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性的轮回与喜剧性的终结——谈《金锁记》与《三寸金莲》对“裹脚”的不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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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寸金莲读后感
三寸金莲读后感第一篇：三寸金莲读后感读《三寸金莲》有感冯骥才的小说《三寸金莲》让我们了解到了中国古代的小脚文化。
这部小说发表时争议颇大，有人认为这是作者通过披露中国的陋习来吸引更过外国读者的眼球，我却又另一番见解。
三寸金莲，是封建文化这棵千年大树结下的一种光怪陆离的果实。
缠足曾被禁止过，然而更多的朝代却是以此为美。
小说讲述了女主角香莲的一生与小脚的故事，她的人生因小脚而跌宕起伏，最终却敌不过时代的更替。
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缠足是一种束缚女性的陋习，有着各种的弊端，然而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自己独特的审美理念，我们不该用现代的思想去批判缠足的是与非。
三寸金莲不仅是中国古代女性的一种象征，更包含了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三寸金莲》讲的是文化的束缚力。
三寸金莲反映的是一个大社会背景下的产物，是女子以脚小为美的古代审美习俗。
这种习俗曾深深的盘踞在一代又一代的女子心中，正如文中的佟家少奶奶们，以赛脚会上赢得品莲者们的好评为荣，女主人公香莲更是因为在第一次的赛脚会上只夺了个第二而受到各种嘲笑与委屈。
文章细致的描写了小脚美的七个标准，即形、质、资、神、肥、软、秀，又围绕这些展开了对绣鞋及小脚缠法的细致叙述。
三寸金莲也许是古时男子们的一种病态的审美理念，但其中包含了更多的传统文化内涵，对于三寸金莲各个部位的尺寸考究之仔细，绣鞋图案色彩的搭配之繁复不正是古时人们的细致谨慎，对任何事情都精益求精的体现嘛。
随着时代的变革，外来文化的冲击，人们开始倾向于自然美。
正如文中民国时期，随着外国思想的流入，很多的年轻女子因不愿忍受缠脚的痛苦而加入天足会，以抵制缠足。
以三寸金莲为美的时代最终无法承受住新文化的冲击，为中国妇女的缠足史画上了一个终结的带血的句号。
那一个个精致小巧的三寸金莲无不是女子们用一生痛苦换来的心血。
《三寸金莲》并不是要披露这样一个陋习，而是通过这样一个已经消失的历史文化来暗藏着中国文化的精细以及中国文化的束缚力。
论《金锁记》中的女性悲剧
摘要《金锁记》作为张爱玲中篇小说当中的经典，在刻画女性悲剧命运方面别具一格，值得进行深入探究及思考。
本篇论文以《金锁记》当中的女性角色展开分析其悲剧命运表现，而后分别从爱情、婚姻及亲情的三个角度，对小说中体现的现实意义进行了剖析及解读。
关键词:《金锁记》张爱玲女性悲剧AbstractAs a classic of Eileen chang's short stories, the golden lock has a unique style in depicting the tragic fate of women, which is worthy of in-depth exploration and reflection. Based on & quot; The female tragedy in the golden lock. The female characters in the film analyze and study their tragic fates, and then analyze and interpret their tragic fat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ove, marriage and family affection.Keywords: The golden cangue；Zhang Ailing；Female Tragedy目录引言 (1)一、《金锁记》中女性悲剧的表现 (2)（一）爱情悲剧 (2)（二）婚姻悲剧 (3)（三）亲情悲剧 (4)二、《金锁记》中女性悲剧的原因 (4)（一）封建纲常伦理思想的束缚 (4)（二）无爱家庭环境的影响 (5)（三）女性自身性格的原因 (6)三、《金锁记》中女性悲剧的现实意义 (7)（一）对女性掌控自身命运的启迪 (7)（二）对拜金主义的讽刺 (8)四、结语 (9)参考文献 (10)致谢 (11)论《金锁记》中的女性悲剧张爱玲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女作家，经典著作包括《半生缘》《倾城之恋》《金锁记》等。
