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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迫与抗争: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继任者问题新探张志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42212）摘要：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继任者问题大体可以甲午中日战争为界分成两个时期，前一时期赫德继任者问题的讨论基本仅限于赫德与总理衙门之间，而后一时期该问题就变成国际问题，变成內政与外交密切交织在一起的问题。
赫德最早支持自己的弟弟赫政成为其继任者，但是由于赫政自己主动放弃，赫德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赫政之后，赫德选中贺璧理作为自己的继任者,但是由于英国外交部的干涉，又改选自己的妻弟裴式楷作为总税务司的候选人。
义和团运动后，英国外交部改变对裴式楷的看法，改支持贺璧理成为赫德的继任者。
对此,赫德与清政府都表面应允,但却暗自抗争,最终选定安格联作为赫德的继任者。
关键词：赫德；总税务司；继任者；裴式楷;安格联中图分类号:K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05X（2020）06-0021-09近代中国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是列强侵华的产物，最初试行于上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推广到各通商口岸。
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是李泰国（Homtio Nelson Lay），在职时间是459—463年。
第二任海关总税务司是赫德（Roger Hart），在职时间是1523—194年。
赫德接任李泰国时非常简单，清政府直接将李泰国免职，然后任命赫德为总税务司。
但是赫德的继任者问题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其中有赫德的推荐，英国的干涉，还有赫德与清政府的抗争。
有关赫德继任者问题的讨论，学界已有相关成果①,主要研究了甲午战争之后赫德继任者的相关问题，而且都没有利用赫德日记，所以笔者不揣浅陋,利用赫德日记以及英国外交档案对该问题重新做一系统的梳理与探讨，还请方家指教。
-、早期有关赫德继任者问题的讨论外籍税务司制度虽然是列强侵华的产物，但是列强对于总税务司的人选原则上是不能干预的。
459年的中英、中法、中美《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第4款规定:“通商各口收税如何严防偷漏，自应由中国设法办理，条约业已载明;然现已议明,各口画一办理，是由总理外国通商事宜大臣或随时亲诣巡历，或委员代办。
赫德时期中国近代海关的廉政法制构建摘要在晚清贪腐成风的官场上，赫德控制下的中国海关是一个特例。
赫德在吏制领域引入英国先进的文官制度，从考试、薪酬、监督、惩戒、晋升等方面建立起规范性制度，有效地遏制了腐败，使中国海关成为一个相对廉洁的机构。
关键词赫德海关廉政法制作者简介：常宽，浙江省烟草公司湖州市公司。
具有近代意义的中国海关是在晚清的动荡格局中形成的。
其由李泰国创建，而在赫德治下得到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在清朝统治日趋势微、官场贪腐成风的大环境下，中国近代海关却因廉洁而著称。
据统计，在赫德50年的任期内，因经济困难而贪污、滥用公款或其他不正当违法行为的案件没有超过5起。
豍中国海关作为清朝政府的一个行政部门却能独善其身，这与赫德建立的一整套科学可行的廉政制度是分不开的。
赫德将英国近代文官制度引入海关的官吏制度建设，建立起录用制度、薪俸与福利制度、晋升制度和监督与惩戒制度。
录用制度从源头上保证关员的素质，使之不会贪；薪俸与福利制度和晋升制度切实保障关员的利益，使之不需贪；监督与惩戒制度严格监控关员的行为，使之不敢贪。
这套制度由于机制健全、制度健全，组织严密，持续有效地运行了八十年。
一、廉政机制的构建（一）录用制度制度由人来制定，机制的运用和发挥亦依赖于人。
因此，人的素质是极为重要的。
而一个好的录用制度能淘汰没有能力的求职者，同时筛选出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赫德时期的海关采用外籍税务司制度。
中央设总税务司，对各地分关实行垂直统一领导管理全国各处海关，是海关各项管理政策的决策者，只直辖于总理衙门大臣。
总税务司凡有应申本衙门事件，及更换各口税务司，务即随时申报本衙门查核。
同时，各关所有外国人帮办税务事宜，均由总税务司募请调派，其薪水如何增减，其调任各口以及应行撤退，均有总税务司作主。
这使总税务司摆脱了清朝官场腐败的用人风气，为进一步实施人事管理创造了空间。
在获得独立的人事任用权力的基础上，他将英国文官制度中的考试机制引入海关，实行公开竞争考试录用制。
赫德与中国海关关系新探周熊英国人赫德（RobertHart）1861年署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1863年被清政府正式任命为总税务司至1908年，长达45年之久。
中国近代海关制度的创立和发展，赫德是直接的推动者和组织者。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近代史和海关史的研究者大多将赫德管理下的中国海关，界定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称它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
