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的读后感

综述：进化论与进化生物学的发展

自达尔文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一书以来，“进化”（evolution）已逐渐成为生物学文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进化生物学（evolutionary biology）则成为当今生命科学中一个重要的前沿领域。

纵观150年来，随着科学界对生物进化现象的认识不断深化，人们对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解也随之不断深入，进化论自身也走过了曲折的发展之路。除了像其他任何一种科学理论一样需要补充和修正外，进化论还经受了来自科学领域之外的一次又一次挑战。今天，分子水平的生物进化研究正在蓬勃兴起，人们对进化论的兴趣有增无减，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以进化论为核心的进化生物学研究不仅应能够解释各种复杂生命现象，重建生物的自然历史，而且还应具有一定的预测性和应用潜力。因而，藉纪念达尔文（C. Darwin）诞辰200周年和《物种起源》出版150周年之际，回顾进化论与进化生物学的发展历程，将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该领域的科学理论与知识，并用于指导21世纪生命科学的研究。

进化论的科学本质

进化论从本质上改变了人们对地球生命现象的理解。进化论围绕生物多样性的起源与发展，引导人们探索各种生物之间的亲缘关系（或称进化谱系）。例如，作为地球生物的一员，人类究竟何时又是如何在地球上出现的？不同人种或不同人群之间关系如何？人类与其他生物（如细菌）有何种进化上的关联？如此等等，进化论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解释。

在进化论中，具有有益性状的生物存在差异的繁殖优势被称为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因为是自然来“选择”提高生物生存与繁殖能力的性状。如果生物的突变性状降低其生存与繁殖能力的话，自然选择就会减少这些性状在生物群体中的扩散。人工选择也是一个类似的过程，但在这种情况下是人而不是自然环境使生物交配以选择理想的性状。最常见的莫过于通过人工选择来获得人们所需的家畜品系和园艺植物品种等。

文化进化论

一．产生背景

文化进化论产生的背景却是:第一，民族志知识的增多和比较法的确立，第二，伟大的史前科学的来临，并在地质学、古生物学和考古学等领域中的新发现及其影响。把关于现代原住民的研究当作认识人类原古伏态的突破口，文化进化论正是以这样的方法论作为核心而确立时。最后，随着19世纪史前学中的新的发现，使18世纪哲学家们所抱有的希望和预测首次获得了确认。到19世纪中叶，从原来叫作博物学的广阔领域分化出了新兴的生物学、地质学和史前考古学，随之出现了一场知识飞跃。人们逐渐认为把人类的本质视为一成不变的18世纪文化观，是一个单纯而朴素的不完整的思想。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进行产业化和社会的激烈变化的欧洲，需要一个能够克服现实生活中全面不安感的新的世界观。

这种时代潮流，一方面产生了近代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另一方面也迎来了进化思想的盛行。以此为背景，文化进化论也以浓厚的自我意识来充任领导时代的先锋。文化进化论的旗手们都确信自己的能力，并具有很高的社会使命感。泰勒是这样结束《原始文化》一书的:“尽管这一事业还很不成熟，但人类的幸福仍然非常需要它。”这种使命感是在大规模的殖民地化过程中，由于直接同异国和野蛮社会接触而产生的。社会非常需要对非西欧世界的再解释和理论化，以代替在18世纪流行的哲学。在率先进行海外扩张的英国，早在19世纪初就创设了培养殖民地行政官的“东印度大学”，到该世纪中期，又成立了民族学会和人类学会。

二．代表人物

在进化论学者中，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是斯宾塞、泰勒、摩尔根和弗雷泽。

三．主要观点及学术影响

人类学兴起时，学者们多持进化观点，即被称为进化论学派，因此进化论学派是与人类学同时诞生的。古典进化论经历了否定和批判，最终走向了新进化论。

1、早期进化论学派

学者们一般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文化进化论是赫伯特·斯宾塞建立起来的。斯宾塞的理论偏重于社会的进化，他首先从理论上系统地、全面并明确地阐发了文化进化论的思想，并确立了社会进化论的基本观点：即社会进化过程类似于生物进化，是一个统一的、渐进的和不断进步的过程。斯宾塞对进化概念的形成起了主要作用。

