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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哲学的根本区别在当今中西文化快速融合的历史性时期，有必要知道中西文化的根本区别，或者说中西哲学的根本区别，因为哲学是文化的基因，是每一个文化最核心和根本的部分。
要比较文化，当然可以从很多方面来比较，但是只有抓住根本因素，所有的表面的差别才能找到根源，而不是在那里随机找解释。
当然有人会说中国根本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
从狭义上说，这种说法是成立的。
例如有人说要比较中西披萨文化，当然不符合道理，因为中国历史上就没有披萨。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分析中国饮食中和披萨类似的食物，例如馅饼，和披萨的区别。
中国的一本道德经就被几乎所有的近现代西方哲学家赞叹不已，那么我们可以说道德经，和西方哲学在理论高度上并不逊色。
那么广义上，道德经作为最为中国人接受的经典，可以代表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来做类比和分析。
西方哲学有很多流派，但是其最核心的精神是形而上学，这实际上是和西方的宗教传统一脉相承的。
所谓形而上学，就是认为有一个超越物质的精神和理念的世界，其基本认识模型是柏拉图的宇宙二元论的，认为有真理（理念）世界和由影子组成的可见世界。
西方宗教和哲学相互渗透，所以直到现在，欧美文化中仍然有浓重的宗教色彩。
西方哲学重理论和思辨，希望寻找到一个普遍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
这种特质，为近代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为科学就是要构建一个理念世界。
相反，道德经的第一句话“道可道，非常道”就非常明显地表明了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如下几个最基本的特征。
首先是以“道”作为世界的根本，不是神，不是上帝，所以中国文化起码在老子的时代就已经去掉了宗教的色彩，而认为是一个普遍的非人格化的道。
其次，“可道”说明认为人作为万物之灵，是可以掌握这个世界的，所以从根本上就消除了怀疑论和不可知论。
而最重要的一点，“非常道”则是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规律。
因为时势的变化，我们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这三个特点，可以说就是和西方哲学根本不同的地方，即否认宗教，确立人的地位，否认形而上的原理和原则。
中西方的政体差异摘要：当代世界各国在全球政体的多元化影响下普遍发生了政治体变迁，成为中西差异的突出表现。
而对中西方政治监督的差异、中西方法律的差异、及其差异的原因的研究逐渐成为我国发展政体的议程。
关键字：政治监督中西法律差异原因在当今人类的各种文化中，政体已超越传统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政体研究已成为当代政体领域的重要分支，它在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后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而中西方也在其发展中呈现了明显的政体差异。
一、防范牵制还是分权制衡——中西方政治监督的差异中国古代社会，在王权的统一控制下，由各级政府分别主管各方面的政务。
为了使其得以长期延续，统治者非常讲究“以内驭外”，“以小驭大”，以便加以防范和牵制，形成庞大的行政网络。
在这个网络中，人治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在历史上，在监察工作上主要采用连坐告密、遣吏巡行、牵制监督等方式。
这些无非都我是为了使皇帝独掌监察大权并充分运用之，使各类官吏，都要受到来自皇权的严密约束，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然而，西方社会则是分权说，试图通过政治权力内部“分立”、“分工”达到权力的均衡，防止腐败。
政府划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部门，每个部门都一定要限于行使自己的职能，不允许侵蚀其他部门的职能。
进而组成这三个机构的人员保持分离和不同，不允许任何个人同时是一个以上部门的成员。
这样，每个部门对其他部门都是一个制约，没有任何一群人将能控制国家的全部机器。
政治监督理论既是近代西方国家民主政体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巩固皇权的权术设计和制度安排。
西方的政治监督理论不仅能有效防止腐败和权力滥用，更重要的是避免了国家出现####权力，而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监督理论，既不能有效遏制腐败，也不能防止####。
现代的政治文明要求政府的权力严格的受到法律的限制，要求政府的行为不得违反法治所认可的价值前提。
而法治最好的制度安排则是国家权力的分立和制衡，以分权作为核心特征的宪政是现代国家最好的制度设计。
试论中西哲学之根本比较前言哲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思维、存在与价值的学科。
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哲学产生了不同的学派和思想体系。
中、西方在哲学上有着各自独特的特点和传统。
本文将以比较的角度，试图探究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异和相通之处。