随着近些年来史学界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发生了由原先认定“洋务运动反动”到“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的转变，我们也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将推动洋务运动发生和发展的赫德与中国海关关系的评价，置放在一个比较正确的位置上。
一、赫德与中国海关关税自主权与管理权的部分丧失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于1842年8月29日签订后，1843年英国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和第一个片面协定税则（CONVENTIONALTARIFF）作为对南京条约的补充。
1844年，美法又迫使清政府签订有类似内容的《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
从此，中国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除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并给予列强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和内地通商、内河航行等特权外，大部分条款都与外国侵略者夺取部分关税自主权及侵犯海关行政管理权直接有关。
从此，我国海关的性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是关税自主权部分丧失。
19世纪中叶，世界各国纷纷建立关税壁垒，对进口货物征收重税，以保护本国经济，而在此时西方列强通过《南京条约》、《望厦条约》、《天津条约》，夺取了我国部分关税自主权，使我国关税自主权受制于人，把进口关税限为百分之五，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低的进口税。
同时，出口税、内地税和吨税的税率亦受到限制，不能自主调整。
二是海关行政管理权部分被攫夺。
1853年9月，小刀会起义者占领了上海县城，江海关工作停顿。
---------------------------------------------------------------------------------------------------------------论近代中国海关缉私制度的确立[摘要]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海关行政管理权也落入代表外国侵略势力的外籍税务司手中,致使海关不能独立自主地行使缉私权。
20世纪20年代,随着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趁机收回部分海关主权,整顿加强海关缉私工作,逐步确立了近代中国的海关缉私制度。
[关键词]近代中国;海关;缉私制度一、晚清海关缉私体制概述1·晚清海关管理的腐败局面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就有海关管理对外贸易。
[1]但自海关创设以来,由于缉私事务“多由各关分任其责,向无特别组织”。
[2](P15~16)封建落后的清朝海关,虽有查缉走私的办法,但由于组织管理散漫松弛,规章制度形同具文,没有建立基本的海关缉私制度,加上海关员役经不起走私贩的腐蚀,受贿纵私,互相串通,共同舞弊,引狼入室,真是腐朽不堪。
[3](P4)从参与反鸦片走私斗争的缉私官员队伍来看,由于一部分缉私官员监守自盗,贪赃枉法,徇私舞弊,把查禁鸦片当成了一种发财致富的手段。
[4](P42)由于清王朝的对外贸易政策以及在海关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漏卮,鸦片走私在地方官府的受贿纵容下公开进行,成了一项“缴费”的走私贸易。
“海关由于没有建立合理的经费和管理制度,将纳贿私放作为官吏收入的主要来源,使关税的实征数额远低于税章应征数额。
”[5]这种腐败局面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外国领事和商人对海关的干扰和腐蚀的结果。
[6](P398)2·晚清海关缉私主权的丧失鸦片战争后,中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和领事裁判权,但中国仍拥有缉私和违章处分的权力。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明确规定:“凡应严防偷漏之法,悉听中国各口收税官从便处理。
第34卷第6期2020年12月北京教育学院学报JOURNAL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Vol.34No.6Dec.2020D0I：10.16398/ki.jbjieissnl008-228x.2020.06.013赫德与列强瓜分中国狂潮时的中外交涉张志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100101)摘要：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对于中国的侵略逐步升级，从经济到政治，再由政治到领土，最终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而作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参与了中德有关胶州湾、中英有关威海卫与香港拓址的交涉。
德国舰队占领胶州湾后，赫德首先建议总理衙门要求德国撤军。
眼看德国撤军无望，赫德又转而劝说总理衙门尽快满足德国的要求，早日结束中德间的交涉。
