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昌电影镜头语言美学
- 格式:doc
- 大小:35.50 KB
- 文档页数:6
简析《⼀⼀》长镜头下的⼈⽣刘诗豪120150477 摘要:《⼀⼀》是杨德昌重要的代表作。
他以台北为背景,通过对⼈物不同命运的叙述,揭露出城市的现代化逐步使⼈异化。
影⽚中,众多长镜头的运⽤,还原出⽣活最真实的⾯貌,使观者能够思考⾃我的⽣活状态。
⽽杨德昌以《⼀⼀》作为电影的⽚名,蕴含了他对⽣命的理解,并阐释出⽣命循环的哲理。
关键词:⼀⼀ 长镜头 ⼈⽣杨德昌是⼋⼗年代台湾”新电影运动”的旗⼿,⽽《⼀⼀》是他艺术⽣涯中最后的绝唱。
影⽚讲述了⼀个台北中产阶级家庭中各个成员们在不同的年龄段所⾯临的压⼒与困惑。
在长达167分钟的电影⾥,杨德昌⽤娓娓道来的⽅式,将他对社会敏锐的观察和理解叙述给观众。
法国媒体形容杨德昌真正触摸到了“情感的精髓”,把”⽣命的诗篇”透过电影传送吟唱。
⼀、长镜头与⽣活杨德昌作为”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实践者,继承了法国新浪潮电影和新德国电影观念,即“以现实世界的外部真实和内⼼真实作为电影取材的基本依据,探索电影剪辑⽅法的真实效果,完善以长镜头为核⼼的电影再现美学在表现⼈⽣、反映社会⼼理中的巨⼤作⽤。
” 1杨德昌在《⼀⼀》中多处运⽤长镜头和景深镜头,意图还原出社会与⽣活最本质的状态,以引起⼈们对社会问题和⼈类命运的思考。
通过长镜头将各种纷繁复杂的⽣活⽚段连接,取得⽇常⽣活审美化的效果。
杨德昌为了突出敏敏独⾃⼀⼈在公司的窗前思索的场景,进⾏了长达1分20秒的拍摄。
巧妙的是,杨德昌利⽤了落地窗的镜像反射,还原出了三个真实的空间——窗外的城市灯⽕通明,车流不息;窗内办公室⿊暗、寂静;外部的办公间热闹喧哗。
窗外与窗内的世界都集中在了⼀⾯薄薄的玻璃之上,⽽敏敏模糊的⾝影同样在玻璃之上投下了⼤⼤的剪影;两⾯落地窗之外隐隐地传来喧嚣的嘈杂声,将陷⼊思索的敏敏紧紧地包围。
这种⼼灵的疏离恰到好处地被空间分割开来,陌⽣孤寂的感觉⼀览⽆余。
杨德昌所表现的窗外两个喧闹复杂的世界,就好像⽣活中⼀件件纷繁琐碎的事情,让每⼀个处于城市中的⼈们⽆处逃遁。
电影《一一》的视听语言和叙事结构分析作者:李光来源:《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年第13期摘要:《一一》是台湾导演杨德昌的代表作,曾获得第56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等,也是台湾新浪潮电影中代表佳作之一。
这是一部故事复杂的剧情长片,影片主要通过五条叙事线索讲述了一个典型的台湾中产阶级家庭生活。
该片不仅意蕴丰富,在文本结构和视听语言方面也别具一格。
透过对《一一》视听语言和叙事结构评析,可以窥见台湾新浪潮电影的风华。
关键词:《一一》;叙事结构;视听语言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7-0240-02《一一》是杨德昌对生活的理解与诠释,排此片的杨德昌,已是知天命之年,他把自己对生命的感受全部变成镜头、对白、音乐,散布在影片的各个角落。
《一一》在拍摄上大量地运用了长镜头和固定镜头,镜头语言自然流畅,但在色彩的运用、声音的运用和场景的布置上,又温柔熨帖地烘托出人物形象,表现了影片主题。
一、镜头分析杨德昌电影总是力图还原人们真实的生活场景,他强调电影的纪录功能,并且把电影与生活联系在一起,而他所采用放大电影记录功能的重要方式,就是长镜头。
长镜头是在一个镜头里不间断地表现一个事件的过程或者段落,在以长镜头为主导的影片中,一场戏一个镜头拍到底,是最常见的表达方式。
段落镜头可能是一个固定镜头,也可能是一次长时间的运动镜头。
《一一》影片中采用固定不动的机位,叙事大多通过全景长镜头的场面调度实现,主要人物的刻画则用一些中近景的单人画面加固定画框,加话外空间。
即使是剧情跌宕的部分,比如洋洋逃避主任追逐时,镜头也依然一动不动地架在走廊上,洋洋在镜头中拼命往前跑。
当然影片还是存在运动镜头的,比如洋洋悄悄来到游泳场时,就运用到了摇的手法.,体现了洋洋心里的忐忑。
