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谈佛教石窟“供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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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养人概念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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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对于供养人是什么意思并不清楚,供养人是一种佛教里面的说法,说的是以三宝为供养,但是供养是分为财产的供养和法供养,在我国古代有很多的供养雕像和画像的,关于供养人概念是什么意思很多人有疑问,接下来让小编来告诉大家有关供养人的相关知识。
一、供养人概念是什么意思?
供养,也是一个佛教名词。
简单地说就是以香花、灯明、饮食等资养三宝为“供养”。
还可以分作财供养和法供养两种,香花、饮食等物叫财供养;修行积德,利益众生叫法供养。
在佛教中,具备上述供养行为的人,称为供养人。
供养人像编辑
说起供养人,不能不提及的就是供养人像,包括画像、雕像等。
供养人像,就是信仰宗教出资绘制或建造圣像、开凿石窟的人,为了表示虔诚、留记功德和名垂后世,在宗教绘画或雕像的边角或者侧面画上或雕刻自己和家族、亲眷和奴婢等人的肖像,这些肖像,称之为供养人像。
虽然在西方也曾有绘制供养人画像的习惯,但这类画像和雕像以佛教为最多。
水帘洞石窟群供养人题记水帘洞石窟群,位于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阳朔县上林乡水帘村,是一处规模宏大、雄奇壮丽的石窟群。
这些石窟依山而立,古朴典雅,历经千年风雨侵蚀,依然保存完好。
这些石窟被誉为中国南方的“龟兹”,是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的宝库。
水帘洞石窟群的创建、保存和传承,得到了一批信仰虔诚、发扬佛教慈悲、关爱社会、热心文化事业的供养人的大力支持。
他们心怀感恩,愿意为水帘洞石窟群的保存和传承贡献自己的力量。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品读一份关于水帘洞石窟群供养人的题记。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眼前的水帘洞石窟群,承载了千年的文化遗产,沉淀了历史的积淀,闪耀着宗教的光辉。
我们作为现代人,有幸能够亲眼目睹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更有责任和义务去守护它,传承它,与其共同成长。
我们作为水帘洞石窟群的供养人,心怀感恩、心系文化,愿意以自己微薄的力量,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这片文化瑰宝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我将积极参与水帘洞石窟群的保护活动,认真履行文物保护的职责。
我会不遗余力地支持政府和有关部门对水帘洞石窟群的保护工作,积极宣传和倡导文物保护的理念,倡导广大民众尊重历史,珍爱文物,共同守护家园。
我将大力支持水帘洞石窟群的开发和利用。
我会尽我所能,为提升水帘洞石窟群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出谋划策,推动水帘洞石窟群的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使其成为人们学习文化、感受历史的重要场所,为地方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将积极参与水帘洞石窟群的文化传承与教育工作。
