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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问题——“一年来假设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历史学”（2）中国古代文明是古代世界上少数具有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又是四大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绵延传承的文明。
中国文明起源，是国际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关注已久的问题。
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后，“中国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已列入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故2003年对该问题的研究文章发表较多。
且研讨气氛也较活跃。
1．中国初期文明演进的模式问题上世纪90年代，苏秉琦先生提出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演进模式一系列理论功效，在学术界引发了较大的反应．他以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并将中国文明与国家的演进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时期，随着王权的确立，于公元前3200年左右的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及西拉木伦河地域的诸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了文明时期。
内涵是氏族组织已经松散、劳动与社会分工在家族之间展开、聚落已显现分化、祀与戎进展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操纵着社会的神权与王权，既不是奴隶制，也不是西周那样的封建制。
第二时期即是龙山时期，他对龙山时期的界定是与散布于黄河中下游及黄淮平原的龙山文化起始年代相当，内涵是包括龙山文化在内的所有与其同时的考古学文化．尧舜时期或为龙山时期，或为龙山时期的部份时期．但尧舜传奇要紧同夏王朝有关，故尧舜传奇非龙山时期诸考古学文化的传奇，而只是同夏文化，即二里头文化前身的那部份属龙山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相关的传奇。
第三、四时期为夏、商和西周，可称王国时期。
虽有奴隶但并非奴隶制社会。
现在期社会的大体内涵是父权家族、贵族、平民、农村公社、神权、王权、宗法制、礼法和分封制。
第五个时期从秦汉王朝开始。
中国古代文明进入了以对地址实行郡县治理为特点的中央集权制的帝国时期。
有的学者那么以为，中国文明起源与进展模式既不是一元的，也不是简单多元的，而是多元一体的。
文明起源与文明形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明起源是指文明因素的起源。
文明形成那么是指文明的因素进展到足以摧毁原有的社会结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的产生。
论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发展与王权形成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国家与文明起源的研究，既是一个考古学实践问题，亦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还需二者紧密地结合。
这是因为在国家起源的过程及国家形成的早期阶段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因而它必须依靠考古学的发掘。
考古学是通过古代人类的实物遗存来进行研究，所以它是有确凿根据的，也不受历史记载的约束，而且考古学的文化编年是以地层的先后叠压或打破关系为基础，所以，从考古学所反映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变化中，可以寻找出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然而，考古学又是阐释性的，遗迹遗物本身不会说话，它需要人们利用技术、经济、环境、人口等方面的知识对人类活动的方式作出符合上古实际的解释和分析。
在对考古资料的分析和解释中，往往形成一些理论，也会借鉴一些原有的理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理论与考古学实践相结合的问题。
本文将中国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文献资料与理论创新相结合，对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发展与王权的形成以及早期华夏民族的形成过程做一系统的阐述，以此对重建中国上古史作出新的探索。
一、“聚落三形态演进”说与“邦国—王国—帝国”说等理论框架若从理论创新着眼，国家与文明起源的研究，最具魅力的是对起源的过程、路径和机制的研究。
百余年来国内外学界在这一领域所产生的一个个理论模式和学术观点，总是以“后来者居上”的姿态为这一课题的解决做着不懈努力。
近几十年来，文明起源的所谓“三要素”或“四要素”的文明史观以及“酋邦”等人类学理论，代替了摩尔根的“部落联盟”说和“军事民主制”说，而且甚为活跃。
它们有理论和学术上的建树，但也有其局限性和不足。
那么，如何在整合和吸收诸种理论模式中的合理因素，并克服其不足的基础上，作出符合实际的理论创新，就成为推进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的关键所在。