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异本体论本体论是哲学中研究实在或存在的学科。
在中西方哲学中，本体论存在很大的差异。
中西哲学最大的差异在于对于“实在”或“存在”的认识。
在西方哲学中，存在是一种本质，即存在就是实在。
而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存在是一种状态。
比如说，《道德经》中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
男女老少、善恶美丑，都是万物中的不同状态。
伦理学伦理学是哲学中研究道德与行为的学科。
在中西方伦理学中，也有很大的差异。
西方人普遍认为，伦理规范是理性的产物，可用推理证明。
而中国古代哲学则强调人的情感和道德修养。
例如，孔子倡导“人性善，而性相近，习相远。
”强调人性本善，但在实践中容易受到社会和环境因素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的道德修养。
人性观中西哲学在人性观方面也有很大的不同。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人性持有一个天赋性和本善的观点。
孟子认为“仁者人也，人而无仁不可以为人。
”认为人的基本天性是善良的，而且善良是有规律，可培养和发展的。
相反的，西方哲学中较坚信人性本恶或者说人性持有原罪论的观点。
亚当斁子史崔认为人本性邪恶，需要受到外界的约束和法律的规范。
总体来说，中西哲学在本体论、伦理学和人性观方面存在很大的根本差异。
中西哲学的相通之处虽然中西哲学存在很多的根本差异，但是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中西哲学也存在一些相通之处。
在此，我们将分别从自由、知识和正义探讨中西哲学的相通之处。
自由西方哲学非常注重个人的自由和自主选择能力。
已成立的成立的十的自由思想家约翰·洛克认为，人都生来是自由的，政治制度的目的是保护人的这种自由。
这个观点也被一些中国哲学家借用。
二十世纪的儒学复兴运动中，对自由进行了广泛、深入而有分寸的探讨。
中外思想对比及总结中外思想对比是比较中外思想体系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性，这种对比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各个文化背后的价值观和观念，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的可能性。
本文将对中外思想进行对比，并总结其中的主要差异。
首先，中外思想在根本原则上存在差异。
中华文化强调的是“天人合一”的观念，即鼓励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追求人与自然的统一。
而西方思想强调的是人类的自由、个性和理性，强调个体的权利和自主决策。
这种差异导致了中外文化在价值观和社会观念上的差异性。
中华文化注重集体主义和人际关系，强调亲情、友情和社会责任；而西方文化更加注重个人主义和竞争，强调个人权利和个体的独立性。
这种差异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引发了辩论，例如个人与集体权益的关系、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关系等。
其次，中外思想在人性观念上存在差异。
中华文化将人性看作本善的，相信每个人都有内在的道德感和良知；而西方文化则更加强调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认为人性中既有善良的一面，也有自私和邪恶的一面。
这种差异导致了中外文化在道德和伦理观念上的差异。
中华文化注重道德修养和道德规范，倡导道德行为的养成和传承；而西方文化更加倾向于建立科学和理性的伦理观念，强调人们通过理性推理和实证研究来确定道德准则。
再次，中外思想在政治体制和社会组织上存在差异。
中华文化强调的是君主制和家族制的传统价值观念，认为政治权力应当由君主或家族来掌握，并将政治组织看作是一个大家庭。
与之相对，西方思想以民主制度为核心，倡导政治权力的分立和政治组织的公正与公平。
这种差异对于中外两种思想体系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最后，中外思想在宗教观念上存在差异。
中华文化强调的是儒教和道教等中国传统宗教，这些宗教注重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神灵之间的和谐关系。
与之相对，西方文化强调的是基督教等单一神论宗教，这些宗教更加注重个人与上帝之间的直接联系和个人信仰的自由。
这种差异在宗教信仰和教义上的差别，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外两个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浅析中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差异摘要：传统政治文化是指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上曾居于主导地位,并对该民族的现在乃至将来的政治行为产生深刻影响的政治文化。
中西方传统政治文化产生于不同的地域和时代,发展于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各自独有的特点,具有很多的差异。
关键词：政治文化政治体制政治角色差异一、中西方传统政治文化形成的基础不同中国是大陆国家，几千年来都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生活安逸。