《一一》中还有两个独特的镜头,一个是婷婷送奶奶回家,另一个是洋洋翘课买完胶卷飞跑回教室。
这两个镜头都是通过监控屏幕来展示人物的运动。
浅析杨德昌电影视听语言的特色作者:许诺来源:《戏剧之家》2017年第21期【摘要】影视作品是一种调动多种视听元素、运用综合手段来感染观众的艺术形式。
本文着重于杨德昌导演究竟是运用了什么样的视听手段达到冷静的视听效果,因此重点研究了杨德昌导演的作品《恐怖分子》,以此来分析杨德昌作品独树一帜的视听体系。
【关键词】视听语言;杨德昌;镜头;叙事空间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21-0106-02影视作品是一种调动多种视听元素、运用综合手段来感染观众的艺术形式。
众所周知,杨德昌导演的影片具有异常冷静、理性的表现力,正如日本电影评论家佐藤忠男所说:“杨德昌的另类之处,在于他创造出了不仅台湾地区罕见,而且除日本外整个亚洲都前所未见的西方化的冷静的知识空间。
”由此可见,杨德昌对电影语言的拆解和重塑的功力十分深厚。
他运用独特的视听手段,将艺术实践的表现力变成了一种对社会变革清醒而复杂的认识。
一、固定静止的长镜头与全远景的景别设置杨德昌导演的作品中多用固定静止镜头,并使用深焦摄影,将定镜头对准一个空间,让人物在空间里进进出出进行戏剧化的表演,因此他注重的是镜头内部的运动。
固定静止长镜头的大量使用是杨德昌作品最突出、最显而易见的视觉特色,即使是在拍摄对话时,说话双方也几乎没有镜头切换,一个镜头到底。
长镜头不打破时间的连贯,把大量时间交给演员,或静静地展现空间静态的景或物,使得影片中既流淌着压抑的气氛,又富有内在的力量,使得压抑与迸发之间并行对抗,达到一种含蓄、深刻的艺术效果和情感境界。
虽然长镜头本身因为比较单调而容易造成观者的视觉疲劳,但是杨德昌可以完全凭借演员的表演和台词吸引观众,依靠电影内在的张力而非外在形式上的新奇来消除欣赏惰性。
二、杨德昌电影的话语空间电影往往分为故事空间和话语空间,故事空间指的是影片故事发生的场景及其变换过程,是存在于故事内部的空间,而话语空间指的是叙述的空间,也可以简单理解为影片叙述的视角。
532020作为台湾电影新浪潮代表人物之一的导演杨德昌,以冷峻严肃的社会批判和独特的电影美学认知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至今仍是中国台湾地区夺得戛纳电影节桂冠的唯一一位导演。
称赞杨德昌为“台湾社会的手术刀”是一句中肯之言,因为或许很少有一位知名导演如他一般专注于现世社会。
杨德昌的八部电影长片无一例外均以20世纪后半叶的台湾社会为背景,涵盖了从最初迁台的贫困知识分子家庭到身处世纪末身心疲倦的中产者的市民全貌——在此前提下,性别角色自然成为一个天然的创作——观察的双向视角。
从第一部作品《海滩的一天》(杨德昌,1983)中对现代社会与女性成长议题的关注而渐次发展到在《一一》(杨德昌,2000)多线穿插叙述的三代女性的人生遭遇,女性话语在杨德昌的电影实践中经历了从主体到叙事碎片的转变。
这一过程看似是对女性之声的削弱,但是,也正是通过将“性别”“女性”这些词语从乌托邦式的学院讨论中拉出,将其真正作为整体社会生态中的有机部分而进行摹写创作,杨德昌不仅真切地把握住了身处悲苦人生下的两性差异,还形成了用镜头、叙事等美学手法重构僵化女性想象的独特风格,直面挑战了电影与性别关系的众多传统认知。
一、后现代语境中的性别文化《恐怖分子》(杨德昌,1986)、《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杨德昌,1991)、《一一》等作品中“男性为女性杀人/自杀”的情节再现,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对历史价值的应和,但是杨德昌对情节的关键人物做出了一项重要的改动:其作品中引起杀人事件的女性都还只是少女。
《恐怖分子》中的淑安、《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的小明和《一一》中的莉莉,都以顽劣少女的形象出现,说着她们本不应该说的话,懂得了许多成年人的道理。
与之相关的叙事看似无意实则有心地设计了少女的成长环境,包括她们的父母、家庭、学校,她们受到的教育缺失和情感虐待。
