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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在文化传承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当今社会，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和全球化的推进，个人在文化传承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本文将就以下几个方面探讨这些问题：一、缺乏认知和意识个人在文化传承方面存在的第一个问题是缺乏认知和意识。
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很少关注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对传统文化和习俗的认识和了解不够深入，甚至对它们持怀疑态度。
这种认知和意识的缺乏，导致人们在传承文化方面的积极性不高，甚至会消极地对待文化传承。
二、缺乏深入学习和理解个人在文化传承方面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缺乏深入学习和理解。
由于现代生活节奏加快，人们很难抽出大量时间来深入学习传统文化和习俗，更不用说去理解它们的内涵和精神了。
这种学习的不足，导致人们无法真正掌握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无法有效地将其传承下去。
三、缺乏实践和体验个人在文化传承方面存在的第三个问题是缺乏实践和体验。
很多人只是停留在书本知识上，没有真正体验过传统文化和习俗的魅力。
这种体验的缺失，使得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停留在表面，无法深入了解其内涵和价值。
四、缺乏创新和发扬个人在文化传承方面存在的第四个问题是缺乏创新和发扬。
在传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地对其进行创新和发展，以适应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
然而，很多人只是简单地复制和模仿传统文化和习俗，没有对其进行任何创新和发展。
这种做法不仅无法使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还会使其失去活力和生命力。
五、缺乏教育和传播个人在文化传承方面存在的第五个问题是缺乏教育和传播。
很多人在学校和社会中没有接受过关于传统文化和习俗的教育和培训，导致他们无法了解和掌握这些文化和习俗。
此外，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各种原因，如全球化、网络文化等，传统文化和习俗的传播途径也在逐渐减少。
这种教育和传播的不足，使得传统文化和习俗面临着无人继承的危机。
总之，个人在文化传承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缺乏认知和意识、缺乏深入学习和理解、缺乏实践和体验、缺乏创新和发扬以及缺乏教育和传播等方面。
预设思维“陷阱”，生成“求异”思维每个人的思维方式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往往来自于我们的预设思维。
预设思维是指我们在没有足够的信息或证据的情况下，就做出一些假设或判断。
这种思维模式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但同时也会成为我们思维的“陷阱”。
当我们过于依赖预设思维时，就容易陷入思维的僵化状态，导致我们对事物的认知变得呆板和局限。
我们需要摆脱这种“陷阱”，培养“求异”思维，使我们的思维方式更加灵活和开放。
1. 预设思维“陷阱”的表现预设思维“陷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能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1）主观偏见。
我们在接触到一些新的事物或信息时，容易受到自己的主观偏见的影响，从而在没有足够的了解和探索之前，就做出一些过早的判断。
（2）舒适区思维。
我们在生活中建立了一些舒适区，对一些事物和观点我们缺乏求异思维，往往只关注于与自己认同的观点或者看法，而忽视了其他可能性。
（3）从众心理。
人们往往会在面对未知或者困难时倾向于选择跟随大多数人的选择，而不敢做出自己的判断。
（4）思维定势。
一旦我们对某个观点或者事物形成了固定的认知，就很难接受它的变化，甚至忽略了潜在的问题和矛盾。
这些表现都是我们思维“陷阱”的体现，它们使我们的思维受到了限制，无法充分发挥我们的创造性和探索欲望。
2. “求异”思维的重要性相对于预设思维，求异思维更具有挑战性和探索性。
求异思维可以帮助我们跳脱思维的局限，不断地思考和探索新的可能性，从而促进我们的认知升级和创新能力的提高。
（1）促进思维的多样性。
求异思维可以让我们看到不同的事物和观点，激发我们的灵感和创造力。
（2）提高问题解决能力。
当我们遇到问题时，如果只是按照既定的思维方式解决，很难找到最优解，而通过求异思维，可以发现一些新的解决途径，从而更好地解决问题。
（3）拓展认知边界。
我们的认知受限于我们的经验和知识，只有通过求异思维，才能突破这些边界，获得更广阔的视野。
（4）增强对未知的适应能力。
教育目的个人本位论浅析作者：刘恩方来源：《文教资料》2012年第17期摘要：教育目的个人本位论历史悠久，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但因为某些过激的观点和不尽科学的研究方法，它始终是不完美的。
本研究试对传统的个人本位理论做出归纳和评析，并对教育目的价值取向作出应然、实然两方面的尝试性分析。
