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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师工作总结城市规划师是负责城市规划与设计的专业人士，他们负责研究城市的发展趋势和需求，制定城市规划方案，并监督实施。
在工作中，城市规划师需要应对各种挑战和问题，如人口增长、土地利用、环境保护等。
下面是一个对城市规划师工作进行总结的例子：一、工作背景作为城市规划师，我在过去一年中主要参与了两个大型城市规划项目的实施。
第一个项目是一个新兴城市的规划，目标是为未来十年的发展提供指导。
第二个项目是一个老旧城市的改造规划，旨在提升城市形象和居民生活质量。
二、市场研究在项目开始之前，我首先进行了市场研究，了解了城市发展的趋势和需求。
通过对市场数据的分析，我确定了项目的目标受众和规划方向。
三、调研和数据分析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负责组织调研活动，并收集了大量的城市数据。
通过分析这些数据，我确定了城市的发展瓶颈和潜力，并提出了相应的规划建议。
四、规划方案设计基于市场研究和数据分析的结果，我与团队一起设计了城市规划方案。
在方案设计过程中，我们考虑了土地利用、交通规划、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的因素，并与相关政府部门进行了沟通和协商。
五、方案实施和监督规划方案的实施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
作为城市规划师，我需要确保规划方案的顺利实施，并监督项目的进展。
在实施过程中，我与相关部门和业主进行了密切合作，解决了一些难题，并及时调整了规划方案。
六、项目评估和改进在项目结束后，我负责对项目进行评估和改进。
通过与相关方面的沟通和反馈，我了解了项目的成果和不足之处，并提出了改进方案。
七、技能和经验总结在这段时间的工作中，我提高了自己的市场分析、数据处理和规划设计能力。
通过与不同部门和业主的合作，我学会了如何协调和沟通，并解决实际问题。
八、感悟和展望在城市规划师的工作中，我深刻感受到了城市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点和挑战，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才能制定出适合的规划方案。
未来，我希望能够继续深入研究和实践，为城市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2009年第9期上作为深圳社会工作实践的第一代拓荒人，深圳市首批国家职业社工肩负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使命。
如果把深圳社会工作的实践之路比喻成一条崎岖曲折的朝圣之路，那么，他们作为跋涉在这条路上一群虔诚的慕道者，不但要去体验一路的艰辛并领略难得的风景，而且还有责任适时地回眸走过的路，将目光聚焦过去的脚印上，看看它的方向与目标是否有偏离，给自己以启示，给后来人以借鉴。
台阶一：在社会服务的相关领域设置岗位社工，建立桥头堡深圳社工服务的起始点是政府购买岗位，也是目前深圳社工服务的一种基本形式，它相对简便易行，便于操作，实为深圳社工初创时期的首选模式，也是目前深圳社工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保障。
它有如下的优势：一是在政府的强力推进下，可快速介入社会服务的相关领域，社会影响力大；二是为后续社会工作其他形式的推进，提供了有效的切入点；三是为初创期的社工机构和社工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经济支撑，保证了他们基本的生存条件，为后续打造一支优质的社工队伍，积累必要的经验、酝酿发展的后劲，提供了物质的基础。
但同时它也有如下劣势：一是在社会服务发展较早的城市和地区，由于涉及原来固有的体制和利益格局方面的问题，遇到的反弹和瓶颈会较大；二是进入相关领域的社工与该领域内原工作人员直接接触，在价值理念、工作手法和角色定位等方面有许多落差，必然是一个痛苦的磨合过程；三是绝大多数的一线社工都The B ig D ipper北斗星□本栏编辑：万道林◇马洪波深圳社会工作发展中的实践挑战与回应深圳社会工作一、岗位与项目深圳社会工作运作模式的三台阶整合北斗星t he Bg Dipper47北斗星t he Bg Dipper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社会阅历单薄，工作经验缺乏，尤其是目前大学的专业教育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存在较大的缺陷，社工学生所受的专业训练严重不足。
如今让他们独立地直接面对服务对象，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台阶二：岗位化设置、团队化运作，整合资源，形成合力针对上述的优势和劣势，为了应对目前运行中的问题，把工作推向深入，综合考虑社会的需求和社工队伍的现状，提出了“岗位化设置、团队化运作”的工作思路。
一、前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城乡规划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作为城乡规划师，我们肩负着塑造美好家园、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使命。
为了提升自身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我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城乡规划师认知实训。
现将实训过程及收获总结如下。
