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允许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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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推解释刑法看基本原则的时候,碰到类推解释,当初讲课时老师是一带而过的,可是真题里有好几道题考到了类推解释,而且据解析看,采用的是张明楷的观点。
今天回来时到学校书店定了这本书,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到。
还好以前从网上下了这本书的电子版,便把相关的摘录下来,以作分析:禁止类推解释多数学者认为,禁止类推解释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一个内容。
类推解释是指,需要判断的具体事实与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基本相似时,将后者的法律效果适用于前者,形式侧面的禁止类推解释,是禁止一切类推解释。
因为类推解释导致刑法的规定适用刁:相似的情况,“相似就是客观事物存在的同与变异矛盾的统一”[24],两种现象之间只要存在相同之处,人们就可以说它们具有相似性。
这样一来,任何行为都可能与刑法规定的行为相似,都有被科处刑罚的危险。
禁止类推解释既可以由民主主义解释,也可以由预测可能性解释。
立法机关通过文字表述其立法意图,因此,在解释刑法时,只能在立法文字可能具有的含义内进行解释;同时,由于刑法本身有自己的体系,故在确定文字含义时,应当在维持刑法整体含义的前提下进行解释。
如果可以类推解释,则意味着成文刑法丧失了意义。
刑法通过其文字形成规范从而指引、指示人们的行为;或者说,国民通过刑法用语了解刑法禁止什么行为。
在了解的过程中,国民当然会想到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因此,在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内做出解释,就不会损害其预测可能性;如果将国民根据刑法用语所预想不到的事项解释为刑法用语所包含的事项,就超出了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从而导致国民实施原本不认为是犯罪的行为却受到了刑罚处罚。
所以,类推解释的结论,必然导致国民不能预测自己的行为性质后果,要么造成行为的萎缩,要么造成国民在不能预见的情况下受刑罚处罚。
禁止类推解释原本只是从形式侧面提出的要求,意在禁止对刑法做出任何类推解释,但是,如果同时从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出发,对类推解释应当作两个方面的补充与发展。
其一,不仅应禁止类推解释,而且应禁止一切违反民主主义、违反预测可能性的不合理解释。
浅谈刑法的类推解释学习任何一门学科都需要相关的方法来进行指导,学习刑法的关键方法是对其进行正确的解释。
刑法的解释方法多种多样,但是不能信手拈来即可利用。
对刑法的解释事关生死,不可随意解释,对被告人不利的类推解释应当予以禁止,而有利的解释实施允许的。
标签:禁止;类推解释;罪刑法定一、类推解释的含义类推解释,是指将刑法并未明文规定为犯罪的某种行为,根据其具有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的特点比照刑法分则相似的条文解释为犯罪,对其进行定罪量刑。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罪行法定原则禁止对不利于被告人的有罪类推,所以类推解释违反了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原则因而被禁止。
概言之,所谓禁止类推解释,实际上禁止的是“法无明文规定也处罚”的思维观念与做法。
在理论与实践中,虽然禁止不利于行为人的类推解释,可是不禁止对行为人的有利类推解释,哪些解释被刑法允许,哪些解释呗刑法禁止,尚不能准确界定。
此外,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也经常被混淆,因此笔者对于这两个问题进行粗浅的分析。
二、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的区分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之间其实并不存在实质的区别,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差异,扩大解释是为刑法所允许的一种解释方法,但是不利于被告人的類推解释为刑法禁止。
当然容许做扩大解释,类推解释也就无存在之必要。
其实,类推解释也是弥补法律漏洞而出现的,有时类推解释的结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却也不被采纳。
类推解释有其合理性,扩大解释也有并未完美无缺,能否认为错误的扩大解释就是类推解释,二则往往含糊不清。
因此,有必要对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作出区分。
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的界限是相对的,一般而言,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扩大解释,实际上是类推解释。
关于二者我们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区分:第一,从形式上看,扩大解释所得出的结论,并未超出刑法一般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范围;而类推解释所得出的结论则超出了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
第二,从概念的关系上看,扩大解释不存在上位概念的位阶;类推解释则需要将所要解释的概念提升到上位概念中去做解释。
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之解析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又称质疑有利于被告原则,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被告的权利应得到尽量的保护。