近二十年来，我们采用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的方法，提出文明与国家起源路径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其后又提出国家形态演进的“邦国—王国—帝国”说，就是在这一研究领域进行的一种尝试和努力。
史学月刊２００８年第１期５“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理论思考’’笔谈【编者按】最近一些年来，在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形成了新的学术热点，发表了大量的论文论著，提出了丰富的见解和思想。
但是，距离这一问题令人满意的解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相当广阔的探索空间。
事实上，文明起源研究既是一个考古学的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要把这项意义重大的学术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就必须对其理论方法论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和探索，以便尽快形成一套能够指导该领域研究的、符合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历史过程的科学的理论方法论体系。
为此，本刊特发起这样一场讨论，以笔谈的形式，发表学界对该问题的看法与思考。
笔谈文章不要求旁征博引，只要有一束思想的火花，都可以在此绽放，热忱欢迎学界友人不吝赐稿。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范毓周（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３）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研究，是近年国内外学术界普遍重视的一个重要学术领域，也是当前中国学术界重点探讨的一个重大课题。
围绕这一课题，最近涌现出不少具有重要价值的学术成果。
但是，学者间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不少分歧，尤其在理论方法上，还有不少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我想就这些问题略谈基于个人粗浅认识的几点思考，提供大家深人讨论时参考。
一关于“文明”的概念界定首先是对于“文明”概念的界定，目前仍然需要有一个共识。
“文明”一词，在中国传世文献中，最早见于《易传》的《文言》，所谓“天下文明”，《尚书·尧典》也有“睿哲文明”，其义多为文采、光明。
我们现在使用的“文明”一词是西方学术传人中国后的翻译用语。
近代以来在翻译英文的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时多用“文明”一词表述，但也有用“文明”来表述ｃｕｌｔｕｒｅ一词意蕴的。
因此，在国内一些学术论著中曾经出现诸如“原始文明”、“史前文明”、“技术文明”、“制度文明”等各种用语，可见有些学者在运用“文明”这一概念时，对其内涵仍有不够清晰的情况。
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它的诞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
从最初的原始社会到现代国家，人类社会的演变充满了曲折和坎坷。
那么，国家是如何诞生的？为何而诞生？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为读者详细阐述这个问题。
一、国家的诞生国家的诞生可以追溯到古代社会。
在原始社会，人们生活在小团体中，没有国家的概念。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形成了更大规模的社会组织，例如氏族、城邦等。
在这些组织中，领袖的权力逐渐得到加强，形成了一定的等级制度和统治秩序。
这些社会组织的出现，标志着国家的雏形已经开始形成。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逐渐从小型社会组织中脱颖而出。
在古代，国家的形成与战争密不可分。
战争是国家形成的重要推动力量。
在战争中，人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和利益，逐渐形成了更为强大的国家。
国家的形成也与农业的发展有关。
农业的兴起使得人们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从而支持更大规模的社会组织。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逐渐成为了人类社会的主要组织形式。
二、国家的诞生原因国家的诞生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国家的形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人类社会的演变过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更大规模的社会组织，需要更为强大的统治力量来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
国家的出现，满足了这一需求。
国家的诞生也与经济的发展有关。
在农业的兴起之后，人们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和其他物资，这使得社会组织可以更为庞大。
经济的发展也需要更为强大的政治力量来维持稳定和秩序。
国家的出现，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国家的诞生也与文化的发展有关。
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
这些价值观和信仰体系，成为了国家统一的基础。