关键词：教育目的个人本位论价值取向教育，即促进人实现最优化发展的活动；目的，即所追求的目标，所要到达的境地。
“选择确立教育目的，如果其价值性问题不确定，教育目的也难真正得以确立；价值性问题明确了，教育目的的选择和确立也就有了基本的方向和原则”。
所以，有必要对教育目的价值取向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性的解放，个人本位论尤其需要特别的关注。
一、传统个人本位论①观点及其评析（一）传统个人本位论的主要观点1.人的本性在于其“自然性”，且这种“自然性”在道德或价值上是“善的”或“向善的”。
2.人性具有内在的、自我实现的趋向；对个性的压抑和摧残是一切专制国家和时代教育的通病，必须得到彻底医治。
3.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帮助人们充分地实现他们的自然潜能，以便在此基础上建立理想的社会和国家。
（二）对传统个人本位论的评价1.合理性（1）个人本位论在教育上和社会上都具有一种革命的作用，有助于新兴的资产阶级伸张自己在教育和社会政治层面上的权力，同时对于人性也有一种解放的作用。
（2）符合教育“促进人的最优化发展”的应有之义，批判了教育的“教化”倾向。
2.局限性（1）将“自然性”与“社会性”、“个性”与“共性”对立起来。
（2）割裂了教育与社会的联系。
（3）在操作层次上沦为个人主义。
二、重新审视教育目的个人本位论传统的教育目的个人本位论混杂了应然与实然的教育目的，同时等同了国家教育和家庭教育主体差异性导致的教育目的价值取向的差异性。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重新审视“个人本位论”的内涵。
（一）实然的教育目的价值取向下面是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对归纳实然的教育目的价值取向提出的设想。
古代人群心理与行为模式在古代社会，人群的心理与行为模式常常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包括文化、经济、政治、宗教、传统等等。
下面，本文将结合历史事件和文献资料，逐个探讨古代人群心理与行为模式的特点和变化。
一、群体心理的变化群体心理的变化主要源自人们对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反思和重构。
当外部环境和内部压力发生改变时，人们会重新审视原来的观念和行为模式，并逐步产生新的心理状态和行为准则。
例如，在古代中国，封建等级制度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社会上层的贵族、文人以及地方官员享有特权，而下层百姓则处于被支配和压迫的地位。
然而，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人们开始重新评价封建等级制度的缺陷和不合理性。
这种反思和重构的过程推动了社会变革和人们心理观念的转变，从而为现代社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另外，一些历史事件也深刻影响了群体心理的变化。
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范围内发生了浩大的社会变革，人们对战争、种族歧视、人权等重要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
这种心理状态的变化，推动了全球人权保护和和平主义运动的发展，直接影响了后来世界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结构。
二、群体行为的模式古代人群的行为模式主要包括三类：服从模式、叛逆模式和集体行为模式。
首先是服从模式。
在早期社会，人们处于比较原始的社会结构中，极少有人能够独立生存和独自行动。
个体要在社会中生存、发展，只能依赖对上级的服从和追随。
可见在当时的人们，服从某个更高能量级身份的社会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例如，古代中国的封建社会、欧洲中世纪的教会、印度教的种姓制度等等，都是以服从模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
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人口流动，群体行为的模式也在发生变化。
特别是在一些社会动荡期间，群体的叛逆情绪显得尤为强烈。
例如，法国大革命期间，广大民众反对绝对王权和贵族特权的声音越来越高，从而引发了历史性的政治事件，改变了欧洲的政治面貌。
最后是集体行为模式。
在许多历史事件中，群体行为出现了很多时间点。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人为本”思想辨析刘先江所谓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注重人的生命与价值，将人置于至尊至重的地位，人类的一切活动与创造，只有在为了人的时候才具有意义。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着浓厚的“以人为本”的思想。
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中国文化有两个基本精神，具有高度的理论价值，一是‘以人为本’，一是‘以和为贵’。
”而后者是为前者服务的，或者说是前者的自然的要求。
因此，深入挖掘、整合“以人为本”的传统资源，对于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以人为本”最先是由管子明确提出的，他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管子·霸言》）但是，以人为本的思想最早却可以追朔到周代，是对殷商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天命神学的一种反动。