在实践中,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是保护被告人权利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刑事诉讼法中某些规定的重要根据。
本文将从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内涵、特点、价值与适用等方面展开阐述。
一、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内涵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任何有关被告人是否有罪的疑问,都应当有利于被告。
被告的利益应当在任何时候均得到维护和保障。
因此,当案件中存在疑点或争议时,法院应该在合法的范围内将疑点或争议解决,使被告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得到最大程度上的利益保障,确保其被做出的判决是公正、公平、合法、合理、客观的。
二、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特点1. 侧重被告的利益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特点之一是侧重被告的利益,如前所述,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任何有关被告人是否有罪的疑问都应该有利于被告。
这意味着法律应当保障被告的合法权益,避免误判或冤错案的问题并确保裁判的公正性。
2. 对证明义务的规定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公诉机关承担起证明被告罪责的义务,即“罪行在证言之前,证言在证据之前”的原则。
而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要求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应当给予被告利益,即在证据力度不够的情况下,应当更加倾向于被告的利益,并要求公诉机关进一步提供相应的证据。
3. 对标准证据的要求刑事诉讼的证据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要求标准证据的适用,即证据应当是合法的、证明力强的、无疑义的证据,否则不予采信。
在论证案情事实时,应当新旧证据结合、笃实考虑;在评价证据时,应当注重客观审理和合理评估证据,确保归纳出的证明思考,严谨、具体而且有根据。
三、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价值1. 保障人权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价值在于保障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司法公正性和公平性。
这有利于确保被告人的基本人权,如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宣誓自由、合法财产、合理构建的隐私权、获得公正的审判以及接受其他正当程序等。
论允许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作者:郝韩伟来源:《神州·中旬刊》2013年第08期摘要:类推解释经历了欧洲封建司法擅断时期肆意类推到启蒙时期完全禁止一切类推,再到国家主义时期允许类推,最后到排除有罪类推仅允许有利于被告人类推解释四个阶段。
在罪刑法定原则确立,禁止类推已成为其基本要求的前提下,类推解释允许与否仍经历了反复。
本文将试图从类推解释的含义和争论出发梳理有利于被告人类推解释的原因。
关键词:罪刑法定类推解释有利于被告人允许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是罪刑法定原则形式侧面中禁止类推解释规则中的内容,现已经成为通说。
[1]但形式上看,当代刑法理论一方面坚决反对类推解释方法,另一方面又允许有利于被告人类推解释。
理解这种情形需要从类推解释的相关含义入手。
一.有利于被告人类推解释的基本范畴首先,类推解释是指一个行为与法律规定的情形相似,但不可能为该法条的字面含义所包容的前提下,以其相似性作为适用某一法律规定的解释方法。
[2]即类似情况同等对待。
也有学者将其含义进行限缩,认为类推解释是指对于刑法未明确规定为犯罪,但考虑其危险性相当而比照对最类似行为的规定进行定罪处罚[3],即类推归罪。
一般而言,可将其理解为“需要判断的事实与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基本相似,而将后者的法律效果适用于前者。
”[1]由此可见,类推解释的本质是将行为相似性作为判断依据,易导致司法权的滥用,故而类推解释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是被禁止使用的。
其次,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不同于程序法上“存疑时有利于被告”,而是对于类推解释适用的限制性条件,即法无明文规定时适用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
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被类推解释的行为未被刑法明文规定;第二,被类推解释的行为与被援引的行为具有相似性;第三,解释的结果本身已经超出了法条字面含义。
[4]从形式上看,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违反了罪刑法定,超出了国民预测可能,但其实质上不会侵犯人权,不会将行为通过类推纳入制裁范围,在实质上是符合罪刑法定的。
刑法司法解释中的类推解释类推解释扩大法律规定的事项推及于类似的事项上, 即对刑法条文做出超出可能具有的最大含义的解释。
在中外刑法学界, 在是否允许类推解释的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分歧, 存在否定说和肯定说两种针锋相对的主张。
实践中的刑法司法解释确实存在类推解释的想象,对于填补法律漏洞具有一定的优势,而在理论上其存在具有一定正当性和合理性。
