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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浅析摘; 要; 本文主要结合司法实践，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概况、构成要件、法定刑存在立法上的不足，对理论界存在的“持有论”、“不作为说”、“复合说”进行了比较，认为现行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存在要么宽纵犯罪，要么冤枉无辜的尴尬处境，对反贪污贿赂斗争产生了消极影响，为此，笔者根据所学及办案实践，针对存在的漏洞和困境，对完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提出了建立财产申报制度、金融监管制度，以及坚持党的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相结合的策略，以期抛砖引玉，与同行商榷。
关键词;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争议; 思考; 立法完善; 制度完善前言我国现行《刑法》增设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一新的罪名，对惩治职务犯罪，纯洁国家工作人员队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这一截堵性条款暴露出诸多不足，本文拟从几个方面予以探讨，提出一些完善建议，以期与同行切磋。
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概述和现状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工作人员获得收入的途径日益增多，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其中不乏非法所得。
为了保障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198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增加规定了两项关联密切的罪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隐瞒境外存款罪，填补了我国立法上的一项空白，堵住了打击经济领域犯罪的许多疏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因此，1997年新的刑法典便将其吸收进来，正式列归《贪污贿赂罪》一章。
其中，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了如此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
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定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的超过合法的收入，且差额巨大经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来源合法的行为。
这一定义中饱含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主要客观特征：即必须存在国家工作人员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数额巨大的事实，并且司法机关又无法查清该巨额财产的真正来源而行为人也无法说明其合法来源或拒不说明其来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刑罚应予以完善【摘要】当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问题严重，法律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刑罚存在不足。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完善法律规定，明确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刑罚的适用条件，并加大对其打击力度。
建立健全的追逃追赃机制，加强对逃逸者的处罚，并增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刑罚的附加刑。
建议加强立法，完善相关规定，呼吁全社会共同努力，严厉打击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行为。
这些措施将有助于提高法治水平，净化社会风气，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关键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完善, 法律规定, 适用条件, 打击力度, 追逃追赃机制, 逃逸者, 处罚, 附加刑, 建议, 立法, 社会共同努力, 打击, 行为1. 引言1.1 当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问题严重当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问题严重，已成为我国社会的一大隐忧。
一些个人或组织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巨额财富，但其来源却无法合理解释，给社会秩序和公共道德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这些人可能通过贪污受贿、洗钱、走私等手段获取财富，却遮掩不露，让合法纳税的公民感到不公平和愤怒。
这种现象不但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还损害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迫切需要加强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行为的打击，确保法律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只有通过完善法律规定和加大处罚力度，才能有效遏制这种不法行为的蔓延，维护社会的健康发展和公共利益。
1.2 法律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刑罚存在不足当前法律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刑罚存在不足，这一问题已经凸显出来。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定性、适用条件和处罚力度存在模糊和不足之处。
在现行法律规定中，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定性并不明确，导致对于这类犯罪行为的认定存在一定的困难。
现有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适用条件，缺乏明晰的法律依据和界定标准，容易给犯罪分子提供漏洞和逃避法律制裁的机会。
现行法律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处罚力度相对较轻，无法有效遏制这类犯罪行为的发生和蔓延。
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量刑的一点看法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4202(2011)07-000-01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自设立以来，虽然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名，但很少被单独适用，而大部分情况是成了贪污罪、贿赂罪的附带罪名。
如黑龙江省人事厅原党组书记赵洪彦，受贿77万元人民币和1万美元，被判13年徒刑；该犯还对298万元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被判3年徒刑。
数罪并罚，共判15年徒刑；深圳原民政局长黄亦辉收受贿赂人民币605万元、港币946万多元、美金5万元，大约3500万元的财产来源不明；贵州省原交通厅厅长卢万里，收受的贿赂款、物折合人民币2577.4万元，2640多万元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面对从自家里搜出的巨额财产，往日思维敏捷，记性超强的贪官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失忆，似乎这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已成为贪官污吏的一个护身符，究其原因，原来是量刑因素在作怪。
