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研究

区域经济１１６　全国流通经济重庆直辖以来恩格尔系数变动分析陈知丹（重庆市璧山区普查中心，重庆４０２７６０） 摘要：２０１８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只有２８．４％，相对于２０１２年下降了７．８个百分点，可以说已经是富足水平了，其中城镇居民为２７．７％，农村居民为３０．１％。

同年，重庆全市居民的恩格系数为３２．３％，比上年下降０．９个百分点，其中城镇民居为３１．５％，农村居民为３４．９％。

本文主要分析重庆直辖以来城镇及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变化，并与国家城镇及农村居民做一对比，找出重庆城镇及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及消费结构的变化特征，并针对重庆目前消费结构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重庆；恩格尔系数；消费结构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６．２ 文献识别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６－３１５７（２０１９）２６－０１１６－０２一、重庆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变化分析恩格尔系数指食物支出金额在总支出金额中所占的比重，是测定居民生活水平结构的一个指标，用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贫困富裕程度。

恩格尔系数５９％以上为贫困，５０％％～５９％为温饱，４０％～５０％为小康，３０％～４０％为富裕，２０％～３０％为富足。

１．直辖以来重庆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变化。

重庆自１９９７年６月１８日正式挂牌成立直辖市以来，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１年，小康水平。

恩格尔系数从１９９７年的４６．７％下降至２００１年的４０．８％，虽然逐年在下降，但均高于４０％，处于联合国划分的小康水平。

这一时期得益于重庆直辖后中央给予重庆的一些特殊优惠政策，如给予重庆改革创新的试点权，设立了出口加工区，使重庆改革开放的活力增强，中央还加大对重庆的财政扶持，带动经济大力发展，城镇居民从小康水平跻身于富裕水平。

直辖以后，中央实施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推出了消费信贷，鼓励人们买房购车。

医改、房改、教改这一时期也全面启动。

重庆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电脑、空调、移动电话等开始走进普通百姓家，居住支出、通讯和交通支出、医疗保健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均出现快速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对重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一、概括本研究以重庆农村地区为背景，深入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如何影响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

通过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我们试图揭示数字普惠金融在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激发消费潜力方面的积极作用，并分析其潜在的风险和挑战。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拓宽农村居民的融资渠道，提升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结构，从而推动农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研究也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风险和挑战，如数字鸿沟的扩大、金融诈骗等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也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安全带来了潜在威胁。

我们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也需要加强监管和风险防范措施，确保农村居民在享受数字普惠金融便利的也能够安居乐业，生活幸福安康。

1. 研究背景和意义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进步，数字普惠金融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关注与应用。

尤其是对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而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居民带来了诸多便利，丰富了他们的投资理财渠道，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消费升级。

地处中国西南地区的重庆，其农村地区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方面同样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

本文旨在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重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以期为政策制定者、研究者及实践者提供有针对性的参考意见。

研究重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受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的重要性在于，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

提升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和生活水平，有助于扩大内需，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的推广和应用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深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重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对于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重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深入了解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的实际应用效果，以及其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作用。

关于重庆地区城乡协调发展的思考城乡差距的缩小是我国实现全面小康、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本文通过对重庆地区城乡差距问题及原因的分析得出：缩小重庆地区城乡差距应加大对农村的政策、资金支持；通过“三化”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挖掘农业潜力，促进农民增收。

关键词：城乡协调城乡差距富余劳动力城乡发展问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论证，得出了众多不同结论。

1954年，刘易斯的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认为：二元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移的问题，即通过现代大工业的发展，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诱发产业结构的演变，使城市化水平提高，二元结构消失。

而哈里斯、托达罗则认为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是解决城市失业和“城市病”，“农村病”的根本途径。

美国地理学家芒福德指出：“城与乡，不能截然分开；城与乡，同等重要；城与乡，应该有机的结合起来”。

不论是“城市优先发展理论”还是“城乡均衡发展理论”，都只是从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的现实出发，并没有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

国内学者经过数十年的研究认为：解决我国的城乡问题应该采用非均衡的协调发展模式，即发展政策有所倾斜的前提下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所谓城乡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城乡利益，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要素的合理配置和良性互动。

重庆地区城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一）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拉大从1985年到2005年，重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仅仅从325.24元增长到2809.32元，年均增长仅118.29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城乡收入差额从487.16元上升到了7434.67元；城乡收入之比从2.50：1扩大到3.65：1，城乡收入差距逐步加大。

（二）农村消费结构简单，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别大2005年重庆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2142.42元，其中食物支出1130.35元，恩格尔系数达52.77%，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上支出为95.96元和95.78元，分别占总支出的4.47%和4.48%；而同期城市，恩格尔系数仅为36.4%，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分别占总支出9.85%和6.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