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诗经_宴饮诗的儒学文化意义

从殷周历史与生活中发展成熟的礼乐文明构成了儒学的基本内容。

我们从《诗经》的宴饮诗中可以看到，基于情感之真与生活之爱的人文精神是先秦儒学思想的生长源头。

当儒学经历漫长的历史实践与理论变迁后，从《诗经》宴饮诗中，我们重新把握儒学的精神起源与文化特质，体味孔子的诗教理想，从《诗》的礼乐精神与儒学思想的关联中，发现《诗经》在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中的美学价值。

一、《诗经》宴饮诗的礼乐精神周代饮食文化的发达在出土的极为丰富的周代青铜器中得到了验证，中华文明的成熟与饮食文化的密切联系还可以从文字学中得到验证①，《诗•小雅•天保》也歌唱饮食对人类生活的根本地位，云：“民之质矣，日用饮食”。

同时，我们从《诗经》宴饮诗中可以看到周代饮食活动的三个文化觉悟，这些文化觉悟构成了儒学思想的根本内涵：其一，宴饮诗中的仁爱觉悟。

《诗•行苇》可谓“《诗》三百中最古之作，始自夏少康之世”[1]92，该诗第一章云“敦彼行苇，牛羊勿践踏。

方苞方体，维叶泥泥。

戚戚兄弟，莫远具尔！”诗以公刘仁及草木为发端，以亲族父兄宴乐以礼为内容。

清人王先谦说“盖公刘举射饷之礼，出行有此故事，诗人美之，因以名篇”[1]923。

陈子展肯定了王先谦的解释，说“言其仁及草木，则亲于兄弟可知”[1]923。

在《行苇》篇中，公刘的仁爱精神使宴饮生活成为一个温暖的亲情交流场面，而不是一出虚伪或骄奢的闹剧。

亲族的宴乐生活也因仁爱之情而具有了“推仁”的教化意义，《毛诗序》看到了这层精义，因此说“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1]920。

《行苇》篇由仁发端，以礼而饮，以乐而终的诗意描写，在孔子那里被提炼成为儒家仁学的实践学说——“忠恕”之道。

如果说《行苇》篇是赞美公刘仁及草木而成就了温情的家族伦理，那么《诗•南有嘉鱼》篇则歌唱了饮宴活动传达的“同乐”理想。

诗篇中由嘉鱼、甘瓠、旨酒起兴，反复歌咏“嘉宾式燕”的同乐共欢。

故《诗序》曰：“《南有嘉宾》，乐与贤也。

大平之君子至诚，乐与贤者共之也。

” [1]561《南有嘉鱼》中的与民同乐精神在后世的孟子那里提升成为王道“仁政”的道德根据。

我们可以说，儒家的仁爱精神可以上溯到夏少康的公刘之时，并在《诗经》中潜在地形成了忠恕之道、王道仁政的理论胚芽，可以说《诗经》是儒家仁学思想的渊薮。

其二，宴饮诗中的道德理性觉悟。

饮食是最74基本的人性满足，它也是自然人性最基本的文化表达形式。

当周人进入成熟的农业生活时，酿酒与饮酒风尚流行开来②。

在宴饮中，饱醉后的丑态成为破坏礼乐之美的恶行。

于是，《诗经》的宴饮诗情不自禁地要人在饮食时遵守“中庸”之则，以宴饮中的中庸精神来纠正亲族交往、人生规划中的失当。

《诗•角弓》云：“民之无良，相怨一方。

受爵不让，至于己斯亡！老马反为驹，不顾其后：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诗人以吃饭饮酒为喻批评不良兄弟失意杯酒之间，责人不责己；又批评无远见之小人，不知忧老养老。

在《诗经》中，《宾之初筵》可谓是关于酒之文学的“首创杰作”[1]803，在这首中，诗人目睹“宾既醉止，载号载呶。

乱我笾豆，屡舞僛僛”的醉酒丑态，感叹道：“饮酒孔嘉，维其令仪。

”这种从宴饮中升华出的道德理性构成了儒学伦理的经验内容。

《诗经》的诗人看到，不以中庸之德对待饮酒不仅失去仪态，而且更可怕的是产生骄横自满之心，以至于天命失佑。

《诗•小宛》云：“人之齐圣，饮酒温克。

彼昏不知，一醉日富。

各敬尔仪，天命不又”。

“中庸”是一种理性主义态度，《诗经》宴饮诗中的道德理性觉悟，既保证了周代伦理理性与日用生活的须臾不离，又使周代文明对日常生活具有了警醒与超越的态度，使人们对经验生活的关切中具有了理想主义气质。