一、比较“贪污、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不同量刑《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10万元以上，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
”而受贿罪比照贪污罪论处。
《刑法》中第三百九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
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三百八十六条和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一方面贪污（受贿）罪的立案标准是五千元（特殊情况下是四千元），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案标准是三十万元。
另一方面，犯贪污（受贿）罪，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不管涉嫌犯罪金额多大，都只能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探疑作者：汪江平来源：《法制与社会》2013年第15期摘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一立法的功利与司法的无奈相结合的产物，是97年刑法确定的新罪名。
本文就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确立背景、责任性质、客观行为特征以及其他有关该罪的争议问题作出相关的评析。
关键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严格责任法定刑作者简介：汪江平，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检察院侦查一科。
中图分类号：D92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5-267-02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本人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的行为。
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确立背景及其责任性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在司法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及挪用公款等罪过程中，往往所面临的情况是：发现犯罪人还拥有与其合法收入相差巨大的财产，犯罪人拒不说明其来源或无法说明其来源，而司法机关确实也查不出其真实来源，此时司法人员虽有一定把握可推定其为非法所得，但囿于法律所限而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客观上造成了一些犯罪分子逃脱了法律制裁。
有鉴于此，为了加大反腐败的力量，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应运而生。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此立法背景下产生，使其责任性质也染上了与其他罪名的责任性质不同的色彩。
概而言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一个带有“严格责任”色彩的罪名。
二、有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客观方面的特征分析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之所以有这样或那样的争议，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于本罪客观方面的理解不一致，从而引起对本罪主观方面、客体的特征乃至证明责任的纷争。
因此，要研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首先应从其客观方面的特征进行分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客观方面行为形式的理解。
何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行为形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不作为说。
这也是当前的通说。
不作为说认为本罪客观方面的行为形式是不作为，其客观方面表现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司法认定(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是实践中一种常见的职务犯罪，虽然法律从反腐败的实际需要出发，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侦查和公诉部门的举证责任，但是实践中在认定该罪时仍有一些问题值得研究：何为“本人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该罪的犯罪数额如何认定，该罪是否存在“自首”等等，搞清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正确运用法律武器惩处腐败，意义十分重大。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反腐败工作出现许多新特点，特别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有增长趋势。
如何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结合当前反腐败工作中发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寻找当前认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法对策，是摆在每一位检察干警和刑法研究人员面前的首要问题。
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的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数额巨大，本人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的犯罪。
当前司法实践中认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主要有三个问题值得研究。
一、何为“本人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关键要件是“本人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有人认为，只要行为人说明了其财产是某人送的，即使查不清楚（如送钱人在逃），也是司法机关的责任，不能定行为人有罪。
还有人认为，只要行为人不能说明其财产来源是“合法的”，包括说明是违法或者违纪得来的财产，都应当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认定。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都有失偏颇。
行为人“不能说明”，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况：第一，有条件说明财产来源而拒不说明；第二，确实分辨不出财产的具体来源而无法说明或者虽然交代了财产的来源，但因线索不具体或者行贿人在逃等原因，司法机关无法查实，又无法找到其他相关证据证明构成其他犯罪，就可以认定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如果能够证明确实属于违纪所得，如过年期间收受下属的巨额礼金，但无“为送礼人谋利益的”证据，也无索贿证据，就只能以非法所得认定，而不能认定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犯罪数额的认定实践中，计算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数额，可按照以下公式进行：X=K＋Z－F－H－W.其中，“X”表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金额：“K”表示扣押财产：“Z”表示行为人以往的所有支出：“F”表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以外的犯罪金额：“H”表示行为人合法收入；“W”表示行为人违纪等非法所得金额。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案例篇一：刑法论文——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几点思考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思考内容摘要：1997年，我国在修订的《刑法》中加入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但这一罪名却屡受学界“诘难”，理由之一就是该罪名的最高刑期只有5年，因而它成为了某些严重贪污贿赂犯罪的“避难所”。