我会倡导社会各界关注和支持水帘洞石窟群的文化传承工作,积极支持学术研究和教育培训,帮助更多的人了解水帘洞石窟群的历史文化价值,并传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我也将带领身边的家人朋友,共同前往水帘洞石窟群,感受其魅力,传承其精神,将这份文化财富代代相传。
作为水帘洞石窟群的供养人,我热爱这片神奇的文化土地。
我愿意为水帘洞石窟群的保存和传承尽一份绵薄之力,让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在世代传承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敦煌壁画中的女供养人莫高窟坐落于丝路明珠――敦煌。
它南望祁连,北接合黎,虽是瀚海孤城,大漠孤烟,却又是“华戎所交”的国际化都市、中西交通的咽喉锁钥和多民族杂居的西域重镇。
随着中原政府对敦煌的大力经营和敦煌商贸业的繁荣发展,丝路渐趋通畅,佛教亦随之而兴。
自此以后,绵延千年,法音不断,敦煌终成一佛教圣地,驰誉世界。
佛风释化如春风浸润,年日既已深久,则敦煌佛教的世俗化、庶民化及本土化程度也日渐加深,终成敦煌士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有统摄全民信仰之势。
而饱含社会和人生关怀的佛教一旦成为敦煌人民坚固的信仰和精神追求之后,自然会对佛教的重要载体和外在形态――佛寺或石窟的营建投入极大的热情,从而使得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敦煌石窟艺术的余韵延续至今,壁画即是其中之一。
敦煌壁画是敦煌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技艺精湛,特别是其中的供养人画像,更是有着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
所谓供养人画像就是出资开窟造像的施主所画的功德画。
佛教传播很重视造像,认为当信众面对佛、菩萨图像时如同见其真容,就能专心致志修行供奉。
所以,佛经中专门有一部《造像功德经》宣扬造像的好处:官绅富豪之家开窟造像不但现世能飞黄腾达、家业昌盛,而且死后可以进入“西方极乐世界”,永享富贵荣华;对于平民百姓,佛教也教导他们只要能够“随其力分,而作佛像”即可脱离无边苦海,过上富裕的日子。
因此,民众无论穷富,都热衷于开窟造像、画像题名。
这些人在开窟造像后也顺便把自己和家人的肖像画在佛像的下边或左右,手捧香炉或鲜花,列队恭敬或席地跪拜,榜书姓名、官职等,表示他们虔诚信教,时时供养,表达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无限期望,同时含有留名后世、光耀门楣的意图。
敦煌壁画中现有供养人画像8000余身,早至魏晋,晚至清代;大到丈余,小到数寸;高贵者如天子、贵族,卑贱者如厮役仆婢,男女老幼,各个民族,形形色色,不但构成了一部系统而生动的社会演变史,而且也是一幅真实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人物画廊。
敦煌壁画中的女供养人莫高窟坐落于丝路明珠――敦煌。
它南望祁连,北接合黎,虽是瀚海孤城,大漠孤烟,却又是“华戎所交”的国际化都市、中西交通的咽喉锁钥和多民族杂居的西域重镇。
随着中原政府对敦煌的大力经营和敦煌商贸业的繁荣发展,丝路渐趋通畅,佛教亦随之而兴。
自此以后,绵延千年,法音不断,敦煌终成一佛教圣地,驰誉世界。
佛风释化如春风浸润,年日既已深久,则敦煌佛教的世俗化、庶民化及本土化程度也日渐加深,终成敦煌士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有统摄全民信仰之势。
而饱含社会和人生关怀的佛教一旦成为敦煌人民坚固的信仰和精神追求之后,自然会对佛教的重要载体和外在形态――佛寺或石窟的营建投入极大的热情,从而使得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敦煌石窟艺术的余韵延续至今,壁画即是其中之一。
敦煌壁画是敦煌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技艺精湛,特别是其中的供养人画像,更是有着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
