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采访与公民隐私权的冲突和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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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我国对隐性采访中隐私权保护的建议本篇论文目录导航:【题目】隐性采访中被采访者隐身的保护研究【引言1.1】隐性采访概述【1.2】隐私权概述【1.3】隐性采访与隐私权的冲突【第二章】国外法系对隐性采访与隐私权的立法现状【第三章】我国关于隐性采访和隐私权的立法现状【第四章】完善我国对隐性采访中隐私权保护的建议【结语/参考文献】隐性采访中隐私权侵害探究结语与参考文献第4 章完善我国对隐性采访中隐私权保护的建议为了降低隐性采访中侵害公民隐私权现象的出现频率,从一个角度讲要加强对隐性采访的规范,从另一个角度讲要切实保护隐私权。
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涉及到新闻界、法律界等多个领域,需要法律界完善立法,新闻界加强自律,更需要社会公众以理性的态度对待隐性采访,加强对隐私权保护的法律意识。
4.1 完善国家立法4.1.1 建立健全隐私权保护的立法第一,把隐私权纳入宪法规定。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它是创建其他法律法规的基础,为了表明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重视,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把对隐私权的保护纳入宪法的规定。
可以首先通过宪法明确规定隐私权的权属,限定宪法对隐私权保护的范围,划分出隐私权和其他权利的交叉边界。
另外,在宪法对隐私权保护的指引下,其他相关的部门法也会对有关隐私权保护的规定加以完善。
第二,把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纳入民法典。
我国立法部门还在进行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张德江表示,将于2015 年抓紧研究启动民法典编纂工作。
本文建议,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人格权要单独设为一个章节,把隐私权列为与公民的名誉权、肖像权并列的一项人格权利,民法典的地位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紧随宪法其后,如此一来,公民将享有独立的隐私权,同时要对隐私权的概念、内容、范围及价值予以明确的规定。
第三,制定一部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随着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个人信息的流通范围越来越广,传播方式也日益宽泛。
个人信息对于公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隐私性资源,如果这些信息被公布于众,将对受害人将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
隐性采访与隐私权保护略论(一)内容摘要:本文主要考察了隐私与隐私权概念的发展历史与基本内涵,总结了隐性采访侵犯公民隐私权的基本情形和抗辩事由,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新闻自由与隐私权保护合理界限的三条规则。
关键词:隐性采访隐私隐私权知情权公众人物OnrecessiveinterviewandprotectionforprivacyrightAbstract:Thepapermainlystudiesthehistoryandbasicmeaningoftheconceptprivacyandprivacyright,conclude sthecasesoftherecessiveinterviewinfringingtheprivacyrightandthecontradictoryinstances.Andbase donthat,thepaperputforwardthreerulesfordefinitudingtheboundarybetweenfreedomofinterviewa ndprivacyrightprotection.Keywords:recessiveinterview,privacy,privacyright,rightforknowledge,publicperson一、隐性采访的适用优势隐性采访是新闻采访的手段之一。
所谓隐性采访,是指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偷拍、偷录等记录方式,或者隐瞒记者的身份以体验的方式,或者以其他方式,不公开猎取已发生或正在发生又未被披露的新闻素材的采访形式。
{1}采用隐性采访方式进行的新闻报道通常是揭露或批评性的报道。
此外,在一些看似比较中性的新闻报道中,记者也可以采用隐性采访的方式,隐瞒身份,亲身体验,常常可以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
不可否认,采用隐性采访的方式确实有许多公开采访所不及的优势,如:隐性采访有助于提高采访材料的可信度和感染力,能够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揭露违法违纪现象,表现出民间力量意图伸张正义的侠客精神。
公众人物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冲突与平衡摘要伴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开放,新闻行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新闻报道和传播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新闻自由的观念逐渐深入人。
这一时期,公民在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意识逐渐提高的同时,也对他人的生活包括个人隐私信息越来越感兴趣,新闻媒体就是传播和报道这些信息的主要渠道。
由于新闻自由的目的是将真实的信息传播给社会公众,而隐私权的目的则是尽可能地保护个人私生活,因此两者一旦相遇,便会产生难以平衡的冲突与矛盾。
当前,这两者在我国都处于发展阶段。
一方面,在2023年颁布的《侵权责任法》第一次将隐私权规定为民事权利,在这之前隐私权一直都属于名誉权的范畴,而且《侵权责任法》也仅对隐私权进行了简单的罗列,并没有对其进行详细规定。
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对新闻自由并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只在《宪法》中涉及到关于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内容。
在法律滞后的情况下,如何正确理解新闻自由和隐私权的关系,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便是本文写作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文主要通过梳理新闻自由和公众人物隐私权的基本理论,分析新闻自由与公众人物隐私权发生冲突的内在原因与表现形式,探讨新闻媒体免受处罚的例外情形,并提出平衡新闻自由和隐私权关系的措施,寻找两者之间关系的制衡点。
关键词:隐私权;新闻自由;公众人物导论1.1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1.2文献综述1.2.1国内文献综述1.公众人物隐私权与新闻自由权的权利属性王利明(2023)指出:“隐私权作为一项具体人格权,就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