黄金枷锁下的人性挣扎_浅析_金锁记_中曹七巧的悲剧命运
第26卷第9期湖南科技学院学报Vol.26 No.9 2005年9月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ep.2005黄金枷锁下的人性挣扎——浅析《金锁记》中曹七巧的悲剧命运郑月香（湖南科技学院 中文系，湖南 永州 425006）摘要：《金锁记》是张爱玲的代表作。
在文本中，作者把女主人公曹七巧的异化体现得全面而深刻。
其物化、奴化、兽化让她在异化的路上渐行渐远。
这是社会环境对她影响的结果，更是她自身一些因素直接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张爱玲；曹七巧；异化；物化；奴化；兽化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05）09-00132-03《金锁记》是张爱玲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一部。
这部小说一经问世，便以独特的魅力震撼文坛。
傅雷曾对这部小说有着高度的评价，称它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美国学者夏志清教授也赞美《金锁记》为“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文中的主人公曹七巧因为被刻划得尖锐，深刻、彻底而成了文学作品中一个不朽的艺术典型。
这个人物的悲剧命运是有着深层的社会内涵的，可以说曹七巧最彻底地承受了中国妇女的不幸；最彻底地集中了中国妇女的心理重负；也最彻底地将一切不幸与重负报复于她所能报复的一切人。
曹七巧处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封建社会制度已经崩溃，但封建思想观念仍有强大势力，是一个新旧文明杂糅交错的畸形社会，这一畸形社会的道德观念、价值标准形成各种有形无形的社会力量，异化着身处其中的曹七巧。
夏志清在评价《金锁记》时说：“七巧是特殊环境中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女子。
她生命的悲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引起我们的恐惧与怜悯，事实上，恐惧多于怜悯……七巧是她社会环境的产物，可是更重要的,她是她各种巴望、考虑、情感的奴隶。
张爱玲兼顾到七巧的性格和社会，使她的一生，更经得起我们道德性的玩味。
”[1]曹七巧的故事，是一个禁锢的故事，是一个关于报复的故事，也是一个因情欲被长期禁锢而变异后演化为更加疯狂的故事。
浅谈张爱玲的金锁记论文正文
浅谈张爱玲的《金锁记》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位伟大的女性，她的作品对后世影响深远，其身世也充满“传奇”色彩，直至今日，她的作品还在被世人不断地改编、拍摄。
她，就是著名的现代文学作家——张爱玲。
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她的身世“传奇”，作品流传也甚为广泛，其对社会、人性，特别是通过女性婚姻这个角度所阐述的独特的见解，令读者叹为观止。
因此，张爱玲也被誉为是“旷世才女”。
四十年代初，张爱玲开始文学创作生涯。
主要作品有：散文集《流言》、散文小说合集《张看》、中短篇小说集《传奇》、长篇小说《倾城之恋》、《半生缘》、《赤地之恋》，晚年还从事中国文学评价和《红楼梦》研究。
有人说张爱玲的作品就像是从旧箱子里翻出来的散发着樟脑味的锦缎旗袍，它的陈旧和奢华如此对立又融通地并列着，或许也正是她编织的那个精致的海上繁华梦吸引了众多的读者。
张爱玲一生创作众多，其电影创作不及小说，长篇小说又不及中短篇小说创作，但在众多的文学著作中，被视为其代表作的中篇小说《金锁记》却备受青睐，作为张爱玲年轻时代的小说代表作，《金锁记》有“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1]之称。
此文，我将就这部小说作以浅显的谈论，主要从作品的人物形象、情感、悲剧意味等方面进行阐述。
目的在于使读者能更进一步地体会作者的写作意图及其所需表达的情感，更深入地了解作者，把握作品。
一、《金锁记》的地位和影响张爱玲的《金锁记》在四十年代震惊文坛，被视为张爱玲的成名之作。
对于它的影响，著名翻译家、评论家傅雷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他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中这样说道：“它是一个最圆满肯定的答复。