这一切都在暗示着:即使有所谓“红颜”的存在,那么她们也是被强制性地塑造为这样,而不是选择成为祸水的。
加拿大学者琳达•哈琴在对后现代主义诗学的研究中专注于戏仿历史的力量:“戏仿似乎为审视现在与过去提供了一个视点,使艺术家能够从话语内部和话语对话,却不至于完全被其同化。
《一一》——长镜头分析在杨德昌执导的电影中,他总是力图还原人们的真实生活场景,强调电影的记录、纪实功能。
因而,导演会试图用最真实的长镜头来展现社会中人性的变化。
而在《一一》这部影片中,它大多采用了固定长镜头来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展现人物的生活处境,导演用大段的长镜头语言创造了影片的总体风格即对看不见的东西的思考,对重复单调生活的洞穿。
在年迈的婆婆生病昏迷,需要家人依次通过与婆婆交流的方式来唤醒婆婆时,采用了长镜头的方式真实的还原时间和空间的完整性。
而长镜头附之近景呈现了家庭成员间彼此的困惑,放在现代化都市大背景下,更显每个人的卑微与无助。
在婷婷对婆婆倾诉时,婷婷的眼部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眼睛与暗色调的光线相融合,用长镜头叠加色调的方式,意味着此时婷婷的心理正处于压抑和自责的状态。
在洋洋的舅舅讲话时,他的话题只能是不断的自述着自己变有钱,这是对把人变成只知道追逐金钱的社会最有力讽刺。
而长镜头在此时也缓慢记录着,它以第三视角冷眼旁观着在都市大背景下普通人苦苦挣扎的生存状态。
在简南俊与合伙人发生理念上的冲突时,导演通过长镜头加框架构图的方式,借助窗户本身的框架、推拉门、墙等物体,成功将物理空间同人物的心理空间对立起来,表现了人的分裂、隔膜与空间对人的挤压感。
而在置身狭长的走廊和过道上的人时,借助窗户和门缝等隔景去看,由于景观的阻挡,观众视角的模糊,无形之中就拉大观众与影片人物之间的距离,使现代文明社会中个体的孤独与他者的排斥相显现。
在简南俊与初恋在日本相会时,而身处台湾的女儿婷婷此时也与初恋在街头散步。
导演用平行蒙太奇的方式将两段长镜头“合二为一”。
相同的动作、相似的对话、相同的时间点,横跨空间的蒙太奇剪辑手法无不暗示了相似的情感在不同年龄段之间的延续,契合了人生重复循环的主题。
在这一剧情中,导演还用后续的长镜头还原了本来的真实生活以及用长镜头去记录了每个人的心路成长历程,烘托表现了情感上的升华与认知能力。
026 艺苑[影视长廊]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新电影运动是社会转型期艺术界对战后台湾历史的自觉影像书写,其中的“双子”即杨德昌和侯孝贤常常被人拿来比较。
侯孝贤致力于单刀直入的本土化电影语言,粗糙中内蕴强大的原始情感能量;而杨德昌的一生充斥着多重文化语境的交叠,他既有“眷村人”的身份犹疑,又带着中西方文明左冲右突的标记。
电影作为杨德昌的思维方式,照瞩的是社会现实的瓦解崩塌与人们尊严的重塑过程。
焦雄屏这样评价杨德昌:“他把电影拉升到现代主义的层次, 很少有电影创作者到现在还思考后现代、后资本社会这中间发生的巨大变化。
”[1]67至于《恐怖分子》和《一一》两部作品,则将杨德昌的个人风格发挥到了极致,从地图到拼贴画,不是客观定性,而是流动生成,影像趋向混杂与碎片化意味着一种解构的尝试,文本的开放性结构代表杨德昌再现时代的形式转向,即后现代的交易式审美体验(罗森布拉特语)。
杨德昌说:“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用电影来替台北市画像。
”于是,他以冷峻的眼聚焦台北都市生活的荒诞与破碎,将对现代性的思考诉诸于镜头语言,以概念先行的方式处理场面调度、人物对白,以及丰盈的视觉化表达与暗示。
如果说《恐怖分子》展现的是一个“景观社会”(居伊·德波)与“拟真”统治(鲍德里亚)的喧嚣,那么《一一》就在这种后现代语境中拾起一地碎片,将其粘合成一个“积极本真的生存情境”。
[2]36一、《恐怖分子》:以“异轨”击碎景观幻象统治《恐怖分子》的故事情节是松散的,意象画面的断裂与拼凑使整部电影都在谈论真实与虚假的界限。
杨德昌所记录下的台北世界如博尔赫斯所言:是混乱而神秘的迷宫,表面上秩序井然,进入后才发现时间是交叉的、空间是同时共存的,充满着无穷的偶然性和可能性。