所谓供养人画像就是出资开窟造像的施主所画的功德画。
佛教传播很重视造像,认为当信众面对佛、菩萨图像时如同见其真容,就能专心致志修行供奉。
所以,佛经中专门有一部《造像功德经》宣扬造像的好处:官绅富豪之家开窟造像不但现世能飞黄腾达、家业昌盛,而且死后可以进入“西方极乐世界”,永享富贵荣华;对于平民百姓,佛教也教导他们只要能够“随其力分,而作佛像”即可脱离无边苦海,过上富裕的日子。
因此,民众无论穷富,都热衷于开窟造像、画像题名。
这些人在开窟造像后也顺便把自己和家人的肖像画在佛像的下边或左右,手捧香炉或鲜花,列队恭敬或席地跪拜,榜书姓名、官职等,表示他们虔诚信教,时时供养,表达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无限期望,同时含有留名后世、光耀门楣的意图。
敦煌壁画中现有供养人画像8000余身,早至魏晋,晚至清代;大到丈余,小到数寸;高贵者如天子、贵族,卑贱者如厮役仆婢,男女老幼,各个民族,形形色色,不但构成了一部系统而生动的社会演变史,而且也是一幅真实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人物画廊。
| 文化艺术西魏佛教供养人雕塑之美——以麦积山石窟第123窟童男童女造像为例□化雷刘琪/文麦积山石窟供养人像,从视觉上看,具有一种脱颖而出、不俗的质感,但又有着古朴、朴素的形体特征。
历史上有很多人因信仰某种宗教,通过提供资金、物品或劳力,开凿石窟、绘制壁画或建造雕像,并且在绘画或雕像的边角或者侧面雕刻自己、家族或亲眷等人的形像,这些形像,又称为供养人像。
通常情况下,佛像受样式主义的影响比供养人像严重,因为佛像本身是一种信仰,佛像的出现不是为了满足艺术的需要,也不是一种艺术行为,而是一种宗教信仰行为。
因此,在判断塑像艺术价值或者艺术行为水平高低上,供养人像往往更能表现出与其产生时代相匹配的审美取向。
时至今日,雕塑的表现已经从昔日为了满足宗教的需求而进行的雕塑行为,演变成可以为了各种行为进行雕塑艺术创作,这是社会文明开放、文化发展的结果。
雕塑的形式多样化了,语言丰富了,表现的主题也从宗教雕塑横向开来。
我们有必要回头审视古代的佛教雕塑,感受不同于今日的雕塑之美,本文便以麦积山石窟西魏时期第123窟童男童女造像为例进行讨论。
1 表现形式与语言的统一“思维可以看作是作品的灵魂,而外在形式则是作品的生命,没有了形式,作品不能成立。
[1]”雕塑的语言依附于作品的形式,往往采用哪种艺术形式会制约甚至决定采用什么样的表现语言。
麦积山石窟北魏的泥塑在麦积山石窟造像中占有很大比例,好的作品基本上也是以这个时间段的为主。
但是,供养人像却不同于其他塑像,有着自己独特的样式。
西魏时期的供养人像在麦积山石窟中尤为突出,大多是以单体直立形式重复的出现,缺少群雕形式,构图形式多使用直线形式和三角形式,这些特点使其具有独特的艺术美。
从麦积山石窟西魏时期第123窟童男童女造像的形式上看,以直立式的圆雕为主,直线与弧线、团块和线相互结合,且多采用竖式构图,这种构图给人一种安静祥和的气氛,动态上不作过多的追求。
竖式或者站立式雕像,在佛教雕刻中是很常见的一种形式,符合审美的需求,还有一种向上、升华、安静、肃穆等心理情感的特点。
浅析唐代敦煌佛教石窟壁画【摘要】唐代石窟壁画是敦煌石窟艺术的精华,而敦煌石窟绘画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本文对唐代敦煌石窟从唐代敦煌佛教石窟绘画发展脉络、主要题材、艺术特点三个方面进行了一定角度的阐述和分析。
论文关键词:唐代,敦煌,石窟,壁画,佛教一、唐代敦煌佛教石窟绘画发展脉络莫高窟绘画发展脉络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初唐和盛唐,在这一时期敦煌为中央政府控制。
第二阶段为中唐时期,敦煌为吐蕃占领。
第三阶段为晚唐时期,敦煌为张议潮统治。
这三个阶段在石窟形制、壁画内容、形式及技法上都有独特表现。
第一个阶段初唐与盛唐。
初唐石窟较突出的第九十六窟位于莫高窟中段南侧,窟内是高达三十五米的弥勒大佛。
这尊大佛是武则天登基的证圣元年建造的。
