当代所称”西方中心”是由于”西方文明用它的经济制度之网笼罩了全世界”，于是错误地”又来了一个以西方为基础的政治统一”[9]。

当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I．柏林提出，各种文化是不可通约的，没有一个共同的衡量标准，当然也没有一个中心。

同样著名的S．P．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既是冲突，自无中心。

反对派L．米勒著《文明的共存》，同样没有一个中心了。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世界本来是差异的、多样化的，先进和落后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乃至专门提出”非中心化”（decentering）的理论。

历史学家M．福柯就是非中心论的代表者。

19世纪流行的欧洲中心论应予适当批判，但为此又提出一个中国中心论则没有道理。

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在译成中文版时加上了一个原本没有的副标题：”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这是个误解。

柯文的书以讲政治、文化和民间社会为主，只第三章讲经济。

他探讨了近代中国发生的大事，如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同治改良主义运动等，认为虽然受到外国思想影响，但从其动机和对象说都是国内的。

他专门考察了龚自珍、王韬、魏源、梁启超，认为他们的改革思想的根源主要还是本土的。

孙中山是受西方教育最多的，而黄兴则否，整个辛亥革命并不是”现代”战胜”传统”，而是中国社会本身的政权之争，绅士和民间社团是主要支持力量。

洋务运动是受西方经济的冲击而来，但限于沿海城市，从广大内地和下层民众看，西方的冲击力是有限的。

柯文著作的最后一章标题是TowardaChinese centeredHistoryofChina”，但不是”中国中心观”。

他屡次提出要注意中国内部的能动因素，要以”中国为中心的思路”（Chinese centeredapproach），找出中国自己的”故事线索”。

在西方史学界中，这是一种新的历史观。

我读到柯文的原书后，就写了一篇《早期中国近代化过程的内部和外部因素》[10]。

1987年在武汉召开的对外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会议上，并以”内部和外部因素”作为议题之一。

弗兰克的《再现东方》是大声疾呼反对欧洲中心论的。

同时他又构造了一个中国中心论。

他主张从世界经济体系来研究中国与西方经济关系，这是个很好的观点。

前此，已有两部用世界观点研究经济的三卷本巨著，即1981年F．布罗代尔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1]，和1889年I．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12]，都很值得一读，虽然布氏对中国的论述不免误解。

布罗代尔是讲资本主义世界，其中心由意大利城邦国家转移到荷兰共和国，又由荷兰转移到英国，再由英国转移到美国，这当然正确。

沃勒斯坦是拉美学派，用中心一半边缘一边缘的理论说明欧洲与拉美等落后国家的不等价交换，也是有道理的。

弗兰克原属拉美学派，曾盛赞沃氏著作。

但在1998年的《再现东方》中他改变了主意，批判沃氏，认为16-18世纪中国是世界经济中心。

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丝绸之路，与人合写《五千年世界体系》，中国又变成为历史中心了。

就16-18世纪而言，中国经济繁荣也许领先于世界，至少不逊于欧洲。

但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中心则缺乏实证。

弗兰克的主要依据是欧洲用得自拉丁美洲的白银购买中国的茶、丝绸、瓷器等，以至17、18世纪世界生产的白银约有半数流入中国，因而他的书在出中文版时改称《白银资本》。

这个论据是难以服人的。

我曾对白银问题作过一些研究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30-233，275-287页。

据我看，弗氏对实际流入中国的白银估计偏高。

并且，这时期中国吸纳的外国白银只是供国内货币和银饰之用，中国并未实行重商主义，流入的大量白银没有像欧洲那样引起物价革命，也没有大量转化为资本。

还有，最大量的白银流入是在18世纪后期，占两个世纪流入总量的一半以上，而据弗氏说，这时亚洲经济已进入衰落，中国也面临着急剧的失序了。

二、中西比较研究这个时期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欧洲首先发生工业革命，进入现代化社会，而中国没有。

回答这个问题，单批判欧洲中心论无济于事，还是要切切实实对中西经济作比较研究。

麦迪森、王国斌、彭慕兰都是把重点放在比较研究上。

比较研究一般有两个方面：一是比较双方的人口、资源、生产水平、消费水平和生活状况，哪方更富裕些。

一是制度性比较，即双方政府，经济组织、社会精英等的作用，哪方更先进些。

这种比较的困难在于中西的文化和价值观不同，没有一个共同的评价标准，没有一个综合的指标。

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是用GDP来衡量，这是个很好的客观标准。

但在18世纪以前，无论中国或欧洲的GDP都无法精确计算，麦氏自己也说这只是guestimate（美俚语瞎猜）。

事实上，他对宋代GDP的增长估价甚高，而对1280-1820年的估计则是以人均产值不变的假设为基础的，也就是明清经济停滞的观点。

1947年他的著作正式发行前，麦迪森曾来华讲述，我作为评论员之一，曾指出这一点。

不过，他的著作主要是讲1952年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GDP，那是无可非议的。

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一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在比较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上都有重大突破。

过去，西方学者多半是以欧洲的经验为标准，考察中国缺少了什么，或者多了什么阻力，以至没有发生工业革命。

这就把欧洲的经验作为一种普遍的模式，各国工业化过程都要走欧洲同一道路。

王国斌批判了这种决定论或逻辑实证论的历史观，指出欧洲的工业革命正像发现新大陆（工业革命最重要的条件）一样，并不是历史的必然，毋宁是带有偶然性的事件。

于是，他提出另一种比较研究的思路，即一方面以欧洲的经验来评价中国的历史，另方面以中国的经验来评价欧洲发生的事情。

通过比较主体与客体的转换，创立新的历史观。

[13]这也就是从具体历史过程（而非抽象模式）的特殊性中找出普遍性的东西。

经过对中国和欧洲农业发展的比较研究（这是主要的），并17世纪中国农村工业和欧洲”原始工业化”的比较研究，王国斌得出双方有很多相似性的结论。

而最根本的相似即双方的经济发展都是从属于斯密型动力，即通过市场实现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经济缓慢增长。

斯密型增长有个理论上的极限，即因人口增加而土地资源有限，终致陷入马尔萨斯危机。

他认为，18世纪中国和欧洲，尤其在双方的核心区即长江下游和英格兰，双方都已面临但并未达到马尔萨斯危机。

而正在这时，欧洲因发现新大陆而扩大了资源的基础，这远胜于中国开发边疆所能扩大的资源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