”在生活中,对于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保护问题,人们一贯认为公众人物无隐私的观点是不严密的。
准确地说,公众人物并非没有隐私,只是因为公共利益、公众兴趣、舆论监督、社会治理等因素的需要,对其隐私权进行了必要的限制。
同时,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限制,应当根据具体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考虑,也就是说,法官需要根据具体案情,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加以判断。
隐性新闻采访中的侵权行为及规避探讨【摘要】隐性新闻采访是一种重要的新闻报道形式,但在实践中常常涉及侵权行为。
本文从定义和特点、侵权行为及规避、法律风险和责任、伦理规范和社会责任等方面进行探讨。
隐蔽性新闻采访对于新闻报道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实践中往往存在法律风险和伦理责任,因此采访者需要了解并规避可能存在的侵权行为。
本文对于隐性新闻采访中的侵权问题进行了总结,并展望了未来的发展趋势。
通过对隐性新闻采访中的侵权行为进行探讨,可以更好地引导新闻采访者遵守法律和伦理规范,从而提升新闻报道的质量和公信力。
【关键词】隐性新闻采访、侵权行为、规避、法律风险、责任、伦理规范、社会责任、未来发展趋势1. 引言1.1 背景介绍隐性新闻采访是指对某个人或事件进行采访时,采访对象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新闻报道。
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隐性新闻采访已成为一种常见的报道手段。
在这种采访中,记者往往会秘密记录对方的言行举止,然后利用这些信息进行报道。
隐性新闻采访的出现给新闻报道带来了一定的便利,可以揭露一些社会黑暗面和不公正现象。
但与此隐性新闻采访也存在着一些潜在的侵权行为。
因为在这种采访中,采访对象并不知情自己正在接受采访,可能会侵犯对方的隐私权和肖像权等权益。
如何在隐性新闻采访中规避侵权行为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记者在进行隐性新闻采访时,应该尽量避免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遵守新闻伦理准则,提高自律意识,减少法律风险。
目前,隐性新闻采访中的侵权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仍然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
希望通过本文的讨论,能够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共同探讨解决隐性新闻采访中的侵权问题。
1.2 研究意义隐性新闻采访作为新闻报道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当今社会已经越来越普遍。
随着隐性新闻采访的普及和应用,相应的侵权行为也日益增多,给新闻从业者和相关机构带来了一定的法律风险和责任。
对隐性新闻采访中可能涉及的侵权行为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对于保护新闻从业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媒体运用偷拍的成本比较大.因为被采访人一旦了解到有偷拍的行为,必然回诉诸于法律,从而来维护自身的隐私权.此刻他们的诉讼成本是很小的,因为法律必然会站在他们一边.而媒体屡屡陷入耗时的官司也会放弃对这种手段的采用.这就导致了许多与法律道德相背离的行为逃脱了舆论的监督.这其中当然不乏对公众根本利益构成威胁的重大事件.但这只是我们一相情愿的理论假设.假设毕竟只是假设,和事实还是有很大距离的.当前,我国大致上可以归入缺少对采访权保护的第二类社会.照理说,运用偷拍偷录应限定在一个较低的频率.而事实是,媒体大量采用这种手段,且范围已不仅仅局限于违法的和不道德的行为.我想,任何主体选择一种行为都是出于理性的考虑.新闻媒体大量采用偷拍偷录也一定有他所谓的合理性.首先,直接的经济利益.当市场上的其他媒体都没有用秘密采访录制的节目时,这类节目就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对于这家媒体就形成了买方市场,他可以通过广告的手段进一步从中赢利.随之而来的是间接的经济利益.我们不可否认,一档好的节目可以提升一家媒体在公众心中的地位.观众会因为关注一档节目而关注一家媒体.这种关注就形成了媒体的知名度.而知名度的间接利益是巨大的,至少大于陷入几场官司的损失.另外,媒体的舆论监督起到一种上通下达的作用.如果因为媒体的偷拍而曝光了重案要案.媒体的这种手段就会得到上级领导的默许,甚至是暗中的支持.本来敢于偷拍,又不怕陷入官司的媒体就是那几家实力较雄厚的.一旦再得到上级支持,会加剧媒体垄断.也难免让这些媒体对自己权利的性质产生错觉.在目前司法问题很多的情况下,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判决会倾向这些媒体.通过对两类假设的社会的分析,我得出的结论就是不管法律倾向与对隐私权的保护还是采访权的保护.媒体都有运用偷拍偷录的激励.同时,公众相对于媒体还是处于弱势,他们的隐私权受到侵害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我们有必要对采访权做出一定限制.司法实践上的建议这种限制当然不会是像采访权不得侵犯公民隐私权那么笼统.我觉得,这种限制不一定非要在法律上完成.当法律划定了这条不能触动的界限之际,不也同时就划定了可以肆无忌惮剥夺和剥削的界限吗?13有学者提出,上述争议引发出一个深层的话题:在司法审判中,到底是苛求事实的高度精确,还是适当找出一个平衡点来实现审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14我认为应该可以通过改进新闻侵权诉讼的司法过程中的过错推定原则和举证责任原则,从而在事实上对偷拍偷录起到积极的限制作用.按照侵权法的一般规定,承担新闻侵权的一般责任要件是:第一,发表的媒体言论有失实或诽谤性;第二,存在损害;第三,失实言论与损害间有因果关系;第四,发表言论方有过错.从大多数案例来看,庭审的绝大部分时间花在判断言论是否失实上.一旦能证明言论失实,自由法院普遍运用过错推定和损害推定的判案原则.也就是说,如果被告媒体不能证明无过错和无损害的存在,法庭就会以失实言论推定过错和损害的存在.这种举证责任倒置和过错推定和损害推定显然有利于原告,使被告媒体处于劣势,使其经常败诉15.在这种理念下,法官在审判媒体侵权案时,自然会把庭审的焦点集中在报道的言论是否失实上,而对于其他要件则使用连带推定的方式予以否认.这样一来,媒体也会更关注对事实的举证.而偷拍和偷录正好具备了这种功能.联系上文提到的媒体大量运用秘密采访手段的激励因素,我们很难确定到底哪种因素占据主导地位,但为了在新闻官司中胜诉显然是比较现实的原因.如果说,前些年还有法官不承认偷拍偷录所取得的证据的证明力的话,那么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70条规定则完全承认了这类证据的证明力.这是一个关于真实的问题.有学者将真实分为三类:通过自由讨论获得的真实;通过法律诉讼获得的真实以及不同于前两者的舆论监督的真实.16所谓的通过自由讨论获得的真实即言论者忠实于自己所听到的,看到的事物,并不要求必须首先调查核实后才能发言.这是一种主观上的真实.相对而言,通过法律诉讼获得的真实就是一种客观上的真实.舆论监督的真实应该界于两者之间.它毕竟造成了公众对某些个体的压力,是对那些个体的一种事实上的侵害.如果仅仅以主观真实为标准,则容易造成舆论监督的滥用.同样,如果像我国司法实践所要求绝对的真实,记者难免要采取一些非正式的手段来保证达到舆论监督作用的同时,自己也不承担法律责任.