洞窟外面当时建造了三层窟檐,后几经改造,现存的窟檐有九层,是民国时期建成的,后经修复,当地人称之为九层楼。
九层楼高大雄伟,是莫高窟最高的建筑,成为了莫高窟的标志。
初唐壁画人物造型方正圆润,肩部丰润微削,腰部微扭,风姿挺然,在庄严的形象中已经出现了轻微的动态。
如敦煌壁画中最富特色的飞天,生动灵活,缠绕手臂的飘带流畅轻盈。
人物造型的比例也较之前协调,姿态更为生动,并且改变了以往建筑物向舞台道具那样草率的摆布。
盛唐时期敦煌开窟近百个。
窟型以西壁开龛的覆斗形顶窟为主要形制,也有少量其他形式。
例如第一三零窟是通顶大佛窟,东壁上部有两层明窗;第一四八窟是拱形长方形的大型卧佛洞窟;第三十九和第四十四窟的窟型还是前部“人”字披顶、后部平顶,保留有中心柱的旧样式。
第二个阶段中唐时期,莫高窟开窟五十多个,规模有初唐和盛唐时期大,但壁画的内容增加了许多,一个石窟之内经变少则五六种多则十几种。
布局方面也有创新,上部分绘两三幅经变画,下部分以屏风画的形式画出经变的各品内容,结构上比以前的壁画严密紧凑了。
经变内容,除沿用初唐盛唐流行的以外,还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如金刚经变、报恩经变、华严经变、劳度叉斗圣变、天请问经变、楞伽经变、金光明经变等等,反映了当时佛教不拘泥于一宗一派兼容并蓄的特点。
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北壁供养人像和供养人题记内容摘要:敦煌莫高窟第285窟(西魏)的营造过程,历来有两种解释:其一是窟内的塑像和壁画统一规划制作,各壁面的造像内容相互关联;其二是按照西壁→南壁和天井→北壁和东壁的顺序依次制作,由于施工途中计划改变,导入了新的构思和中原风格等壁画样式。
笔者赞同后者之说。
通过对北壁壁画的图像、样式、画技、材料、色彩、供养人像的构成和服装、供养人题记等进行详细分析,认为七幅壁画由四个不同的画家团队绘制。
七幅说法图是汉族和胡族的混血家族集团成员的小规模供奉。
第285窟可能是原本作为僧人修行场所的莫高窟,对在家信徒开放供奉的初例。
关键词:莫高窟第285窟;供养人像;题记;北方系胡服;西方系胡服K879.21 A 1000-4106(2016)01-0012-14Abstract: There are currently two prevailing interpretations o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of Mogao Cave 285 in Dunhuang dated to the Western Wei period. One is that all sculptures and paintings in the cave were produced under a consistent plan and that the sculptures and paintings on each wall represent interrelated subjects. The other is that decorations of the cave were first made on the west wall, next on the south wall and ceiling, andlastly on the north and east walls, and that some change was made in the original plan to introduce new ideas and painting styles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Supporting the latter interpretation, the author ofthis article thoroughly examines the paintings on the north wall, including the styles, techniques,materials, way of applying pigments, composition of donors, clothing, and Chinese inscriptions added to