然而西部多山，北部为大沙漠，东南面临大海，不利于对外交流，使我国传统文化具有经验型和封闭性的特点。
由此形成了自然经济下的农业文化。
而西方国家（古希腊）发源于海洋、海岛附近。
彼此独立，没有统一的政权统治，使人们具有独立自主的政治意识，同时人们面以海为生，较早从事海上贸易，社会文化形态上比较开放。
在西方人们追求自由平等的过程中人们敢于冲破封建的束缚，呼唤理性和人的自由，形成君主立宪制或三权分立的国家。
二、中西方传统政治文化中政治思维不同中国是寻道，西方在穷理。
中国自诸子百家起都致力于“道”的求索，崇尚经验论或实用主义，最终形成了儒家主流政治文化的治国之道和做人之道。
而源于希腊文化的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在政治思维路向上是追求科学理性，以政治认知为思维动机，其对政治科学的形成和理性价值观的确立，对于现代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有很大的意义。
三、政治权力认知方面存在的差异中国有“家天下”的传统认识。
基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说中国更重视统治集团与官僚队伍的自身制约。
强调重道、正身、舍身取义、廉洁奉公等政治道德，把伦理道德作为人的本质，要求人们通过道德修养而完善自身，把实现完美的道德人格作为最高的价值追求，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家天下”认识。
而西方政治更注重“公共权力”。
在政治权力监督意识上，西方强调权力分立与制衡。
四、中西方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公民政治角色定位不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臣民文化源远流长，因而公众自觉不自觉地认同臣民身份。
中西方由于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制度、文化心态及历史进程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特色的哲学体系。
分析中西方哲学的差异，对于加深对中西方哲学的理解把握，进一步认识中西文化本质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哲学以茫茫宇宙为根本研究对象，形成了物本论和神本论两个基本流派，前者认为宇宙本原是物质实体，后者认为宇宙本原是精神实体。
这两大派别的对立统一构成了西方传统哲学的基本线索，从此也可以看出西方古代是不存在人本哲学的。
文艺复兴时期，少数非主流哲学家将人本哲学“合法性”问题提上日程，到了近代，人的经验与理性逐渐成为哲学架构的原生点。
发展到今天，当代西方人本主义对传统哲学采取了“颠覆”立场，科学主义思潮甚至认为传统哲学应该“终结”、“消亡”。
然而，传统的影响力是深远的，西方哲学至今仍摆脱不了天本传统影响。
中国哲学以“人”为根本研究对象，儒道两家在中国哲学史长期处于支配和主导地位，中国哲学的“道”“性”“理”“心”“名”等基本范畴都围绕“人”的问题形成、以儒与道的学说为主心骨。
中国哲学基本框架体系自形成后，发展一直较为缓慢，鸦片战争后在西学冲击下，也开始了自我更新进程。
客观说来，西方哲学长于知天，擅长用自然科学模式论证社会，甚至连人本哲学也把人看作“社会原子”。
中国哲学则专于知人，借天道表述一定价值诉求，致力于追求“内圣外王”的哲学价值。
如果用西方传统模式来衡量，则中国传统哲学缺乏实体追究智慧与科学理性精神；如果用中国传统模式来衡量，则西方哲学（至少是传统哲学）只是科学或神学的附属，缺乏应有的社会价值担当。
因此，中西方哲学只有结合起来，相互汲取营养，才能从理论体系上，科学地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建立起科学化的终极价值目标。
对于中国哲学来说，随着当代西方哲学的面目日新和中国国情的深刻变化，需要以科学的理性精神和深切的人文关怀意识展开思路，结合时代特征，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原则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价值目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积极开展中西方哲学的平等对话，不断扩大在世界哲学文化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分析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政治观念和价值体系。
本文将对中西传统政治文化进行比较分析。
一、权力和威望观念：中西政治文化对权力和威望的看法存在差异。
西方政治文化倾向于强调民主和权力均衡，重视个人权利和自由，追求政府的有限和受限制的权力。
而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权力和威望被视为合法的和不可分割的，它们由上至下、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同层级之间传递。
这种传统文化强调政府和权力的集中，赋予领导者较大的权威和影响力。
二、政治参与与社会责任观念：在西方政治文化中，个人的政治参与被认为是一种权利和责任，被视为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政治参与往往更多地与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
个人政治参与的重点是为社会做出贡献，为公共利益服务。
这种价值观使中国的政治参与更倾向于对社会的忠诚和奉献。