本文将我国《刑法》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其他国家对类似罪名的立法例相比较，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弊端与学界的争议，试着讨论了我国刑法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存在的合理性与弊端，并对其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财产申报法定刑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和法治进程的逐步推进，反腐败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有关严惩腐败的呼声也日趋高涨。
为顺应民意、适应反腐倡廉新形势的要求，我国于1997年修订《刑法》时，在第395条规定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并将其纳入反贪污贿赂罪一章。
1997年《刑法》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体现了国家严惩贪污、打击腐败的决心，客观上也对贪污腐败犯罪起到了一定的遏制和预防作用。
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立法的过于粗疏和过于概括，司法机关在适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时困难重重，突出表现为在司法实践中从来没有单独适用过。
作为一个独立罪名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实践中俨然成了贪污罪、受贿罪的附带罪名。
究其原因，无非是由于我国官员的财产还不在阳光下，我国还未建立详细的“财产申报”制度。
因此，只有当贪官的贪污、渎职等犯罪行为暴露出来以后，其不明来源的“巨额财产”才会被“拔出萝卜带出泥”。
另外，由于我国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规定的法定最高刑为5年，其刑事责任远远轻于贪污罪、受贿罪，致使这一罪名在实践中成为了某些贪官的“避难所”，因此自其出台以来也颇受诟病。
以下我将对比国内外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方面的立法，并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的实际，论述一下我对我国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看法。
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概念《刑法》第395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出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其说明来源。
浅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及其完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指在一定时间内，个人或单位无法通过合法渠道合法获取较大数量的财产，但其财产又无法找到合理、合法的来源，即所谓“毒瘤钱”。
这也是一种危害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犯罪行为。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浅析这种罪行并探讨如何完善该罪行的防范和处罚机制。
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现象及影响在当今社会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已经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
如今，社会经济发展，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一些为了追求财富而采取了非法手段谋取利益。
这其中的一些人如果得到了较大的财产，却无法提供合法的来源证明，这种情况就很可能涉及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由于这样的罪行是侵占了社会财富，假使不加以惩罚肯定会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
首先，这些不法分子通过违法手段获取了大量财富，这会导致资源和财富的不平等分配，并可能引发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如社会矛盾和不稳定的局面。
其次，这种情况会影响到社会公共道德和法律秩序，若大量的人为谋取个人财富而不惜违法犯罪，只会进一步破坏社会公德和法治建设。
在实际应用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处置也面临着诸多问题。
这其中可能包括如何定量、如何证明罪犯财产来源不明等问题。
同时，由于其本身就是一种犯罪，意味着这种罪行需要受到严厉的法律制约和制裁，但对于这种罪行的处罚却一直存在争议。
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存在理由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之所以存在，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 私人行为违法。
许多人出于个人欲望，不惜通过非法手段来谋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2. 家族或远房亲戚的“投资”。
在中国，有些人会将家族或远房亲戚的财产视为自己的财产。
当收入很大并且没有相应的收入来源证明时，就会存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3. 国内一些领域的“灰色收入”。
许多行业都存在着各种形式的黑色产业链，例如地下钱庄、赌博和涉嫌洗钱等领域，人们时常通过这些领域进行非法资金交易，因此产生的资金就是灰色收入。
三、完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防范和处罚机制为了防止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发生并加大对该罪行的打击力度，必须从立法、执法和司法三个方面进行改进：1. 立法建议：建议立法机关认真思考如何修改和完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相关法律，使其具有更加明确的定义和明确的证明标准。
浅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摘要近几年来，我国一直倡导反腐倡廉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提供更加良好的环境，因此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政建设更加关注，尤其是刑法修正案七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修订。
本文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适用主体范围、客观方面以及法定刑是否适宜等角度研究，对于立法中存在的缺陷提出完善建议。
关键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国家工作人员合法来源作者简介：赵典明，山东雅君律师事务所。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为弥补立法上的漏洞所创设的。
但由于立法上的缺陷，一直存在着很多的争议。
争议主要存在于主体的范围、犯罪的客观方面及法定刑是否适宜等方面。
因此，应从主体、客观方面、法定刑等方面从立法上加以完善，同时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如财产申报制度、金融监管等。