关键字:概念类推解释刑法正当性刑法司法解释是指法定的司法机关对刑法规范的含义进行进一步阐明的活动, 或者进行阐明所形成的规范性文件。
刑法规范事关公民的财产、名誉、自由乃至生命权利的得失, 因此, 国家有权机关解释刑法规范的活动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才能保证这种重要的刑事法律活动健康、顺利地进行。
类推解释是指扩大法律规定的事项推及于类似的事项上, 即对刑法条文做出超出可能具有的最大含义的解释。
一、关于刑法中类推解释之争在中外刑法学界, 在是否允许类推解释的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分歧, 存在否定说和肯定说两种针锋相对的主张:(1)否定说。
持这种主张的论者反对类推解释的存在。
否定说是现在日本刑法学界的通说:我国大多数学者也持否定说。
否定说的主要理由在于, 类推是一种将刑法规范适用于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 是一种从根本上破坏刑法保障公民自由功能的刑法解释方法。
具体说来主要有三个弊端:1.有司法权侵入立法权之嫌。
类推解释允许法官将刑法规范适用于超越法条文字规定的范围,实际上是允许法官在立法者用文字设定的法律适用以外擅自创立犯罪与刑罚规范, 这种由法官代行立法职能的做法已经跨越了司法的范围, 是法官造法, 是司法干涉立法的表现。
2.有破坏刑法确定性之嫌。
刑法规范是立法者的命令, 其内容的确定性为刑法规范的生命, 允许类推解释必然会带来法官个人的素质、修养、经验不同而赋予刑法规范不同的内容的后果, 从而使刑法规范不再具有主权者的命令的性质, 破坏刑法内容的确定性, 破坏国家的法治的统一。
3.有损害刑法人权保障机能之嫌。
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哎呀呀,咱今天就来说说这个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
你知道吗,这可真的太重要啦!就好比说,有个人他可能不小心犯了个小错,但是按照正常的法律规定呢,可能会判得比较重。
这时候,如果我们能通过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处理方式,那不就像是在黑暗中给他点亮了一盏明灯嘛!比如说,有个小偷,他偷了一个面包,是因为他太饿了没办法呀。
那如果我们不考虑这种特殊情况,直接就按照一般的盗窃来判,是不是感觉有点不太公平呢?再想想看,如果法律是死板的,一点都不懂得变通,那得多可怕呀!那岂不是很多人都会因为一些特殊情况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这就好像是给人套上了一个紧紧的枷锁,让人喘不过气来。
但有了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就像是给这个枷锁打开了一个口子,让人能有机会得到更合理的对待。
在法庭上,法官们也得好好考虑这个呀!不能一味地就按照条文来,得看看实际情况呀。
比如说,一个年轻人为了救自己病重的妈妈去偷药,这能和那些为了自己享乐去偷东西的人一样判吗?当然不能啦!这就需要法官们运用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做出更公正的判决。
还有呀,律师们也得好好研究这个。
在为被告人辩护的时候,得找出那些可以类推解释的地方,为被告人争取更好的结果。
这就像是在一场战斗中,找到了最有力的武器一样。
我觉得呀,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它让法律不再是冷冰冰的条文,而是有了温度,有了人情味儿。
它能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应有的照顾,而不是被无情地打压。
这样的法律,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呀!你说呢?。
关于刑法的解释刑法解释按效力划分,可以分为有权解释和无权解释。
前者是指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后者是指学理解释。
(1)立法解释的主体只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包括全国人大。
(2)司法解释的主体只能是两高,不包括地方司法机关和两高的工作人员。
刑法解释按方法划分,可以分为文理解释(字面解释)和论理解释。
当文理解释能解释通顺时,无须进行论理解释。
易言之,如果进行论理解释,肯定是因为文理解释已经不能解释通顺,不能完成解释任务。
针对同一刑法条文的同一概念,既可以进行文理解释,也可以进行论理解释,但不能同时进行扩大解释和缩小解释。
(1)论理解释主要包括扩大解释、缩小解释、当然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
(2)任何解释得出的结论,都可能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3)不同的解释方法可以同时适用。
当不同的解释方法得出多种结论或者不能得出妥当的结论时,必须以目的解释来最终确定,即必须符合某一条文、某一罪名所要保护的法益,目的解释是刑法解释的最高准则。
(1)扩大解释被允许,类推解释被禁止,但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除外。
(2)无论是立法解释还是司法解释,都可以进行扩大解释,但都不得进行类推解释,除非是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
当然解释是指“举轻以明重”和“举重以明轻”,前者是为了入罪和加重处罚,后者则是为了出罪和减轻处罚。
当然解释追求解释结论的合理性,但并不必然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换言之,当然解释合理但不一定合法。
体系解释必然要求同类解释,即同一刑法术语的含义,必须保持在整个刑法体系中是一致的和连贯的。
但这种一致和连贯,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是应然状态,而非实然状态。
论允许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
作者:郝韩伟
来源:《神州·中旬刊》2013年第08期
