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鲁迅小说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刘彬（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 650031）摘要：鲁迅小说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往往会给读者带来很多层的理解，在小说中，叙述者的不可靠性有三种形式：发生在事实/事件轴上的不可靠报道、发生在伦理/评价轴上的不可靠评价和发生在知识/感知轴上的不可靠读解。
叙述者通过自己的言行来讲述，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功能。
关键词：鲁迅；小说；叙述者；不可靠性在西方叙事学中，叙述者的不可靠性（unreliability）[1]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这种不可靠性是说叙述人在讲述事情时与事实可能不一样。
读者已经接受了这种叙述，来分析叙事性的作品。
正是这种不一样的叙述，使读者对文本的叙述者的阐释具有了不同的意义，也加深了他们对作品的理解。
鲁迅的小说叙述者有很多不可靠的叙述，读者会根据自己的阅读经历来进行多重阐释。
当叙述者的行为与言语不一致时，叙述者是不可靠的。
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与玛丽·帕特里夏·马汀在他们的《威茅斯经验：同故事叙述、不可靠、伦理与<人约黄昏后>》一文认为，叙述者的不可靠叙述好似有一条可以移动的轴线，他们于是从不可靠性的轴线出发，区分了不可靠性的三种类型，即“发生在事实/事件轴上的不可靠报道，发生在伦理/评价轴上的不可靠评价，发生在知识/感知轴上的不可靠读解。
”【2】这种不可靠的叙述会在叙述者的言说中表现出来，就会产生不同的阅读效果，加强文本的表现力，使主题意蕴更有丰富性。
一在事实/事件轴上的不可靠报道简要地说，在事实或事件轴上的不可靠报道，是指叙述者要在叙述这些事实或事件时大多进行错误的报道或者是不充分的报道，让人们感到难以置信，尽管是叙述者叙述的事实可能有出入，但是却又有一定存在的可能性。
读者也会根据叙述者的话语来解读，判断事件的真实性。
小说《阿Q正传》里的阿Q的叙述就具有很多的不可靠性，他既是故事的讲述者，又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
比如在对待革命党这件事上，他不理解什么是革命党，认为革命党就是杀人，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于是自己就去做小偷，偷了一点东西就回到未庄。
辛亥革命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性的大事件，但是在阿Q看来，也只不过是杀人放火的草寇而已，与其他的改朝换代没有什么区别。
再比如阿Q自己被杀头也不知是这么回事，他只是痛恨那个假洋鬼子不让他革命，做什么事情也不去跟他说一声，假洋鬼子投机革命，耀武扬威，阿Q是有些后怕的，便想去投靠他，结果还没等他开口，就被假洋鬼子轰出了出去。
未庄的人们在革命党到来之前是人心惶惶的，这使阿Q很是快意，在他看来，革命党确实是改变他命运的一根救命稻草，很盲目地要去加入革命党。
事与愿违，他并没有得到什么实际好处，反而被人认为是他参与偷了赵家的东西，判了刑，丢掉了脑袋。
未庄遭窃是个事实，阿Q很是高兴，想当然认为为自己出了一口恶气。
一件本来是与阿Q无关的事件，人们却认为事实上与他有了关联，荒唐至极。
小说《孔乙己》里的孔乙己的言行也有一些不可靠性，作为叙述者，他既是参与者，也是被人嘲笑的对象，通过四次去酒店的事件，读者大致会了解他是一个唯一穿着长衫站着喝酒的读书人，长衫似乎成了他身份的象征。
例如当他开始到咸亨酒店喝酒时，其他喝酒的人说他脸上有伤疤，是偷书被人打成这样的，孔乙己连忙辩解，他认为读书人偷书不是偷，之后又说了些之乎者也的话。
再例如，他最后一次到这个酒店喝酒，别人依旧嘲笑他，说他这一次去偷了丁举人家的东西，而被打断了腿，他仍然去辩驳，腿是不小心跌断的，不是被人打断的。
可见，孔乙己穷困潦倒的一生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社会的悲剧。
