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一生简历

父亲
祖母去世时,父亲只有三岁,靠太奶抓养长大。

三口之家的生活实在艰率，无奈之下，祖父把父亲卖于靳家岔一家人,使得伯祖父非常生气,竞一子怎么能卖于人呢?他便跑到靳家岔把侄背回来。

苦水慢慢把父亲泡大,为了生计7岁就给本村湾老间家放牛、放羊。

在吃不饱、穿不暖、挨打受骂。

十几岁就给花豹湾姓赵的(后人赵登科)我姑爷家做长工,推磨、挑水、犁地,样样活都得干。

上庄村阳坡队仅有一户李家,生活还比较富裕,就是没有儿男,生有两个女儿。

经常遭受土匪抢劫。

父亲快十二岁了,这家就把大女儿许配我父,父亲便到他家干活。

四五年后,母亲便随父亲嫁到我家。

姥爷家就把我村中盆张思敏的恋生兄弟之一抱养到他家,我就有了舅舅。

舅舅娶妻靳堡南岔戚家一女,生一子名曰栓栓。

他家由于战乱加饥荒而家丁病饿死亡惨重。

在我的记忆中他家只有姥姥和栓栓奶奶孙子可怜的两人,时代不景气，他家隔壁姓郜的也只有爷爷孙子两人。

我姨姨也因逃荒丢下儿子从甘沟马家咀出走,天黑迷路投到界石河咀谢家并改嫁于谢家。

我家也山于战乱加饥荒而病饿死亡惨重。

父亲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替别人买兵,得到一石粮食。

过去当兵称之为抓壮丁,一男为一丁,父亲弟兄一人,不能为壮丁,便将自己卖给别人,替人家当兵,就叫卖兵。

他到当州为国民党马继元、马步芳部下,正值国民党战败,部分残兵败将被解放军追击,被迫跳进黄河,部分投靠共产党。

而父亲所在的部队解散后自由随便，父亲选择了回家养活妻儿老小机会。

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期间,父亲回老家成为土地改革基干民兵，家庭因为过去无地无粮被定为贫农成份，是革命年代的光荣之誉。

他于1958年大跃进期间当村支书。

当时，正值社会动荡，什么有人刮共产风，要割资主义尾巴,肃清刘邓路线，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大搞政治运动,搞农业合作化,搞食堂,吃大锅饭,深翻地,大炼钢铁,应有尽有,造成生活生产上的极大浪费,民不聊生,饥民万千, 1960年饿死无数。

我爷爷和比两个哥哥小的两个姐姐都被病饿而死。

家中就有两个哥哥和爸妈。

尽管如此,父亲始终保持为人忠厚老实的工作风,一心为公,隐瞒上级,开仓放粮,用竟有的几百斤燕麦,每人天分给4两,保住了多少人的性命。

到1961人们偿尽了挨饿的皆头,一心一意种粮食,所以根食大丰收。

1962年勉强能维持生活,不至于饿死,我就在这年古11月28日出生,母亲疼爱的叫我成疙瘩,还说哥哥在农业社劳动打场时能在草鞋里藏大半斤麦子,回到家中用石磨推下来,给坐月子的母亲充面汤喝,不然就没有奶喂孩子了。

和我同岁的人在那个年代最多。

大妹了比我小3岁,小妹比我小7岁。

生我小妹时,我还记得是那年秋天的一个早上,我起床时发现土炕上多了个妹妹。

现在我想，当时没有医疗条件，妈妈为了生妹妹，前半夜不知是怎样折腾的啊。

我的家庭生活来了个短期的美满,大兄长结了婚,父亲当时是生产队队长。

东奔西走,搞起朱张第一架社火。

当时国民经济发展非常缓慢,物资供应非常有限,日用品限量供给。

买布儿有“布证”，证面上印有工农兵突击队图案,面值一斤、二两……,买棉花要“棉花票”,造型和布证、根票大同小异,这些票证由国家发行,按人头每年一丈布、一斤棉花分配。

其他还有《购货证》,用来按定量购买碱面、煤油等紧销产品。

只是那时没有人造假,如果用现在造假币的手段伪造这些票证,是何等容易?现在国人的素质提高了吗?直到1985年,中央关于活跃农村经济政策的1号文件,取消了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配销制度。

我家困难，一般物资量供应都超过了我们的消费水平,省吃俭用后父亲便把多余的布证、棉花票一毛、五分买掉，添补家人的其它生活费用，父亲没有手艺,只靠担柴卖草搞点经济收入。

一次我跟父亲担一担两大口袋猪吃的糜草苅去甘沟街出卖,父亲还用卖来的钱给买了个麻腐角，我边往家走边吃,是那么的香甜可口,
父亲还担过货郎担,卖糖瓜什么的，我家全今还保存着他用过的货郎木箱子,是多么珍贵的留念品啊！
记忆中的母亲是位慈样的中年农妇,中等个了,消瘦的脸,说话非常温柔含辛茹苦,由于在饥饿中长期参加生产队重体力劳动,浑身的疾病, 1970年前后多时在家边养病,边料理家务，直到1973年一场大病不起,医药无效,于当年10月逝世,年仅42岁。