摘要:类推解释经历了欧洲封建司法擅断时期肆意类推到启蒙时期完全禁止一切类推,再到国家主义时期允许类推,最后到排除有罪类推仅允许有利于被告人类推解释四个阶段。
在罪刑法定原则确立,禁止类推已成为其基本要求的前提下,类推解释允许与否仍经历了反复。
本文将试图从类推解释的含义和争论出发梳理有利于被告人类推解释的原因。
关键词:罪刑法定类推解释有利于被告人
允许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是罪刑法定原则形式侧面中禁止类推解释规则中的内容,现已经成为通说。
[1]但形式上看,当代刑法理论一方面坚决反对类推解释方法,另一方面又允许有利于被告人类推解释。
理解这种情形需要从类推解释的相关含义入手。
一.有利于被告人类推解释的基本范畴
首先,类推解释是指一个行为与法律规定的情形相似,但不可能为该法条的字面含义所包容的前提下,以其相似性作为适用某一法律规定的解释方法。
[2]即类似情况同等对待。
也有学者将其含义进行限缩,认为类推解释是指对于刑法未明确规定为犯罪,但考虑其危险性相当而比照对最类似行为的规定进行定罪处罚[3],即类推归罪。
一般而言,可将其理解为“需要判断的事实与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基本相似,而将后者的法律效果适用于前者。
”[1]由此可见,类推解释的本质是将行为相似性作为判断依据,易导致司法权的滥用,故而类推解释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是被禁止使用的。
其次,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不同于程序法上“存疑时有利于被告”,而是对于类推解释适用的限制性条件,即法无明文规定时适用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
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被类推解释的行为未被刑法明文规定;第二,被类推解释的行为与被援引的行为具有相似性;第三,解释的结果本身已经超出了法条字面含义。
[4]从形式上看,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违反了罪刑法定,超出了国民预测可能,但其实质上不会侵犯人权,不会将行为通过类推纳入制裁范围,在实质上是符合罪刑法定的。
二.理论之争
任何一种理论从来不缺乏质疑的声音,质疑这种理论的观点形式上可以总结为两类。
一类是有保留的接受有利于被告人类推解释,另一类是不仅反对不利于被告类推且反对有利于被告人类推解释。
第一种观点主要从民主主义,人权主义出发,认为类推解释不可避免的会超出国民预测可能性,即国民会因为从刑法用语无法预料的而被类推包含的事项受到处罚,其思想是保障人权
为要,限制司法权从而缩小刑法的打击面。
但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而仅允许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不仅不会侵犯人权,而且在实质上实现了人权保障机能。
第二种观点认为无论是通过所谓法官造法或其他方式进行解释,只要实质上超出了法条字面含义,都是应当禁止的。
比如以扩张解释的名义进行类推解释,因为两种解释方法在个别情况下只是逻辑进程不同而结果是相同的,所以有“解释是对解释结果的结果,解释方法是在结果被确定后才被选择的。
”说法。
贝卡里亚曾说“自由解释正是擅断和徇私的根源,当一部法律业已确定,就应当逐字遵守,法官唯一的使命就是判定公民的行为是否符合成文法律”[5]。
也有学者称“刑法制定,以无为有,以轻为重,固属不可;以有为无,以重为轻,亦非所许;其失相同,安在其有利于被告时,即谓可以类推”。
[6]以上观点都考虑了无论何种类推解释都可能会使刑法成文法意义丧失而招致法律秩序混乱的问题。
三.允许有利于被告人类推解释的合理性
必须看到,刑法不可能事无巨细的列出现实的种种情形,一是因为立法技术不可能这样做,二是社会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出现新的情况,加之刑法有必要保持比其他法律更强的安定性,所以刑法的语言更要求高度概括和抽象,“极度的确定性会破坏确定性本身”[7],解释是必要的。
而往往立法者理性的缺陷会和社会要求惩罚的欲望以及人权保障相冲突。
类推解释的取舍就在于这种冲突中。
而比较之后,有利于被告人类推解释被允许是具有合理性的。
(一)立法语言的疏漏可能会造成实质上的不公,不利于罪行均衡的实现,所以允许有利于被告的类推解释弥补这种缺陷。
比如刑法389条第3款规定“因被勒索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未获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而在比行贿罪轻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法条中并未出现如此规定,所以可以使用类推解释以实现实质正义。
[8]
(二)基于现代刑法人权理念的考量,即使放纵了部分犯罪也总比可能使无辜者蒙冤要好,所以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被允许,正是上述冲突中人权优先的选择结果。
(三)弥补刑法漏洞的价值。
因为刑法不可能涵盖所有情形,如果一味扩大刑法打击范围,无异于是对民主主义和人权主义的背离。
而如果在保证实质正义的前提下,运用类推解释方法朝着限制打击范围的方向论证,成文法意义不会因此受损,国民自由和人权也会在这一平衡点上恰当的受到保护。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57
[2]薛瑞麟.论刑法中的类推解释[J].中国法学,1995(3)
[3]王炜.刑法司法解释中类推解释研究[J].昆明理工大学报,2010 (2)
[4]彭辅顺.刑法解释方法与人权保障的实现[J].政法论丛,2007(2):38
[5]|意|贝卡里亚.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9
[6]韩忠谟.刑法原理[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48
[7]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5
[8]张明楷.罪行法定与刑法解释[M].北大出版社,2009 :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