为了使英国也在抢占中国沿海重要港口方面分得一杯羹，赫德以清政府打算主动将威海卫租借给英国为由，将英国政府的目光引向威海卫，在中英有关威海卫的交涉中充当了双方沟通的桥梁。
在中英有关香港拓址的交涉中，赫德向总理衙门建议由港英政府帮助中国在香港周边收税，从而引发了中英间有关九龙海关税卡去留的交涉。
关键词：赫德；窦纳乐；总理衙门;胶州湾；威海卫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28X(2020)06-0081-06中日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在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同时，开始要求政治特权，并很快就开始觊觎中国的领土主权。
先是德国在1897年11月借口巨野教案强占胶州湾，继而俄国将舰队开进旅顺和大连湾，英国强租威海卫、九龙，法国强租广州湾,形成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
在列强瓜分中国狂潮时的中外交涉中，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关系比较密切的交涉主要包括德国强租胶州湾与英国强租威海卫以及香港拓址。
①一、德国强租胶州湾德国早在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时就谋划以取得胶州湾作为适当的补偿，并曾向总理衙门提出在中国沿海取得一个储煤站，但遭到了拒绝。
赫德性格特征研究作者：曹传清来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05期[摘要]赫德(Robert Hart)是中国海关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无法绕过的人物。
他二十九岁就登上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宝座，统治中国海关四十八年，广泛参与了晚清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活动。
作为一个西方人士，赫德之所以能游刃于晚清中国政府，与他具有丰富的性格特征有很大的关系。
他性格复杂，有着善于“主动观察，分析和思考”的认知特征、“超乎寻常的自信和乐观，热情、勤奋、富有创造性”的情绪特征、“谦虚谨慎，在八面玲珑的处世方式下，掩盖着刚强、独裁的内心，对既定目标坚韧不拔，不达目的很少罢休”的意志特征和“时而浪漫真情，时而狡诈虚伪”的对现实生活态度特征。
[关键词]赫德；性格；认知特征；情绪特征；意志特征；生活态度特征[中图分类号]B8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10)05－0102－05赫德(Robert Hart)是中国海关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
他19岁从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皇学院毕业，被英国外交部免试招录作为翻译人员派到中国，29岁就登上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宝座，统治中国海关48年，广泛参与了晚清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活动，被西方学者誉为：“中国政府信赖的顾问；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尔雅、雍容、睿智而坚毅；他历尽艰难困苦；为中国和世界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事业。
”又被中国学者批为：“他霸占我国海关达48年之久，他代表帝国主义的利益，忠实地执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用毕生的精力，千方百计打入我国的海关、港口，操纵我国的邮政等事业，充当清政府的顾问，控制我国的经济命脉，甚至对清政府征收的田赋也要过问。
”尽管中西学者对赫德的评价分歧很大，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赫德确实对晚清中国社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赫德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原因非常复杂，其中他复杂的性格特征不容忽视。
赫德与中国近代海关摘要：英国人赫德从1861年到1908年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近半个世纪之久,做出了一番对中国海关产生深远影响的事业。
从他上任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扮演一个多元化的角色，史学界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众说纷纭。
传统观点以贬意为主，把赫德定义为“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利益的代理人”。
我们暂且不去讨论赫德的是非功过，如果撇开赫德的国籍身份、行为动机，把他在任时的中国海关和传统中国海关相比，就可以明显的发现他在任时对中国海关体制进行一系类的革新，对中国海关制度近代化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字：赫德中国近代海关海关制度革新赫德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后就开始对中国海关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成为中国海关事业的一个传奇人物。