在《诗》中，伦理理性对人的警醒并不以外在的神衹威压使人成为神祇的精神“婢女”。

即使是宗庙祭祀，也追求情理相谐、乐礼相和。

首先，丰洁的祭品制作过程就是一个宗族精诚合作、秩序严谨的礼仪操练，《诗•楚茨》写道“执爨踖踖，为俎孔硕，或燔或炙，为豆孔庶。

为宾为客，献酬交错。

礼仪卒度，笑语卒获。

”在祭礼过程中厨师谨慎、主妇尽心、献酬来往、笑语合宜。

当祭祀完毕后合族宴饮时，“诸父兄弟，备言燕私。

……既醉既饱，小大稽首。

”宴饮在欢乐尽情而孝礼有序中结束。

周人的祭祀宴饮将周礼的感染力十分生动地表现了现来。

故孙鑛对此诗评论曰：“气格宏丽，结构严密。

写祀事如仪注、庄敬诚孝之意俨然。

有境有态，而精语险句，更层见错出，极情文条理之妙”[1]753。

《诗经》中宴饮活动中的礼乐风尚是周代文化的典型，孔子对周代文明赞叹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28。

我们在《论语•乡党》篇可以看到孔子在饮食过程中的虔敬态度，它与《诗经》宴饮诗的礼乐文化一脉相承③[2]98。

宴饮之乐与周礼的戒慎敬惧在《诗经》的描写中达到了统一，它也为后世儒学树立了洒脱与敬慎相统一的个人修养目标。

其三、宴饮诗中的情感与生活奠基。

《诗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

发乎情，民之性也。

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诗序》认为，在礼义与情感二者之间，《诗》以情为开始，以礼义为归宿。

在《诗》中，不能释怀的情感是诗人们迎接生活悲乐的动力。

不论是《卷耳》中“嗟我怀人”的情感牵念，还是《草虫》中“忧心忡忡”的爱情怅惘，或是“赳赳武夫”的赞美之情，都成为诗人创作的情感枢机。

这些作品中的情感并不远离生活世界，它们都是在采摘卷耳的劳作之际、围猎场上、捕鱼滩头兴发的情感，甚至可以说这些情感就是发生在以饮食为中心的生活舞台上。

这种情感与生活的交融使《诗》之情淳朴大方、《诗》之境生动感人。

在《诗》中，生活情感的浓烈表达是在公事之余、丰收之后或祭祀之际的宴饮活动中。

《诗•羔羊》歌咏宴饮的从容悠悠之乐，云“羔羊之皮，素丝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毛诗序》以“德如羔羊”作解，胡承珙反对说：“作诗者即一事而行诸歌咏，故意尽于篇中。

序诗者合众作而备其推求，故事征于篇外”④[1]528。

胡承珙主张应从诗人创作情感角度理解作品，这可以说是看到了《诗经》宴饮诗的情感本色。

发乎真情的诗篇成就了《诗经》的文学品格，朱熹评论《诗•有駜》：“此但燕饮之诗，未见君臣有道之意”[1]1161。

由此反驳《诗序》“颂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即使是《诗•鹿鸣》的政治性宴饮活动中，情感的真诚热烈也是文王礼乐之治的根本特征，诗云：“呦呦鹿鸣，食野之芩。

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

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诗人反复咏唱，情感也越来越热烈。

正是诗人们真诚热烈的情感，使《诗》中的宴饮作品具有了诗教的感染力⑤[1]516。

这种诗教不是说教，不是警诫，而是寓教于乐。

这种乐在《诗经》中最突出的就是宴饮场面，在生活的欢快流动中，礼乐升华到了既美且善的至高境界，《诗•伐木》在伐木丁丁，鸟鸣莺莺的气氛中，佳肴、美酒、鼓琴、射礼铺陈开列，诗人发出慨叹：“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笾豆有践，兄弟无远。

