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行知以新教育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思想

社会科学研究　2003年第2期论陶行知以新教育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胡晓风　陈廷湘① 〔摘要〕　陶行知在对新教育的探讨和实践中,形成了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重要思想。

他的认识已远远超越了一般性的以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现代化观念,实际上已较明确地提出了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心理习惯和人的整体素质全面实现现代转型的理论。

同时他在当时的条件下努力探索通过教育推进中国社会全面现代化的现实途径。

他的一生事业为中国现代化做出了十分独特的贡献。

〔关键词〕　教育;现代化;陶行知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3)02-0113-05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历史已开启广义的社会现代化进程,“现代化”已成为此后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

一切具有前进意义的社会演变都是广义现代化的展开形态,一切先进分子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思想和实践在本质上都具有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意义。

陶行知作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教育思想家、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革命家和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典范,是一位以思想和实践给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留下了重大影响的文化名人,他的全部历史活动无疑是中国现代化广阔进程的组成部分之一。

一、陶行知对“现代化”的诠释在关怀现代化问题的中国学人中,陶行知最早使用汉文“现代化”概念,也是积极倡导人的社会生活整体现代化的学者。

1925年6月,他与程其保在为万国教育会议准备的英文报告中指出,“近十年来,中国正处在使其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1〕。

由于此处意在说明使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过程,因而以Modernizing表述“现代化”这一概念。

在该文中,陶行知的用语与胡适等人的表述并无歧义。

当时,中国思想界正在继续反思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同时进行以反传统和引进西方思想学说为特征的启蒙运动。

在人们的意识中,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就是以先进的西方思想取代落后的中国传统思想。

思想界理解的“现代化”亦即是在中国重建西方式的现代文明,即以工业化、①本文作者为并列署名。

〔作者简介〕胡晓风,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四川陶行知研究会名誉会长;陈廷湘,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四川成都　610064。

民主化、科学化等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建构。

陶行知是一位以实践见长的思想家,他对“现代化”问题未作更多理论上的解释。

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的理解与其他学者的理解大体一致是可以肯定的。

陶行知的突出贡献在于他是在中国明确使用“现代化”概念的第一人。

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界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

这次讨论共发表26篇专论和短文,讨论的问题之一是中国现代化的“困难”、“障碍”和“先决条件”是什么;问题之二是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是“个人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是“外国资本”推动还是“国内资本”启动?〔2〕陶行知没有直接参加这个问题的纯理论讨论,但他在讲论新教育方案时,实际上提出了社会整体现代化的主张。

1934年12月30日,他在题为《大上海普及教育》的讲演中指出,普及教育的目标:“第一要整个民族现代化”,“第二要整个生活现代化”,“第三要整个寿命现代化”。

〔3〕这些内容概括起来已是包括整个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素质在内的全面现代化(下文将详细论及)。

这一思想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

其他众多学者直到40年代才提出这类明确见解。

其中吴世昌在1948年的表述很有代表性。

他说:“中国已不复是华夏、禹甸,而是现代高度科学的世界的一部分,这一部分能够赶上并适应其余的大部分,便能生存繁荣,否则惨不忍言。

要赶上适应,必须现代化,要现代化,必须从社会道德到政治制度,从文化观念到方法,从待人接物到世故人情,从生产工具到分配原则,彻头彻尾地改造重建。

”〔4〕很显然,吴世昌在1948年表达的这一认识与陶行知1934年提出的观点的意蕴并无重大差异。

上述事实表明,在中国学者中,陶行知对全面现代化,尤其是对人的现代化的认识也是颇具前瞻性的。

他不仅较其他学者更早地提出了全面现代化的思想,而且一开始就致力于把这一思想化为社会现实,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推进中国社会全面现代化的先行者。

二、陶行知全面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思想陶行知的实践活动主要在教育领域,他对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建树体现在创办新教育的实践中。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其整个文化体系(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过程,涉及到整个民族生活样态的根本改变,教育是实现这一改变的最重要途径。

陶行知一生致力于中国现代教育思想、体制、方法的探索和实践,努力创建一套全新的教育模式,对中国现代化做出了极其重要,也极为实际的巨大贡献。

前文已经提及,他在1934年提出的“第一要整个民族现代化”,“第二要整个生活现代化”,“第三要整个寿命现代化”的教育宗旨是他通过教育推进中国现代化的纲领。

这个纲领既是他通过教育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长期实践的总结和概括,也是他长期从事以教育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总方针。

要全面认识陶行知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必须对他的这一纲领性论断作具体的分析。

通过教育使“整个民族现代化”的意向显然是要在空间上或者说在横向上全面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即是要通过教育全面改造中华民族的整个生存空间,包括政治生存空间、经济生存空间和文化生存空间。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陶行知提出了普及教育、创业教育、民主教育、职业教育等一系列更新传统教育的主张。

早在1919年,陶行知就曾明确指出,中国“现在正处在二十世纪世界之中,应该造成一个新国家”,而要能造就一个新国家,首要一条是要用“一种新的国民教育”来教育中国人“做成一个共和的国民”,使之能“适合于现在的世界”。