这样一来,就间接的鼓励了偷拍偷录的秘密手段的运用.有学者建议在新闻侵权中媒体应该有一个安全失实区17.这是有必要的,法官应该区别作者当时所能知悉的信息和诉讼时调查得到的信息.只要不是故意诽谤和夸大事实就不应该承担新闻侵权的责任.这也意味着在司法实践中,原告应该承担部分言论失实和对媒体过错的举证责任.这样,媒体就不必为了证明事实的客观性而采取秘密的采访手段.尾声新闻侵权诉讼的增加和媒体的屡屡败诉的现象,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我认为仍缺少有建设性的观点.本文是我一年来对此问题所做的些许关注的结果,希望对此问题的解决能提供一些新的思路.但在写作的过程的确也还碰到了很多理论上的难点,我希望在这篇论文中回避的或论述不详的问题,在近后的研究中予以解答.总之,这个问题远还没有完结,还需要我们更大的努力.1人们从不同的方面提出理由:从法律角度而言,《宪法》第410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只能对故意捏造和歪曲事实的批评才可以追究批评人的法律责任.从道德角度而言,公众人物在自己的角色利益中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报偿.从现实角度而言,公众人物的地位和影响使他具有较强的抗御侵害的能力.2杨立新:《记者采访权和人格权的法律保护》3杨立新:《聚焦新闻官司》4侯健:《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12页5同注36同注4,第14页7以上论述参考了对上海社科院魏永征教授的几篇访谈8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版,第661页,由王小能撰写9王利明:《人格权若干问题探讨》10同注811张新宝:《名誉权的法律保护》,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版,第10页12《偷拍------媒体的权利陷阱和道德侼论》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2年3月25日期C6版13苏力:《我和你都深深嵌在这个世界之中-------从戴安娜之死说起》14万勤:《媒体如何从容行使监督权》载《检查日报》2001年1月3日期15陈志武:《媒体言论的法律困境》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2年8月26日期16同注4,第89页---第106页17贺卫方:《新闻与司法二题》。
浅谈采访权与隐私权的冲突作者:王小庆来源:《新闻世界》2009年第02期【摘要】本文通过阐述新闻记者的采访权和受访者的隐私权的基本内涵,总结了新闻采访中侵犯公民隐私权的基本情形和抗辩事由,并提出了关于新闻采访中规避发生隐私侵权事件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新闻采访隐私权知情权公众人物现代社会信息高速传播, 公共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媒介越来越受到各方的重视。
而舆论监督作为媒体的诸多功能之一,占据着相当特殊的地位。
在西方某些国家甚至将这种舆论监督职能称之为第四种权力,与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权力相提并论。
当我们意识到媒体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看到了在近些年,新闻媒体屡屡成为民事诉讼的被告,被诉诸法庭。
其中,关于被采访人隐私权遭到侵犯的案件尤为显著。
一、隐私与隐私权关于“隐私权”,一百多年来各国学者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对其进行过定义。
美国《布莱克法律辞典》认为隐私权是私生活不受干涉的权利,或个人私事未经允许不得公开的权利。
英国《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隐私权是不受他人干涉的权利,关于人的私生活不受侵犯或不得将人的私生活非法公开的权利要求。
在日本,有学者认为隐私权是“控制自己情报流传的权利”。
①也有学者认为“所谓隐私权利,可以说是保护个人私生活秘密的权利。
”②我国台湾学者何孝元认为:“秘密权者,乃就私生活上或工业上所不欲人知之事实,有不便他人得知之权利也。
”③人大法学院院长王利明教授认为:“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
”④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纂的《法律辞典(简明版)》对隐私权的定义则是“自然人对仅与其个体相关的信息、生活资讯进行支配并排除他人干预的权利。
”⑤综观各家观点,笔者认为,构成隐私的两个要件:一为“私”,二为“隐”。
前者指纯粹是个人的,与公众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事情,这是隐私的本质所在。
后者并非描述某个事情、某个信息不为人知的事实状态,它包括:当事人不愿这种个人私事被他人知悉;按正常的心理和道德水准,这种个人隐私不便让他人知道,否则会对当事人产生各种不利的后果;这种个人私事当事人不愿或不便他人干涉;某些私人领域当事人不愿或不便他人侵入。
从“姚贝娜事件”谈媒体知情权与公民隐私权的冲突与平衡摘要随着新闻媒体日益壮大和信息技术迅速发展,新闻侵权事件也随之增加。
本文针对“姚贝娜事件”中记者在新闻采访的过程中侵犯当事者的隐私权的行为进行探究,在此次事件中,记者的缺失行为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我们在找到媒体知情权和公民隐私权平衡点的同时,应该想到,我们自身可以做什么,怎么才能真正有效地避免两者的冲突,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本文通过“姚贝娜事件”中媒体人的做法延伸到对社会中新闻媒体侵犯公民隐私权、超越新闻自由的界限和有悖职业道德的行为进行反思,分析媒体知情权和公民隐私权冲突的本质,最后从相互衡量利益、媒体正确报道公众人物的隐私、尊重当事者的意愿、加强媒体的责任意识和补救意识的五个方面找到了媒体知情权和公民隐私权冲突的平衡点。
关键词:姚贝娜事件新闻媒体知情权隐私权AbstractWith the increasing development of the news media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news tort also increases. In this paper, according to the "Yao Beina incident" in the media literacy of the news reporter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alance of the right to know and the right to privacy.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new media environment, in the face of the reporter Yao Beina events in the news interview process violations when the matter of the right to privacy behavior, explore media informed right and the right of privacy in the conflict of rights, and we should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o arouse people's attention on this question, and able to give informed right of privacy and the right to find their own platform, better to play their role in life, news and news reporting behavior norms.Key Words: Yao Beina incident The news media The right to know The right to privacy目录摘要 (1)Abstract (2)一媒体知情权与公民隐私权的冲突 (4)(一)媒体知情权和公民隐私权的含义 (4)1.