”诗人在宴饮作品中表达出对人生的热爱、生活的感恩之情。

这种真诚的情感来自生活，又成为追求生活理想的精神动力。

《诗经》中的生活情感是诗人展75开讽咏的源头活水，也是读《诗》的人受到教化的根本原因。

儒家的道德理性与教化理论都从这里开始成长。

二、宴饮诗的礼乐精神对儒学思想之影响孔子敬仰周代文化，他甚至将周文化作为自己精神生命的活力之源，孔子曾感叹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2]67。

记录周人生活的《诗经》对孔子思想及儒学史的影响至深至久，宴饮诗或整部《诗经》对儒学思想的影响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其一、它们塑造了情感兴发为根本的诗教传统。

孔子对《诗》的精神有一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2]11。

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发挥了孔子的《诗》教精神，云：“凡《诗》之言，善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3]第6册74。

朱子还看到，孔子之所以重《诗》教，因它有其它经典不能比拟的优点，即“事有得失，诗因其实而讽咏之，使人有所创艾兴起。

……盖其出于自然，不假人力，是其入人深而见功速，非他教之所及也”[3]第1册343。

这即是说，《诗》在儒学精神的培养中，正是从情之根本处入手。

这一精神早在《毛诗序》中就已点明⑥。

对孔子创立的儒学理论而言，从情的感发开始是其高明之处，孔学的理论根基“仁”就从这里开始生长。

当弟子樊迟问“仁”时，孔子简洁地回答：“爱人”。

仁者爱人就以爱的情感现象为开端，爱的情感是成就仁者的根本要件，虽然儒家的爱是差等之爱。

儒家之爱的情感出于对生命的尊重，对生活的热爱与对宇宙生机之美的欣赏。

因此孟子说观孺子入井而生恻隐之心是“仁之端也”。

正是看到本真之情对人类的普遍性，孔子指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诗》教方法，并将“推仁”工夫也立于“兴”的情感之上，孔子曰：“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2]78。

在战国时代，源于《诗经》的诗教精神在《易传》中进一步发挥成为以“感”为中心的儒家教化理论⑦[4]。

其二、它们塑造了即生活即宗教的人本精神。

在《诗》中，最盛大的宴饮活动发生在祭祀典礼后，即使是祭品的制作过程也充满了人生的快乐与生活的憧憬。

在《诗•潜》中，“潜有多鱼”的惊喜是为了“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即使是藉田祭祀的《诗•载芟》中，诗人也掩饰不住劳动的快乐、对世俗生活的欣赏。

这些使周人的宗教情感也染上了礼乐的道德情感色彩。

宗教关怀在《诗》中既不是彼岸的天堂世界，也不是神秘精灵的迷醉狂欢，而是融入在生活、情感、伦理三者之中。

周人的宗教情感也不是对神灵的敬畏之情，而是对世俗生活的热爱之情，对生活秩序的爱护之情，这些情感是《诗经》宴饮诗美善统一的根本要素。

可以说，在《诗》宴饮诗中，世俗生活因宗教情怀而美，宗教典礼也因生活之爱而善。

当孔子对周人的理想世界做总结时，他赞叹说：“（周）所重：民、食、丧、祭”[2]209，孔子对周文化的总结可以用来概括《诗经》的人本精神。

这种即生活即宗教的文化品质在后来的《易传》中被发挥成为“神道设教”的原则，宗教进一步地生活化，成为儒家的教化方式。

《诗》发源的即生活即宗教的传统使儒学不只是一种道德学说或宗教关怀，更成为一种传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⑧[5]。

其三、它们塑造了儒学的理论面貌。

当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时，也暗示了《诗》始而乐终的人生境界历程，“从心所欲不逾矩”、“吾与点也”的精神境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从《诗》中得来的情感与理性交融的修养追求，这一追求也成为儒学心性修养探索的至高目标。

围绕这个目标，宋明理学形成了儒学心性论中“洒落”与“敬慎”相互争论又相互包容的格局。

当我们回到《诗经》的宴饮诗时，我们得到了愉悦的情感享受、发现了和乐的生活之美，受《诗》的感染而生出道德理性以及宗教般的人生归宿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