2009年2月28日《刑法修正案（七）》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最高刑由5年提高到10年。
这一修改使该罪再次引起法学界的热议。
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发展在我国，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早出现在1988年《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
该罪的设立是对惩治贪污受贿等破坏廉洁建设行为的重要补充，对于建设廉洁政府，惩治腐败，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上述补充规定并没有对此罪的具体操作做出可操作性规定，为在司法实践中具体适用这一罪名，1993年《关于认真查办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案件的通知》中做出了具体规定，差额五万元即需说明来源。
1997年将该罪修订进刑事诉讼法。
1999年《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将该罪的立案标准提高至30万元以上。
2009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对刑法第395条第1款又进一步做出规定。
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缺陷根据刑法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拥有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而本人又无法说明其合法来源的巨额财产或者支出的行为即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
本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主观方面是故意，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
但理论界对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界定，犯罪客观方面，法定刑的设置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网络，本司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如有异议请及时联系，本司将予以删除== 本文为word格式，下载后可编辑修改，推荐下载使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及制度的完善刑法论文(1)[摘要] 新刑法第395条规定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它在打击腐败分子上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但是，由于其在犯罪主体、客观特征和法定刑上存在着立法上的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并且该罪在配套制度上如个人财产申报制度、金融监管制度和监督制约制度等的建设方面也需要加快工作的步伐。
只有这样从立法与制度两个方面进行完善和加强，才能使该罪更加有效的打击贪污腐败势力，为社会经济的健康、有序的发展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关键词]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立法完善制度建设反腐败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的不断深化，在整个社会处于转型这一不确定的时期，少数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部分领导干部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攀比之风日渐盛行，整个社会的反腐倡廉呼声日益高涨，这些引起了全国人大、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为此，我国在1997年新刑法中制订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为截堵性的条款对腐败分子给予法律上的制裁。
但是，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这一截堵性的条款暴露出其在功利立法上的考虑不周和在其前置制度建设上的不健全。
这就需要理论界与时俱进的提出一些完善的建议，从而使该罪更贴近实际打击腐败势力的需要。
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现状所谓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的超过合法的收入，且差额巨大经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来源合法的行为。
①该条款的设立是国家立法机构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现象日益严重，少数国家政府官员聚敛财富而司法机关限于实际情况难以查明其真实来源而采取的立法措施。
它的制定有力于打击贪污腐败行为，弥补了我国反贪立法的漏洞，是“从严治吏”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因此，有些学者赞誉其为“惩治腐败的利锐武器”。
②但是，综观这些年来的司法实践，这把“利锐武器”似乎并不锐利，甚至它成为一些贪官们的“避风港”“保护伞”，成为贪污、受贿罪的附带罪名，更有甚者成为各别地方贪污腐败势力自保的“最后一张王牌”。
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完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在1988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予以规定的。
1997年全国人大通过并颁布的修订刑法,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规定在第395条第一款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可以责令说明来源。
本人又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差额予以追缴。
由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自设立以来,似乎就成了贪污贿赂分子的一项附带罪名,从来没有哪一个腐败分子单纯因为被查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而被依此罪定刑。
实际上,一些腐败分子正在享受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轻缓刑罚的好处：无论贪污受贿多少，只要手段高明，不留下贪污受贿的蛛丝马迹，最终即使巨额财产被发现，也只是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轻松受罚。
因此，对于该罪无论在立法完善上还是在司法制度中都存在着众多的问题。
从立法的完善上看主要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从该条款的犯罪主体来看。
该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只能是由国家工作人员构成。
但在司法实践中可以发现那些已经卸任、退休的原国家工作人员即使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却也很难受到法律的制裁，该罪特殊的犯罪主体限制了它的法律威力的实施！因此，我们应当对该罪的犯罪主体加以重新界定，在此我们可以借鉴香港地区《防止贿赂条例》第10条“拥有无法解释之财产罪”规定：(1)任何人士，如属政府雇员或曾为政府雇员，而——(a)所维持之生活标准，高于与其现在或过去薪俸相称之标准者；(b)所支配之财富或财产，与其现在或过去之薪俸不相称者，除非能向法庭作出圆满之解释，说明其如何能维持该生活标准，或如何能支配该等财富或财产，否则即属违法。
③它明确的规定了无论是现任的还是曾任的政府雇员，只要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就可能受到法律的刑罚。
仿照这样规定我国的刑法第395条才能真正有利于我国的反腐败工作的长期、有效、切实的开展下去，才更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要求和在我国已经加入WTO的情况下与国际的司法规范接轨。