媒体知情权概念 (4)2.公民隐私权概念 (5)(二)新闻传播中侵犯隐私权的类型 (5)1.新闻采访手段侵犯公民隐私权的主要情形 (5)2.新闻报道内容侵犯公民隐私权的主要情形 (6)(三)“姚贝娜事件”中媒体侵犯隐私权的表现 (6)二媒体知情权与公民隐私权冲突的原因 (7)(一)知情权与隐私权在本质上是对立的 (7)(二)媒体的利益化和商业化 (8)(三)我国法律规定的不完善 (8)三从“姚贝娜事件”谈媒体知情权与公民隐私权的解决 (9)(一)相互衡量利益 (9)(二)媒体正确报道公众人物的“隐私” (9)(三)尊重当事者的意愿 (10)(四)加强媒体的责任意识 (11)(五)提高媒体报道后的补救意识 (12)四结语 (12)参考文献 (13)致谢 (14)2015年1月16日下午,歌手姚贝娜因病不治去世,而报道姚贝娜去世消息的南方一家报纸《深圳晚报》,被曝出三名记者为抢独家新闻伪装成医护人员潜入太平间拍摄眼角膜手术。
新闻采访报道与隐私权冲突的思考近年来,因新闻采访报道侵犯他人隐私权而引发诉讼的案例日益增多,由于我国的新闻法尚未出台,保护隐私权的法律规定也不尽完善,审判实践中处理此类案件往往意见分歧较大。
众所周知,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和首要原则,因此,越是真实的信息,就越符合新闻的要求,但是对于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信息,采访越深入,报道越真实、越具体,对公民隐私权的侵害就越严重。
隐私要“不为人知”,而新闻要“广为人知”,这就构成了二者的冲突。
笔者认为,可以确定以下的一些基本原则,作为解决处理新闻采访报道与隐私权冲突问题的依据,其中一些原则还可以作为抗辩事由,当新闻采访或报道被诉侵权时,如果具有正当的抗辩事由并被法庭所确认,则新闻媒体将被免除责任。
(1)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原则。
在现实中,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法律应当准许将他人的个人信息和活动公之于众。
对此,马克思曾经有过一段相关的论述:“报刊有责任揭示一般的情况,但是我们认为它不应该揭发个别的人。
指出个别的人,只有在不这样做就不能防止社会的某种祸害,或者事情在整个政治生活中已经公开,因而揭发一词在德文中已完全失去原意的时候,才是必要的。
”在新闻采访和报道中,涉及他人隐私时,如果能够证明是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作为抗辩事由。
特别是对一些违反法律和违反社会公共道德(国外称之为“违反公序良俗”)的活动进行采访报道时,就是因为这种采访和报道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因而在法律上得到保护。
(2)公众关切与知情权原则。
公众关切又可以称作为“合理公众兴趣”。
而所谓知情权(the right to know),这一概念的含义最初是指民众享有了解政府以及官员的情报、信息的权利,现在则一般采用广义的理解,指公民有权知道他应该知道的事情的权利,不仅包括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的权利,还包括了解自己的事务以及合理正当感兴趣的他人事务的权利。
新闻媒体的职责就是将社会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真实的事实,告知公众,以满足公众的合理兴趣和知情权。
摘要:近年来,在我国当前特定的情况下,隐性采访逐渐受到了各种媒体和受众的广泛关注,在新闻实践中频繁采用。
然而,社会不断进步,法制不断健全,公民法制意识不断觉醒,由于隐性采访本身存在一定的欺骗性,而且其使用涉及到媒体、政府、公众、企业等多方主体的利益,因此它引起了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巨大争论。
本文主要探讨隐性采访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具体指出了隐性采访与公民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以及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的冲突,并以点带面深刻认识隐性采访中侵权行为问题。
从而使我们对隐性采访能够有一个更理性、全面的认识,促使隐性采访更好地服务于新闻实践,服务于受众。
关键词:隐性采访侵权法律1隐性采访的定义与特点1.1隐性采访的定义隐性采访从新闻学上讲是指隐藏记者身份与采访目的的采访方式。
这种方式只适用于某些特殊题材或特殊场合、特殊采访对象,如在敌方或犯罪分子中的采访。
从法律角度来分析,本文认为隐性采访是指不公开记者身份,或伪装成其他身份,或公开记者身份但不道出真实意图,通过各种方法获取新闻素材的一种单方法律行为。
1.2隐性采访的特点隐性采访作为新闻采访的一种方式,其主体是新闻记者,与其它采访方式相比有以下特征:1.2.1采访行为的非公开性。
这是隐性采访的本质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记者采访时故意隐瞒身份。
②被采访对象不知情。
③携带偷拍偷录设备。
1.2.2采访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针对性。
为了达到揭露黑幕、惩治犯罪等目的,记者往往有针对性地对特定的当事人采取必要的隐蔽手段。
1.2.3采访题材的特殊性。
隐性采访通常在以公开采访方式无法取得新闻素材或无法保证新闻素材真实性的情况下使用,对一般性题材则不必采用。
1.2.4采访过程的风险性。
由于隐性采访针对的题材大多是违法犯罪行为以及社会黑暗现象,因此记者往往深入虎穴,最大限度地接近新闻源,风险就在所难免。
1.2.5采访效果的真实性。
隐性采访的对象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采访,没有任何准备和矫饰,往往具有无可辩驳的真实性。
解读隐性采访与隐私权的相互关系作者:任宇石小岚曲江涛来源:《智富时代》2018年第08期【摘要】隐性采访作为显性采访(公开采访)的重要补充,在新闻事业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由其引起的纠纷和诉讼也层出不穷。
如何平衡隐性采访与公民隐私权之间的关系,成为新闻界和法学界研究的热门课题,也是关系公众切身利益的社会普遍关注问题。
本文对隐性采访和隐私权分别作了阐述理解,并提出应在法律和道德范围内平衡二者关系。
【关键词】隐性采访;隐私权;法律;道德“隐性采访”作为一种相对于“显性采访”的采访方式,近年来备受我国新闻工作者青睐,在实践中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地采用。
随着隐性采访的流行,由隐性采访所引起的争议和纠纷也随之而来。
正如著名学者徐迅所言:“在新闻界的采访手段中,恐怕没有哪一种能像隐性采访这样非议不断、纠纷不断了……”随着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人们越来越关注个人的隐私权和名誉权等个人权益的维护,而对于隐性采访的质疑恐怕和隐私权的提出、隐私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有着密切的关系。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报道新闻的基本原则之一。
但并不是所有真实的东西都可以作为新闻报道的题材。