国家的出现，有助于维护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进一步巩固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三、国家的诞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人类社会的演变过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更大规模的社会组织，需要更为强大的统治力量来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
国家的出现，满足了这一需求。
有关国家文明起源的研究路径的反思当前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非常火热，不同学科乃至非学术的研究者都积极参与到国家文明起源的讨论中来。
一方面，我们对中国文明进程的多样性與统一性的认识的确有不小的进展;另一方面，一些长期存在的研究困境始终无法突破。
当前的困境在于，不同学科都设定自己的宗旨，都希望利用其他学科的成果来协助解决本学科的问题，但是难点在于如何完成协作。
就像许多人一起推车一样，如果用力方向各不相同，那么就会造成相互掣肘;如果都挤在同一个方向上，又没有足够的地方容纳，造成大量低水平的重复。
更具体一点说，当前的关键问题是，文献史学与考古学之间有较大的空白或鸿沟，大家都希望能够跨越它，但是采用什么样的途径却没有形成共识，至今也没有找到很有效的方法。
此外，当前研究中还存在两个极端：玄学与科学主义。
前者以古史传说为中心，似是而非地利用一点文献与考古材料证据，由此制造出一些耸人听闻的观点。
后者则是把历史研究等同于自然科学研究，以为其中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如果现在还没有这样的真理，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
历史研究似乎就是为了无限接近这个存在于乌托邦中的真理，而浑然忘记了人类社会是历史性的存在，所有相应判断都是有价值预设的。
本文的目的是希望厘清当前研究的线索，为寻找未来研究的突破点提供参考。
研究的基本路径当前有关国家文明起源的研究，从宏观的范畴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逻辑推理为中心的，是要论证所提出观点的合理性，其中暗含着对普遍原则/真理的认同。
这其中的逻辑可以分为演绎、归纳与类比三种类型。
另一类是以理解、共情式（empathy）体验为中心的，其逻辑是混沌的，通过直接的历史叙事（historicalnarrative），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发生的背景关联梳理清楚，从而实现理解的目的。
两类研究通常相互交织在一起，所谓以逻辑推理为中心的研究暗含普遍原则，其中就包括对人类社会共情式的理解。
而所谓以理解为中心的研究，同样离不开基本的逻辑推理。
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作者简介】王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北京100732）【内容提要】近年来新出土的《容成氏》等战国竹书，在增加和扩充史料的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它们依然是有其局限性的，重建上古史还得靠以考古学为基础的多学科的结合。
而考古学本身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它也需要借鉴人类学的理论以及技术的、经济的、环境的、人口学的等等知识。
将酋邦理论、社会分层理论与聚落形态学理论相结合是研究的趋势和方向，但理论贵在创新。
因而，结合中国考古新发现，从中国的材料出发，创建出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才是最上乘的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
依据近年来对山西襄汾陶寺和河南新密古城寨的考古发现，将早期文明与初始国家出现的时间，划定在龙山文化时代，应该说是有着充分事实依据的。
与此相关，将中国古代的国家形态划分为邦国—王国—帝国，要比称之为古国—方国—帝国，更约定俗成更合理一些。
【摘要题】历史理论【关键词】先秦文献/酋邦/社会分层/聚落形态/邦国/王国【正文】一、新出土的先秦文献资料的价值与局限研究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在资料上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物质文化资料，即通过考古发掘所获得的遗迹、遗物、遗址之类的资料；另一是文献资料。
文献资料中，又可分为传世的古籍文献资料与出土的竹简帛书、铜器铭文之类的出土文字资料。
应该说，无论是考古资料还是文献资料，都有其重要价值，也都有其各自的局限性。
近年来，新出土了一些文献资料，如20世纪90年代，从战国时代楚墓出土的《唐虞之道》、《子羔》、《容成氏》三种竹书材料，以及属于西周中期的青铜器“公�S”的铭文，都提供一些古史传说方面的资料。
《唐虞之道》是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1993年清理被盗掘的郭店一号楚墓时所获大批竹书中的一篇，通篇讲尧舜禅让之道。
《子羔》和《容成氏》是上海博物馆1994年从香港古玩市场上收购来的大批楚国竹书中的两篇。
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其古代国家的起源和形成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孔子曾经说过“天下大乱，其后必会有好时代”，这种思想也支撑起了许多人对于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看法。
但是，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原因和过程远远不止于此。
首先，对于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和形成，我们不得不提到夏、商、周三代。