the images, and considers that the seven preaching scenes painted on the north wall were completed by four different groups of painters. The author further observes that the seven preaching scenes could be small-sized donations offered by some variousfamilies of Chinese and non-Chinese Hu and regards Cave 285 as one of the early cases in which the Mogao Caves- hitherto a place reserved exclusively for monks’ practices- were opened to lay believers.Keywords: Mogao Cave 285; donor figures;inscriptions; non-Chinese costumes from the north;non-Chinese costumes from the west一第285窟的研究焦点以第285窟的结构和佛像、壁画为中心,在图像、样式、题材出处和释读等方面已有丰硕成果。
敦煌壁画中的男供养人敦煌莫高窟的壁画,精美绝伦,包罗万象,内容上主要包括有尊像画、经变画、故事画(佛传、因缘、本生、历史等佛教故事)、供养人画像和装饰图案①。
供养人是指信仰佛教、出资出力、开窟造像的施主和捐助者②,包括当时社会上各阶层、各民族的佛教信仰者。
供养人造像始于印度,汉代佛教传入西域以后,在克孜尔、库木吐拉、台台尔等早期石窟壁画中出现供养人画像,但为数不多且没有题名,但西域民族特色浓厚③。
佛教艺术传入敦煌以后,将汉代的祖先崇拜和佛教功德的理念结合在一起,创造了璀璨的佛教壁画艺术。
据《敦煌石窟供养人研究》课题组最新统计,莫高窟现存洞窟中有供养人画像的洞窟281个,供养人画像总数超过了9000身。
其中男供养人3748身,占其中的41%,不仅画其仪容,而且有详细的提名结衔,反映出各个时期现实社会的人物活动,对敦煌佛教艺术社会性与人间化的研究有珍贵的价值。
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大略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十六国、北朝、隋代。
第二阶段初唐、盛唐、中唐时期。
第三阶段晚唐、宋代、五代。
第四阶段西夏、元代。
由于清代并没有创建新的洞窟,供养人画像只是绘在前代的洞窟中,故忽略不论。
第一阶段的男供养人,图像较小,身高约20cm上下,列队画于佛龛沿下或壁画佛像下部等,而且与佛、菩萨画像之间有明显的界栏用来区分。
供养人的画像采取四分之三侧面的角度,这样凸显出现实人物的双眼和颧颊的轮廓,这些姿态都反映出供养人对佛、菩萨礼敬的虔诚心态。
如268窟,男供养人穿汉魏风格的深衣袍,拱手恭立。
北凉第275窟北壁下部匈奴供养人像列。
初唐时期的供养人画像既继承了队列的特点,又有了个别供养人画像超越人神的界限,出现在佛、菩萨像的范围,或跪或立于佛、菩萨像脚下,如初唐第329窟、第372窟的供养人像。
这反映出人神之间更加亲密的关系,佛教在全社会的普及程度和认可程度增加。
盛唐时期的男供养人画像,出现了更多的或跪或立于佛、菩萨像脚下,然而神态已经不是静静的垂拱而立,而是与菩萨有了生动的互动。
浅析麦积山石窟艺术中的供养人形象提起石窟中的供养人,就不能不提及现存石窟中的供养人的艺术形象。
供养人对石窟艺术产生和发展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同时石窟艺术中对供养人也有大量的反映。
供养人不但推动了宗教的发展同时也为后世人们得以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对宗教、文化、艺术等诸多问题有了更加全面而鲜活的认识。
我们可以从石窟中看到,至今留存的供养人画像、或塑像,他们与石窟的关系是互相依存的,正是因为供养人的虔诚和贡献,才有了今日灿烂辉煌的石窟艺术。
