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龙源期刊网
逝世者成思危
作者：
来源：《小康》2015年第15期
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于7月12日与世长辞，享年80岁。
成思危出生于1935年6月，湖南湘乡人，其父是中国著名报人成舍我。
成思危出生在北平，因当时国家形势风声鹤唳，于是父亲为他取名为“思危”，希望他不忘男儿肩负国家安危的责任。
在成思危46岁时，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研究院学习，他放弃了原来的化工专业转学管理，凭借一股屡战屡败的执拗，成思危在知天命之年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近年来致力于探索及阐明虚拟经济的特点与发展规律，并积极研究和推动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
由于他为中国新兴的风险投资业做出的奠基性贡献，业内人士亲切地称他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对于股市，成思危曾说过，“宏观来看进步不小，微观来看问题不少”，应该让股市发挥扶优淘劣的功能，让好企业以低成本实现融资，并且使投资者总体上得到比较合理的回报。
中国投资者信心受挫，但股市总会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
此外，成思危也非常关心中国休闲产业发展，曾几次莅临由《小康》杂志社主办的中国（国际）休闲发展论坛，并发表过“休闲事关社会发展全局”为主题的重要讲话。
![我国风险投资之父”成思危_我国股市存在四大问题[强烈推荐]](https://img.taocdn.com/s1/m/28706afcaa00b52acfc7cafe.png)
中国风险投资之父”成思危：中国股市存在四大问题（强烈推荐）导读7月12日凌晨，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先生与世长辞。
成思危先生，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化工系统工程、软科学及管理科学，近年来致力于探索及阐明虚拟经济的特点与发展规律，并积极研究和推动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
成思危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创业板之父”，一生致力于推动中国的风险投资事业，是中国经济政策的重要高参和制定者。
他的很多观点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本文通过整理成思危先生的近几年的观点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梳理，以纪念这位著名的学者。
哲人已逝，风骨长存!1中国股市存在四大问题中国股市从宏观角度看进步不小，从微观角度看问题不少。
中国股市发展需要解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市公司质量、投资者素质、监管等四大问题。
股市需要长线的机构投资者。
投资者要注重在股市操作中加强学习，了解宏观经济形势，了解所投资的上市公司的情况，培养风险意识，评估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
有很多投资者并不清楚风险承受能力，股市好的时候就借钱拿房子抵押炒股，这很危险。
股市监管应该遵循“合法、依法、合理、适度、有效”的原则。
对于虚假信息、恶意操作事件等一定要依法严惩，不严惩这些违法上市公司实际上就是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
(2012年1月，在十六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的发言)2好公司都无人问津的股市肯定要出问题健康的股市需要满足四个基本条件：第一，国家经济的基本面要好。
当前，我们正处于结构转型期，对股市当然有影响。
股市最灵敏的是资金进出。
如果股市净流入资金是正的，股票数量没有增加，股价就上去了。
如果净流入资金是负的，股价自然会下跌。
资金进出与国家政策、投资者信心和银行利率都有关系。
最近，股市之所以比较严峻，与中国经济下行也有关系。
第二，上市公司质量要好。
短期评价是财务绩效，股票投资回报率要高于债券回报率，至少应高于银行存款利率。
长期来看，公司治理才是企业发展的根本。
成思危“：敢凭刚直献真言”的经济学家陈建中【期刊名称】《中国流通经济》【年(卷),期】2015(000)009【总页数】2页(P122-123)【作者】陈建中【作者单位】北京物资学院，北京市101149【正文语种】中文2015年7月12日凌晨，著名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因病医治无效在京逝世，享年80岁。
对于成思危先生的逝世，我们表示沉痛的哀悼。
开始与成思危先生联系与接触，主要出于工作关系。
2001年6月，我担任《中国流通经济》杂志常务副总编之后，为了进一步提高刊物质量，杂志社加强了与包括6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内的国内外一批著名经济学家的联系，并对他们进行了重点约稿，成思危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成思危先生对我国流通经济体制改革高度关注，对杂志的约稿有求必应。
