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本科论文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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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本科论文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情况分析
摘要:本文以2001年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为起点,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1~2005年度现金股利分配情况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2002年以后由于政策性和公司自身原因,派现上市公司所占比率出现小幅回落;A股上市公司在收益质量不高的情况下,明显存在超能力派现的现象。而股票获利率高于无风险利率水平的公司比率上升,是理性表现。
关键词:上市公司现金股利超能力派现股票获利率
一、引言
二、上市公司2001~2005年度现金股利分配情况数量分析
笔者从CSMAR(国泰安)数据库上获取到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1~2005年全行业股东获利能力指标,通过加工处理,整理出2001~200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情况,除2001年与2000年派现公司数量在相对比率上持平(均为61%)外,2002~2005年派现公司数量相对比率均有所回落,分别降至52%、48%、54%和45%。2002~2005年的平均派现公司数量相对比率为50%,虽然仍高于1996~1999年的平均32%的比率,但是仍比2000年、2001年的比率(61%)降低了10%。因此,笔者提出假设:
“政策”颁发当年及后续一年,由于其直接影响,派现公司所占比率显著高于之前。虽然在后续四年中该比率有所回落,但由于“政策”的影响。派现公司所占比率仍然显著高于“政策”颁发前的年度水平 为了更好研究派现的上市公司数最比率,笔者将1996~2005年的现金股利分配情况分成三个时段,即“政策”颁发前的1996~1999年、“政策”颁发的2000年及后续2001年、“政策”颁发后的2002~2005年。运用SP12.0统计软件对此三时段的派现公司所占比率分别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1996~1999年度与2000~2001年度之间、2000~2001年度与2002~2005年度之间、1996~1999年度与2002~2005年度之间),检验此三时段“派现公司所占比率”的平均值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显示,“政策”颁发之前的1996~1999年与“政策”提出的2000年及后续2001年,派现公司所占比率的平均值差异达到29.25%,其P值小于0.01,说明在显著性水平0.01上,“派现公司所占比率”的平均值存在显著差异;同样,“政策”颁发之前的1996~1999年与“政策”颁发之后的2002~2005年,“派现公司所占比率”的平均值差异达到18%,其P值小于0.01,说明在显著性水平0.01上,派现公司所占比率的平均值也存在显著差异;而“政策”提出的2000年及后续2001年与“政策”颁发之后的2002~2005年,“派现公司所占比率”的平均值差异仅为11.25%,其P值介于0.01与0.05之间,这说明在显著性水平0.01上,“派现公司所占比率”的平均值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显著性水平0.05上,也可认为派现公司所占比率的平均值同样存在显著差异。这与笔者提出的假设相符:可以认为在“政策”颁发当年及后续一年,“派现公司所占比率”显著地高于“政策”颁发之前,虽然在“政策”颁发的后续四年中,该比率有所回落,但由于“政策”的影响,“派现公司所占比率”仍然显著高于“政策”颁发前的年度水平。导致2000、2001年派现公司比例大幅上升的“新政策”为什么没有产生显著的后续影响,并非偶然现象,应有其内在机理。证监会于2001年2月发布了《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正是此办法将上市公司的分红状况作为考察是否具有增发资格的条件之一,迫使许多上市公司为了获得增发资格、实现后续融资而普遍采取了针对该政策的策略性分配行为,导致股利分配意愿大幅回升(陈洪涛、黄国良,2006)。《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规定:担任主承销商的证券公司应当重点关注下列事项,并在尽职调查报告中予以说明:公司最近3年未有分红派息,董事会对于不分配的理由未做出合理解释。这说明公司是否分红派息,并不作为必要条件约束上市公司,而只是要求主承销商重点关注,所以这并非刚性规定,而仅是弹性约束;只要上市公司在最近3年中有一年分红派息,即可满足此条件,并不要求上市公司每年都要分红派息。笔者认为,在证监会政策颁发的2001年度,分派2000年现金股利的企业在数量上会有明显提升,政策对后续一年影响较为显著也属正常,但到2002年以后由于以上原因,上市公司在分配现金股利时,更多地从自身角度出发,所以在派现公司相对数量上出现小幅回落,但同样由于此《管理办法》的影响,这种回落也仅是小幅度的,不可能回到政策颁发前的1999年的水平。经过上市公司与监管机构的博弈,派现公司相对数量就稳定在50%的程度。
三、上市公司2001~2005年度现金股利分配情况质量分析
(一)超能力派现情况分析超能力派现是伴随我国2000年、2001年证券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强制性要求而出现的。超能力派现属于公司异常分配现金股利的范畴,但在理论界尚无权威定义。笔者认为,超能力派现是指公司超出自身经营获利能力、自身产生现金流量能力派发现金股利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只能采用以前年度累积盈余来实现分配,甚至动用资本金派现。超能力派现是一种恶劣行为,违反了公司存在及发展的基本理论――资本保全理论,对公司的未来发展具有破坏性。本文在讨论“超能力派现”现象时,采用如下标准进行分析:从权责发生制的角度考虑,当公司的每股现金股利超过了公司的每股盈余(EPS)时,认为公司在进行超能力派现;从收付实现制的角度出发,当公司的每股现金股利超过了公司的每股经营现金净流量时,认为公司在进行超能力派现。(1)权责发生制角度分析。由于盈利公司每股现金股利大于每股盈余时,公司的股利分派率大于1,或者当公司亏损而继续派发股利时,公司的股利分派率小于0,所以当股利分派率大于1或小于0时,可以认为公司在权责发生制下存在“超能力派现”现象。