赫德在中国海关的所作所为,也被许多著名的学者记录下来,如汪敬虞著《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卢汉超著《赫德传》等。
魏尔特在《赫德与中国海关》的序言中这样说道:“在他工作期间,中国海关历史基本上是赫德的传记”。
[1]那么赫德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我们先来简要了解下赫德的生平。
一、赫德的传奇人生赫德全名罗伯特·赫德(Sir Robert Hart)(1835—1911)，生于北爱尔兰亚马郡波泰荡城,1853年毕业于爱尔兰女王大学贝尔法斯特学院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854年春被英国外交部招收为赴华人员。
1854年秋年仅19岁的赫德第一次踏上中国这块神秘的土地,他绝对料想不到他今后大半生都会在这个异国他乡度过。
他先后在香港、宁波、上海、广州等地受训并任职翻译。
由于对中国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家充满向往，在此期间,他充分的利用剩余的时间努力学习中国汉语以便进一步了解中国。
经过几年的努力加上本身的语言天赋，他不但很快学会了中文，并且深谙中国的风土民情，逐渐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通”。
这对他后来在华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859年6月李泰国到广州筹建新关时,由于赏识赫德的才能在加上他对中国的了解就邀请他充任粤海关副税务司。
工作一段时间他很快掌握了海关税务的基本工作事项，并展现出了卓越的交际能力，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很多社会名流。
1861年,时任总税务司李泰国回国疗伤,这是赫德事业上的转折点。
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邀其进京,与总理衙门商谈整顿关税事宜。
他到北京后,凭着对海关税务业务的得心应手和机智灵活的处世风格,迅速博得恭亲王等朝廷重臣的赏识和信任,被委派会同英国人费士来署理总税务司职务。
1863年李泰国因阿思本舰队事件激怒清政府被总理衙门斥退,赫德正式就任此职补上了总税务司这个空缺。
自此,一直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职务。
1908年1月,赫德因身体不适和各方面原因请假回国,没想到他这么一走就再也没回到中国，一再续假直到1911年10月20日在白金汉郡的马洛逝世。
享年76岁。
赫德主导了中国海关近办半个世纪,从理论上讲中国海关的所有权归清政府，所以赫德只不过是清政府总理衙门署下的一个雇佣官员,应该听命于中国政府。
他在开会的时候也曾一再向他的外籍职员们强调,他们和其他在海关工作的华人都只是中国政府的雇员。
但是在晚清整个中国海关的运行表明事实并非像他所说的，他完全掌握海关行政和人事任免等一切大权，而清政府出于对他的信任也很少过问。
在他的操控下,海关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受洋人控制的独立于中国行政管辖体系之外的机构。
西方列强通过控制中国对外贸易从而进一步掌握清政府的财政，使得清政府不得不对他们言听计从。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赫德在半个世纪的职业生涯中,也可以说他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书写人之一,他对晚清的军事(以海军为主)、经济(税收、赔款、交通、举债、邮政等)、文化(同文馆、传教等)、政治(国家主权、战争、条约、改革等),甚至思想意识都有着不小的影响。
特别是在代理总税务司期间直到逝世,赫德对中国近代海关行政管理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所以赫德控制下的中国海关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利益的代理人”的同时,但是其在任期间采取的总总改革措施对中国近代海关的发展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
二、中国旧海关及其所面临的挑战自唐代以来,由于造船业的兴旺以及海上交通贸易事业的发展，各朝都在沿海一些重要的口岸设立管理船舶进出的市舶司,宋元明还订有相应的市舶条例管理对外贸易。
清初康熙年间,清政府在澳门、漳州、宁波和云台山等口岸分别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四关。
这是清代监督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以海关命名的开始。
清代前中期，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因此中国海关的行驶权完全掌握在清政府的手中。
清朝统治者根据自身统治的需要任免海关官员、制定方针政策和规章章程。
来华进行贸易的所有外国商人都必须严格遵守清朝的海关章程，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海关完全有清政府独立自主掌握，任何外国人都无法干预。
它有“决定应课何税的主权，从来就没有被各该有关外商的政府非难或干扰过。
”它对当时正在四处扩张寻找销售市场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行为具有一定的抵制作用。
清代前中期的海关虽然是独立自主进行运作的，不过从本质上来讲它具有封建性、落后性。
行政管理涣散，人事任免贿赂成风，税收也无统一标准处于极度混乱状态，管关人员杂乱,横行霸道。