因此,他在该文中对推行“教育普及”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办法。

〔5〕陶行知不仅揭明了普及教育对创造新国家的意义,而且致力于通过普及教育全面改造中国社会。

1934年,他明确提出了“普及教育,第一要整个民族现代化”的主张,并制订《中国普及教育方案商讨之原则》,提出以“社会即学校”、“即知即传人”和“小先生”制等方法全面推进教育普及,把“家庭、店铺、工厂、机关、寺庙、民团、军队”等都变成“下层之教育场所”,使“城乡同进”,使全中国各个角落都能受到现代文化知识的改造。

〔6〕“整个民族现代化”另一意指是国家政治现代化。

陶行知对这一点十分看重,早在1914年,他在金陵大学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就阐述了“进化”、“共和”、“民主”这些现代政治概念的意义,明确指出共和就是民主,并进而阐述了自由、平等、博爱与民主共和的关系,实际讲明了没有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就没有社会基础。

陶行知1927年在晓庄师范发表题为《平等与自由》的讲演,对孙中山先生关于“革命成功之后,团体能自由,个人不能自由”的观点表示了异议,并提出了与此相反的个人“出头处要自由”的观点。

他说,“自由是以自己的意志指挥自己的行动。

个人自由是以个人的意志指挥个人自己的行动。

团体自由是以团体自己的意志指挥团体的行动。

自由这个名词是含有自主、自决、自动、自得种种意义”。

正如“树苗要伸出头来呼吸自由的阳光,才能活,才能长,才能端正”一样,人也必须要有自由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失掉自由”,就“不能成人”。

〔7〕孙中山领导共和革命之时,中国尚未进行过深入的思想启蒙,绝大多数人对自由、平等、权利这些民主共和的基本观念尚知之甚少以至全无所知,因而还不可能产生广大民众在自由、平等、个人权利等观念支配下投身革命的行动。

孙中山只能以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为口号号召人民起而反满革命(实际上也就有反帝革命的意义)。

但是,必须看到,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如果长期没有必须的自由、平等、权利等革命的思想武装,共和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完全成功,中国就不可能由封建社会转变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陶行知不同意孙中山要“团体自由”不要“个人自由”的观点是十分深刻的。

站在这一见解的基点上,陶行知竭力主张通过教育培养现代国家所需要的“共和国民”。

他说:“新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养成‘自主’、‘自立’和‘自动’的共和国民。

”〔8〕新文化运动被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其特点是大规模地吸收西方现代文化思想以改造中国的封建文化。

在制度文化方面并不注重民主制度的建设,而注重个性解放的启蒙,为现代民主政治奠定社会基础。

陶行知不仅在理论上大力提倡人的自由解放,而且致力于通过教育培养具有自由意志的新国民。

他的事业为中国政治现代化做出的贡献具有其他许多理论家所不具有的特殊意义。

“整个民族现代化”意指的更广大领域是社会经济的现代化。

与此相应,陶行知对通过教育推动国家经济现代化也倾注了更大的精力。

他大力倡导的创造教育即是从经济上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最重要途径。

在阐论新教育的目的时,陶行知指出,新教育的目的“第一对于天然界,要使学生有利用他的能力”〔9〕。

在这里,陶行知讲明了新教育的第一目的在培养人征服自然的能力。

人类的现代化是从人借助机器空前提高征服自然的能力开始的。

机器生产取代手工生产后,人类在经济生活方面实际上就已走出中世纪,进入了现代社会。

其他领域的现代化都是从这个基础开始的。

陶行知把提高人征服自然的能力放在现代教育的首要地位,表明他在推进中华民族经济现代化方面也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见解。

为了提高全民族征服自然的能力,陶行知不遗余力地提倡创造教育。

他说,“我们要打倒传统的教育,同时要提倡创造的教育”。

并一再强调这种教育“是行动的教育”,因为“有行动才能得到知识,有知识才能创造,有创造才有热烈的兴趣”。

“‘行动’是中国教育的开始,‘创造’是中国教育的完成”。

〔10〕推动经济现代化本质上是创造物质文明的过程,任何一种高度发达的现代物质文明都是几代人努力奋斗的结果,创造物质文明自然更须要实际行动。

陶行知把创造教育界定为行动教育是颇有深意的。

关于创造教育的内容,陶行知认为有两大方面。

其一是“教人少生小孩子”。

现代化社会是经济高度发展的富裕社会,也是人口素质相对更高的社会,二者相互制约,互为因果。

要创造一个现代社会,一是要造就高素质的社会成员。

对这一点,陶行知作了深入的研究,于1931年写成了《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一篇长文,为创造教育提出“教人少生小孩子”的重大任务,并用很大的篇幅和具体的数据论证了少生优育对国家现代化的重大意义。

他说,中华民族人口达到450-500兆就临到了大乱线,如能“教中华民族从大乱线退到二百四十兆的教育线上来”,就能“使得个个饱食暖衣又能受到最基本的教育”;只有人口“退到一百八十兆的创造线上来”,才能“使有天才的分子不致为穷忙所埋没,得有余暇研究高深学问,以发现更有效之生产技术,而创造更富裕的社会”。

反之,如果人口数量超过一定极限,“再增加便是降低文化,剥夺别人生存的机会”,现代化更无从谈起。

〔11〕时北京大学教授尚仲衣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在“一般的贫苦的直接生产者们的结婚权、生育权、教育权,乃至生活权统统被剥夺以尽”的制度下,实行人口退却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