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王朝，这使得它成为中国王朝起源的代表。
商朝时期中央政权的形成和地方政权的并存为王朝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周朝时期实现了中央集权制度，建立了封建制度，这为后来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其次，青铜器的发明和使用也是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关键。
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明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它不仅是生产和生活用品，而且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
青铜器的制造和使用反映了古代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水平。
同时，青铜器也成为了中央政权的重要象征。
第三，经济腾飞也是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关键之一。
随着青铜器的普及，商业贸易日益发达。
商人由此逐渐成为了社会上的重要势力并逐渐形成贵族地位。
同时，经济的腾飞也为中央集权提供了足够的社会稳定条件。
第四，礼乐制度也为中国古代国家形成提供了重要保障。
礼乐制度是以文化为基础、以礼制和音乐为主要内容的一整套制度，它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和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礼乐制度为中央政权提供了强大的文化支撑和凝聚力。
最后，对于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证据还可以从许多事实中看出。
例如，最早的文字出现在商代，这为中国古代国家文件的编写和保存提供了基础。
又如，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根植于周代以来的儒家文化传承，这为中国王朝统治提供了更加稳定的文化支撑。
总之，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和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社会等多个方面。
只有从多个角度来探讨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和形成问题，我们才能更加全面地认识和了解中国的历史。
高校社科动态2007年第5期中国学者关于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研究概要杨 博(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91)摘 要:本文从探讨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的关系入手,简要分析了文明起源与形成同国家起源与形成这几个概念的异同,着力于介绍我国学者对于国际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的借鉴与看法,探讨了国家起源的动力因素、国家起源的基本途径等问题,在此基础上介绍了关于中国国家起源与形成的研究情况,分析了中国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研究趋势、存在问题及对未来的研究展望。
关键词:国家起源与形成;酋邦;早期国家;中国学者;研究概要 文明和国家起源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当今,这一课题不仅有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的始终关注,现当代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使之成为国际学术界跨学科的研究热点。
一、关于文明起源同国家起源的关系11何谓“文明”?何谓“国家”?二者关系又是怎样的?关于“文明”,陈昌远认为:文明的定义与标志应如何理解?有的认为: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文明。
陈淳说:“人工制作的生产工具、用火、绘画艺术、埋葬习俗及图腾崇拜都是文明的表现。
因此,原始社会就有了人类文明”[1]。
这应是广义的文明含义,我们所谈的文明应是狭义的文明。
正如夏鼐先生所说:“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2]。
也就是邹衡先生所说的:“在一般情况下,文明的出现,也就意味着原始氏族制的解体和国家的产生”[3]。
其标志是什么?不同意一般将文字、城市和青铜器的出现作为文明的具体标志,而应按恩格斯所说的“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4]国家的诞生就标志着文明的开端。
应把文明社会的形成与国家的出现联系在一起。
我们在探讨先秦社会性质及其国家形态时,实际上就是探索古代文明社会国家产生于何时[5]。
王震中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现状与思考》中认为:“文明”一词,最早见于《易・文言》中“天下文明”,《尚书・尧典》也有“睿哲文明”之语,都是指光明、有文采的意思。
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
导读：本文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关于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问题，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然而问题至今未得解决。