据统计，十多年来，他先后在《中国流通经济》杂志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其中不少文章被《新华文摘》等重要报刊全文转载，其中许多建议被政府有关部门采纳，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大大提高了《中国流通经济》杂志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2007年初，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重生产、轻流通”现象，《中国流通经济》杂志决定组织召开首届“中国北京流通现代化论坛”，会议的主题是“发展现代流通业，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推动我国流通体制改革与流通产业发展。
”成思危先生在百忙之中为论坛发来贺信，全文如下：中国流通经济杂志社：欣闻你刊举办中国北京流通现代化论坛，谨表示祝贺。
《中国流通经济》杂志过去在促进流通经济理论研究和流通体制改革实施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希望再接再厉，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办刊方向，树精品意识，把杂志办好。
政治坚定，学术自由，是办好学术刊物的关键。
目前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生产成本较低，而交易成本很高，因此如何发展现代流通业，降低商品流通成本，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希望杂志和论坛在此方面有所作为，成为推动我国流通现代化的一个平台。
成思危：三个“外转内”应对最复杂一年作者：暂无来源：《投资与理财》 2010年第9期成思危著名经济学家。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高级工程师（教授）。
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八届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主席，国家软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兼职教授。
“保八”的代价2009年中国实现了“保八”的目标，CDP总量接近日本，预计二季度会超过日本。
我国的外贸是2,2万亿美元，超过了德国，位后第一位。
去年城市居民收入增长9.8%，农村居民收入增长8.596，基本上与经济增长保持了同步，但从绝对收入看，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还很大，差3倍。
粮食也保持了增长，2009年粮食产量53l亿吨，全国人均接近400公斤。
去年成绩的取得，付出了很大代价，对今年会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
第一就是靠大量的投资。
去年投资增长了30.1%，达到了22万亿元，相当于占GDP的三分之二。
大量投资可以增加就业岗位，拉动钢材、木材、水泥等生产资料的需求，有一部分投资会通过工资转化为消费来拉动经济，但是大量的投资造成产能过剩、产品积压、效益降低和污染的回潮。
第二个问题就是流动性过剩。
去年银行贷款增加9 57万亿元，政府财政支出增加5083亿元，合计约10.1亿元。
推动投资的迅速增长约7万亿元，还有3万亿元的钱哪里去了？坦率地说，上半年是进了股市，下半年进了房市。
这些钱主要是借给谁了？主要是借给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了，所以各地“地王”纷纷涌现。
地方政府借钱靠什么还？第一是靠卖地，现在土地收入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40%到60%。
第二是靠收税。
在这种情况下，土地价格下降，税收减少，有些地方政府的还债能力就会出现问题。
我认为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次贷，在国外是指把贷款贷给不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中国来说是把贷款贷给没有还款能力的地方政府。
如果填了这个窟窿了，改善民生等方面的支出肯定就会减少。
另一个更大的危险就是通货膨胀。
追忆成思危先生与《中国经济周刊》的五次交往身居高位，居安思危作者：陈惟杉来源：《中国经济周刊》2015年第29期著名经济学家、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先生于北京时间7月12日凌晨与世长辞，享年80岁。
7月20日，成思危先生追悼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八宝山送别。
成思危先生素有“中国风险投资之父”之称，致力于推动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
他的《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在九届政协一次会议上被列为“一号提案”。
2004年6月正式开盘的深圳中小企业板，正是深交所接受他的有关建议设立的。
2009年10月，创业板正式开启，成思危先生也被称为“创业板之父”。