情欲的作用很少象在这件作品里那么重要。
”他在对七巧性格的主客观因素作了分析之后，指出了作品的三个基本特色。
第一是心理分析的精妙。
“她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和心理打成一片。
”第二是省略法的运用。
第三是风格特点，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
“新旧文字的糅合，新旧意境的交错，在本篇里已是恰到好处，仿佛这利落痛快的文章是天造地设的一般……譬喻的巧妙，形象的入画，固是作者风格的特色，但在完成整个作品上，从没象在这篇里那样地尽快妙用。
扭曲、纠结和压抑:《金色眼睛的映像》和《金锁记》的哥特手法解析及对比
扭曲、纠结和压抑：《金色眼睛的映像》和《金锁记》的哥特手法解析及对比张瑞【摘要】作为二十世纪重要的女性作家,卡森·麦卡勒斯和张爱玲都为世界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在她们的作品里,她们用女性作家敏感细腻的笔触讲述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故事,也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的人物形象.纵使两位女作家一中一西,但是她们在主题探讨中都涉及了女性生存悖论以及人类普世的孤独和哀凉.与此同时,她们在写作手法也有一致的地方.在各自的主要作品《金色眼睛的映像》和《金锁记》中,两位作者都使用了哥特式的小说手法,文本在不同程度上都阴森恐怖,让读者不寒而栗,却又引人深思.本文旨在对《金色眼睛的映像》和《金锁记》中的哥特艺术手法进行解析和对比,以期能更好的理解两位女性作家的作品.【期刊名称】《宜春学院学报》【年(卷),期】2014(036)004【总页数】4页(P116-118,130)【关键词】《金色眼睛的映像》;《金锁记》;哥特艺术;手法对比【作者】张瑞【作者单位】信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河南信阳464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06哥特式作为一种艺术风格，最早运用于建筑。
而到了18世纪，这种出现于中世纪的建筑已经肮脏不堪，成为众小说家摆脱新古典主义教条禁锢，力求心灵解脱的有力场所。
因而，出现了哥特式小说。
1764年，英国作家荷拉斯·沃尔波尔出版了第一部哥特式小说《奥托朗托城堡》。
之后，哥特式小说盛极一时。
最初的哥特式小说大都是神秘、恐怖故事，“含有强烈的超自然成分，具有全部或大部分现在为人熟知的地形、遗址、道具、鬼怪、荒凉的景色、黑暗的森林、废弃的寺院、有主楼、暗道、盘旋楼梯、地牢和刑室的中世纪城堡、恶魔的幻影和咒语、令人发指的死亡和黑暗。
”［1］(P91)到了20世纪中叶，当哥特小说再次盛行时，其故事的发生场景不再局限于破旧的教堂、寺庙。
也不再有超自然的力量，而是“作家们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影响，他们深入现实生活中人的心灵深处去探索在那里的、歇斯底里的、变态的、绝望的恐怖，表现畸零世界的畸零人，其中渗透着作家们对现实的深刻感受和认识。
从《金锁记》看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从《金锁记》看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作者：苏荧来源：《文学教育》2011年第11期内容摘要：张爱玲是一个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她的小说笼罩着一种令人迷茫的悲凉气氛。
小说《金锁记》把她作品的悲剧意蕴表达的淋漓尽致。
她小说的悲剧意识主要体现在对人性的探索和人物命运的写照，其悲剧意识的产生与她所处的环境和自身的情感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张爱玲《金锁记》悲剧意识张爱玲是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
人性的自私、冷漠、虚伪、扭曲，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命的残酷与脆弱，在其笔下处处可见。
《金锁记》是她一生最完美的杰作，夏志清教授称之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1]主人公曹七巧是人性扭曲的极致代表。
张爱玲自言：“极端的变态与极端的觉悟的人究竟不多。