原因何在？笔者以为，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下面就此问题谈几点具体意见。
认清中国古代有别于古希腊罗马的早期国家形式
讨论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首先要把我们祖先刚进入国家状态时的政治组织的形式弄清楚，这就是所谓“早期国家”。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都在广泛谈论着“早期国家”问题。
国内学者使用“早期国家”的概念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讨论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态开始的，使用这一概念主要是为了区别古希腊罗马那种建立在地域组织基础之上的国家形式，具体是指我国夏商周时期建立在血缘组织基础之上、政治组织与血缘组织相互为用的早期国家形式。
这无疑是对的。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侯外庐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就已论及这种国家形式了，只不过他没有使用“早期国家”这个词而已。
众所周知，古希腊罗马这种国家形式，是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被提到的。
长期以来，我国学者一般习惯于按照《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到的古希腊罗马及日耳曼国家
形成的标志来讨论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及形成问题。
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阐述的有关国家的基本理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拿古中国同古希腊罗马相比附，以为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也一定要具备“公共权力”与“地域组织”两个条件，显然是不合适的。
因为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几个国家都明显是“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5页），这就与我国进入国家状态后氏族制度仍被长期保留的实际不相合。
而在近年的研究中，夏商周三代社会的这种结构已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因此，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按照早期国家的一般特征去考虑我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诸问题。
我们注意到，目前中外学者对于“早期国家”的概念虽然还存在着差异，但在将中国划归早期国家而将古希腊罗马归入非早期国家或社会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出现的国家这一点上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
例如人们常常提到的前苏联学者a·m·哈赞罗夫为国际学术界组织编写的《早期国家》一书所写的带有总结性的文章中就表明了这样一种认识（《关于早期国家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载《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时事出版社，1985年）。
因而，从国际学术界范围来考虑问题，我们也应当分清这两种不同的国家形式。
回想过去，一些学者在讨论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时，并未分清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罗马是两种国家形式。
一些学者机械搬用恩格斯有关古希腊罗马国家形成的标志的论述，认为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也必须具备“公共权力”和“地域组织”这两个条件，如此就不免
把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时间定得太迟，甚至认为“真正的”中国国家的产生要到西周乃至春秋以后；而另外一些学者为了“证明”中国很早就出现了地域组织，又不惜对文献资料进行随心所欲的解释。
这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路径
同中国古代国家形式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相联系，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路径也与古希腊罗马有所不同。
对于这种形式的国家的产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虽未提及，但在他的另一篇重要文章《反杜林论》中却有很好的论述。
他是从古代共同体中统治与奴役关系发生的角度谈到这个问题的。
他首先提到，在许多民族的原始农业公社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为了维护这种利益，公社不得不设立各种职位并赋予承担这些职位的个别人员以某种全权，“这就是国家权力的萌芽”。
他又说到，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及人口密度增大等原因，使各个公社之间出现了不同的利益格局，这导致各个公社集合为更大的整体并建立新的机构去保护整体的共同利益和反对相抵触的利益。
“这些机构，作为整个集体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在对每个单个的公社的关系上已经处于特别的、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是对立的地位，他们很快就变为更加独立的了。