在殷商时代，人类刚走出蛮荒状态，对天地自然界的巨大力量深怀敬畏与恐惧，人们笃信鬼神，听命于“天命”。
一切以“天命”为评判的标准，一切听从“天命”的安排，“天命”成为最高的主宰，完全支配着国家和社会的一切生活。
国事家事天下事，一切都通过“占卜”来做决定，听天由命。
尊崇天命必然导致宿命论，人在天命鬼神面前是渺小的、无助的，人成为其附庸，根本没有任何地位可言。
在对日常生活、人生命运以及政权更替等现象的观察和分析中，在殷纣王的残暴、无知和贪婪及其王朝的覆灭中，周人对天命鬼神观产生了怀疑，开始感觉到“天命靡常”，“天不可信”，逐渐地认识到了天命鬼神的虚无，因此，敬天不如“敬德”。
（《尚书·周书》）从此，人们对天命鬼神的神秘性与恐惧感开始消退，而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自身，投向“人”本身。
第一个发现“人”，并真正把“人”从天命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当是孔子的功劳。
孔子的儒学是以“仁”为中心，以“仁”为基础而构建起来的。
而什么是“仁”呢?孔子说：“仁者，爱人”。
爱人，这是仁的真谛。
中华民族传统“制欲”文化研究（节选）人生而有欲，世世代代的人类带着自己的欲望，通过不断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而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又促使人类自觉调整、控制自己的欲望，以求更大的发展和进步。
这就是人类，这就是既能战胜外力，又能战胜自己、超越自己的人类。
对此，在中西方文化中都有反映，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制欲”思想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一、追求欲望与人类的困境欲望是把双刃剑。
一方面，它为社会物质生产活动提供了动力，从而推动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另一方面，人们过度的超越客观许可的欲望却阻碍社会发展，会趋向野蛮，而且可能使人类走向毁灭。
正如古代荀子所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
争则乱，乱则穷。
”（《荀子·礼论》）就是说人生而有欲，欲求无限而资源有限，由此而有不公，生争夺。
特别是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荀子所描述的现象表现的更为尖锐，如大规模的战争、贩卖奴隶、生态失衡、环境污染、人际关系疏离、人文道德精神失落、人身心异化，等等。
人和其他动物一样，首先是肉体的存在，是一个感性存在物。
但是，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不在于我们的身体，“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心灵或思想相对于身体而言具有超越性或崇高感。
所以，人是身心的有机统一体，人的生存既需要身体的躬行力作，也需要心灵的滋养与筹划。
如果割裂身心的统一，片面地追求肉体欲望的满足，而忽略精神上的需求，就会导致人的身心异化。
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机制在充分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发展的同时，也刺激了人的物欲的膨胀，贪婪的蔓延，现在许多人把人生的全部意义倾注于对物质的追求，使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工具理性膨胀，这必然会挤压人们的精神世界，造成价值理性缺失，人变成单纯物质性的存在和“单向度”的人，最终导致身心失衡，精神迷惘，人格扭曲，社会责任感丧失。
当然，对个人利益的过度追求，势必会损害他人和社会集体的利益，形成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紧张。
孔子君子人格思想的历史局限及负面影响【摘要】本文通过对孔子君子人格思想的考察与分析，试图从儒家自身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和价值倾向等方面阐述其历史局限、内在矛盾和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而说明两千多年前的儒家思想已经不堪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重任。
【关键词】孔子；君子人格；权力；道德思想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来，儒家学说对我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乃至个人的精神世界都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按照其道德理论和实践谋取功名利禄。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人的理想信念、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中国社会的道德构成日趋多元化，传统儒家道德已经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在这种情况下，关心中国传统文化命运和中华民族价值观念走向的人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甚而提出新时期的“礼崩乐坏”是缘于对儒教长期的批判，试图重建儒家伦理以恢复传统道德观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并对抗当下的各色价值观。