[3]77这种“偶然性”支撑起《恐怖分子》中的多线程叙事结构,杨德昌利用种种偶然事件来串联人物关系,使人物发生交叠,造成重影。
电影中所出现的写字楼装的是玻璃外墙,玻璃本身是一种开放的存在,然而在镜面折射下,从外面无法获知里面的景象,而从内向外的凝视也显得困难重重。
中国高端艺考培训教育品牌杨德昌电影《一一》中的镜面反射和长镜头《一一》中有着大量利用镜面反射拍摄的镜头。
杨德昌认为镜面反射的拍摄虽然难以控制,却是很有意思,玻璃在城市中无处不在,观众通过镜面反射可以同时看到不止一种场景。
在拍摄汽车中的人物时,城市建筑的倒影在挡风玻璃上流动;在拍摄火车中的人物时,周围的风景也在车窗玻璃上流动。
最有意思的是拍摄敏敏在公司里感觉无家可归时,台北夜晚繁忙的城市道路和车流倒映在敏敏的身上,摄影机开机时闪烁的红灯正好在敏敏的心脏处跳动;最具有都市悲情的段落是在东京,当阿瑞和简南俊在宾馆告别后,东京塔和巨型建筑物倒映在蜷缩着绝望地哭泣的阿瑞身上。
镜像中的世界恍恍惚惚,但也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有时候现实世界比幻想世界更具魔力。
幻想世界取决于创造力和想象力,但现实世界会有很多奇妙的事情,镜子就是其中一项。
这是好莱坞电影观念和纪实电影观念之间的区别。
如果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足够敏感,那么就有足够的灵感创造更加美好的东西。
镜面反射是一个小例子。
这是一个扩大生活面的拍摄方法,就像胖子称他的舅舅说,我们发明了电影,我们可以多活三倍时间。
如果我们正确使用技术,我们甚至可以将我们的生活扩大十倍。
纪实电影观念提倡以长镜头和景深镜头,尽量忠实客观地向观众传达被观众自己忽略的甚至被屏蔽的真实。
它认为摄影机的镜头客观地捕捉真实方面比人眼更为忠实。
洋洋拍照拍人的后脑勺,就是一个极为直接的注解。
在影片中,小男孩洋洋提出了一个在成人看来异想天开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只能知道一半的事情?”作为父亲,简南俊回答说:“你在问什么?爸爸听不懂。
準洋觉得,每个人都只能看到他前面的世界,看不到脑后的世界,每个人都只知道“一半的事情”。
他用照相机拍下了一组人的后脑匀照片,要让人能够看到自己看中国高端艺考培训教育品牌不到的那个世界。
杨德昌在(一一》中娴熟地运用这些拍摄手法,创造出了一种诗意的现实,他为观众呈现出日常生活中不露声色而又惊心动魄的一面。
一一影评电影评论:《一一》《一一》是一部由台湾导演杨德昌执导的电影,该片以细腻的情感描绘和真实的人物刻画而闻名。
作为一名电影评论家,我对这部电影深感震撼,因为它给我带来了强烈的感觉和共鸣。
首先,影片通过细腻的镜头语言和精心构建的剧情,带给观众一种深刻的情感体验。
导演杨德昌以他独特的拍摄手法,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充满人情味的故事中。
他通过细致入微的镜头,捕捉到了人物的微妙表情和情感变化,使观众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感受到角色内心的挣扎和成长。
每一个镜头都充满了细节,每一场戏都让人沉浸在其中,仿佛亲身经历了主人公的喜怒哀乐。
其次,影片通过真实的人物刻画,让观众与角色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一一》以一个家庭为背景,展现了不同年龄层次的人们在面对生活困境时的选择和反思。
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独特的性格特点,使观众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无论是年轻的小孩还是成年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迷茫,而这些情感共鸣点正是观众与电影建立联系的桥梁。
最后,影片所传递的主题和思考点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一》通过展现人物的成长和变化,探讨了时间、记忆和人生的意义等深刻的话题。