常常有些新闻工作者,以为新闻报道只要是真实的就不会引起纠纷和不必要的麻烦,其实这是他们不懂得对于隐私权法律也有保护。
隐私本身也是真实的客观存在,但作为新闻,报道了这些个人生活所拥有的真实,就会侵害个人的隐私权。
1971年在美国发生的“迪特曼诉《时代》公司案”就很具典型性。
退伍军人迪特曼在自己家中给人看病,属无照行医。
《时代》公司下属《生活》杂志的一男一女两名记者乔装进入他家采访。
女的自称肺部不适,迪特曼给她做检查时,男的用隐蔽方法拍了照片,两位记者与迪特曼的谈话,也通过窃听器传给了门外汽车内的调查人员。
几周后,迪特曼因无照行医被捕,《生活》杂志发表了录音内容和照片。
迪特曼以侵犯隐私权为由提起诉讼,结果胜诉,获得赔偿。
尽管有上述判决,但隐藏式的录音录像设备对记者们仍然有巨大的诱惑力,以至引起了延绵不断的诉讼。
本篇论文目录导航:【题目】隐性采访中被采访者隐身的保护研究【引言 1.1】隐性采访概述【1.2】隐私权概述【1.3】隐性采访与隐私权的冲突【第二章】国外法系对隐性采访与隐私权的立法现状【第三章】我国关于隐性采访和隐私权的立法现状【第四章】完善我国对隐性采访中隐私权保护的建议【结语/】隐性采访中隐私权侵害探究结语与参考文献第 4 章完善我国对隐性采访中隐私权保护的建议为了降低隐性采访中侵害公民隐私权现象的出现频率,从一个角度讲要加强对隐性采访的规范,从另一个角度讲要切实保护隐私权。
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涉及到新闻界、法律界等多个领域,需要法律界完善立法,新闻界加强自律,更需要社会公众以理性的态度对待隐性采访,加强对隐私权保护的法律意识。
4.1 完善国家立法4.1.1 建立健全隐私权保护的立法第一,把隐私权纳入规定。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它是创建其他法律法规的基础,为了表明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重视,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把对隐私权的保护纳入宪法的规定。
可以首先通过宪法明确规定隐私权的权属,限定宪法对隐私权保护的范围,划分出隐私权和其他权利的交叉边界。
另外,在宪法对隐私权保护的指引下,其他相关的部门法也会对有关隐私权保护的规定加以完善。
第二,把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纳入典。
我国立法部门还在进行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张德江表示,将于 2015 年抓紧研究启动民法典编纂工作。
本文建议,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人格权要单独设为一个章节,把隐私权列为与公民的名誉权、肖像权并列的一项人格权利,民法典的地位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紧随宪法其后,如此一来,公民将享有独立的隐私权,同时要对隐私权的概念、内容、范围及价值予以明确的规定。
第三,制定一部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随着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个人信息的流通范围越来越广,传播方式也日益宽泛。
个人信息对于公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隐私性资源,如果这些信息被公布于众,将对受害人将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
“隐性采访”——新闻记者的一把双刃剑摘要: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每天都涌现出大量的问题,为了维护人民的合法利益和惩治不法行为,我国近年来不断加大社会舆论监督力度。
作为一种能有效进行舆论监督的新闻报道形式,隐性采访以其突出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在新闻界大行其道。
然而,这样一把锋利的舆论之剑并不是所向披靡的,隐性采访近年“被虚假”和“被泛滥”导致其公信力的下降让人感到痛心。
在本文中,笔者主要运用理论阐述的方式,总结前人的理论来探讨隐性采访的两面性,结合对隐性采访现状的分析,思考如何在隐性采访中趋利避害。
Abstrat: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a large number of problems emergence everyday. 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 legitimat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and punish wrongdoing, our society increasing the intensity of public opinion in recent years. The effective conduct of public opinion as a news report in the form of tacit interview authenticity and objectivity of its prominence in the popular press. However, such a sharp sword of public opinion is not invincible, in recent years hidden interviews "being false" and "being spread", lead to a decline in the credibility of people.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describes he way the main use of theory, summed up the theory to explore the hidden previous interview with the two sides, combined with analysis of the status of hidden interview, think about how the interview in the hidden gains and avoid losses.关键词:隐性采访双刃剑新闻真实性隐性采访侵权传播规范Key words:Recessive Interview Double-edged sword News authenticityHidden interview infringement Communication specifications正文:“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隐性采访与隐私权的保护共3篇隐性采访与隐私权的保护1隐性采访与隐私权的保护采访是新闻报道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通常情况下,记者会请到一些公开表态的人士就话题进行采访。
但是有时候记者们也会采取一种特殊的方式——隐性采访。
所谓隐性采访,就是指记者不透露自己的身份,潜伏在被采访者身边,获取信息并进行报道。
但是这种方式也存在一定的争议,隐私权保护也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隐性采访的好处首先,隐性采访可以让记者获得更真实的信息。
如果被采访者知道面前是一名记者,就很可能会刻意控制自己的言行。
但是,如果记者隐匿身份,被采访者就会放松警惕,将自己真正想说的话说出来,这样可以获得更真实的信息。
其次,隐性采访也可以避免被采访者疑虑记者的目的,从而向记者撒谎或是回避问题。