然而，儒家道德学说因其历史局限性、自身理论困境等因素已不可能担当此任务。
一、“君子”辨正杨伯峻先生对《论语》中的“君子”有两种界定：一种是有道德的人，一种是身处高位的人。
这一论述比较符合史实，但是实际上有道德的人不一定身处高位，身处高位的人不一定有道德，那么孔子是怎样将它们结合为一体的呢？孔子的道德思想可以表述为“成圣之学”，即以一种理想的人格作为道德实践的最高境界。
可以说，儒家道德思想的全部内容和思维方式都是围绕着成圣之路而展开的。
正是由于儒家的道德实践旨在成就一种圣人的品格，因此儒家思想的落实必然要求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个可以承担这一理想的社会群体。
“君子”就是能够负载儒家道德理想，躬行儒家道德规范的理想群体。
圣人是最高理想，非一般人可以达到，那么人们就应该按照君子的标准来实践儒家道德规范，不断“超凡入圣”。
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君子”是对居于统治地位的贵族的通称，所以君子这个概念自开始就是一种身份的认定，孔子虽然打破了传统的等级界限，奉行“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但是身份本身就包含有对特定行为模式的要求，所以这种身份中包含了对一个人在被认定了的身份之后的道德评判。
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心理分析一、中国古人的圆形崇拜再来看我国古人对天地的崇拜。
“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由于认识水平有限，中国人对天地的最早设想是天为圆而地为方。
甲骨文中“天”这个字，常见的写法是在人的头顶上顶着一个圆点或圆圈，这是有记载的“天圆”之说的较早证据。
古人有“盖天说”，认为高高在上的苍天就像一口圆形大锅笼罩着四野。
另一种“浑天说”则认为天地形体就像鸟卵，天包于地外:“浑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
……天转如车毂之运也。
”①“天圆地方”观念在我国古代器物、钱币、建筑等很多方面都有所体现。
例如在古玉器中，环、壁、琮、瑗等造型都与圆有关，其中祭祀用的礼器玉琮，外部为方，像地之形;内部为圆，像天之貌;中间的圆柱形穿孔象征着天与地的贯通。
在古代建筑中，最能体现天地方圆观念的当然要属天坛和地坛了。
天坛的圜丘圆形造型为祭天所做，表现了天圆思想，圜丘台阶有九层则象征着九重天界。
与此相对照，地坛平面的方形则体现了古人对大地形貌的理解。
为什么会产生天圆地方说呢?最早可能来自于视觉的直观感受，人们看到苍天笼罩着大地就觉得天应该是圆的，这样才能把大地罩住，而大地又有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后来这种天圆地方观又被衍变为一种宇宙阴阳观。
天道圆，地道方。
天为阳，地为阴。
天地有别，阴阳各异，圆方不同，它们互为依托。
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虽然中国古人提到了“地方”观念，但是在古人的思想意识中，“地”就在他们身边，与之非常熟悉、亲近;而“天”则离他们非常遥远，就会显得神秘莫测。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神秘的事物更容易让人觉得尊贵并心生敬畏。
《系辞?上》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卑高以陈，贵贱位矣。
”天对应着阳，为男，为君，为父，为夫;而地对应着阴，为女，为臣，为母，为妇。
所以人们认为“天”的地位要远远地大于“地”。
因此，“天圆”在中国古人心中要重于“地方”观念，这也正是本文在这里重点探讨“圆”而非“方”的原因之一。
中国古代人性观念的演变与变革随着历史的变迁，中国人性观念也在不断地演变和变革。
从最初的自然而然，到道德规范的逐渐确立，再到近代的西学东渐，中国古代人性观念的演变历经了世纪的沉淀和积淀。
一、天命观在中国古代，人的命运往往被看作是由天定的。
在这种天命观的范畴内，人的一切都是由天赋予的，任何努力和奋斗都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这种观念的源头来自于古代中国对自然的敬畏和崇拜，认为天是自然界的主宰，因此人的一切都是天给予的。
这种观念在封建社会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巩固，成为了社会的主流观念。
二、儒家人性观随着儒家经典的逐渐形成和衍化，儒家人性观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明确和界定。
儒家认为，人是有自我意识和自我定位的存在，具备了道德意识和责任感。
因此，儒家追求的是在社会中发挥更好的作用，以维护社会伦理秩序的稳定和团结。
儒家人性观的形成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中国古代人性观的一个里程碑。
它在不断的再创造中，不断地吸取和借鉴其他学术流派的优点，使中国古代人性观的思想体系更加丰富和完整。
三、佛教对人性观的影响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也对中国古代人性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强调的是个人的修身养性，以此来达到心灵上的净化和超越。