影片中的每一个情节都在讲述着一个小小的故事,然而这些小故事却蕴含着更大的哲理和启示。
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会不禁思考自己的生活,回顾过去的经历,以及对未来的期许。
总的来说,电影《一一》通过细腻的情感描绘和真实的人物刻画,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感觉和共鸣。
它让观众不仅仅是欣赏电影,更是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这部电影不仅仅是一部娱乐作品,更是一部引人深思的艺术品。
杨德昌电影中的空间构筑作为台湾电影的开创者之一,杨德昌在其电影中充分展现了他对空间构筑的深刻理解和独特手法。
通过对杨德昌电影中的空间构筑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他的艺术风格和完美的电影语言表达。
首先,杨德昌电影中的空间构筑明显体现了他的艺术追求以及独特的个人风格。
在电影《一一》中,杨德昌巧妙地运用了空间来展现家庭成员之间的心理关系。
在电影中,摄影机缓缓跟随着主人公从居住场所向外走去,展现了居住环境中的凝固空间。
同时,作为主要场景的家庭空间,也在影片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反映了主人公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心理状态,这为观众呈现了一部既紧张又沉静的作品。
其次,杨德昌电影中的空间构筑凸显了他对情感传达的深刻理解。
在他的电影中,空间不仅仅是背景,更是情感源泉。
在《街头的骑士》中,摄影镜头呈现了青年男女在城市中的游荡生活,同时在城市街头、公园游乐场、地下墓园等空间展现出了青年们光怪陆离而现代的生活、情感焦虑和失落,其实是在反映当时台湾年轻人的文化冲击、对未来迷茫的情感。
具有生命力的空间让故事更显得感性。
此外,他的电影中的空间构筑还反映了杨德昌对现实题材的关注与深刻思考。
在电影《饿鬼之家》中,杨德昌通过对空间的运用,展现了消费社会中人类的彷徨和绝望。
在影片中,拥挤的居所成为了主要场景,它暴露了现代消费文化中社会阶层分化、贫富差距的社会现象,人类面对钱的诱惑、面对社会压力、面对社区中的恶性竞争的内心挣扎和痛苦,让观众更好地理解到社会生活中的恶性现象并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总之,在杨德昌电影中的空间构筑,不仅仅是一种技巧和手法,而是他对世界的深思和对观众的悲怜和关爱。
他通过空间的精准构建,唤起了观众对情感、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共情,使观众更好地理解电影所剖析的问题和深层内涵,这也是他成为台湾电影宗师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一影评电影评论:《一一》作为一名电影评论家,我有幸观看了《一一》这部令人难以忘怀的电影。
这部由台湾导演杨德昌执导的作品,以其细腻的叙事和真实的情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先,我要强调的是《一一》给我带来的感觉。
整部电影散发着一种深沉而温暖的情感。
导演通过细腻的镜头语言,将观众带入了每个角色的内心世界。
我感受到了角色们的矛盾、挣扎和成长,这让我与他们产生了共鸣。
电影中的场景、音乐和剧情都紧密结合,给人一种美妙的观影体验。
其次,我要谈谈《一一》所揭示的共鸣点。
这部电影以一个家庭为背景,通过讲述每个家庭成员的故事,探讨了现代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爱情和人生意义等主题。
导演通过细腻的描写,让观众对这些主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我被电影中塑造的每个角色的复杂性所打动,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让我感到亲切。