麦积山石窟形成于东西文化交汇的重要时期,它是印度造像同中国少数民族和中国传统审美结合的产物,是佛教艺术自东向西发展中的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遗迹。
麦积山与龙门、云冈、敦煌三大石窟最大的不同是其精美且高度世俗化的艺术风格受人推崇。
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它的供养人的形象。
麦积山石窟供养人主要是当地官员乡绅、出家僧尼、世俗信徒等。
现存窟龛中很多都有供养人艺术形象的遗存。
石窟艺术中对供养人的具体艺术表现形式主要分为以下三种:雕塑、壁画和碑文。
(一)雕塑:雕塑这种形式在较多石窟中均有表现,麦积山石窟以其雕塑作品最负盛名的有“东方雕塑艺术博物馆”之称。
麦积山石窟现存的供养人艺术形象以泥塑为主,其中很多供养人是有据可考的。
如麦积山第44窟,相传该窟中的主佛菩萨就是以西魏文皇乙弗氏的形象为创作蓝本。
西魏文帝迫于北方柔然的袭扰,遂同柔然进行和亲,皇后被迫自尽。
文帝感念令工匠凿麦积崖为龛而葬之。
故第44窟成为学术界公认的西魏乙弗后的寂陵。
毋庸置疑,供养人他们把自己或自己家族的形象或塑或画在窟中,表示该窟的菩萨佛像都由其供养,当然石窟的形制及艺术风格等也会受到影响。
他们不但促使艺术的产生与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时的某种审美趣味。
麦积山石窟第142窟正壁影塑表现了一组仅10厘米的一位雍容的贵族妇女携子祈福的宗教生活场景。
母亲头戴笼冠身着宽袍,笼冠最早产生于汉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冠饰,王国维的《观堂集林·胡服考》记载“胡服之冠”,笼冠在魏晋南北朝期间被男女共用,笼冠大袖衫是该时期服饰的最重要特点,也间接反映了该时期的时尚风潮。
初谈佛教石窟“供养人”供养人,简单地说是将私有财产奉献给别人或社会团体的人,奉献的私有财产有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
追溯它的历史,可以说与人类同时产生。
佛教供养人,无疑佛教产生的第一天就出现。
佛教界通常所讲供养人,是指供养“佛法僧”三宝的人。
若狭义依释迦牟尼修道成佛作为佛来说,释迦牟尼是一位崇法、寻法、悟法的人,未涅槃之前,虽然受供养人供养,但是实际上他本人也是一位供养人。
僧人是他的追寻者,既受人供养,又是供养人。
如此之说,凡供养法的一切人都是佛教供养人。
笔者于此所说供养人既非供养“佛法僧”三宝的人,又非包括佛(释迦牟尼)在内的以供养“法”为主的人,而是指供养“佛法”的一切人,即僧俗范围内的佛教供养人,本文就此僧俗供养人与佛教石窟的关系试谈点浅见。
佛教供养人,自佛教石窟出现,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就与石窟发生了关系,他们就成为佛教石窟的供养人。
最早的佛教石窟始创于佛教发源地印度。
印度最古老的佛教石窟是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时代的巴拉巴尔山石窟群。
有学者认为此石窟群不一定是佛教石窟。
可认定的最早佛教石窟是开凿于约公元2世纪初年、位于印度西海岸蒲那城附近的巴雅石窟。
其次为开凿于公元175年左右的贝德萨石窟,大约开凿于公元1世纪初年的卡尔拉石窟,位于奥兰加巴德城西北约开凿于公元前1、2世纪至1世纪的阿旃陀石窟,约建于1世纪的纳西克石窟,等等。
玄奘法师西去印度求法时曾到过阿旃陀石窟。
凡石窟的建造,皆供养人所为。
据《大唐西域记》载,著名的阿旃陀石窟是得道高僧阿折罗阿罗汉发起的,第26窟前庭正壁现存建窟铭文,施主为一位权臣。
卡尔拉石窟正壁门道两侧各有一对高浮雕的施主夫妇像,不过妇女像与摩菟罗地区布特萨尔出土的夜叉女像相似。
正壁正门两侧也有浮雕施主夫妇像,左下方的一对施主为贵族像。
该窟正厅门道上方还有施主题记,施主与纳西克第10窟的施主题记相同,可能是同一人。
较晚的约沙多婆诃那朝的国王雅那斯里、萨塔卡尔尼王在位时期(174—203年)建造的坎黑里石窟第3窟前廊正壁下的中门道口两侧也浮雕着供养人像。
阿富汗巴米羊石窟东大佛窟西侧壁帝王礼佛图中,在礼佛人之下另加了一个外国人像。