同时，他关注证券市场的发展，为保护投资者权益大声疾呼。
一声“让股市回归本色”，让人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人如其名――身居高位，居安思危。
成思危先生曾常年担任《中国经济周刊》名誉顾问，多次出席《中国经济周刊》主办的“中国经济论坛”，并连续四年出任中国经济论坛的名誉主席。
在成思危先生离世之际，我们希望通过追忆周刊与先生的五次交往经历，再次与读者分享成思危先生对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真知灼见，以寄托我们对先生的哀思。
2008年·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百人榜颁奖典礼“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2008年12月20日，由《中国经济周刊》主办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百人榜颁奖典礼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办，成思危先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影响中国经济30人”奖项的获奖者之一。
在发表获奖感言时，成思危先生表示：“有人说人生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做你必须做的事儿，第二个阶段是做你喜欢做的事儿。
我很幸运的是，在我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0年、民建中央主席11年的时间，我就中国的经济、金融和管理问题建言献策，推动慈善事业发展；在我退下来以后，同样，我喜欢做的还是这些事儿，所以我觉得非常幸运。
”彼时，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世界经济陷入低迷，前途未卜，中国的经济形势也不容乐观。
成思危讲话篇一：成思危讲话新浪财经讯在今日举行的第六届中国证券市场年会上，成思危先生发表主题演讲。
在主题演讲中，成思危指出，中国资本市场20年，经过三起三落，每次起都有两个峰，每次落都有两个谷，叫做快牛慢牛大熊小熊，现在正处在小熊的阶段，如果今年调整工作做得好，随着“十二五”规划的开局，明年应该可以逐步摆脱熊市进入牛市。
以下是相关文字实录：成思危：各位嘉宾，今天的话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下的资本市场，在座资本市场的专家很多，我就不详细谈资本市场的问题，主要针对当前经济形势和我个人的一些展望谈一些看法。
大家知道，去年是我们最困难的一年，在面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中央在20XX年10月坚定启动了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为支撑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看来是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根据最近的研究，如果没有这个刺激计划的话，我们的经济可能要下滑到2.4%，现在达到9.1%。
经济刺激计划大概提供了853万个就业岗位，我们度过了最困难的一年。
但是今年是最复杂的一年，为什么？因为从去年经济危机冲击下特殊情况下过渡到明年我们十二五计划开局正常的情况下，温总理对最复杂一年有一个描述，“积极变化和不利影响此涨彼消，短期问题和长期矛盾相互交织，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相互影响，社会经济社会中的两难问题增多”。
不利影响在哪儿？由于经济的过快增长造成的破坏，去年投资增长了30.1%，达到22.5万亿，占GdP的2/3，去年9.1的实现里面8.5是投资的贡献，4.1是消费的贡献，外贸贡献是负3.6，这样构成9.1。
大量的投资结果一方面拉动了经济提供了就业岗位，拉动了生产资料的需求，一部分投资通过工资转化为消费，但是另一方面产生四个负面效应。
第一，产能过剩。
很多产业都是产能过剩，钢铁工业是世界第一，但是产能过剩两亿吨，每吨钢铁投资五千块有一万亿的投资在投入的时候是拉动了GdP，但是以后拉动不了。
第二，产品积压，我们的GdP按照生产法计算，生产出来就算，但是生产出来没有实现它的价值放在仓库里面。
专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中国股市会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作者：胡雪琴来源：《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50期十年一觉A股梦。
2001年6月，上证指数最高点为2245点，而今年12月16日，盘间最低2170点。
中国股市跌跌不休，十年实现“零增长”，市场一片愁云惨雾。
2007年初，当中国股市疯狂上涨时，成思危发出“盛世危言”，预警股市泡沫，此举遭到部分人士的激烈反对，“中国股市迎来了黄金十年，谁唱空谁就是罪魁祸首。
”但事实胜于雄辩。
12月12日，民建中央办公楼内，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独家专访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民建中央前主席成思危给出了自己的判断，“从中长期来看，中国股市还是会逐步上升的，我对此坚信不疑。