这种共鸣点让我对电影产生了更深的情感连接。
最后,我要赞扬《一一》在技术层面的表现。
导演杨德昌运用了细腻的摄影技巧和出色的剪辑手法,将故事情节展现得淋漓尽致。
每个场景都充满了美感,每个角色的表演都令人信服。
此外,电影的音乐也为整体氛围增添了许多情感元素,让观众更加投入到故事中。
总的来说,电影《一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感受和共鸣。
它以其细腻的叙事和真实的情感,打动了我的心灵。
这部电影通过家庭的故事,探讨了人际关系、爱情和人生意义等主题,让我对这些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同时,电影在技术层面也表现出色,无论是摄影还是剪辑,都展现了导演的才华。
我强烈推荐《一一》这部电影,相信它会给观众带来深深的触动和思考。
杨德昌电影镜头语言的美学探析
摘要:杨德昌是一个擅长运用西方电影理论并且将它与东方的电影美学相结合的导演。
他动用了非常复杂的电影语言,把整个华语电影从简单的、直线叙述的讲故事的方式拉高到现代化的层次、非线性的电影结构。
电影镜头语言
j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 (2012)07-0000-01
杨德昌导演是一个擅长运用西方电影理论并且将它与东
方的电影美学相结合的导演。
这一点与张艺谋,李安,陈凯歌,贾樟柯等华语电影大师相似,也是中国电影从民族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
他动用了非常复杂的电影语言,把整个华语电影从简单的、直线叙述的讲故事的方式拉高到很现代化的层次、非线性的电影结构,不时插入隐语。
镜头和镜头、段落和段落的连接都不是传统的,采取复杂的、多方向的思维。
“长镜头”语言的极致发挥
?巴赞认为“电影是完整的写实主义的神话,是再现世界原貌的神话”
太奇理论,提出可以用长镜头代替蒙太奇,他甚至断言被蒙太奇分散处理的各个元素只要能够集中表现在一个恰当的镜头里就足够了。
杨德昌本人也是一个长镜头理论拥护者,不光如此,他还强调
电影的记录功能,这些对电影本质的看法与巴赞是完全相同的。
杨德昌甚至认为蒙太奇不过是因为技术限制才产生的一种剪接方法,在他心里并没有把蒙太奇上升到艺术的高度。
喜欢对社会进行道德批判,因此,他总试图用最真实的方式表现现代社会中人性的扭曲面,只有长镜头的表现手法最符合杨德昌这种艺术理想,他一直选择长镜头这种天生有如此特性的镜语作为他的表达方式,巴赞认为:“电影的特征就其纯粹状态而言,正在于摄影上严格遵守空间的统一性,而自始至终保持空间统一的方法就是运用长镜头”
续性,只有长镜头才可以有效地避免这一点,能更好地追求电影的真实性和表现性。
杨德昌的长镜头叙事风格早在1982年的《光阴的故事》便有所施展,它以新人的身份参与了这部台湾新电影开山之作的拍摄,并且凭借第二段《指望》走上了台湾新电影的舞台。
《光阴的故事》(指望篇)中我们便能看到杨氏电影风格的雏形,他以擅长丰富的长镜头语言体系斩露头角,比如小眼镜看见小芬学会骑车时的段落,比如房间里小芬看见青年房客搬砖头的段落,比如小芬夜晚在街道独自踟蹰的段落,等等。
这些长镜头段落在他的早期电影都经常运用,并且占了相当大的比重,配合着空镜头和景深镜头,组成了杨德昌电影作品丰富的镜头语言体系,到影片《一一》他的电影手法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一一》人物繁多,
内容庞大,只有运用长镜头语言体系,这种宏观叙事才得以进行。
长镜头关注的是每个画面内部的表现力,能够准确的记录每一个运动变化的事物之间微妙的联系,使主体之间保持着一种连续性,相对于蒙太奇来说长镜头所表现的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在观看的时候不感单一与个别,电影中宏大的客体世界时刻保持着平衡的运动,《一一》几乎从头到尾都是由一个个长镜头段落串联成的,长镜头语言体系也为《一一》得以贯穿如此多的人物和承载如此宏大的主题提供了可能性。
运动长镜头的创造性使用
摄中保持摄影机的运动,即使用一些程度不等的运动长镜头。