二、实训过程1. 实训单位简介本次实训单位为我国某知名城市规划院，主要从事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景观设计等业务。
该单位拥有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团队，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2. 实训内容（1）城市规划理论学习在实训期间，我参加了由单位资深规划师主讲的系列讲座，系统学习了城市规划的基本理论、规划编制方法、城乡规划法规等内容。
（2）现场调研为了深入了解城乡规划的实际应用，我参与了多个项目的现场调研。
在调研过程中，我学习了如何观察、分析、记录现场情况，并掌握了实地调研的方法。
（3）规划方案编制在导师的指导下，我参与了多个规划方案的编制工作。
通过实际操作，我掌握了规划方案编制的基本流程、技术规范和注意事项。
（4）交流与讨论在实训过程中，我与同事、导师进行了多次交流与讨论。
通过分享经验、探讨问题，我提高了自己的专业素养和沟通能力。
三、实训收获1. 提升了专业素养通过本次实训，我对城乡规划的理论知识、规划编制方法、法规政策等方面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提高了自己的专业素养。
2. 增强了实践能力在实训过程中，我参与了多个项目的现场调研、方案编制等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提高了自己的实践能力。
3. 培养了团队合作精神在实训过程中，我与同事、导师共同完成了一系列工作，学会了如何与他人沟通、协作，培养了团队合作精神。
4. 丰富了人生阅历在实训期间，我结识了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同事，了解了不同地区的发展现状，丰富了人生阅历。
四、实训体会1. 城乡规划的重要性城乡规划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一名城乡规划师，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的生活环境。
《城市空间发展自组织研究——深圳为例》篇一城市空间发展自组织研究——以深圳市为例一、引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城市空间发展成为了众多城市规划与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在这个过程中，自组织作为一种重要的空间发展机制，在推动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功能升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文以深圳市为例，探讨城市空间发展的自组织机制及其影响，以期为其他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二、深圳城市空间发展背景深圳市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示范区，经济的高速发展推动了城市空间的迅速扩张和复杂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深圳由一个边陲小镇迅速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化大都市。
在这个过程中，自组织机制在推动城市空间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自组织理论在城市空间发展中的应用自组织理论认为，城市空间发展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即各种社会、经济、文化等要素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中形成城市空间的自组织结构。
在深圳的发展过程中，自组织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经济自组织：深圳的经济发展由早期的制造业逐渐向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转型，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的产业集群。
这种经济结构的自组织演化，推动了城市空间功能的更新和优化。
2. 社会自组织：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和迁徙，深圳市民的社会网络逐渐形成并不断优化。
这种社会网络的自组织发展，促进了城市空间的多元化和活力。
3. 文化自组织：深圳作为移民城市，文化多样性是其显著特征。
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氛围，推动了城市空间的创新和发展。
四、深圳城市空间发展的自组织特征深圳城市空间发展的自组织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空间结构的复杂性：深圳的城市空间结构呈现出复杂的网络状形态，各种功能区相互交织、相互依存。
2. 空间演化的动态性：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深圳的城市空间不断进行着动态的调整和优化。
3. 空间活力的多元性：深圳的城市空间充满了活力和多元性，各种文化、各种产业在这里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城市魅力。