加上关政不修，贿赂成风，舞弊丛生，很多海关工作人员在西方资产阶级走私集团的严重腐蚀之下，腐朽不堪。
清朝海关监督管理体系的漏洞也成为后来外国人把鸦片成功输入中国的主要原因。
关于清代落后海关体制的严重弊端，我们这里以粤海关为例进行说明。
在四关中,由海关为名的开始于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因素,加之“乾隆二十二年起,限定广州一处为外国商船来往口岸”[3],就使得粤海关的地位尤显重要,而加强对它的管理则是重中之重。
清前期的海关制度多以继承前代市舶制度为主。
海关全部事务由海关监督管理,此职多由内务府和户部满旗司员派充,有时由各省督抚或将军兼任。
“惟广东粤海关专设监督,诚其重任也”。
[4]任期一般为三年,也有仅一年或长达十几年的。
监督之下设有“笔帖式”,即书办。
办事人员有两类:一是随监督而进退的家人、亲信或差役等。
粤海关监督可带60人上任。
二是留在海关一直待命的书吏(税吏)、巡役等,在粤海关入编在册的有450人。
粤海关管辖权一直在中央与地方官员之间更换着,直至乾隆五十七年(1752),粤海关的官制才最后确定。
[5]粤海关的首要任务是征收关税。
征收的关税主要由正税和附加税构成。
正税为船钞和货物税。
这实际是明朝水饷、陆饷制度的发展,无大的变化。
附加税,是在正税之外加征的各种杂费,有船规、分头、担头、耗羡等项银两。
这些杂税在整个粤海关的税收中所占的比重几乎能与正税等同,有些年份还超过正税数额。
为增加关税收入,清政府还实行关税定额制度,此制的实施对关税收入有好处,但也存在一定弊端。
船舶管理上实行华洋分开的政策，对外国商船的管理往往比中国商船更加严厉苛刻:“洋船到日,海防衙门报给引水之人,引入虎门。
”[6]到虎门后,起炮位,经海关检验、丈量,缴纳船钞后,驶入黄埔下碇。
由行商代替外商将货物运至商馆,外商则住在商馆内进行交易。
船舶停港期间,对护送其来的外国兵船一概不许驶入内港。
船舶出口,先向海关申报,经查验无违禁之事,始可驶离。
而对中国籍的船只则重在限制船只大小、船员人数和运载对外贸易商品的品种、数量等。
在鸦片战争前的一百五十多年间,粤海关是清政府规定的唯一对外贸易口岸,其职权重大，税额丰厚。
制度本身的缺陷使得一些人有机可乘,依势勒索,营私舞弊,造成种种弊端。
首先,监督不力。
海关监督是一肥缺,不是任何满员都能受派,此职多由贿赂而得,任职三年期间,除要“报效”皇帝,讨好广东地方大吏外,还得捞足油水来填充私囊。
而兼任此职的人,并无法定的专门俸禄。
监督任上的费用以及支付下属的薪水,就不是一个靠每年2 500两养廉银正常收入的人能承受的。
曾兼任海关监督的毛克明就上书指出:“滋兼管海关监督,税务繁多,需人料理,各口遥远,差查滋费,且有南北往回盘缠杂项,而会城酬谢,难以一概省减,副都统任内俸饷支应实属不敷”,诚请皇帝“酌量赏给养廉”。
[7]因此,历任海关监督借机征收各种陋规实为常例。
其次,人事分配不合理，管理混乱。
粤海关各口分布范围较广,各项事宜监督一人不能随时处理,于是依靠家人办理税务成为常事。
这些家奴既无法定合理编制和开支数目,也无任何经过理性考量的合理程序,在管关过程中敲诈勒索,为所欲为。
如巡抚兼管关务时,“所委管之家人,贤愚不一,难免额外苛求勒索饭钱等弊。
稍不如意则缚送有司,有司碍于巡抚之面,徇情枉法,则商民无所控诉矣”[8]。
管关人员杂乱,横行霸道,对于海关的管理也可想而知。
再次,税收标准的混乱。
主要在于征税无统一标准。
如船钞的征收上,丈量单位有明确规定,但在实际征收中并非完全如此。
海关丈量人员为了获利,常在丈量时作弊。
如果拒付勒索,那么各种借口导致的耽搁随即发生。
嘉庆十七年(1812),为了一笔“约1 500元的款项,需要作为海关监督生日或其家中某人生日的礼物”[5:47],就使得各项事务耽搁达九个月之久。
管关人员层层中饱,贪污成风。
通过对其在运作时出现的总总情况,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粤海关是一个弊端百出的地方,所谓“清朝之亡,亡于陋规”,在此看来,也不足为过。
“清朝旧的海关,从组织管理、征税办法、查稽办法、财务行政等方面看来,都是封建的、落后的;加上关政不修,贿赂公行,弊窦丛生,吏员关役在西方走私集团的严重腐蚀之下,腐朽不堪”[9],很难承担管理日益发展的进出口贸易,维护国家主权利益的重任。
除了本身存在总总弊端，中国海关主权还受到外来势力的挑战。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海关主权逐步丧失,中国近代海关制度也相应有了变化。
在清政府旧海关制度瓦解后,代之而起的有领事报关制、领事代征制、外籍税务司监督制度,但这些制度均未站稳脚跟,最终建立起符合列强(主要是英国)在华政策需要的外籍税务司制度。
李泰国成为了中国近代海关的第一任总税务司,但中国近代海关制度的巩固、发展和完善却得力于赫德。
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说:“虽然赫德不是中国海关的首创人,但是他却是一个实际的建立者。
”[10]三、赫德任职时中国海关制度的变迁在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半个世纪的生涯里,主要工作是管理与控制中国海关,形成了一套特殊的海关管理制度。
他上任伊始就开始对传统海关进行改造，为中国建立了一套西化的海关制度以便更好的管理。
这套特殊的海关制度也不完全是原封不动的照搬照抄英国的海关制度,而是根据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独特政治、经济和文化现状出发的创建,其创新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明确总税务司的职权。
中国海关与西方国家相比,最大的差距不在政策制度或装备技术方面,而在于管理的落后。
管理的成败主要取决于领导和组织。
赫德的总税务司制度的确立,从管理学上来说,在当时是有一定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