西大佛窟东侧壁外端窗口也画一身长跪的仆人,身着翻领长大衣,脚登长靴,腰挂短刀,形象为胡人。
关于壁画的年代,中外学者众说纷纭,保守的认为是公元7世纪中叶至8世纪初的作品。
这两身画像应该是供养人画像。
克孜尔石窟龟兹供养人(四个武士)中国境内的石窟现存最早的为新疆石窟群,开凿约始于公元3世纪,盛行于5—8世纪,最晚到16世纪。
新疆克孜尔石窟规模最大,石窟中绘有大量的供养人像。
初期的供养人画像,大多绘在窟壁的最下端,人物形象小,多为跪式,4世纪中叶至5世纪末的部分中心柱窟主室前壁两侧下部绘供养人像,呈立式,形象也较大些。
5世纪末供养人的服饰趋于华丽,如第171窟主室入口两侧各绘三身供养人像,其中有身着宽大裙子的,裙上繁缛的花纹格外醒目。
6—7世纪供养人的衣着明显华丽,衣饰中频频出现联珠纹。
高昌壁画回鹘男供养人新疆地区其它石窟,无例外地都绘有大量的供养人像。
如约始于公元4世纪下半叶的吐浴沟石窟,第44窟后室门右侧天王像旁绘三身供养人,头戴进贤冠,身着大领长袍,柏孜克里克石窟,有的专家推断始建于南北朝末期麦氏高昌时代(499—640年),晚12、13世纪。
第27窟壁画中男女供养人像,身着长袍,头不戴冠,身后一条长绢及地,这与唐玄奘西行时所见突厥叶护可汗身着绿绫袍、露发以一丈许帛练裹额后垂相似。
石窟壁画中还有“法惠都统之像”、“进惠都统之像”、“智通都统之像”等供养比丘像,遗憾的是早被法国勒柯克劫走。
高昌壁画供养人雅尔湖石窟第4窟窟门东侧内壁绘两身回鹘女供养人像,其一身着红色通裙大襦,身后垂一条长长的红绢带,窟门两侧内壁绘一身回鹘男供养人,身着长袍,还有供养比丘六身。
一般认为这些供养人像约为公元11世纪所绘。
印度、阿富汗、中国新疆地区诸石窟中的供养人,不论他们是可汗、权臣、平民、仆人,或是印度人,或是中国境内的回鹘人、突厥人、汉人,在佛门他们的智悟不如佛、菩萨、弟子,他们的奉献与虔诚比不上佛在世时的正法时代的供养人(经变画中),故而他们在石窟造像中处于窟门侧内壁,或窟壁的最下部,形象也较小。
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供养人,由跪式转为立式,体形较大些,衣饰渐趋华丽,有供养人地位提高的迹象。
但是,他们与佛、菩萨身边的供养人形象、服饰相比,还是简单得多。
这种情况在陕甘宁地区石窟中就不尽相同了。
敦煌莫高窟第5窟前廊正壁右侧龛上供养人敦煌莫高窟492个洞窟中大都有供养人像,现存供养人像总数有万余身,题记也有万余条。
仅第428窟现存供养人像就有1200多身。
还有比丘、比丘尼供养人像。
敦煌石窟最早出现汉装供养人画像的是第268窟,出现胡服供养人画像的是第275窟。
敦煌壁画女供养人敦煌北朝时期的供养人画像与印度、新疆地区诸石窟的供养人像,造型较为相同,形象很小,并画于主题画下方或龛下方。
极为遗憾的是,印度石窟、新疆石窟的供养人题名今日已不多见。
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侧一般都有长方形色彩题榜,题写着供养人姓名,如保存最完好的西魏第285窟,现存供养人画像124身,题记50条,记载了佛门六种信众的供养人造像,有“比丘巩言化供养时”,“比丘尼道容供养之像”、“信士男(男居士)胡仁供养”、“信女(女居士)阿丑供养”、“清信士(未受三皈五戒的男子)阴安归所供养时。
”、“清信女(未受三皈五戒的女子)史崇姬所供养时”。
这都是佛门出家和非出家四众教徒和俗家二众信徒。
敦煌石窟隋唐时期的供养人像,形象、位置、规模、衣着华丽等都有了巨大的变化。
此时的供养人画像,由高不盈尺的小像变为等同人身的大像,从不显眼的龛下、主题画下的位置而至甬道两侧壁面上,并为独立的画面。
题记也由单一的变为全家组合的,题记的内容较以前丰富得多。
最具代表性的供养人大像如第130窟甬道北壁乐庭王及其三子供养像,乐庭王头戴软脚幞头,身着青色蓝袍,腰束带、搢笏、乌靴。
三子皆头戴幞头,身着长袍,脚登靴。
南壁是乐庭王夫人及二女供养像。
夫人头饰抛家髻,身着大袖衫,肩披帛,腰束石榴裙,脚登高履,袖手持巾。
二女也身着衫裙帔帛,这些立像等同人身,甚至高超人身。
第156窟张议潮出行图和他的妻子宋国夫人出行图,位在经变画的下方,绘成高1米、长6米多、百余人的供养人大场面。
敦煌唐代供养人像,虽然多处于龛下、壁下方的位置,但是形象已不再矮小,服饰也大为华丽。