笔者从CSMAR(国泰安)数据库上获取到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1~2005年全行业股东获利能力指标,主要利用其中的“股利分派率”整理出2001~200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应计制下超能力派现情况如(表5)所示。从(表5)中可以看出,2001~2005年应计制下超能力派现公司所占比率的变化趋势是相对稳定的,超能力派现公司所占的平均比率为7.15%。超能力派现是伴随我国2000年、2001年派现公司数量激增而出现的,是具有我国资本市场特点的一种异常现象。而在西方成熟资本市场国家,由于市场有效性强于我国,投资者对公司的股利政策关注程度也远高于我国,同时上市公司自身的治理结构也较为完善,因此,西方成熟资本市场国家很少存在“超能力派现”现象,我们也无法将我国应计制下超能力派现公司所占比率与西方国家相关数据进行比较研究。笔者从权责发生制角度分析的主要目的还是将其计算结果与从收付实现制角度得到的计算结果进行比较研究,寻找我国近年来股票市场存在的特点。(2)收付实现制角度分析。从现金流量角度对公司派现行为加以分析是基于企业的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对外分配现金股利,必然伴随着大量的现金流出公司,而这种分配一定要与公司自身产生现金的能力相匹配。如果~个公司对外分配的每股现金股利大于公司自身产生的每股经营现金净流量,那么这就说明公司不能通过其日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对外支付现金股利,而必须重新融资或用收回投资产生的现金流量支付现金股利,这样做显然会给公司带来财务压力,必须在短期内改善,否则公司很有可能陷入财务危机。笔者从CSMAR(国泰安)数据库上获取到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1~2005年全行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指标,以及各年末的普通股数量,以此为基础计算出每股经营现金净流量,通过与各公司每股股利的比较,整理出2001~200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现金制下超能力派现情况如可以看到,2001~2005年中,现金制下超能力派现公司所占比率均高于应计制下超能力派现公司所占比率,而且似乎有略微下降的趋势,但并不明显。计算2001~2005年在收付实现制下超能力派现公司所占的平均比率为16.30%,为权责发生制下7.15%的2.3倍。两种核算制度下的超能力派现比率不难发现:分别从应计制与现金制的角度对超能力派现情况分析,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
运用SPSSl2.0统计软件对2001~200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超能力派现公司在应计制与现金制下所占数量比率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检验在应计制与现金制下的超能力派现公司所占比率平均值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如显示,以应计制与现金制下2001~2005年超能力派现公司所占比率为配对样本,对每一年两种确认基础下的超能力派现公司所占比率的差异进行研究,发现此五年的差异均值为9.1500%,P值小于0.01,这说明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此两种确认基础存在显著差异,即采用应计制与现金制分析超能力派现情况会产生显著差异。这样就产生盈利质量的问题。盈利质量是指以应计制为基础的盈利是否与现金的流入相伴随。只有伴随现金流入的盈利才具有意义,其表现为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计算的有关指标数值与以现金制为基础计算的有关指标数值的差异程度,差距越小,盈利质量越高。(江铭强,2001)由(表8)的分析结果显示,采用应计制与现金制分析超能力派现情况计算的指标会产生显著差异,这充分说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收益质量不高,在应计制下看似不高的超能力派现率,如果改按现金制来计算,则会相当高。即在最近五年内,我国派现的A股上市公司中,平均每六家就有一家采用重新融资或收回投资的方式来发放现金股利,这种行为必将对上市公司的未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二)股票获利能力分析超能力派现主要分析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多侧重于从公司角度进行分析,而股票获利能力则侧重于分析广大股东的投资报酬率。现金股利是广大股票投资者获取经济利益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上市公司向社会公众传递公司状况的重要途径。西方国家上市公司为了吸引社会公众投资,通常提供比无风险利率(如政府债券利率)略高的股票获利率,以回报较高的股票投资风险。那么我国A股上市公司近5年的股票获利能力如何,本文通过股票获利率与无风险利率的对比进行分析。股票获利率是用普通股每股的现金股利除以该普通股的股价得到,反映了投资者从股利发放中所能够得到的资金回报,这一指标可以从CSMAR(国泰安)数据库中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1~2005年全行业股东获利能力指标取得;无风险利率,本文采用的是我国居民人民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可从《中国人民银行利率水平网站》中获取,整理后的无风险利率汇总。由于目前我国税法对人民币储蓄利息与现金股利均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所以在本部分讨论中,笔者没有考虑个人所得税的影响。在不考虑个人所得税及交易佣金的情况下,如果某上市公司的股票获利率大于我国同期居民人民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那么就说明此股票具有正常的获利能力,投资该股票是正确的;反之,如果上市公司的股票获利率小于我国同期居民人民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那么如果仅从现金股利的角度考虑(暂不考虑依靠股票价格变动获取的资本利得),投资于该股票就是一种非理性投资,因为这种投资带来的收益小于将同样的资金放置于银行取得的利息。依据这种思路,笔者整理出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1~2005年全行业股票获利率情况如。可以看到:股票获利率大于同期无风险利率的公司比率呈直线上升态势。这一点更加明显地体现在。这充分说明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