三、政府和市民关系观念：在西方政治文化中，政府与市民被视为两个独立的实体，政府的角色是服务于市民，维护市民的权益和利益。
而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政府和市民之间的关系常常是“父子关系”。
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包容和庇护市民的角色，市民则有着对政府的依附和依赖。
四、法治观念：西方政治文化中强调法治的重要性，法律被视为保护个人自由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石。
而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法治观念相对较弱，重视的是人治和道德观念。
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强调个人的道德与人际关系，对法律的重要性相对较低。
五、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在西方政治文化中，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是通过选举和民主程序来获得的。
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的授权和信任。
而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更多地依赖于历史渊源和传统认可。
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于历史的延续和对统治者的认可。
中西传统政治文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中西政治文化的核心观念和价值体系在权力和威望观念、政治参与和社会责任观念、政府和市民关系观念、法治观念以及政治权力合法性等方面存在着差异。
东西方哲学的根本差异哲学，作为智慧的探究和思考，一直以来都是人类思维的重要领域。
东西方哲学在历史长河中各自发展，并形成独特的风格和特点。
这两种哲学体系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异，反映了不同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碰撞和交融。
一、思维方式的差异东方哲学强调内心的宁静与平和，注重心灵的平衡与和谐。
例如，中国的道家、佛家思想强调顺其自然，追求虚无缥缈的境界；印度的吠陀文化和瑜伽思想追求解脱、涅槃。
相比之下，西方哲学更加理性和逻辑，强调理智的探究和推理。
希腊哲学强调辩证法和逻辑分析，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波普尔的科学哲学都体现了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
二、价值观的差异东方哲学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强调个体在整体中的定位和作用。
例如，儒家强调仁爱、孝道、中庸，佛教强调慈悲、舍己，道家强调无为而治、返璞归真。
而西方哲学则更加注重个体的自由、权利和责任。
启蒙运动强调人的理性和自由，现代伦理学强调人的权利和尊严。
三、历史观念的差异东方哲学强调循环、轮回和变化，强调万事万物都是流转不息的。
例如，印度教和佛教认为生死轮回，道家认为万物变化。
而西方哲学更加线性和进步，强调历史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
黑格尔认为世界是理性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阶级斗争的推动。
四、对人生的态度差异东方哲学强调顺应自然、顺应命运，注重内心的平静和达观，追求心灵上的解脱。
而西方哲学更加强调个体的努力和奋斗，追求自我实现和人生的意义。
尼采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存在主义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自我选择。
东西方哲学的根本差异体现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历史观念和对人生的态度上。
这种差异既反映了文化和社会的多样性，也丰富了人类的思维和智慧。
我们应该在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汲取两种哲学传统的精华，探索智慧的更广阔领域。
东西方哲学的差异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在交流互鉴中，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各自的哲学传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分析
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是两个不同文化圈的政治理念和体系。
虽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
西方政治文化都经历了一定的变革和融合，但仍然存在一些根本的差异。
接下来，本文将
从政治哲学、政府运作、权力分配和公民意识四个方面对中西传统政治文化进行比较分
析。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中西方有不同的政治思想和理念。
西方传统政治文化注重个
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强调个体的权利和自由。