于阗王国王李圣天供养像敦煌供养人大像,唐及其后五代宋久兴不衰。
五代第98窟绘供养人170多身,墨书题记168条,东壁绘面对佛陀的超身巨像于阗国王李圣天,回鹘人像,头戴平天冠,身着方心曲领大袖袍,腰束蔽膝,长裙,冠饰物。
国王身后绘皇后曹氏,头戴凤冠,项饰瑟瑟珠,身着大袖棉裙,披画帔。
这些供养人都作供养状。
与于阗国王相对的是北方大回鹘国圣天可汗公主像,头载凤钗冠,项饰瑟瑟珠,身着窄袖翻领红袍,脚穿绣花靴。
场面宏大、供养人众多的出行图,还有张淮深夫妇出行图、榆林窟慕容归盈夫妇出行图等。
榆林窟第32窟还有四身画匠自画的供养人像。
其中一身头戴灰红色平翅幞头,身穿花袖紫色袍,腰束红带。
第四身题名“画匠弟子李圆心一心供养”。
敦煌石窟供养人所绘位置的变化与形象由小而大,即提高供养人地位的现象,麦积山石窟亦存在。
麦积山北朝洞窟的泥塑绘画作品中的供养人像,大小基本与新疆、敦煌石窟同时期的供养人像相似,不过位置有所不同,除坛基下、龛下者外,又有石窟三壁主佛背光外壁的。
第93窟三面壁下方皆塑数列供养比丘及供养僧人。
第142窟正壁左右三壁下部也塑供养人数身。
第76窟三壁下方与左右壁内侧下方塑供养人,其中有头挽花式高髻、身穿绿色或黑色棉袄、下着乳黄色或绿色短裙、土黄色的披巾帛长带交结于胸前的。
第78窟西壁佛坛下画几列氐(羌)族供养人,以巾帻包头,身着交领窄袖大衣,腰束带,下身着宽腿扎口长裤,足登尖头靴。
题名有:“仇池镇经生王□□供养十方诸佛时”等。
第161窟两侧壁内侧绘比丘、比丘尼、女供养人数身。
女供养人头束高髻,身着交领宽袖长袍,腰束带。
此窟供养人在左右壁上半壁近正壁处。
北朝时期麦积山石窟供养人的位置不完全在龛下壁下主题画下。
初唐第5窟壁画中供养人像列,虽居经变主题画下方,但位置却在西列侧龛顶上方。
宋塑第165窟供养人已威严地站在正壁主佛两侧,塑像高达211米,是在昔日菩萨弟子所处的位置。
第50窟是供养人(高僧)像为主题的洞窟。
华北中原地区古都洛阳龙门古阳洞、宾阳洞、药方洞、皇甫洞等窟内大型造像龛,龛下基和龛左右侧壁下方,几乎都雕有供养人像,有的成行成列。
男供养人大都束发戴冠。
女供养人束发髻,穿交领宽袖束腰长袍。
多不象古阳洞丘穆亮夫人尉迟龛右侧的供养人像,有头扎巾者,身着窄袖长袄,下穿宽松裤,脚登云头靴。
大型龛的功德主,不是皇帝、皇后,就是皇亲国戚,或大臣。
龛下雕刻着象征他们礼佛的场面,以示虔诚供养。
古阳洞安定王元造释迦像,龛台下两侧雕刻着数身供养人。
比丘法生为北海王母子在造像龛下刻供养人行列。
皇甫洞北壁龛下亦刻供养人行列。
最显赫的是宾阳洞门内侧两壁下方浮雕大型供养人(现藏美国波士顿和纽约艺术博物馆)。
左为孝文帝及群臣礼佛图,右为文昭太后及妃嫔礼佛图。
供养人位置虽不在佛菩萨的位置,但在这里看不出他们在佛门身份的低下。
云冈石窟也有不少供养人造像,早期的大多身着夹领小袖的胡服,没有形象高大者,也没有位居佛菩萨弟子位置的。
南方地区四川大足北山佛湾第149窟(1128年)雕刻的供养人,头戴两翅官帽,身着交领长袍。
第136经藏洞正右壁角侍立童子旁刻有两对供养人夫妇,形象较小,位置也不显眼。
第5龛(唐末五代)造像,正中为毗沙门天王像,左侧散脂大将外侧有一身男供养官吏,头戴小冠,插大枚冲天羽毛,身着左衽交领长袍,腰上束带,缙绅下垂。
天王像身前左右雕造数身男女供养像。
女供养人头发作门式,花饰。
男供养人头戴盔,身着甲。
此龛造像除天王及二护法大将外都是世俗人形象,可能是开窟造像的全家人,在此供养人的地位明显提高了。
综观印度、阿富汗和中国新疆地区、陕甘宁地区、华北中原以及南方地区的主要佛教石窟中的供养人造像、题记等初略地谈几点看法。
佛教供养人与佛教的创立是同时产生的,佛教石窟供养人随石窟创建而产生,石窟供养人造像的最早发源地同佛教发源地一样也始于印度。
佛教最早传入我国新疆地区,我国最早的石窟开凿也始于新疆地区,我国佛教石窟供养人像也最早产生于新疆地区。
从中外佛教石窟现存供养人像情况看,印度、阿富汗、新疆地区的供养人像,大多绘在窟壁的最下部,人物形象多为跪式。
有人认为这些供养人在石窟造像中地位低微。
若说佛教石窟造像的地位,不外乎依据佛教教理所讲的等级人物(以悟道智能来说)佛、菩萨、罗汉、弟子、供养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