进化论简述

摘要：进化论是用来解释生物在世代与世代之间具有变异现象的一套理论，从古希腊时期起就曾经出现一些零星的思想，而当今进化学绝大部分以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的进化论为主轴，在著《物种起源》时有详细的论述，已为当代生物学的核心思想之一。其进化论有解剖学、古生物学和胚胎发育以及在理、生化、遗传、生物地理等学科领域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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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化论发展史[1]

1809 年，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动物学哲学》一书出版。历史上第1 次提出了全面的生物进化学说。拉马克的卓越贡献，就是最先唤起人们注意生物界的一切改变，与非生物界同样可能根据于一定的法则，而不是神奇的干预。但是，在拉马克学说中，关于获得性遗传的法则，始终得不到现代科学的支持。关于有机体趋向完善的能力的论述，关于低等生物源于自然发生的论述，关于变异与适应无差别的论述等，又都与事实明显不符。

1859 年，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出版。达尔文以自然选择为中心，用丰富事实从变异、遗传、选择、生存和适应等方面论证了生物的进化。达尔文学说是对进化论研究成果全面的、系统的科学总结，也是现代进化论的主要理论基础。但是由于当时遗传学知识的贫乏，因而无法深阐明生物进化的机理。

19 世纪后半期，在同拉马克争论中产生出新达尔文主义。19 世纪80 年代，德国生物学家魏斯曼(A. Weismann) 提出“种质论”并以连续切断22 代鼠尾，而第23 代鼠尾仍不变短的实验，否定拉马克及后继者的获得性遗传的观点，同时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加以扩展，认为不但个体，而且器官均受选择法支配，对巩固、发展达尔文进化理论，起到了积极作用。

1886 年，荷兰植物学家、遗传学家佛里斯(H. de Vries) 观察月见草变异，经多年研究，认为生物的进化起因于突变，并于1901～ 1903 年出版《突变理论》，书中详述了他的理论——进化不是如达尔文相信的那样通过渐变而发生，而是通过“不连续变异”，即突变的不连续步骤而实现，成为现代达尔文主义与染色体遗传学说的主要内容之一。

知识进化论与生物进化论

如果我们能够对世上的问题的发现、求解和发展进行总结，并且站在哲学的角度上看待问题，那么，知识的发生、发展就如同生物的变异和进化一般，具有了历史性、继承性、可持续性和螺旋发展性，这也是由波普尔提出的知识进化的思想。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的思想相比，破普尔的知识进化的思想对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显得同等重要。

就无论是阿米巴还是爱因斯坦而言，虽然爱因斯坦被评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但是如果站在哲学的角度上思考问题，其实二者的“伟大”即是同一种“伟大”，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对知识进行了发展和创新，就如同生物的进化和变异。此外，知识与生物进化的方式都是相同的：即排错过程。无论是阿米巴还是爱因斯坦，都是在无数多重片面的、不客观的甚至的错误的理论中提取出来正确的理论，并且受到实际的约束和验证。就如同生物的进化一般，生物总是在万千种变异中进行选择，无论是好的变异还是坏的变异，坏的变异就会被大自然所淘汰，好的变异就会通过进化的方式得以保留，而大自然就相当于知识进化论中的实践！如果我们将知识的进化看做是一种科学问题，那么人类对科学的认识永远是对准确解的收敛和逼近，从古至今，知识的增长都是随着历史和时间的增长而不断发展向真理。但是我们说，发展的真理永远不是绝对的真理，而是在一定空间与时间尺度范围下的真理。

人类通过认识论，巧妙地将达尔文生物进化思想以及知识进化的思想相联系，是人类对客观事物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的表现。认识论最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大理论，是人类社会中不可缺少的，认识论的完备程度也侧面反映出来人类对世界改造速度和改造程度的差异，而这一切都会归于哲学自然辩证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