”这些作为公社集合体的代表们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行使更为集中的权力，由此发生了对于公社集合体的“独立化”倾向，到后来，社会职位的世袭制也出现了，终于促使他们由起先的“社会公仆”演变为“社会的主人”，并最终集结成一个统治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8—219
页）。
在恩格斯后来所写的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更明确说到，由于这种统治与奴役关系的建立，“于是就出现了国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2页）。
恩格斯指出，上述统治与奴役关系的建立，同古希腊罗马奴隶制国家统治与奴役关系的发生，是并行不悖的“两条道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8页）。
可以看出，这样一种国家产生的道路同我国古代，尤其是我国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夏代国家的产生，是十分相似的。
按照这条道路产生的国家，很自然地不会改变其原有的“公社”即氏族组织内部的结构，这也与我国三代国家建立在血缘组织基础之上的性质相吻合。
有意思的是，同样也是国际学术界一些谈论早期国家的学者表示赞同恩格斯的上述说法，并对之有所发展。
除哈赞罗夫以外，另两位组织《早期国家》撰写工作的h·j·m·克烈逊和p·斯卡尔尼克在其论文中也这样写道：“然而，恩格斯较早时期的著作《反杜林论》讨论了阶级社会和国家由以发展起来的另一种可能的途径。
恩格斯在那里谈到了‘职能’上的权力到‘剥削’的权力的渐变。
他认为，这种阶级形成与国家发展的过程更带有普遍性，曾经存在于绝大多数欧洲国家（不包括古希腊罗马）。
正如克列多尔（krader）在1975年所说的‘社会的公仆变成了最高统治者；部落的酋长随着原始社会转化为阶级社会而成为统治者……’。
”《关于早期国家的各种学说和假说》，载《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如此说来，这样一条由原始氏族部落酋长随着自身“公仆”角色的转换而导致的国家产生的途径倒是更
具有普遍性，而古希腊罗马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只是少数特例了。
这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中国古代第一个国家——夏
夏是公元前21世纪在我国文明发展最充分的黄河中下游一带众多部族组成的联合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期国家。
经过近年来考古界的大量工作，夏作为一个政治社会的存在在多数人心目中已是没有什么疑问了。
过去一些学者由于没有见到夏代的有如商周时期那样的甲金文字，因而将夏归入古史的传说时代，现在看来，所谓“传说”即较晚文献对于夏代历史的追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已为考古发掘资料所证实。
这方面最重要的成果应数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及其邻近的偃师商城的材料。
二里头遗址位于文献所载夏代晚期统治的范围内，它的内涵符合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国家的政治中心所应具备的条件（遗址规模、手工作坊、宫殿、用作礼仪的青铜器及玉器等），这些条件又恰好发生在夏代晚期的纪年范围之内，遗址的废弃则在商代初期。
另一方面，紧接着二里头遗址废弃后兴建的偃师商城刚好坐落在二里头的东邻，它的城圈的规模稍逊于作为商代都邑的郑州商城，也应是一座商代早期的都邑或军事中心。
更重要的是，它的位置同文献所载商汤灭夏后建立的西亳的地望适相吻合。
这一切，都透露出文献记载的夏商两个王朝权力更迭的信息。
至于夏代早期的历史，我以为也有一些可作为旁证的考古材料，那就是位于豫东鲁西的众多古城。
这些城址多属龙山晚期，延续至夏代前期，比同时期其它地方的古城密集且规模可观，我以为这就是文献所说的“鲧作城郭”的反映。
王
国维曾说夏自太康迄于后桀与商人错处河济之间（《殷周制度论》，载《观堂集林》卷十），“河济之间”就是豫东鲁西。
《左传》亦记载夏后相居住在今天豫东的濮阳（“帝丘”）。
目前，禹都阳城尚未在考古工作中被落实，但上述豫东鲁西的古城多属于夏后氏的同姓或异姓盟邦是没有问题的，如夏的一个最近的同姓族邦有莘氏的地望就与近年在山东阳谷发现的古城十分接近。
这些盟邦应当就是今天人们提到的“夏人”或“夏族”，是夏代国家的“内服”成员。
它们都围绕着帝丘这个夏代的都邑分布着，其情形有如商代的“多子族”及“多生（甥）”族围绕着“大邑商”分布一样，证明夏代同样存在着一个合乎早期国家构成的政治格局。
夏代国家的产生，与前述恩格斯及今人类学家谈到的早期国家形成的路径是相类似的。
史载夏统治者权力的获得，首先即是与夏后氏首领鲧、禹在以尧、舜为首的部落联合体担任公职相联系的。
这项公职，众所周知，即是他们受联合体各部酋长共同推举所从事的领导治水的工作。
对于禹治洪水的传说，有人（包括过去的疑古派）不太相信，我想我们同样不能对之采取随意抹煞的态度。
近年发现的西周青铜器《豳公盨》（“豳”字从裘锡圭释）铭文已记有禹“堕山浚川”的文字，表明此项传说至少在西周中期已有广泛流传。
总之，对于尧舜时代居住在古河济地区的广大部族来说，治水是一项关系到联合体共同利益的公共事业，鲧、禹起初负责这项工作的角色实属“公仆”的性质，文献如《墨子》、《韩非子》都曾赞誉大禹在“公仆”任上的尽心尽职。
但是，由于这项工作的艰巨性和长期性，需要组织氏族部
落广泛参与，要对各部族的人力、物力集中调配，在此过程中，鲧、禹难免要使用自己的职权对各氏族部落施加更多的影响，甚或强制干预，这就势必使原来松散而较为缺乏约束力的部落联合体机构发生权力集中的倾向，使之逐渐凌驾于众部族之上，而禹则在长期担任这一要害公职中树立了自己及其家族的权威，由原本是有崇氏（后改称夏感谢阅读，希望能帮助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