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夯实和谐社会基础------浅论深圳市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发展深圳市民政局社区办祖玉琴2005年2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发布实施《深圳市社区建设工作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和《深圳市社区建设发展规划纲要（2005—201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正式拉开了深圳市新一轮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帷幕。
这次改革创新的突出特点就是：在社区设立工作站，实行“居站分设”。
笔者做为从事社区建设的一名工作者，有幸参与了这一改革过程，因而，本人试图从深圳社区建设的实践出发，探讨“居站分设”的内容和特点，“居站分设”的实践与理论依据，以及改革基层社区管理体制对促进社会和谐与发展的意义等，以此抛砖引玉，以期引进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
一、“居站分设”，一种新型的社区管理体制（一）“居站分设”的涵义所谓“居站分设”，就是在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以外，独立设立社区工作站。
这样，社区内主体组织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从而以社区组织的多元化来满足社区需求的多元化。
社区工作站作为区人民政府及街道办事处在社区的工作机构，其主要职责是：承办政府职能部门在社区开展的各项行政工作。
这一体制与传统体制不同的是：让社区居委会摆脱沉重的行政负担，还位于真正的居民自治组织；同时，从居委会剥离出来的行政职能，由社区工作站承担。
政府职能部门在社区有了自己的“腿”，从而真正实现党和政府城市管理重心的下移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使政府理念从“官本位、政府本位、权力本位”转变为“民本位、社会本位、权利本位”，使政府真正成为服务型政府。
同时，使社区各个主体组织各司其职，各有其权，各负其责，建立起社区自治管理系统和政府行政管理系统的共生机制，从而共同推进社区建设的发展，为建立和谐社区而努力奋斗。
（二）“居站分设”的由来“居站分设”是深圳市社区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是深圳城市结构改革而引起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也是深圳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城市化后深圳社区集体经济的转型思考李红梅摘要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深圳社区经济传统发展模式发展手段单一、经济效益低下、抗风险能力差，与周边产业关联度低等弊端逐渐显现，日益成为制约转型发展的障碍。
本文旨在通过对社区集体经济发展的历程、城市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成因进行分析，运用社区经济发展的政策、法律及相关理论依据，对城市化后社区集体经济的转型发展进行分析,提出重构社区发展内部机制、优化外部环境、设立服务引导平台、创新多元发展模式四点主张。
关键词城市化社区集体经济社区股份合作公司转型发展城市化以来，深圳社区集体经济发展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在全球经济危机和产业加速转移外迁的双重压力之下,辉煌20多年的租赁经济已经难以为继。
危机和困境表面上看是各社区股份合作公司无地可用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停滞不前，甚至逆势倒退，实质上是传统的经营模式与新政策新形势不相适应。
目前，各级党委和政府，包括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已经认识到了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探索新的经营模式,因地制宜进行转型升级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宝安区和龙岗区政府也纷纷出台了相关的配套政策措施加以鼓励和扶持。
作为一名基层领导干部，我对社区集体经济这几年来的遭遇和实践有着更为直接的体察体验,对其未来的出路和方向也有着自己的思考思虑。
谨撰此文，试对社区集体经济发展历程、城市化后社区集体经济面临的问题加以分析,结合社区经济发展研究的一些理论和政策法律依据，对城市化后社区集体经济的转型发展进行一些研究和探讨.一、城市化前社区集体经济的发展历程(一）深圳社区股份合作公司改制情况深圳社区集体经济的发展与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的变革是息息相关的.社区股份合作公司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深圳罗湖区是国内社区股份公司最早发源地。
1992 年深圳开始农村城市化改造将特区内4。
6 万农民转为城市居民;2003 年全面启动农村城市化改革，特区外18 个镇全部改为街道，218 个行政村改为居委会，2004 年底为特区外27 万农民办理了“农转非”。
1041.从“政府规划师”到“社区规划师”：背景·实践·挑战――以深圳为例（吴丹王卫城）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中原农村社区力量的崛起，城市规划开始关注和吸纳社区诉求，同时由于规划编制对象从新增建设用地转向存量建设用地，规划师的角色从物质规划转向利益调节，这些背景都导致了我国社区规划师的产生。