在这种观念下，人的本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掘和强化，从而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古代人性观的层次和内涵。
四、现代化对人性观的挑战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古代人性观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传统的命运观和等级观与现代的法制和平等观念产生了冲突，从而引起了文化上的危机和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也面临着巨大的改革和转型的任务。
需要对传统人性观进行重新审视和建构，以适应当代社会的需要和挑战。
总之，中国古代人性观念的演变和变革是一个历史进程。
在这个进程中，中国古代哲学不断更新和完善自身的思想体系，为中国社会和民族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中国古代人性观的演变和变革也将继续，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更加深刻和有益的贡献。
引言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的漫漫长河里，隐逸之士作为一个相当特殊的群体贯穿始终，隐逸生活的高雅淡然让人们赞叹不已，而形成于中华文明发扬之初，经过历代士人不断实践创新的隐逸文化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从一些古代文人的作品中体察到其中流露出的归隐情怀，品味出隐逸生活的恬淡清雅，感悟到生命价值的自由脱俗。
从刘安的“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凄凄”到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贾岛的“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到苏东坡的“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从孟浩然的“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到王维的“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在隐逸之风盛行之时，这些迷雾缭绕似的归隐梦，让无数文人为之痴狂，深深地影响到了他们的精神世界。
无论是“隐世”还是“入世”，古代文人对隐逸生活大多是推崇和心向往之的，而这份无比强烈的隐逸倾向也让无数文人共同创造了独树一帜的隐逸文化，以至影响了整个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
然而，“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①——隐逸之路又是何其繁多，这就使我们有必要去探求一下古代文人的隐逸之路，探求那些归隐思想的基本表现及其原因。
一、隐与士隐逸，是古代文人为了追求自我而选择与社会相隔绝的生活方式。
所谓“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姑且不论文人们为何想方设法地去追求隐逸生活，我们不妨先探求一下中国古代的文人是一个怎样的群体，过着隐逸生活的隐士们又是一个怎样的群体。
《辞海》中对“文人”的定义是“读书能文的人”②，可以说“文人”即现在所说的知识分子，古代中国又是以文官为主来构建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体系的，因此文人在很大程度上都能影响到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方面面。
而“隐士”则是指隐居不仕之士，这里首先①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P9②强调的应该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不能够称为“隐士”了。
中华民族性格缺陷的心理分析——口欲期的中国人作者：朱建军从精神分析角度看，我认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是一种病态的“口欲期固结”。
正常的人都要经过一些心理发展的阶段。
人在一岁前是所谓的“口欲期”。
在这个时期，儿童处于一种完全不自立的状态，依赖母亲或其他养育者生活。
由于他基本没有行动能力，“口”是他生活的中心和兴趣的中心。
他吃奶是用口，得到快感也是靠用口吮吸乳头。
在饥饿或者不舒服的时候，他用口哭叫以得到照顾。
在他愤怒的时候，他可以用口咬母亲的乳头。
他能抓到什么东西也都往嘴里塞，因为这是他唯一的认识手段。
口欲期的儿童仰食于人，所以不可避免有一种焦虑。
如果在这个时期他得到了适当的照顾，这个焦虑就会削弱，他会对母亲或其他养育者有一个基本的信任感。
虽然他说不出来什么，但是这种内在的信任感将使他生活幸福。
如果在这个时期他得不到适当的照顾，则他内心的焦虑就不会被削弱，他对别人会有一种基本的不信任。
这个影响会一直延续，如果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影响会延续到他的一生。
精神分析学称此现象为“口欲期固结”。
口欲期固结的人会有一些表现，他们虽然已经是成年人，但心理上却还带有口欲期儿童的心态。
口欲期的人一般会对吃比较有兴趣，或者喜欢嘴里含着什么东西——当然不大可能是奶嘴，但是会是一些类似奶嘴的东西，比如烟。
口欲期固结的人对待异性伴侣的态度就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依赖着又时常抱怨。
不同的口欲期固结者有不同的表现。
有一种是如同饥饿的雏鸟，终日张着嘴等待食物。
这种人是在口欲期得到的爱和关怀太少，而心理上又非常弱小。