这里的孔乙己所说的事实不是真实可信的，也没有一定的可靠性，完全是在掩饰自己的过错，但是读者自会认为有其存在的可能性。
这样，叙述者运用不可靠的叙述能使小说的叙述方式更为多样化，在读者心里，他们会对叙述者由原先的相信变成不相信，会根据叙述者叙述时人物所表现出来的特征理解这个人物，也会用他们自己的阐释策略证明叙述文本的不可靠性。
二发生在伦理/评价轴上的不可靠评价概括地讲，发生在伦理或评价轴上的不可靠评价，是指叙述者会进行错误的判断或者是不充分的判断。
换句话说，使叙述者所说的人物具有复杂性，人物形象也有了一定的典型性，运用不可靠的叙述能使小说产生反讽的效果，吸引读者。
在《狂人日记》这篇小说中，狂人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他是一个被人认为思想有偏见的非正常人，他的哥哥及其他人都认为他是狂人，处处想吃他，于是狂人只好处处小心，时时留意，他看到了好多人都在吃人，像村子里的一个大恶人被人打死以后，吃了他的心肝，他的妹妹也被母亲和他的哥哥吃了，而且还心安理得。
他虽然行为显得疯疯癫癫的，但是他还是奉劝他的哥哥和别人不要吃人，他不是真正的狂人，而是一个清醒者。
只是没有人相信他，理解他的所作所为。
狂人没有办法，他只好用自己的行动来揭露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并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号。
虎毒不食子，然而在那个时代，竟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人的兽性暴露无疑，在中国人的伦理上是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竟然发生了。
读者会对狂人进行一番评价，狂人只有在发狂时，才具有清醒的认识。
读者也会痛恨中国封建社会的家族制度和礼教统治，较为深刻地了解了小说反封建的主题。
小说《祝福》里的“我”的言行也有一些不可靠性，例如当遇见祥林嫂，祥林嫂冷不丁问“我”一句有没有魂灵时，“我”不知道有无，就用“也许有吧”来搪塞她。
“魂灵的有无虽似哲学问题，其实却反映出现实的人生痛苦。
”【3】“我”本想安慰祥林嫂一下，弄巧成拙，反而更增加了她的痛苦。
再例如，当祥林嫂问“我”有没有地狱时，“我”实在是没法回答她，就用模棱两可的“数不清”的言词敷衍她，殊不知，这等于给了祥林嫂致命的一击，使她失去了一切生活的希望。
更可悲的是，祥林嫂的惨死丝毫没有对“我”产生影响，而是想着回去以后怎样快乐的生活，没有一点同情，连最起码的同情之心的伦理道德也没有了。
在《伤逝》这篇小说里，涓生也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人，是他抛弃了子君，他却要矫揉造作，自始至终虚伪地要忏悔自己的言行。
作家是用了反讽的修辞，来叙述涓生的行为。
“反讽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是表象和事实形成的对照，而话语与思想、信念与颠覆之间的差别正是反讽活动的天地。
”【4】涓生在和子君同居两个月以后，渐渐看不惯子君家庭主妇的样子，认为日常琐事消逝了他们温馨的爱情生活，在他被辞退后，生活更加艰难，他把这一切归咎于子君身上，不去找自身上的原因，又以一句“我已经不爱你了”的话抛弃了子君，这使得子君无奈又回到她父母那里，郁郁而终。
在埋葬完可怜的子君以后，涓生已经是彻底地忘却了曾经对他恩爱有加的子君，要重新走另一条道路了。
读者阅读到这里，自然就会同情可怜无助的子君，痛恨绝情寡义的涓生。
从叙述者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涓生的悔恨和悲哀显得是多么苍白无力，多么虚伪无聊。
这时，叙述者的不可靠叙述的价值或判断的标准就会被转移到读者的身上，不可靠性也会变成了一种阅读的假设，或者成了一种协调整合的机制，这种不可靠叙述的手法，是与写实主义的传统互为对立的，写实的手法是真实再现事情的真实情形，以及人们会用怎样的伦理标准来看待这些人和事的，不可靠的叙述会让人进行多方面的思考与评价，解读事情会更理性些，因此手法影响颇大。