结合英国、美国、台湾及国内成都等地区的实践，本文着重分析了深圳社区规划师的五种实践模式，包括行政力量提纲型，行政力量主导、专业技术人员担纲型，社区主动发起、行政力量引导型，城市更新驱动型，及中介机构与社区联合型，并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挑战。
最后，本文讨论了我国社区规划师与政治、社会实现良性互动的决定因素。
关键词：城市规划社区政府规划师社区规划师1 引言本文所指的“政府规划师”，即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传统规划编制与管理体系下的规划师群体。
这类规划师往往具有机关事业编制的，领取财政工资，受雇于政府，其规划编制形式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
随着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规划设计市场的逐步放开，事业单位开始改革，规划委托主体多元化，规划师职业开始分化，在传统的政府规划师之外，逐步衍生出社区规划师群体。
“社区规划师”并不是一个统一的代称，由于社会经济状况、政治制度及规划体系各异，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其不同的定位和形式。
陈有川（2001）从受雇部门、工作目标、工作内容等方面，将我国未来规划师的角色分为政府规划师、执业规划师和社区规划师三种，认为社区规划师是致力于社区管理、社区更新和社区复兴等事项的管理型规划人员，也是城市街道机构的政府规划师。
社区规划师的职业目标是在不妨碍城市整体长期利益的基础上，为本社区谋求长远利益和最大利益。
该种定义可视为一种狭义的界定，即在受雇部门、工作目标、工作内容上严格满足条件的人员，但广义上，只要其工作目标是为本社区谋求长远利益和最大利益的规划师，皆可视为社区规划师。
在我国，社区规划师仍然是一种新兴事物，因此，本文讨论的是广义上的社区规划师实践，力图结合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实践，以深圳地区为例，分析我国规划师职业分化过程及其反映的城市规划趋势。
2 背景2．1 原农村社区成为城市化的主要推动者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从改革开放的政策发轫，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历史进程。
通过土地征用（转用）制度，我国的城市化拓展在土地上表现为从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从形态上表现为从农村转变为城市。
随着我国经营性用地的招拍挂出让、城市规划法颁布及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开始自上而下推进城市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和社会力量的崛起，在政府“自上而下”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自下而上”的城市化逐渐形成一条清晰的路径和线索，握有土地资源的原农村社区逐渐从城市化的被动参与者成为主要推动者。
比如深圳，976平方公里的建设用地，原农村社区组织掌控393平方公里，约占全市的40%；全市8亿平方米的建筑面积，社区在城市规划之外建设的约达到3亿平方米，社区有资源、有能力、有需求争夺城市空间利益和发展的话语权。
在当前的城市规划体系内部，政府主要通过控制性规划对接社区发展，强调对社区空间的控制与引导，彰显的主要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发展模式，社区被动适应去实施规划。
面对逐步崛起的原农村社区及其日益强烈的发展诉求，城市规划体系内部开始反思和调整，一是在管理方式上，政府规划师的工作重心开始下移，进一步改善公众参与，更多考虑社区发展需求，迁就现实来编制与管理，一定程度上担当社区规划师角色，出现更多反映政府发展诉求的“社区规划师”；二是制度手段上，社区规划成为整合发展两种路径的发展需求，融合政府和社区发展诉求的最佳平台，社区规划可以直接作为控制性规划，通过相关程序审批后纳入现有规划体系，这一平台的出现也必将催生一批“社区规划师”。
此外，社区开始产生自行编制规划，由此形成服务于社区的规划师队伍，即社区的“社区规划师”2．2 规划编制对象从新增建设用地向存量建设用地转变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学习前苏联建立的规划编制管理制度，是基于较低的城市化水平，在新增建设用地上推进城市化。
根据城市的经济标准及基本的劳动力数量，规划师的任务仅仅是执行现有规范，这个规范也是由中央规划机构制定且以国家标准的形式出版（布赖恩·贝利，2010）。
标准和规范只是根据预测的人口数量而不是等级差异来规定人均用地面积、人口密度和服务数量等（布赖恩·贝利，2010），这对规划师核心素质的要求会侧重于工程与建筑，与当时行政管理和事业单位管理的体制相适应，从而产生大量的侧重物质空间的政府规划师，主要从美学的、理性的和系统的角度来思考、规划和建设城市。
2011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从1980年的19.8%提升到50%以上，建设用地规模迅速扩展，在严保全国18亿亩耕地红线面前，城市建设用地规模进一步扩展受到国家政策的刚性约束，城市规划建设的重心将逐渐转移到存量建设用地的规划利用上。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首先遭遇这一挑战，2015年，深圳的存量建设用地开发利用将全面超越新增建设用地供应。
存量土地开发涉及到更多的利益平衡、权益保障等超越传统规划范畴之外的内容，规划师的工作重心在兼顾物质规划的基础上，向沟通、协调、平衡各种空间利益的方向转变。
在传统的规划师框架内，政府规划师与社区沟通沟通、协调、反映社区利益与发展诉求的程度有限，社区作为掌控资源的实体，必然会在规划的通道上寻找到能够反映自己诉求的代言人，代表社区利益诉求的社区规划师的出现了具有了坚实的现实需求。