所以，我们建议将下列人员纳入该罪的特殊主体：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和行政机关以及社会团体，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或者负责人离休、退休后5年内的人员；各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从事检察、审判工作的检察官、法官离休，退休5年内的人员；各级公安、财政、工商、税务、海关等国家行政机关中的所有公务员离休退休后5年内的人员；各级政府派出机构从事国家公务或者离休、退休后5年内的人员。
从而，更好的实现我国刑法的立法价值取向，抛弃该罪所具有的功利主义倾向！其次，从该条款的客观特征来看。
当前，理论界对该罪的客观特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是持有说，它认为该罪的实施行为是拥有超过合法收入且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
另一种是不作为说，它认为该罪的实施行为是不能说明超过合法收入的巨额财产的合法来源。
④笔者认为，持有说将“可以责令说明来源”看作是该罪的程序性条件，而不作为说将其理解为实质性的核心条件。
因为刑法是解决实体法的法律而非程序法，它不会越俎代庖的规定司法程序问题，所以不作为说应当更接近于立法者的立法目的。
既然不作为说更符合刑法的立法取向，那么“可以”二字便是立法者在立法上的有一疏漏。
全面理解刑法第395条的规定实际上它隐含了司法机关必须责令犯罪嫌疑人说明其财产的来源，而不是可以责令其说明也可以责令其不说明。
实际上，该罪是对犯罪嫌疑人拥有巨额来源不明的财产不作财产合法来源说明的不作为行为进行的法律惩罚，而不是对拥有巨额财产的持有行为进行的惩罚。
所以，这种说明义务已经由刑法本身所设立，在这里应当将“可以”该为“应当”更符合刑法的逻辑严格性的要求。
同时，对于该条款中的“不能说明”在理解上容易出现偏差。
笔者认为，对“不能说明”应作限制性的解释。
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大部分犯罪嫌疑人“都能作以说明”只不过这种说明大多是莫须有的、无从考证的、隐匿实情的，如将财产来源说成是外国远亲赠与的或从已死亡的亲属那里继承的。
对此,侦查人员实际上几乎无法调查核实，既不能证明其无，亦不能证明其有，如果以这种不能考证形式作出的说明作为法律上所要求的“合法说明”的话，这就有可能使一些不法“蛀虫”规避法律的制裁，这明显是有背于立法者的本意。
因此，我们必须对刑法上395条所要求的“说明”予以特别限制，即应当是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说明的。
为了消除这种法律理解上的偏颇，我们建议将“不能说明”该成“拒不说明或做虚假、无据说明”更有利于司法机关将有限的司法资源用到最大经济效用的地方上去；更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有利于实现刑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协调、统一！最后，从该条款的法定刑上来看。
由于该罪的法定刑较轻使之可能成为司法腐败的源泉和集体腐败势力的“保护伞”，它不利于维护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不符合刑法中的责任相称基本原则。
例如，一些司法机关的办案人员与腐败势力狼狈为奸，放弃对腐败案件中的巨额财产来源的追究，而简单的以本罪结案，这样我们遏制了一种腐败却滋生了另一种腐败。
同时，本罪缺乏附加刑，仅仅追缴犯罪分子的非法所得而不附加罚金，也容易轻纵犯罪分子不利于实现刑法的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相结合的功能。
⑤所以，对于本罪的法定刑我们建议，可以根据当地的年人均收入和犯罪人的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差额部分的比例来确定法定刑。
例如，差额部分是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的五倍以上不满十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金；十倍以上不满二十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金；二十倍以上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金。
综上所述，通过对于原刑法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上的分析。
笔者建议对刑法第395条第一款作下表述：任何公民，如属国家工作人员或曾属国家工作人员，其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应当责令说明来源。
本人拒不说明来源或作虚假、无据说明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
差额部分是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的五倍以上不满十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金；十倍以上不满二十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金；二十倍以上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金。
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制度完善针对当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立法上的众多不足和在司法实践上的尴尬处境，我们除了应当从法治上加以完善以外更应当从制度上加大建设的步伐，使之从多方面对贪污腐败现象加以遏止，从而更好的为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
从制度上主要加强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设：第一，建立财产申报制度。
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应当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1995.4.30)、《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1997.3.24) 和《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外交往中收受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1995.4.30)，建立国家公务人员的财产申报制度和离任审查制度，使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状况始终处于国家的有效的监管之下，防止当出现巨额财产时才发现其来源难以查明的失控状态。
同时，与这一制度相配套的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公正的监督机构。
这个机构负责对申报的材料进行系统化、透明化的管理防止监督机构的“护短”行为和集体腐败现象的产生。
因此，笔者建议可以由国务院直属的审计署来对相应的各级国家工作人员及家属的财产情况进行监督和审查。
从而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前置制度建设完善。
第二，建立金融监管机制。
我国从2000年4月起实行个人存款实名制，它是整个金融实名制的一部分，它的设立有利于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给予及时、全面的监控，有利于抑制腐败使得“灰色收入”无处藏身，更有利于国家财政、税收的征管。
但是，由于我国各大银行间的互联互通工作做的还不健全、不完善，同一姓名可以在不同的银行开立多个户头，使得腐败分子还有可乘之机。
同时，增加对不动产的实名制管理，使腐败分子妄想利用购置不动产转移赃款、毁灭证据逃避法律的制裁的幻想彻底的破灭。
⑥第三，坚持党的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相结合的策略。
实践中对于该罪的追究大部分来源于群众的举报、党纪委的查处和媒体的揭发。
因此，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应当从党、国家和群众三个方面加以监控，广开举报的渠道，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充分发挥纪委的内部监督作用，从多层次对腐败势力加以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