在成年后，他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没有追求人生的勇气，没有胆量要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表现自己的可怜，向别人乞讨一点爱和关心。
在工作中，他是一个懒人，混日子不求进取；在恋爱中，他是一个依赖者，只会可怜巴巴地求对方不要离开。
还有一种是牙尖嘴利、言语刻薄。
就像小时候咬妈妈的乳头一样，他一生都用嘴来攻击别人，发泄自己的愤怒。
中国传统民法问题中国传统民法是指中国古代社会中的法律制度和民间法律观念。
它包括了中国古代社会中出现的各种法律问题和解决方法，这些问题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现代法律制度的发展。
本文将就中国传统民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并探索其对现代的启示。
一、家族法与个人主义中国传统民法中的一大问题是家族法与个人主义之间的矛盾。
在古代中国社会，家族法律观念极为重要，以家族为单位制定法律规定。
这导致了家族权力的过度集中，对个人权益的限制。
与之相对应的是，现代社会注重个人主义，强调个人权益的保护和尊重，这与传统家族法观念在某些方面存在冲突。
二、男权主义与女性权益另一个问题是中国传统民法中存在的男权主义观念。
在传统家庭中，男性通常被视为家庭的主要决策者和经济支柱，而女性的地位相对较低。
这导致了对女性权益的忽视和剥夺，如继承权、财产权等方面存在不公平的情况。
近年来，中国政府积极推动妇女权益保护和促进性别平等，但仍面临许多挑战。
三、封建等级观念与社会公平正义中国传统民法中的封建等级观念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在封建社会中，人们的法律地位和权益往往根据其社会地位的高低来区分。
这导致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无法实现真正的法律平等。
在现代法制建设中，必须摒弃封建等级观念，确保人人平等的法律地位和权益。
四、个体责任与公共利益中国传统民法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个体责任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
古代中国的法律制度重视个体责任，强调个人的义务和责任。
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个体责任必须与公共利益相平衡。
个体的权益和责任需要在法律框架下与公共利益进行协同。
五、法律理解与法治意识中国传统民法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法律理解和法治意识的欠缺。
在古代中国社会中，普通民众对法律的理解和法治的意识相对较低。
法律往往由统治者制定和实施，普通民众对法律的遵守和尊重程度较低。
这导致了法律权威的不足，法治的推行面临困难。
现代社会中，必须加强法律宣传和教育，提高民众的法律意识，推动法治社会的建设。
中国传统中个人主义的缺失中国强调上尊下卑的传统文化中不会产生个人主义——无“私”焉有“公”——东西方对人的生命的态度——制度与国民性——个人主义在中国个人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完全是陌生的。
个人主义作为一种道德和政治原则，需要在一个完整的价值系统和体制机构中才能发挥作用，而中国社会的三大基本结构——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绝对君主制和宗法制，都从本质上和个人主义水火不相容。
从文化上讲，个人主义的思想基础在中国也极不发展。
中国人不重视个人的判断，更习惯于统一的群体的思想，总是把“别人怎么说”看得比“自己怎么想”重要得多。
中国政府历来统管思想，中国文化中也没有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的学说，没有民众参政的传统，大部分人也不认为自己有这个权利。
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也只是到了需要百姓出力牺牲的时候才用得上。
况且，什么时候说过“匹夫有权”呢?没有权的人又谈得上什么责任呢?在西方，个人的渺小是对上帝而言。
在中国，个人的渺小是对整个等级制而言。
中国人习惯于一个等级化的社会，等级化的人际关系，一个个很清楚自己的位置。
从小长大，受到的教育和训练总是听话、服从、迎合，说到底，忠孝所要求的就是无条件听话。
在他们的政治思想中，“自由”是个陌生的概念。
因此，当托克维尔和爱默生开始在担心民主政治中日益强大的多数人专制时，在中国，少数人专制仍然天经地义，人民也极少有去怀疑这种制度的。
中国文化中并非没有个人主义的成分，但它们与现代个人主义显然不能混为一谈。
很难说这些个人主义的成分或色彩是否会朝着个入主义的方向发展，但起码中国的文化背景没有允许这一变迁的发生。
中国悠久的历史早已证明，中国不是个人主义的合适土壤。
这里，我们从个人主义的角度出发，对中国几种主要学说进行一次扫描，看看它们关于自我的概念和个人主义有什么相关。
儒家关于自我的概念主要和自我修养联系在一起，对自我的意识集中表现在重视个人气节、人格和责任。
君子要有真正的勇气来抵制名利诱惑，权势威逼。
传统“人的预设”所存在的问题及其辨析环境伦理学关于“人是什么”的预先设定，我们称之为“人的预设”。
它是现时代实践根据与传统“人的预设”理论逻辑两相结合的产物。
传统“人的预设”在思维方式上存在偏颇，在内容上偏执于理性、轻视甚至搁置自然，这些问题最终导致其扬弃自己，走上新“人的预设”。
而这正是环境伦理学对人探讨、对人重新设定的重要内容。
标签：环境伦理；“人的预设” ；偏执理性人始终是伦理学研究的核心，对环境伦理学而言也是如此。