”2012大趋势《中国经济周刊》：2012年，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趋势怎样？成思危：2001年，我应邀出席纳斯达克时代广场市场启用仪式时，发表演讲指出：“股市属于虚拟经济，天然存在泡沫，泡沫的膨胀与破灭造成股市的波动。
但股市总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
”我一直坚持这个看法。
股市总是有熊市，也有牛市，即便在牛市和熊市中，也总是不断波动。
2012年，总体看来，经济下行，通货膨胀率不可能很快下降。
估计GDP增速将低于9%，而通货膨胀率可能超过5%。
期待股市有很大的上涨，是不太现实的。
有人预计明年股市能到3500点，那不太容易。
作为审慎的乐观主义者，我认为，中国的股市是会逐步上升的。
上升多少点不太好说，但近期股市点位应该快见底了吧。
终结“圈钱市”《中国经济周刊》：股市是经济发展的风向标，但中国的股市却让人“看不懂”，更被指责为“圈钱市”。
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成思危： 2001年，我就为此写过一篇文章——《让股市恢复本色》。
指出股市既有融资功能，也有投资功效，两者并举，不能偏废。
但股市重融资轻回报的问题早就存在。
有些上市公司被股民贬为“铁公鸡”，尽管盈利颇丰，但就是一毛不拔。
迄今为止，这种问题尚未彻底解决。
第三场成思危：创新型国家和学习型组织成思危：各位同志，大家好！（用粤语向大家问好。
）我现在讲的题目是“创新型国家与学习型组织”，大家可能看过中央电视台的《中国经济大讲堂》，我讲的是《自主创新和中国现代化》。
我今天演讲的有一部分内容，跟那个是有一点重复，但是主要的内容有一点不一样。
?成思危副委员长开始作报告。
成思危：我今天除了前言和结束语之外，主要有四个内容。
第一是创新能力是国家和企业的主要能力；第二是创新的主要类型；第三是学习型组织；第四是讲促进创新的主要措施。
成思危：先讲前言。
讲创新型国家和学习型组织，一定要弄清楚什么是创新、什么是学习，还有什么是创新型国家、什么是学习型组织。
创新的基本定义是指引入或者是产生某种新的事物，并造成变化。
创新的概念是奥地利经济学家熊比德1912年提出来的，当时他对创新的定义，说这是一种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法。
随着这些年的发展，人们对创新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创新可以说就是人们为了适应客观环境的变化，采取的一些新的办法、新的措施、新的技术。
成思危：因为客观环境在不断地变化，你要适应这个变化，就不能墨守陈规，必须要不断的适应环境，找出新的办法，这就是创新。
创新跟发明是不一样的，发明当然肯定是新的，但是创新本身并不一定都是发明，我们下面讲创新的内容，大家就可以看到，只有原始创新才可以说跟发明比较接近，但是像跟随创新并不是发明。
另外创新和发明的不同，还在于创新是指在实践中能够引起争论和变化，甚至是实践和实施的，但是发明并不一定是实施，提出一个新的发明，并不一定是真正要实施的。
所以创新和发明，在这两点上是不同的。
成思危副委员长介绍“创新”和“发明”的差别。
成思危：中央提出我们要创建创新型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宏伟的目标。
最近大家议论非常热的是什么是创新型国家。
我个人对创新型国家的理解，创新型国家是以创新为主要发展动力的国家。
最近我看到很多文章也在探讨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必须要注意区分，创新型国家并不一定是科技大国，但它必然是科技强国。
成思危：投资增长率不应超过GDP增长率1.4倍2013年12月25日“第十三届中国经济论坛”于2013年12月25日在北京举行。
上图为中国经济论坛名誉主席、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思危。
(图片来源：新浪财经梁斌摄)新浪财经讯“第十三届中国经济论坛”于2013年12月25日在北京举行。
上图为中国经济论坛名誉主席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思危。
以下为演讲实录：成思危：各位嘉宾、各位朋友，这是我第三次参加中国经济论坛，我认为这个论坛是一个思想性、学术性非常强的论坛。
可能我年纪大了，活动也逐渐在减少，但是这次又给我戴上了一顶名誉主席的帽子，似乎不来也不行。
刚刚我看了一下日程，今天上午五位演讲嘉宾一共2小时，平均每个人24分钟，我就把我的24分钟用足，不占用其他演讲人的时间。
而且今天的演讲人各方面都是有深刻造诣的，所以我想讲讲我最近的一些思考，供大家参考。
大家知道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创新最重要的是制度创新。
今年3月我和其他几位经济学家写了一本书就叫《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其中我的文章叫做《制度创新是改革的红利之源》，所以制度创新是带有根本性红利的对改革来说。