母亲的去世给家庭造成巨大的损失,大哥当时只有一个半岁的女儿,无人照料，二哥还是光棍一条，小妹只有4岁,天天哭闹着要妈。

我在小学三年级念书,食饭无人做,衣衫无人缝补，小小年纪在这个破败不堪的家庭中尝尽了失去母爱的苦头。

生活的被迫,父亲提出和老大分了家。

二哥不堪忍受疾苦的生活,背着生产队长出外搞副业。

举家人的生活重担全落在父亲一人身上。

既要参加生产劳动,又要回家做饭哄几个可怜的孩子,小妹年幼不懂事,只知哭闹。

有一天，他无奈何父亲在地里除草时,一手拿着铲,一手托着背上的小妹,一把一把的泪滴在了禾土之上。

残酷的现实生活逼得父亲虽然没有卖院,但卖过房子。

我家有一太爷手上的简单土木结构上房，后来几个祖父来了个简单的分家,把一个大院横向分开走,院落由东西走向变为南北走向,各自的大门开原来的侧面,这个上房实际就坐落在小院的东侧。

挨饿期间被拆除掉,上面的椽檩卖给了我小学教书的吴老师家，买了点钱打国家每斤八分钱的统销救济粮糊口。

尽管如此艰难,父亲还是拼命供给我上完小学。

拉扯两个妹妹渐渐长大。

1975年底我小学毕业,到中学念书仍然通校,那时妹妹已经会勉强做饭替换爸爸,爸爸慢慢摆脱既当老子又当娘的苦难生活。

1976年,毛主席逝世, “四人帮”打倒,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恢复高考制度。

1978年复我初中毕业,我和细巷中学同级120名中50%的学生顺利考上高中, 靠生产队的救济、学校助学金以及父亲的努力生产挣工分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和我的上学的微薄费用。

1980年我高中毕业,高考落榜,这年农村已经实现土地承包制,父亲依旧不畏艰难,在家里担当经营承包地的责任,同意我在原红寺中学补习。

1981年我再次在高考中落榜,父亲又打发我在甘沟中学补习。

1982年,苦命的我又一次在高
考中落榜。

从此的我就和年迈的父亲走上了不惜长途跋涉、不怕严寒酷暑的生意之路。

到过秦安的莲花城用人力架子车拉回磨力石在附近的集市叫卖,单趟200多里,跑了四五回。

还到庄浪县城——水洛城拉运竹席、筐子、簸箕之类的山货东西来卖,路还比莲花城远些,又跑了六、七回。

生意路上，我因为没有上过长路,一天下来,叫苦不跌,而父亲简直就是一位铁老汉,从不叫苦,有时遇到下山,他老人家还让我坐在车上他拉,他一拉车跑了起来,赤着脚,脚底碰得沙石路上的石子发火，一般年轻人要尽力追走。

由于父亲的不懈努力,我家日子渐渐过得好起来, 哥于1983年结婚,我于1985年底和上庄的女子祁帮圈结婚。

同年底我又当上了上庄小学的民办教师，任校长职务，月工资45元。

1986年,二哥和我先后喜得千金,都非常乖爽。

苦了大半辈子的父亲还觉得给儿女留得尚少,生意不做之后,又上靖远一带讨要面、馍之类的，变卖后做家庭收入。

1987年2月不幸在靖远汽车站前遇到年祸，使父亲左腿致残,造成终生遗憾。

老实巴交的大哥在处理事故时向肇事司机只要了医药费。

出院搬回家来半年卧床不起。

树大分枝，加之生活的紧困,我们兄弟在4月分家。

父亲身体恢复之后,便柱着拐杖看孙子、放羊、放牛、给牛添草倒料,永不闲着。

1988年腊月16日，本人喜得贵了,父亲便带着孙儿孙女享受天伦之乐。

1989年夏我有幸考上了平凉师范,就读于静宁教师培训中心两年,我的每月38元的生活补助费和每月8元的助学金勉强能维持我一人的生活。

父亲还要跑贷款,以便家用。

师范毕业被分配到20里之外的文寺小学任教,依旧任校长之职。

离家太远,没有过多的时间陪伴父亲，同时又要新建房屋,添置家具,每月一百多元的工资,顾及不到父亲享受多大的清福。

2006年夏天，儿子和女儿双双参加高考,儿子上了本科线,女子上了专科线。

可都被脱档、未能上了高校。

儿女在静宁一中补习,他们的母亲需要去陪读、做饭,便把父亲托付给老大、老二照料了各半年，食宿无愁。

2007年高考,儿子考入陕西长安大学,女子考入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我也在红寺经历了文寺、胡沟、寺岔小学教学18年之后,最后又从文寺小学调到本乡刘堡小学任教。

可好紧不长,单在这年初冬父亲就染上了风寒,加之来了一场百年未遇的雪冻。

83岁高龄的父亲承担不起无情病魔和非常气候的袭击,于此年腊
月20日永远离开了人世,乡亲和亲戚都前来为他送葬。

幸免的是父亲在离世的前一个月时间里,得到儿女、媳妇的特别照料，加之许多乡谊、亲戚和朋友的看望,临终时全家老小都在他的身边,使父亲欣慰地闭上了眼睛,他只遗憾他没有等到几个小孙子大学毕业, 2010年腊月20日,儿女须孝三年期满,我们慎重地为他举行逝世三周纪念仪式。

啊!父亲的一生是艰难坎坷的一生,是平凡而伟大的一生。

父亲真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