比如,如果记者明面上向某个政府官员询问有关某个具体问题的态度,由于官员很可能存在得罪某些人的风险,从而不敢完全真实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但是如果记者采用隐性采访,这位官员就可以不必担心言行被泄露,从而更加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隐性采访的弊端虽然隐性采访有很多优点,但是也存在一些弊端。
首先,对于被采访者来说,隐性采访可能会侵犯他们的隐私权。
被采访者有权选择是否向外界表达自己的想法,如果记者不透露自己的身份就进行采访,就可能没有获得被采访者的同意,就行使了别人的隐私权。
其次,隐性采访也可能会误导公众。
许多采访的情况下,被采访者往往会对记者进行某些“演讲”。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记者并不意在同意,他们并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判断力来判断某些话是否可信。
隐性采访与隐私权的平衡在进行隐性采访时,记者需要考虑如何在隐私权和信息披露之间取得平衡。
首先,记者需要尽可能地获得被采访者的同意。
如果被采访者知道为何采访是必要的,并且同意进行采访,那么侵犯隐私的程度就会降到最低。
其次,记者也应该在报道中注明自己进行过采访。
除此之外,可能还应该在隐性采访时与采访对象达成共识,例如对于稳定和公共利益问题的细致解释和讨论。
采访权与隐私权冲突的法律分析内容提要本文首先具体阐述了采访权与隐私权的内涵和定义接着通过利益分析法对两者孰轻孰重,哪种权利应受到更多的限制进行分析并得出了采访权,尤其是偷拍偷录等秘密采访手段应受到更大限制的结论最后从新闻侵权诉讼司法实践的角度,对如何限制秘密采访手段提出了让原告承担部分言论失实和对媒体过错的举证责任的建议引言当今的社会是一个信息的社会,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正越来越显现出他的重要性在媒体的重多作用中,舆论监督无疑占据着一个特殊的地位更有甚者将这种舆论监督与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权力相提并论可见,在公众的内心深处,媒体的舆论监督已经被视做一种力量---一种捍卫社会公正,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由法理学的角度看,权力和权利是有本质区别的简单地说,权力意味着单方面的,有强制力保障的施加行为而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显然不具备上述特征既然是单方面的施加,必然暗示着给予权力的一方和承受权力的一方在地位上的不平等,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给予方相对于承受方在行为上的某些特权但极具讽刺意义的是,近几年来,新闻媒体屡屡为诉讼所累我觉得,这是人们权利意志的苏醒当人们沉默很长一段时间后,他们开始发问,媒体的这种地位及其行为上的特权有无宪法或法律上的依据?从当前来看,媒体和大众的冲突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舆论监督与公民名誉权的冲突,其二是采访权与公民隐私权的冲突我认为,这两类冲突并不是完全割裂的从逻辑上分析可知,采访权的行使是进行舆论监督的重要手段其次,公民的名誉权和隐私权存在着一定的重叠尤其在我国的民法通则中缺隐私权的相关规定,实务中隐私权案件大都适用名誉权规定的情况下,两者联系更为密切目前,学者在舆论监督与公民名誉权冲突的方面论述较多,而缺少对采访权与公民隐私权冲突的理性分析我认为,做这方面的尝试是必要的首先,舆论监督与公民名誉权冲突的难点是,缺少对舆论监督在可适用法律尤其是民法中的明文规定这也是媒体在新闻官司中常常陷入被动的原因但法院在这类诉讼中毕竟还是有法有关名誉权的规定可依且不管依此规定所做的结论是否公正而在采访权与公民隐私权冲突的诉讼中,两方面都缺少明文规定规定,这无疑又增加了做出判决的难度其次,采访中如偷拍偷录等手段的运用是与公民隐私权更直接的对抗,更具上文中所说的权力属性这事关新闻采访的实质属性,我们更有责任给出理论上的回答本文是就采访权与公众隐私权的冲突尤其是偷拍偷录等手段的运用上做较深入分析,更确切的说以此为切入点,在舆论监督法制方面做些制度性设计首先,需要在论述范围上做些说明广义而言,舆论监督指对一切不良现象的监督在众多监督对象中有公众人物如行政官员,知名艺人等和普通大众当前的通说认为,公众人物的私权利应受到比舆论监督更大的限制1本文仅将对象限定在普通大众之内,更有利于一般制度上的考虑采访权与隐私权的性质要解决采访权与公众隐私权的冲突,当然要对两者的含义和性质做较清楚的认识采访权,就是记者对具有新闻性的事件进行采访,制作新闻报道,交给自己的新闻媒体编辑,发表2我们对此可从三方面的理解首先是采访权的主体专指记者所谓的记者只限于合法成立经营的媒体内的成员而言其次采访权的客体是具有新闻性的事件进行采访这也暗示了采访权的范围,即对无新闻性的事件无采访权最后,采访权的内容不单是进行采访,还包括制作新闻报道,交给自己的新闻媒体编辑,发表但显然,进行采访是采访权最核心的权能从渊源上来说,记者的采访权源于新闻媒体的新闻自由权而新闻自由是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结合而派生出来的一种现代人权,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3为了更好的从本质上认识采访权,有必要联系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概念加以分析言论自由,从内涵来看,意即把所见所闻所思以某种方式或形式表现于外的自由这是言论自由条款的核心内涵,但若是把这个核心展开,它主要由这三个部分构成一份自由清单搜集,获取,了解各种信息和意见的自由;以各种方式或形式将所见所闻所思形之于外的自由;传播某种信息和意见的自由我国立法机构并未对言论自由的内涵作出这样的解释但是证之于一些法律文献,可知这一清单并非列《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第2款人人享有表达自由;该权利应当包括以口头,书面或印刷物,艺术或自己选择只其他方式,不分国界地寻求,接受和传播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4我国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可见,言论出版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而新闻自由这个概念是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活动中的体现新闻自由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报道事实真相的自由,二是公正评论的自由延伸一点讲可解释为采访自由,撰稿自由,发表自由,阅读和收听看自由5而记者的采访权是实现这些新闻自由的基础试想,如果记者没有采访权,新闻媒体的报道自由从何而来呢?