时代是这么沉重，不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
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活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
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
”[2]本文试图通过《金锁记》来探讨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一.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的具体体现1.卑微的灵魂，扭曲的人性张爱玲执着于描写真实的人性，她无情的剖析着人的灵魂。
正如其在《天才梦》中写到“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3]而张爱玲作品中把腐朽文化、欲念对人异化展示的最为彻底的莫过于《金锁记》。
曹七巧曾经是自由而泼辣的，即使站在街上和卖肉的朝禄调情，也无人指责。
但当出身寒微的她为了金钱，嫁给封建贵族姜家长期瘫痪的二少爷，姜公馆上上下下的人都瞧不起她。
丈夫就是一片天，而曹七巧从出嫁的第一天起，就失去了可依附一生的对象。
虽然物质富有了，但曹七巧仍然无法摆脱生存的危机感，于是她学会了仇恨：恨不顾自己死活的兄嫂、恨不死不活的丈夫、恨冷酷势利的姜家人，甚至恨自己的子女。
但是恨不能解决问题，她觉得只有金钱能改善自己的处境，于是她对金钱产生了无法自抑的占有欲，从此套上了黄金枷锁，使她丧失了原本善良的人性；而她希望的正常的生活需求也无法满足，最终逼得她心理变态。
读金锁记感受
读金锁记感受读金锁记感受篇1《金锁记》是张爱玲的代表作品之一，不一样于《倾城之恋》的幸福结局《金锁记》则是一个杯具，一个彻头彻尾的杯具。
故事从一开始就不是给人以明艳，欢快的节奏，而是给人以忧伤和悲哀的感觉。
故事是从两个小丫环的谈话开始的，两个小丫环躺在床上聊起主人家的事，说起姜家的大爷，大奶奶及刚进门不久的三奶奶，最终提及二奶奶曹七巧，却是一个让人头疼的人物。
我便起了好奇，究竟是怎样一个女人？看完整篇*，我只觉得震惊，震惊于曹七巧做的事与她的疯狂与变态。
再看第二遍，便觉出了七巧的可怜与无奈，她何尝不想好好生活，可是她却没这个机会。
她是被兄嫂因金钱而嫁于姜家的，其实说嫁倒不如说卖字准确。
她所嫁的人为姜家二爷，可这个二爷却是一个得软骨病的残疾人。
她的大家庭中婆婆妯娌因她出身不好也或多或少有点瞧不起她。
她的丈夫无能，她的兄嫂来也只是为了她的钱。
试问，在这样的环境中日复一日的生活怎样能不疯？在这样环境下能正常生活的人才不正常！一个女人，嫁到一个新的家庭，都会有期盼，都有完美的愿望，谁愿意变成一个疯子？七巧也不想，可是这是她的命，逃不掉，就只能忍，直到最终忍受不了，变成一个疯子。
她被金钱剥夺了幸福，便以疯狂报复心理去剥夺更多人的幸福，甚至自我儿女的幸福。
她的精神已陷入了疯狂的状态中去了，她疯狂的想要报复所有人。
可是在报复他人的同时，自我何尝不痛，报复别人的同时也伤害了自我，自虐式的复仇。
可能仅有这样她的心里才会好过一点。
她看不得别人幸福，因为不合理的社会剥夺了他自我的幸福，她嫉妒，愁视，便这样毁掉了儿子的幸福，毁了女儿的幸福。
她没有爱，或者她以前有爱，只是这爱在生活的苦痛中完全消失了。
最初她爱姜家三爷姜季泽，但姜季泽只是一味的敷衍她，甚至最终为了钱财欺骗她。
也许最初她爱她的兄嫂，只是当兄嫂将她卖于姜家时她便不爱了。
也许最初她爱她的儿女，只是当她心中仅有金钱还有强烈的占有欲时，她渐渐迷失了心中的爱。
因为他对这个世界没有爱，所有她看到的一切都是丑的，恶的。
浅论《金锁记》中曹七巧的悲剧形象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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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热门阅读“缠”与“放”的较量：三寸金莲的前世今生素材
“缠”与“放”的较量：三寸金莲的前世今生在世界东方，有一个古老的帝国，至少从宋代开始，那里的男人们就产生了一种极为变态的审美情趣，即：迷恋小脚女人！于是乎，"三寸金莲"（大于四寸称"铁莲"，四寸称"银莲"）应运而生，并流传千年。
这个帝国，名叫中国。
关于缠足，有很多传说。
《古今事物考》云，商纣王宠妃妲己是一只狐狸精，而且是一只功力尚浅的狐狸精，变不出脚丫子，不得不以帛裹之，是为缠足之始。
这当然是无稽之谈。
最早对缠足加以明确记载的，是《道山新闻》，谓："以帛缠足，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