那么这次三中全会决定大家也可以看到，决定里头充满着制度创新、充满着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只要我们认真贯彻中央的政策决定，我想就可以逐步实现我们的创新驱动转型升级。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现在统计上讲，支出法计算GDP是叫三驾马车，简单的说就是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但是这种统计实际上有一个问题，跟国外比较，它是把政府开支放到消费里头去了，政府的消费跟居民消费放在一起，国外政府开支是单独列出一项，这样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谓消费拉动就看不清了。
但是从去年十八大以来，政府厉行节约、减少政府开支，尽管不可能把两个分得清楚，但是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一季度是中国消费最旺的时候，因为有元旦和春节，去年一季度的时候，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是达到70%。
今年一季度消费对GDP的贡献率降了将近2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这部分我相信老百姓的消费没有多少降低，但是政府的消费大大的下降了，政府的消费下降以后，由企业来请政府花钱吃饭，这里连带的效应也表现出来了，所以下降的非常快。
去年二三季度消费对GDP的贡献还在50%以上，今年大概降了10个百分点，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政府下决心控制公款消费效果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说明原来的消费里头，政府消费应该说占了相当大的一个比重，如果剔除这个政府消费的话，那么居民的消费还需要进一步的增进，才能够真正起到我们的经济增长真正转移到内需，特别是转移到依靠居民的消费上，我想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很大的一个概念就是要改变过去过度依赖投资的现象，但是我看到了有的人认为中国经济要发展，还是得靠投资，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按照十八大的精神，保持投资、适度增长，没有人否认投资的重要性。
你没有投资，不可能拉动经济的增长，即使是你要发展科技、教育，你也要投资，没有人否定。
但是我们反对过度的投资，那么什么是度？我个人觉得当然现在这个问题可以深入研究，我个人认为投资的增长率似乎不应该超过GDP增长率的1.4倍，这是我个人一个很粗浅的估计，但是实际上最近11个季度，2011年1月到现在的11个季度来看，都超过了。
去年和今年每个季度的投资增长率都在16到18之间，而去年和今年每个季度GDP的增长率都是7点几，不超过8。
过渡投资有什么害处呢？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容易增加GDP的比重，第一类豆腐渣工程，这类GDP没有实际作用。
第二类是无效的GDP，建的时候有GDP，建成了不能投产，这个产品卖不出去，GDP就不能再产GDP。
第三类过于超前的建设，建成了以后，他不能产生效益，还要政府补贴，这都是GDP里的水分，那么这类水如果是过度投资，这类水分的比重就会增加。
再一个过度投资以后，对于政府来说会造成一种刺激效应，说得不好听一点，抽鸦片一样越抽越上瘾。
因为投资来说是最容易拉动GDP的，只要你有投资，你就要拿生产资料，钢材、木材、水泥，拉GDP，所以投资最容易拉动GDP。
对企业来说投资也是最省事、扩张，提高销售率最容易的办法。
所以这种情况底下，往往就容易造成了投资不断的膨胀，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如果你这个GDP里有5%的水分，你第二年还要增长，你就得把这5%的水分需要的投资也得补上去，所以你实际上第二年投资的量，就不是说光增加7%、8%GDP所需要的，而是要5%的水分还要进去，这是过度投资的第二点大的矛盾。
第三个大矛盾挤出效应。
我们叫综合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给挤出去了，综合要素生产率包括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企业管理的加强。
那么当投资增长快的时候往往就容易忽略一些因素，比如说有钱了，你就会更多的重视引进技术，而不是更多的重视自己去开发技术。
你这个投资增长快的企业，增长快的时候，对企业职工的培训可能就比较重视了，对加强企业管理更更加重视，反正我这个经济增长率在增长。
所以说挤出效应本身也是很危险的。
我们说要下决心，按照十八大精神，要保持投资的适度增长，不能因为过度的去依靠投资拉动经济。
从最近的数据看来没有什么改善，我们投资增长率今年前三个季度还是在17到18，我觉得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应该分析有没有水分，应该分析这里头有没有对综合要素的挤出作用，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应该重视的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讲的劳动生产率是指每人每年创造的增加值。
我们说到从实体经济来看是创造财富的源泉，实体经济大概是三部分，一部分农业、一部分是工业、一部分是传统服务业，农业和工业属于生产经济，传统服务业属于消费经济，金融等等属于虚拟经济。
实体经济是创造财富的源泉，我们的实体经济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中国是农业大国，根据世界银行[微博]的数据，在10个农业大国大概可以分成三大。