三发生在知识/感知轴上的不可靠读解简单地说，发生在知识或感知轴上的不可靠读解，是指叙述者的错误解读或者不充分解读，读者可能在叙述者的不可靠的读解中形成自己的解读形式，延长阅读文本的过程，也会在叙述者的言行中读解所知道的信息。
疯子是《长明灯》的一个叙述人物，他是一个有新思想的青年，他要吹灭象征传统文化的长明灯，但是愚昧的群众想方设法阻止他，最后把这个所谓的疯子关进了一间屋子里面。
这个疯子不相信菩萨，向传统观念提出挑战，有他自己的思维方式，用自己的知识和勇气采取行动，他认为吹灭了长明灯，人们的思想就会得到了解放，就会走出蒙昧落后的时代，所以他总是想着法子要吹灭这个灯，他对长明灯的解读是不充分的，一个灯就能解决几千年遗留下了的封建社会束缚人性的制度，那是不可能的。
这个疯子尽管失败了，可是在读者眼里，感觉到疯子其实不是疯子，他有改革者的气质，意志非常坚定。
同时，他们也会感觉到群众的愚昧无知，思想守旧，感悟到鲁迅先生要拯救国民弱点的主旨。
吕纬甫是《酒楼上》中的叙述者，他也是一个有志向、有知识的热血青年，叙述的事情有时也可能是不可靠的，他做了敷衍他母亲的两件事：一是为早死的弟弟迁一个墓地，二是给顺姑送了一些剪的绒花。
可是这样两件事是在做无用功，弟弟的骨头腐烂得已不见踪影，顺姑也早已去世了。
由于生活窘困，他不得不去做家庭教师糊口，教那些他曾经反对的四书五经的儒家学说。
叙述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可能认为他或她理解了吕纬甫，对吕纬甫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其实这只是个假象，吕纬甫是一个内心非常清醒，感情痛苦的激进青年。
这里就涉及了有关道德知识的问题。
“小说中的道德观的问题，可以这样归结为两种观点：理想主义者的诡辩，为了合于道德，就必须撒谎；自然主义者们则断言，脱离了真实就不会有道德可言。
”【5】很明显，吕纬甫是理想主义者，哄骗了他的母亲；读者是自然主义者，认为他哄骗他的母亲是不道德的。
因此，读者理解这个人物时，可能会根据吕纬甫的叙述的内容，倾向于理解他是一个不够真实，不可以信赖依靠的人物。
这里，不可靠叙述往往涉及叙述者对故事的不太正确的理解，读者在遇到文本中的相互冲突或者是难以解释的情况时，大多数会发挥自身的协调机制来进行解决，推测事情的本来的面目，根据自己的知识或感知，把事情的前因后果理出头绪来。
综上所述，鲁迅小说中的叙述者在不可靠的叙述一些经过时，读者会根据叙述者不可靠的三种叙述形式解读小说文本，他们首先可能陷入叙述者制造的假象中感到暂时的迷惑，然后误以为故事已经被他们所理解，所掌握，最后却是通过对叙述者的叙述，自己心智的理解，识破假象，认识真相，进而认识到这种叙述者叙述不可靠在小说文本的不可或缺性，这种叙述增强了小说的表现能力，也在总体上把握了叙述者的复杂性格特征。
注释：[1] 申丹、王亚丽：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2[2] 谭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224[3] 吴中杰：吴中杰评点鲁迅小说（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162[4] 李今：析《伤逝》的反讽性质[J].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10.7.82[5] [法国] 左拉：戏剧中的自然主义. 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名著选编（中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201参考文献：①申丹、王亚丽：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②谭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③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名著选编（中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④吴中杰：吴中杰评点鲁迅小说（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