新闻自由之于言论自由是一种从属关系,是手段于目的的关系新闻自由是公民创立和运营新闻媒体的自由,这种自由之存在乃是为了促进言论的自由与自然,纯洁与多样如果公民没有创立新闻媒体的权利即失去了表达和传播的重要有效的手段同样,如果公民没有经营媒体的自由而必须受制于政府的检查制度,言论自由也必然受到伤害在这种意义上,新闻自由被视为一种工具性的权利宪法的新闻自由条款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对言论自由条款的一种补充和强调,即意在通过保障新闻自由而保障言论自由6当前,有人把新闻自由当作第四权力这在法律上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们国家的一切权力都属于人民,但是人民不可能人人都来行使权力,需要把权力授予少数人,由他们代表人民组成政府来管理国家,而人民通过各种方式其中包括行使言论出版新闻自由的权利来对政府实行监督言论出版新闻自由不是权力而是权利,是公民的政治权利,民主权利也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公权利为了确保自己当家作主的地位,防止国家管理者由仆人变成主人,人民必须自己亲自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所以民主权利是不可转让的人民并没有把自己的言论出版新闻自由等权利授予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让后者来专门行使这些权利,新闻工作者是作为人民的一分子,与广大人民一起来行使这些权利的因此,我国新闻单位不属于国家机关,新闻记者也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新闻传播活动不属于国家的管理活动,无论是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活动还是新闻报道的内容都不具有司法,行政的强制力7就采访而言,也就意味着采访必须得到被访者的同意,反之则无权进行采访活动同样,公民一旦投身于新闻事业并不意味着可以享受多于他作为一般公民的特殊权利例如,法律禁止公民进行偷拍偷录,则记者同样不得采用这类手段若记者有权进行偷拍偷录,这也应当成为一般公民的合法权益借用魏永征教授一句经典的话记者知道,是为了让公众知道,记者有权知道的,也就是公众应当知道的,公众不应当知道的,记者也无权知道,记者不应当比公众知道的更多综上所述,采访权可理解为新闻媒体形式言论自由的具体的民主权利隐私权一般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对自己的个人秘密和个人私生活进行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的一种人格权8人格权分为两种,一种是一般人格,在立法上叫做人格尊严,它包括三个方面,即人格独立,人格自由和人格尊严另一种是一般人格,它的具体表现形式为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人格自由权,贞操权等人格权是使人成为一个人的权利,是有理性的人类所必备的法定权利因为人格权不是从属于财产的权利,而是公民的基本人权,或者说是人权的只要表现形式人权是每个人应当享有的,须臾不可离开的权利何谓人权,一直众说纷纭从民法学的角度来看,人权不是天赋人权或道德权利,也不是单纯的政治权利和政治宣言,而是以公民的人格权为其重要内容的我国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以及生命,身体,姓名,肖像等权利,就是个人在社会中所应享有的基本人权这些权利是人能够作为一个人存在,并同他人协调地生存所必备的权利,也是人把自己与社会联结在一起并与社会发生各种联系与交往的前提个人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都不享有人格权,则必将丧失做人的权利和作为人的基本价值,个人也就没有资格进入社会并作为社会成员存在9我国由于立法的不完善,缺少关于公民隐私权的明文规定与之稍有联系的只有作为人格权保护总括性规定的宪法第3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以及第4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即使仅有的两条规定也只停留在宪法层面上对公民的隐私权保护极为不利,相信在制定中的民法典会做出相应的规定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大多将宣扬他人隐私的行为认定是侵害名誉权的行为两者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出现交叉现象,但仍存在很多明显的不同首先,两者的客体不同,隐私与名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其次,侵害的方式不同,隐私权的侵害通常表现为将个人隐私事实由秘密变为公开,而名誉权的损害则基于原来不存在的事实或受到任意夸张的事实;第三,两者的权利主体范围也不相同,法人等其他民事主体可以享有名誉权,但隐私权的主体仅限于自然人10可见,完备隐私权的相关立法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总之,公民隐私权是其之所以为人的人格权的具体表现利益衡量法的分析到目前为止,我们大致解决了采访权与隐私权的定义和性质接下来我们就要解决两者的冲突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孰轻孰重的问题增加对隐私权的保护也就意味着对采访权更大的限制,反之亦然而这个问题是很难通过概念的比较来找到解决方法的因为概念也是由概念组成的,概念的无穷延伸甚至会让我们找不到比较的对象所以我们有必要引入利益衡量法按照张新宝研究员的界定,利益衡量的方法,就是对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相互冲突的利益进行分析和比较,找出其各自的存在意义与合理性,&;在此基础上作出孰轻孰重,谁是谁非的价值判断11我们期望冲突的解决能建立在最小的成本上,并带来最大的社会效益让我们先来考虑最极端的两中情况即仅存在对采访权的保护或仅存在对隐私权的保护在一个对采访权绝对保护的社会中,记者运用偷拍偷录的成本是极小的可以想到的成本大致有被偷拍录者对记者的报复行为只要记者没有死亡,他就可以通过法律诉讼的途径得到赔偿,同时让报复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无疑又是对将要采取报复行动者的一种警告长此以往,敢于报复者也越来越少,偷拍的成本也就更加减少这种社会的优势在于,一旦出现违反法律规定或违背公序良俗的现象,不管程度的高低,都将被及时的曝光这种曝光不仅仅是用文字进行说明,确切地说文字相对与真实的画面和声音只占次要的位置每个观听众都能够更直观地了解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对自己的生活构成或多或少威胁的现象从而能够更迅速地,更坚定地形成对这些违法背德的现象的舆论压力众所周知,法律在维持社会秩序上的作用是有限的法律的这种作用是通过国家强制力的保证,对违反国家根本利益的行为进行追究法律责任来达到的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种硬性的措施而舆论监督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和法律有极大的差异如果说法律针对的是具体的案件,舆论监督则对普遍的行为和人产生威慑力人生活在社会中的,如果整个社会都对他形成反面评价,他还如何生活?如果对一种违法背德的行为进行经济分析可知,不管从这种行为中得到多大的利益,他都将付出后半辈子的代价所以每个有理性的人都会尽量避免这种行为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种柔性的措施当然,这种社会也存在着致命的缺点首先,由于媒体进行偷拍的成本是极小的,而收益相对很大我们当中的许多人,甚至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有那么一种希望了解他人隐私的欲望这种欲望并不来源于对舆论监督的要求,而是哲学上所谓的人探求自身的一种本能而媒体恰恰满足了他们的这种要求,相应必然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当前是市场化的社会,媒体行业也不例外如果别的媒体有偷拍制作的节目,而你没有,收视率肯定就必不过人家所以媒体又找到了运用偷拍的理由这样的后果是,将原本为舆论监督所设计的手段发展成赢利的方法其次,由于偷拍的广泛运用,必将导致某些公民仅仅因为犯了很小的错误,就被至于舆论的压力之下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一定会受到影响这对他们显然是很不公平的法谚有法律不进入百姓的家门这其实和设立人格权的保护有异曲同工之妙人格权,当然包括隐私权从表面上来看是强调认得个体性,然而从更深的角度看,它力在维护整个社会的融洽复旦大学的胡守钧教授说人们希望有一个私密的空间并非想做坏事,这跟人性有关,而且是维持人性健康的一个基本条件人如果没有隐私,没有私密空间,他本身就回形成心理上的烦躁,甚至还会导致社会隔膜,大家都不信任尽管,有许多学者指出,若当事人实施了非道德和非法的行为,他的一部分人身自主权利相应退缩,无权阻拦新闻媒体的正当披露然而,我觉得这是一个有关程序正义的问题为什么诉讼一方仍能够接受对他不利的判决?