第一大是美国、法国、日本，每人每年创造的增加值是3万到5万美元。
第二大俄罗斯、巴西、土耳其，每人每年创造的增加值是3000到5000美元。
第三大中国、印度、印尼、尼日利亚，每人每年创造增加值只有300到500美元。
当然我也质疑过世界银行这个数据，因为根据统计局的数字好像没有这么低，他们说因为统计口径和数据来源的不同，但是具体的保密，没法说了，只能引用他的数据来供参考。
按照他们的数据算，我们的农业拉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1%，就算这个数据有水分，差1倍，也只有十分之一。
所以农业如果不提高劳动生产率，农民的收入是很难提高的，所以这是三中全会实际上很重要的，是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单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收入，农产品(7.95, -0.05, -0.62%)的价格已经跟国际一样了，你不可能再去有很大的提高。
那么工业呢，我们也算过10大工业国的劳动成本。
如果按照现价计算的话，大概是每人每年11万人民币创造的价值，也就是不到2万美元。
那么这个数大概是德国的五分之一，是美国的八分之一。
希腊不在十大工业国之内，但是我们的工业劳动生产率也只是希腊的三分之一，那么这部分创造的增加值还分成三块，政府税收拿走一块、企业有一块、个人再拿一块，所以这样算下来，大概每个人每年的工资也就是不超过5万块。
当然我们说要提高劳动在分配中的比重，政府少拿一点、企业少留一点，分给个人多一点，但是说穿了，就算政府一点税不收，企业一个钱不留，你不也才11万嘛。
这个比西方国家的失业救济金高不了多少，所以我们说真正依靠消费拉动经济、真正要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必须要努力的去提高每个人创造的财富，如果长期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那是难以为继的。
怎么样去提高劳动生产率？要提高综合要素的生产率，综合要素生产率第一包括科技进步。
科技进步对我们来说永远是推动提高劳动生产率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在某种情况下，例如美国在90年代的一段时间，他可以实现高增长、低通胀，所以我们说一定要让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一定要让企业努力的推动科技创新，从科技创新里头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职工的收入。
第二就是我们要强调提高职工的素质，因为现在的现代工业的发展，对职工的技术素质要求是越来越高，你必须要不断的去加强培训、提高职工本身的素质，当然这个素质不但包括技术素质，也包括思想素质、包括责任心等等，这个我觉得是第二个。
第三就是要加强我们企业的管理，我们企业管理应该说有不少进步。
我每年都组织搞中国优秀杰出的企业管理模式奖，每年评5家企业，确实有很多好企业，但是应该承认确实有很多企业的管理比较差。
你就看一个行业最好的和最差的差距就可以看到，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去加强企业的管理，才能真正把企业的效益提上去，把劳动生产率提上去。
我们一定要在提高职工的素质、加强管理上下工夫。
有一个例子。
我们出口给一个国家一台高压泵，对方检验每一百台，总有两三台不合格，对方就提出到我们这儿安装，结果德国工人到这儿安装，100台、100台合格，结果德国提出来出口零件，我们派工人到你们那儿实习，来提高我们工人的水平，德方也同意了。
我们去了工人实习的情况也不错，安装水平也提高了。
有一天星期六(5.97, -0.01, -0.17%)他们出去玩去了，突然厂长打电话说给我回来，他们问什么事？回来了。
回来以后厂长说你们星期五走的时候工具没有放好、地下也没有扫干净，这样我不接受你们实习。
尽管是一个小例子，可以看到我们确实是在严谨性方面不如德国。
我讲这些不是妄自菲薄，而是希望我们的企业都能够树立一个高标准、严要求，像当年大庆所谓的“三老四严”这种精神，这种精神对于企业管理是必不可少的。
我相信中国成功的企业在企业管理上必然是有它自己的独特的特色，否则的话，他是不可能做到比较好的绩效的。
今天我就这几个问题，跟大家做一个探讨。
第一就是我们要靠创新来驱动，那么首先就是要制度创新，然后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共同的推动我们经济的发展，第二个就是我们一定要保持投资的适度增长，防止过度投资的毛病。
三中全会也讲了改变地方政府绩效的评价方式，不以GDP论英雄，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条。
第三就是我们一定要依靠技术进步、技术创新，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依靠加强管理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然后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提高职工的收入，这样才能够说我们真正依靠居民的消费，能够有根据、能够不断的有收入的增长来维持居民消费的不断的增长，这样使得大家能够不断的去实现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幸福这个中国梦，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