而中西方传统政治文化注重集体主义和儒家
思想，强调社群的利益和和谐。
这种差异在政治体制、价值观念和社会道德中都有所体
现。
从政府运作的角度来看，中西方政府在权力运作和决策机制上存在一些差异。
中西方
传统政治文化注重政府的权威和稳定，强调中央集权和官僚体系。
而西方传统政治文化注
重政府的责任和透明度，强调民主选举和政府与民众的互动。
这种差异在政府的组织结构、决策程序和公共政策中都有所体现。
中西方传统政治文化在政治哲学、政府运作、权力分配和公民意识等方面存在一定的
差异。
这些差异反映了中西方社会的不同发展历程、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
在现代化的进
程中，中西方政治文化都在相互交流和融合中不断发展，但仍然存在一些根本的差异，这
对于中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影响。
只有深入了解和研究中西方传统
政治文化的差异，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中西社会的特点和问题，并为推进政治体制和社会
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中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三个根本差异8600字中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三个根本差异一、抽象之人vs道德生命体从人性着手构筑论文联盟理想的政治制度体系是中西方政治哲学的重要视域。
究竟如何看待人性，以及从人性着手寻求现实政治的合法性与设计完美的政治制度，西方社会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就已开始，柏拉图率先先验地将人的灵魂分为理智、激情、欲望三个部分，从而提出了由完全理性的哲学王统治激情的护国者与满怀欲望的生产者的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的理想国的构想。
亚里士多德也遵循这一路线，指出“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具有善与恶，公正与不公正以及诸如此类的感觉”。
但任其自由发展而不加干涉或规范，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为了弃恶扬善、消除人的淫欲和贪婪，必然需要建立以法律与道德为主的有着规范与制约机制的理想的政治共同体秩序。
力图正确地揭示人性更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后的政治哲学家的努力方向。
特别是近代以来，各种人性的观点纷纷出炉，尽管众说纷纭，但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西方政治哲学家在人性观上的深层共识在于人是一种超验的抽象的个人，是拥有物质需求(在各个哲学家那里其内容不同)、富有经济思维(为了自由、财产而与他人交往)并善于利用理性(这是政治组织形成的前提)参与政治事务的个人，从而必定是要么属于“经济人”，要么属于“政治人”。
与西方政治哲学家相似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同样看到了从人性出发探视政治问题的重要性，中国传统文化的引领者充分认识到了“‘人’是世界问题的总根源，任何改造世界、完善社会、增进文明的诉求，都必须从‘人’本身下手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因为他们知道人类心理的共同之点、人与人之间的相同方面必然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关键，是人类社会结构合理建造的源泉，把握到了每个差异个人的共同人性，就找到了解决人类伦理、政治、宗教及其他一切问题的钥匙。
但与西方哲学注重人的理性与欲望，将人归结为“政治人”或“经济人”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则主要在人性善恶上展开，并据此得出了为政以德的道德理想政治的完美秩序。
老子主张人类天性本来是“无知无欲”，但又认为“民莫之令而自正”，这说明人们虽然无知、无私、无欲，但在无人命令的条件下却是有道德的，这实质上是一种先天性善论的表述。
人性如此，当然要求无为而治，以保证人们享受自由的自然状态。
孔子在人性观上也有言简意赅的一句话，即“性相近习相远”，并未深刻剖析人性之本质，但其后继者则大大发挥了这一思想。
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著名的表述就是“人有四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在他看来，人性中本身含有德的潜质，在人格圆满的基础上只要稍加扩展，“苟能充之”，就“足以保四海”，就能够实现人类理想的政治社会秩序，隐含的意思是，所谓的武力、法律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旬子无疑是性恶论的代表，“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即人本性是恶的。
表现出善只是一种伪装，他继而认为只有儒家的礼才可以摆脱因人性所导致的混乱局面，礼也因而产生，由此看来，旬子对人性的看法与西方哲学的观点是极为相似的，他从人性不能无欲出发，从欲望谈到需求，从需求谈到斗争，从斗争谈到建立国家的礼的统治，这正是西方政治哲学人性话语的基本逻辑。
不同的是，旬子回到了礼的社会，而不是契约与法律。
这种社会根据“度量分界”(指贵贱、贫富、长幼、知愚、能不能之分)，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制止争乱，从满足不同层次的人的不同的欲望出发，实现各得其所的礼制社会。