3 实践3．1 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实践伴随着1960 年代英、美等发达国家兴起的社区建设运动，“社区规划师”（Community Planner）开始出现，成为专门从事社区规划的专业规划人群或机构。
在美国，从邻里单位到新城市主义，“真正基于社区、关注公众切身利益”的规划理念被不断深化，社区规划有一定程度的法律地位，社区委员会拥有包括土地的使用权在内的较广泛的规划权限。
因此，美国的社区发展非常活跃而富于成效, 遍及全国的社区规划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以纽约市为例，其社区规划的具体制定可分为两个过程：一是自上而下的立意于促进社会进步、解决社会问题的“政府规划”, 由社区委员会具体操作；另一个则是切实提高社区生活质量、捍卫自身权益的基层社区运动, 可称之为“平民规划”过程（胡伟，2001）。
该市部分社区规划师服务于官方机构，部分则来自于社会和市场，即通过市场化形式（钱征寒等，2007年）和NGO的形式向社区提供服务。
在英国，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地方政府实施社区规划的法律责任逐步明确，已经形成了包括规划编制、操作流程、内容和形式等在内的一套较为完整的操作框架（刘玉亭等，2009）。
社区规划通常是由政府牵头，通过建立总体的社区规划合作组织（CCPs）及设立执行小组和各主题小组，协同各政府部门及各合作组织、利益团体，从而保证规划实施和解决社区各方面问题。
可见，其社区规划师的运作依赖于法律与制度的框架，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路径予以实现。
在台湾地区，社区规划成为社区管理和社区自治的环节和途径，社区规划师作为一项制度被落实。
其社区规划师又称为“社区营建师”或“社区建筑师”（Community Architect），其特点是“一群具有高度热忱且走入社区的空间专业者，如同地区环境的医生一样，主要藉由在地化社区规划师工作室坐落在各社区中，就近为社区环境进行诊断工作，并协助社区民众提供有关建筑与公共环境议题至专业咨询，亦可协同社区推动地区环境改造与发展策略，以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与环境景观”（孙启榕，2009）。
在国内，社区规划师的实践还相对较少。
值得一提的是，成都地区于2009年开始实施乡村规划师制度，采取多种方式向社会招募，对全市196个乡镇配备乡村规划师，代表乡镇党委、政府履行规划编制职责，但不替代相关职能部门的行政审批和监督职能。
由于这一制度通过市政府在全市铺开，在人、财及机制上皆有强力的保障，因而目前仍在持续有效的开展。
此外，境外NGO也开始介入我国社区规划建设，如德国GTZ非政府组织助推的扬州文化里的“社区参与老城更新行动规划”，“绿十字”生态文明非政府组织领衔的湖北襄樊五山镇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王婷婷等，2010年）。
3．2 深圳社区规划师的实践模式一：行政力量提纲型该种模式主要由深圳市城市规划主管部门②推动，将行政系统内部力量派驻到各社区担任社区规划师，自上而下地向社区提供规划服务。
2011年前，市规划主管部门的部分驻区派出机构已经陆续开展了社区规划师试点，其中以滨海地区为典型，该局建立了社区规划师领导小组，直接由科室负责人担当社区规划师，通过定期与临时会议制，运行和推广社区规划师制度。
2011年底，市规划主管部门开始在全市推行社区规划师制度，将所有副处级以上干部人派驻至深圳151个原农村社区担任社区规划师，规划师保证每月至少一次下社区提供规划服务。
同时，各派出机构加强了中层干部对社区规划的跟进与指导，有的管理局还对社区的工作人员进行集中培训，以提升社区工作人员规划管理的相关知识与技能。
应该说，这是规划行政系统内部的一种反思与实践，是立足于既有的“自上而下”规划路径的一次完善和补充。
这种改变的动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传统规划管理路径陷入规划实施的困境。
由于以城市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发展模式和以大量原农村社区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进程对土地利用都产生了迫切的需求，土地权利博弈激烈。
传统城市规划，由于自上而下的编制规划，公众参与往往浮地表面，没有充分考虑社区土地权利人的实际需求，因而屡屡遭遇规划无法实施的困境。
以深圳实施多年的法定图则为例，该控规以河流、道路等为边界，有些社区甚至被若干个法定图则所肢解，社区无法进行整体的发展谋划。
二是传统规划管理存在“短腿”现象。
规划土地的政策繁多，报建流程复杂，基层和社区往往不易了解和掌握，特别是深圳在大部制改革以后，规划国土部门实行三级垂直管理体制，国土所被撤消，规划国土部门的管理末端无法有效地延伸到社区。
行政系统内部的社区规划师通过吸纳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诉求，规划编制过程中就考虑利益平衡因素，从而促进规划的有效实施，提高政策的科学性和操作性，同时，促进了官方规划管理机构与社区居民的理解与沟通，许多社区居民从开始的不理解、不理睬到逐渐理解和接受，从原先的被动参与逐步向主动规划转变。
模式二：行政力量主导、专业技术人员担纲型这种模式的主导力量仍然是行政系统，不同的是，向社区派出的规划师由专业技术人员提纲，这些专业技术人员成为社区与官方规划机构的桥梁。
2010年8月，市规划主管部门的派出机构龙岗管理局正式成立社区规划师工作室，选取了5个社区作为试点，建立了配套的工作机制，并制定了工作方案和相关实施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