正是因为在程序上他的正义已经得到了保护,对他的一切不利的判决都是在看得见的正义下做出的在武侠作品中,偷看偷听是和下毒放暗器同样的下三烂的做法可见人们对程序上的正义是很看中的,即使你用这些方法得到了能证明其次违法犯罪的证据,当事人在心里也一定不服,这样会不利于他的改正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法制不健全,诚信缺乏,欺诈泛滥的时代所以人们对媒体寄予很大的期望,因为人们相信媒体应该是诚信的而背负民众无限期望的媒体如不能审慎的对待自己的权利而广泛的采取偷拍偷录等手段,尽管是出于揭露社会丑恶的良好愿望,却也可能在另一个层面上加剧这个社会的不诚信程度,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对新闻业来说,采访对象就是最重要的资源设想这次你用了秘密的采访手段,下次他还愿不愿意接受你的采访,他有了消息还愿不愿意告诉你?如果记者们只关注眼前利益,做了这次就不管下次,这就好比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重奖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报复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道德侼论新闻事业追求知情真实和公开,而记者却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获取信息在这里,目的和手段之间产生了非常大的冲突12并且在这类社会中,对偷拍的限制仅仅来源于媒体自身的道德约束但就媒体现在的表现来看,我们对这种约束还没理由报太大希望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在一个缺少隐私权保护的社会里,偷拍偷录会因成本极小而被广泛采用,但这种做法会在深层次上对社会造成极大的伤害再来假设一个不保护采访权的社会其实,这和上一种假设正好相反媒体运用偷拍的成本比较大因为被采访人一旦了解到有偷拍的行为,必然回诉诸于法律,从而来维护自身的隐私权此刻他们的诉讼成本是很小的,因为法律必然会站在他们一边而媒体屡屡陷入耗时的官司也会放弃对这种手段的采用这就导致了许多与法律道德相背离的行为逃脱了舆论的监督这其中当然不乏对公众根本利益构成威胁的重大事件但这只是我们一相情愿的理论假设假设毕竟只是假设,和事实还是有很大距离的当前,我国大致上可以归入缺少对采访权保护的第二类社会照理说,运用偷拍偷录应限定在一个较低的频率而事实是,媒体大量采用这种手段,且范围已不仅仅局限于违法的和不道德的行为我想,任何主体选择一种行为都是出于理性的考虑新闻媒体大量采用偷拍偷录也一定有他所谓的合理性首先,直接的经济利益当市场上的其他媒体都没有用秘密采访录制的节目时,这类节目就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对于这家媒体就形成了买方市场,他可以通过广告的手段进一步从中赢利随之而来的是间接的经济利益我们不可否认,一档好的节目可以提升一家媒体在公众心中的地位观众会因为关注一档节目而关注一家媒体这种关注就形成了媒体的知名度而知名度的间接利益是巨大的,至少大于陷入几场官司的损失另外,媒体的舆论监督起到一种上通下达的作用如果因为媒体的偷拍而曝光了重案要案媒体的这种手段就会得到上级领导的默许,甚至是暗中的支持本来敢于偷拍,又不怕陷入官司的媒体就是那几家实力较雄厚的一旦再得到上级支持,会加剧媒体垄断也难免让这些媒体对自己权利的性质产生错觉在目前司法问题很多的情况下,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判决会倾向这些媒体通过对两类假设的社会的分析,我得出的结论就是不管法律倾向与对隐私权的保护还是采访权的保护媒体都有运用偷拍偷录的激励同时,公众相对于媒体还是处于弱势,他们的隐私权受到侵害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我们有必要对采访权做出一定限制司法实践上的建议这种限制当然不会是像采访权不得侵犯公民隐私权那么笼统我觉得,这种限制不一定非要在法律上完成当法律划定了这条不能触动的界限之际,不也同时就划定了可以肆无忌惮剥夺和剥削的界限吗?13有学者提出,上述争议引发出一个深层的话题在司法审判中,到底是苛求事实的高度精确,还是适当找出一个平衡点来实现审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14我认为应该可以通过改进新闻侵权诉讼的司法过程中的过错推定原则和举证责任原则,从而在事实上对偷拍偷录起到积极的限制作用按照侵权法的一般规定,承担新闻侵权的一般责任要件是第一,发表的媒体言论有失实或诽谤性;第二,存在损害;第三,失实言论与损害间有因果关系;第四,发表言论方有过错从大多数案例来看,庭审的绝大部分时间花在判断言论是否失实上一旦能证明言论失实,自由法院普遍运用过错推定和损害推定的判案原则也就是说,如果被告媒体不能证明无过错和无损害的存在,&;法庭就会以失实言论推定过错和损害的存在这种举证责任倒置和过错推定和损害推定显然有利于原告,使被告媒体处于劣势,使其经常败诉15在这种理念下,法官在审判媒体侵权案时,自然会把庭审的焦点集中在报道的言论是否失实上,而对于其他要件则使用连带推定的方式予以否认这样一来,媒体也会更关注对事实的举证而偷拍和偷录正好具备了这种功能联系上文提到的媒体大量运用秘密采访手段的激励因素,我们很难确定到底哪种因素占据主导地位,但为了在新闻官司中胜诉显然是比较现实的原因如果说,前些年还有法官不承认偷拍偷录所取得的证据的证明力的话,那么2019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70条规定则完全承认了这类证据的证明力这是一个关于真实的问题有学者将真实分为三类通过自由讨论获得的真实;通过法律诉讼获得的真实以及不同于前两者的舆论监督的真实16所谓的通过自由讨论获得的真实即言论者忠实于自己所听到的,看到的事物,并不要求必须首先调查核实后才能发言这是一种主观上的真实相对而言,通过法律诉讼获得的真实就是一种客观上的真实舆论监督的真实应该界于两者之间它毕竟造成了公众对某些个体的压力,是对那些个体的一种事实上的侵害如果仅仅以主观真实为标准,则容易造成舆论监督的滥用同样,如果像我国司法实践所要求绝对的真实,记者难免要采取一些非正式的手段来保证达到舆论监督作用的同时,自己也不承担法律责任这样一来,就间接的鼓励了偷拍偷录的秘密手段的运用有学者建议在新闻侵权中媒体应该有一个安全失实区17这是有必要的,法官应该区别作者当时所能知悉的信息和诉讼时调查得到的信息只要不是故意诽谤和夸大事实就不应该承担新闻侵权的责任这也意味着在司法实践中,原告应该承担部分言论失实和对媒体过错的举证责任这样,媒体就不必为了证明事实的客观性而采取秘密的采访手段尾声新闻侵权诉讼的增加和媒体的屡屡败诉的现象,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我认为仍缺少有建设性的观点本文是我一年来对此问题所做的些许关注的结果,希望对此问题的解决能提供一些新的思路但在写作的过程的确也还碰到了很多理论上的难点,我希望在这篇论文中回避的或论述不详的问题,在近后的研究中予以解答总之,这个问题远还没有完结,还需要我们更大的努力1人们从不同的方面提出理由从法律角度而言,《宪法》第410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只能对故意捏造和歪曲事实的批评才可以追究批评人的法律责任从道德角度而言,公众人物在自己的角色利益中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报偿&;从现实角度而言,公众人物的地位和影响使他具有较强的抗御侵害的能力2杨立新《记者采访权和人格权的法律保护》3杨立新《聚焦新闻官司》4侯健《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版,第12页5同注36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