墨子对人类社会最初状态的描述与霍布斯“所有人与所有人为敌”的最初状态的描述极为相似，他与旬子一样，是性恶论的代表，在原初的无序的状态下，人与“禽兽”相差无几，这种恶的程度远远高于旬子的有私利欲望的人。
霍布斯为解决这一混乱局面。
所走的是建立契约，形成共同体国家的道路，墨家则为此引申出提倡兼爱、非攻的无私伦理规范，并主张通过选举产生圣智天子。
尽管中国哲人的人性观点纷繁争鸣，但从对人性的分析中，我们能够总结出中国文化在人性观上的共识。
其一，“政治人”必为道德生命体，才能真正成为政治人。
西方传统文化强调了“人更是一种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语)，强调了“政治人”的爱智慧(柏拉图的哲学王观念)，强调了政治人理性与欲望的结合体(霍布斯、洛克、卢梭等近代契约论者)，但遗憾的在于他们没有注重人的道德素质。
而我国古代先哲将人视为一种道德生命体，主张在修身养性中去治国平天下，“儒家深信非有健全之人民，则不能有健全之政治。
故其言政治也，惟务养成多数人之政治道德、政治能力及政治习惯。
”也就是说，无论如何看待人性，人必然与道德精神关联起来，人必须锻造成道德的生命体，人方可以称为人，成为政治人，“政治人”同样应该是“道德人”。
其二，人并非天生是道德生命体，在后天的磨炼中有一个动态的形成过程。
在西方文化中。
人天生如此、先验如此，后天的努力则是为了更好地杜绝其恶(好战)，满足其欲(自由、财产)，利用其优(理性)。
中国文化强调人的道德生命体本质，但这个道德性的存在或道德生命体并非一定是天生如此，也可能是一个在成长中不断形成的生命体，老子、孟子的性善论显然强调人天生具有道德的潜质，而旬子、墨家的性恶论则主张在社会实践中完善道德人格。
其三，诸子百家的基本思维逻辑仍然在于从人性出发，寻求理想的政治制度、完美社会，它的清晰性在于：认定人(无论性善还是性恶)都有经改造成为道德“圣人”的机会，这决定了政治要从人性的提升完善着手，设计出符合人性改造的最佳路线图，这就是政治统治者以身作则、道德秩序良好、道德与政治有机统一的道德政治共同体。
这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是一条隐性的思维逻辑，这条逻辑注重在政治领域内个人道德素质的提升，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颇具特色的、至今依然有借鉴价值的重要方面。
事实证明，在市场经济风靡全球的现实背景下，注重执政者道德修养，强调社会成员提升道德素质，一定程度上仰赖社会的柔性管理(并非仅仅依靠法律的刚性制裁)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必然选择。
二、个人主义vs整体主义中西方政治哲学的另外一个差异在于，中国遵循整体主义而非西方个人主义的思维逻辑，其分析政治问题、政治实践，是从群体、集体、社会而非个人、个体出发。
实际上，亚里士多德早就提出过人类天生是合群动物的整体主义观念，“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在本性上而非偶然地脱离城邦的人，他要么是一位超人，要么是一个鄙夫。
”但这并未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形成一种长效的、有影响力的整体主义视角，相反，它的对立面个人主义却成为西方一以贯之的看待问题的政治思维。
尽管个人主网义有着多种多样的内涵。
但作为一种政治思维，它无疑是指把个人确定为认识评价政治实践、政治价值的前提或基础，立足于个人与国家、政府关系的视角，提倡个人相对于国家、政府的本原和终极目的的地位，强调个人的独立、个人的自由、个人的权利和个人利益的实现，而反对国家、政府对个人自主事务的干预，从而在政治实践中极力推崇真正自由、民主、平等的国家。
个人主义坚信这个“个人”是先在的个人，是先验的存在物，是最原初、最基本的单位。
任何其他的共同体，如部落、政府、国家等都有其基础，有其渊源。
唯有构成一切共同体基础的抽象的个人，是不需证明、也无法证明的基本单位。
在他们的眼中，所谓人民的利益不过是政府人员或精英阶层对个人民意的强奸；所谓爱国也不过是对魅力领导的崇拜。
因而，他们更为现实，更是一切从个人的权利、利益出发。
密尔指出，“任何人的行为。
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
在仅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是绝对的。
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
”个人的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只要他遵守法律、法规和不侵犯他人的正当利益，“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
与此截然相反，“在中国的思想世界中，‘个人’并不是如近代社会中所看到的孤零零而与‘社会’或‘国家’对抗的‘个人’；相反地，中国思想传统中的‘个人’，深深地浸润在群体的脉络与精神之中。
在时间上，‘个人’与过去无以数计的祖先，与未来生生不息的子孙构成绵延不绝的传承关系；在空间上，‘个人’与社会其他的‘个人’透过‘心’或‘良知’的感通而构成一种密切互动的关系。
”中华民族的传统政治思维一直是从个人组成的整体来作为主体基础的，它没有给个人留下太多的空间。
美国学者郝大维、安乐哲一段话总结的相当有道理，可以看作对中西方不同政治思维形成的原因，他们认为在西方“自从亚里士多德对这个题目进行思索以来，民主公民(thedemocratic citezen)常被解释为这样一个人：他在家受抚养，直至成人，然后离家参加到公众生活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