环境伦理学到底是以人与人关系还是以人与自然关系为研究对象，在学界存在着不同声音，但只要它归属于伦理学，那么就必然且只能研究人的伦理，就只能规范人本身而不可能规范自然。
自然是以人为其代理的，抛开人只论自然，环境伦理学就会失去目的而沦丧其存在价值。
我们认为，环境伦理学要研究人的伦理，就必须有关于人的价值形象和人的本质的观念定位，即关于“人是什么”的预先设定，我们称之为“人的预设”。
只有在观念中存在着人的价值形象和人的本质定位，才能开创伦理思路，明确伦理构架，才能合理理解和进行环境伦理学的理论研究。
那么，环境伦理学是怎样确立“人的预设”的呢？它对人的探讨是如何进行的呢？“人的预设”并非关于人的杜撰，它是一个时代、一定社会人们对自己已是何种存在、怎样存在的确认。
社会实践根本上规定着它的变化、内涵，以往“人的预设”为其提供理论来源，每一时代、特定社会的伦理学家又把实践根据、理论来源化为理论创新，他们结合自己的道德理想，做出事实基础上的价值判断，创造出具有时代特色的“人的预设”。
“人的预设”存在着历史变化和逻辑传承，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作为创新的伦理学，环境伦理学中“人的预设”是现时代实践根据与传统“人的预设”理论逻辑两相结合的产物。
就其逻辑演化而言，它是对以往尤其是近代伦理学“人的预设”的扬弃，是传统“人的预设”因其偏颇而走上辩证否定的产物。
辨析“人的预设”中存在的历史问题，揭示其思维方式和内容上的偏颇，是环境伦理学对人探讨、对人重新设定的重要内容。
一、传统“人的预设”在思维方式上的偏颇后现代主义对西方传统思维方式进行过深刻的剖析和有力度的解构。
譬如，德里达认为，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卢梭、黑格尔，从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到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等，都属于“在场的形而上学”精神谱系。
这种“在场的形而上学”之所以可能，就在于它遵循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即先行在现象与本质、欲望与理性等等之间设定一种对立关系，认为在这关系系统中，总有一方属于中心或主导地位，另一方则居于边缘或从属地位。
[1] 241我们认为这样的分析是独到的。
在柏拉图之前，自然哲学还能够朴素地统观宇宙，笼统地体认自然与人的统一性。
而自苏格拉底转向后，自然哲学的朴素思维方式就很快被突出人与自然、灵与肉对立的思维方式取代，柏拉图视现实世界为易逝虚幻之物，只是对永恒的理念世界的摹写。
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经院哲学强调人神之分、人与自然之别，二元对立已构成普遍思维方式。
文艺复兴之后形成的近现代世界观，更是把中古时期的二元对立方式加以强化。
“西方自然观经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等人开始走向与古希腊的自然观对立。
”[2]224这种自然观经培根、笛卡儿而上升为一种世界观、方法论，从而不仅在自然科学，而且在形而上学中迅速发展。
康德确立了人为自然界立法的崇高地位，完成了思维方法论上的“哥白尼革命”。
各种科学又实证了二元对立方式。
二元对立终于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
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强调人与自然、灵与肉、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理性与非理性、中心与边缘等的分立、分离。
作为二元对立的逻辑必然，在对人的认识、把握和设定上，“人类中心论”逐渐形成。
“人类中心论”“主要表现为：人总是企图征服自然，取得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权力，人们以占有、索取和改造方式拥有自然。
人相对于自然是征服者、统治者和主人，自然在人面前是被征服者，是臣民和奴隶。
”[3]331而且，这样的人本身也是二元对立的，在人的理性与非理性、人的灵与肉之间呈现激烈的对立，偏执一方。
某种意义上，“人类中心论”其实质是人类理性至上。
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指向的乃是二元对立这一思维方式本身，它要从根本上祛除一切在场的形而上学有关本源、中心、真理、意义等的幻象。
”[1]242环境伦理学，尤其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在建构自己理论体系中至少部分采用了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运用了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构，深入剖析西方传统主流价值体系。
在人的认识、把握和设定上，环境伦理学反对二元对立，要求人与自然协调，要求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理性与非理性、人的灵与肉之间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思维方式的二元对立是人类思维发展历程中必经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思维方式过于笼统模糊，缺少细节、验证，只是朴素的思维方式。
克服朴素性的要求必然带来的是思维方式上的二元对立，以二元对立之思认识、揭示朴素统一思维难以把握的细节，这无疑是一种进步。
无视这一点，将是错误的。
所以并不能随意把传统二元对立方式贬低或肆意解构，应该承认其基本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是有限度的。