运动长镜头在杨德昌的作品中都使用得十分普遍,通过运动长镜头可以使主体经过多个景别,在连续中推进故事的发展。
这种近乎纪录式的手法在导演的调度下往往能创造出惊人的艺术效果,是一种自然而逼真的表现手段,因此,运动长镜头可以完成蒙太奇的表现任务。
观众在镜头不断的推进中,无论是视觉还是思想情感都能到达一种高峰,这与蒙太奇通过零碎的手段堆积出的观影体验是完全不同的。
在电影史上《四百击》的结尾处,主人公安托万奔向海边的段落是最经典的长镜头段落,在宣泄导演情绪的同时能够体会到主人公渴望逃离无希望之生活的隐喻。
镜头,较缓慢的移动摄影机一直是杨德昌所钟爱的方式,相比之下,这种缓慢运动的长镜头更具杨德昌的特色。
影片《一一》有很多场景的调度都是通过摄影机的缓慢移动来进行,比如大田在简南俊的公司里商洽游戏的那场戏,解说员的画外音一直都在进行,可是镜头并没有对准正在解说游戏的解说员,而是不紧不慢地从简南俊,缓慢移向大田,而后是正在吃零食的大大。
观众会有一种慵懒,散漫的观影感受,这也为大田后来的失利埋下了伏笔,杨德昌的镜语更多的是让观众感同身受。
总的来看,杨德昌的这些场面调度很有特点,镜头的缓慢运动往往配以相应的画外音,观众越想看到人物的行为或事实的真像,镜头越是不对准这些主体,而是缓慢地游走于与之对应的角色和场景之间。
交待情节只是镜头很小的功能,对于杨德昌来说,他的目次远远不止如此,似乎更重要的是蕴含其中的情绪与态度。
的一般风格,它镜头内部的构图同样有着杨德昌电影的一般特点,即不规则构图的大量使用。
“杨德昌电影的画面构图正是利用框架的这种特性,在表现空间时超越了其限制。
在他的电影中,空间可以说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
这个无限的空间是在有限的空间内呈现出来的。
这就要求影片营造出画面内空间与画外空间的联系”③
昌的创作态度。
在一个秩序井然、自由放松的环境里,我们才能体会到世界的和谐与美好,才有可能表现客体世界所散发的美感,比如侯孝贤的乡土情怀便可以追溯于此。
然而,杨德昌对准的现代都市环境并非和谐美好的景像,它是处在高压之下的扭曲与无序,在这里生存的人们处在一种焦虑,失落,孤独,迷失的生活状态,这些现代都市人的情绪渗透到了杨德昌的创作理念之中,杨德昌的目的也绝不是呈现美感而已,他是要倾诉自己对客体世界的批判,不规则、不对称并且略显扭曲的构图正好符合了他的这一态度。
尤其在阿迪家和丽丽家的镜头中,这种不规则的构图运用到了极致,室内的走廊、客厅、卧室等等空间,都以一种扭曲的,夸张的影像呈现在观众的面前,阿迪家和丽丽家是全剧最为紊乱的两组家庭,观众能够深切地感触自上而下的扭曲与失衡。
有些时候,杨德昌甚至有意在运用不规则,不对称,不平衡的构图表现人物的生活状态和内在情绪,他会有目的地通过一些场景的调度让这种不规则更为复杂,比如巧用反光的玻璃、镜面、门窗、楼道、电梯等等道具来人为地制造空间的失衡。
有关简南俊,敏敏,阿瑞,婆婆等一系列人物都用了这种构图手法,比如,敏敏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的台北夜景痛哭,镜头穿过透明玻璃捕捉着敏敏的表情;简南俊在宾馆中接电话得知公司取消与大田的合作,人们是通过镜子瞥见简南
俊接电话时气愤得发颤的背影。
无论导演是为了通过这些调度疏远镜头和主体的距离,还是为了割裂主体所在环境的整体性,这些做法都是通过构图隐喻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隔阂,个体与外在世界的不和谐,也表现外在世界对个体的压迫,这种手法能极大地配合杨氏电影叙事的需要,渲染影片的主题思想,表现出现代都市里人情的淡漠与疏远以及精神的空虚与失落。
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135页
乔治?萨杜尔,世界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347页
徐琳玲,“大师杨德昌,他是世界级的”——专访焦雄屏,南方人物周刊,2007,11期
作者简介:童杨帆,单位:西南交通大学,专业:艺术学(影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