二元对立方式一旦走向其中一方，形成僵化的中心与边缘、主体与客体、理性与非理性等对立，并以中心、主体、理性等一方来统治另一方时，该思维方式就超越了合理限度，步入偏执的失当境地。
我们应该批判和解构的是二元对立方式的偏执和僵化，而非这一方式本身。
正像二元对立否定朴素统一思维方式一样，二元对立一旦趋于偏执、僵化，其历史命运必然是一种新的统一思维否定之。
而这正是环境伦理学在对人探讨中所依赖的思维方式。
二、传统“人的预设”在理性上的偏执传统伦理学对“人的预设”，明显受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支配，是在二元对立的架构中展开和叙述的。
随着这一传统方式走向偏执和僵化，传统伦理学对“人的预设”也呈现出偏执的问题。
原始人在最初的认识中，把人看成是精神与肉体质朴同一的存在，没有明确区分精神与肉体。
一些人类学家认为，原始人拥有万物有灵观念，相信有某物就有其自身的灵魂。
这一方面表现出原始人对灵魂是什么的不解，另一方面也的确反映了他们对人的灵、肉一体的模糊体认。
对人的灵、肉一体的早期把握，是一种多少带着神秘意义的认识，是人类对人自身认识途中跨出的第一步。
随着实践能力的提高，人对自己异于禽兽之处关注得多起来，对自己的灵魂、精神和肉体存在的认识也逐渐出现了分化。
人如何异于禽兽呢？古代中西方都有关于人是两足无毛动物的说法。
据说柏拉图在晚年就曾把人定义为没有羽毛的两脚动物。
但肉体上的人物之分，遭到另一部分人的反对，这后一部分人更愿从灵魂、精神方面看待自己。
如亚里士多德肯定人是有智慧的动物，他认为，其他诸种动物也大多内含了与灵魂有关的一些迹象，而在人类中才具有了更为明显的区别。
不过精神与肉体的初步分野，并不像近代思想家设想的那样清晰，而是经常有冲突的。
比如，柏拉图在理念论中认为，巨匠以理念世界为蓝图，赋予世界以生命和灵魂，创造人的理性灵魂，最后创造身体，灵魂是先于肉体且不朽的。
这种突出灵魂的说法就与前面两足无毛说法有冲突。
柏拉图关于人的设定，反映了当时对人本质把握的状况。
在总的模糊、冲突的观念里，希腊文化突出人的精神，开创了精神存在与肉体存在分离的先河。
这种对精神的重视在伦理学中以“美德即知识”表达出来，“德行与知识之间这种密切的联系，乃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两人的特点。
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存在于一切的希腊思想中……”[4] 128希腊时期对人的设定比之原始蒙昧时期对人的模糊把握有了巨大进步。
突出人的精神存在，尤其是强调一种可以离开肉体的精神存在，逻辑上必然推演出上帝。
中世纪，人类的精神被折射到上帝身上，人成了上帝的造物。
人的丧失，上帝的确立，其实是对人的精神存在的变态推崇。
人神的对立、灵肉的分离已演化为尖锐的二元对立。
“中世世界与古代世界对比之下，是具有不同形式的二元对立的特征的。
”[4]377源自柏拉图的灵肉对立，曾被新柏拉图主义、圣保罗等强调，构成为强大的禁欲主义力量，支配着中世纪人们的道德生活。
文艺复兴及其后的近代西方，人们开始致力于人的各种属性及本质的重新思考。
人的肉体存在不再被否定，满足肉体需要不再被认为是种罪恶。
人的精神存在，不再被上帝赋予，有了独立的定位。
而且，精神属性更丰富成理性、感性等多重内容。
人的存在代替上帝存在，人成为世界的主宰。
整个近代，对人的本质的把握，其主流是肯定肉体存在的基础上弘扬人的理性。
“我思故我在”、“为自然立法”等口号，成为近代最具普遍意义的张扬主体性的观点。
近代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在推崇理性这点上相互支持，使得理性像脱缰野马般驰骋在人类生活中。
“人是理性存在物”的设定，成为规范和引导人类生活的主导前提，理性主义伦理思想获得统治地位，即使是感性主义伦理观也必须借助理性思维，以此来整理感性经验并提出“善”的理性原理。
人性的回归本是身心、灵肉的回归，不过近代伦理思想中并没有平等对待两者，而是突出精神、突出理性、逐渐走向偏执。
人的发现，实质变成为人的理性力量的重新发现；人的解放，主要成为人的理性力量的解放；人的肉体存在并未获得精神存在一样的重视，在对人的设定中，肉体属性从属于理性属性。
从古代开始的灵肉分离之势并未得到遏止，反而在感性与理性的分离中酝酿着更大的冲突，致使“人的预设” 走向偏锋。
偏执理性，使人类的思想和实践陷入困境。
理性至上，非理性、肉体因素都因应理性才能存在，人化身为技术，化身为数字，化身为游移于躯体之外的精神，人自身失去了人性的合理内容，成为非人、异化的人。
譬如，在经济学、伦理学研究中，“经济人”是那种不计非理性因素而只理性地追求经济最大化的人，“道德人”是那种不计经济只牺牲利益的人。
可是，人真能抛开非理性因素、理性真能与非理性分离吗？理性的科学研究呈现了偏执理性所含的悖论，证明了上述对人本质把握的荒谬。
心理学、医学等学科的进展都表明：人拥有强大的感性因素，人的情感、意志、本能等与人的生命血肉相连；过分推崇理性、贬抑非理性，会导致人的失常。
难怪理性能力前所未有的现代人，却伴随着前所未有的精神困惑和人生迷惘：在原本应该理性地把握自己命运时却迷失了自己。
也难怪海德格尔会发问：“在技术化的千篇一律的世界文明的时代中，是否和如何还能有家园？”[5]55我们也会进一步发问：如何还能有人？在数学领域，19世纪以来许多伟大数学家曾企望用理性的数学推理来解决所有数学问题。
要知道那是一个把一切世界问题都数学化的时代。
上述的企望意味着一切现实问题都将理性化，以后只要拉开数学家的抽屉，人类面临的任何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这种企望成了理性至上论的数学翻版。
1931年，奥地利数学家哥德尔提出不完备性原理，理性地证明希尔伯特判别不成立。
这反映在哲学上意味着，并非所有世界上的问题都可用数学方式即最典型的理性方式加以解决，世界存在非理性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