"这与后世流行的向下缠足还不太相同。
根据鞋子的形状来看，大致到宋代，确有女子开始缠足，明代则大为盛行。
至于缠足为何会兴起，清代有位女子曾写有这样一首诗，颇能道出个中原委，诗曰："三寸弓鞋自古无，性成本是赤双足。
不知裹足从何起，起自人间贱丈夫。
"除了男人恋足的变态心理和审美外，缠足也是对古代女子的一种"规训"，就像养一只听话的鸟儿一样。
当然，也不是所有中国人都缠足，很多少数民族就没有缠足的习俗，有些地区的劳动女子也不缠足。
满族女子，即无缠足习惯。
清人入关后，曾下达两个命令：一为剃发令，一为放足令。
结果，无数汉族男性为此丢掉性命，其余则"剃发留头"，反而女子放足政策未能如愿施行，故民间有"男降女不降"之说。
早在明末清初，即有士人对缠足这一恶习加以抨击，如毛稚宾写有《禁缠足表》，谓："念娇姿之婀娜，何敢毁伤？"清嘉庆年间，袁枚亦在《牍外馀言》中批评说："女子足小有何佳处，而举世趋之若狂？"最典型的，还要属道光年间李汝珍所写长篇小说《镜花缘》，书中多处抨击缠足陋习，如第十二回借君子国宰辅之口对"天朝"之人说："吾闻尊处有妇女缠足之说。
浅谈张爱玲——《金锁记》
《金锁记》中曹七巧悲剧形象分析摘要：说到张爱玲的小说就让人想到那悲剧式的苍凉。
张爱玲总喜欢把爱写得“千疮百孔”，充满着缺憾与苍凉的味道。
《金锁记》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风靡一时的传奇女作家张爱玲的代表作。
尤其是小说中曹七巧这一人物的成功塑造，打破了传统观念中对女性的审美度，真实而完整地展现了一个身心健康的女性如何一步步酿成无可挽回的性格悲剧。
曹七巧性格悲剧的形成是有多方面原因的，本文就曹七巧形成悲剧形象的成因以及表现进行分析和讨论。
关键词：张爱玲；金锁记；曹七巧；悲剧形象引言张爱玲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富有传奇色彩的著名女作家，在她的作品中，成功地塑造了许多有着种种人生悲剧命运的女性文学形象，反映着封建残余思想泛滥的年代中人们所遭受的精神创伤。
在她的众多女性女性文学作品中，《金锁记》是张爱玲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最能反映女性悲剧命运的典型的。
夏志清称赞它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顺着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隧道回望，曹七巧的悲剧形象依然鲜明生动，血肉丰满，具有怪而不诞的生命力。
张爱玲以其特有的苍凉笔法，及一种近乎冰冷的语调，展现了曹七巧如何从一个单纯要强的年轻姑娘演变成带着黄金枷锁舞蹈的女疯子，客观地剖析曹七巧灵魂蜕变的过程，以及黄金枷锁对人类灵魂的腐蚀与束缚。
本文将从历史因由、性别悲剧、爱的缺失、性压抑导致的畸变心理、社会因素来深入剖析曹七巧的悲剧形象。
同时，还写了曹七巧这个人物的悲剧形象在当时是如何表现和演绎的。
我们将从《金锁记》中看到的不仅仅是七巧这类女性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悲剧。
一、悲剧形象的体现曹七巧是开麻油店的女儿，嫁到虽然败落但世代书香、出侯入相的姜家，门不当户不对，地位低人一等。
虽然做正头奶奶，依旧弥补不了出身的低微。
按说，这样知书达理的人家，兄弟姐妹之间不会互相贬损、倾轧，小说中也没有明显暗示。
只是，七巧因为自小站柜台，与市井无赖打混惯了，通体不免透得鄙俗气味，时不常在叔伯妯娌姑嫂婆媳乃至下人间说些不中听又不得分寸的村话；因为她多疑善妒的性格；因为她进入大家庭的自卑；还因为丈夫情形（落地即患软骨症），难免受人欺负，“自己也知道这一屋子的人都瞧不起她，”敏感放泼，处处使性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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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性的轮回与喜剧性的终结——谈《金锁记》与《三寸金莲》对“裹脚”的不同表现[摘要] 张爱玲的《金锁记》和冯骥才的《三寸金莲》共同涉及了一个情节：裹脚。
不同的是，《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有意地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囊括在裹脚的范围内，《三寸金莲》中的戈香莲却有意地把自己的亲生女儿排除在裹脚范围之外。
鉴于二者不同的表现，本文从文本层面和现实层面两个层面加以分析，探索在作家主观设计背后隐藏着的文学史意义。
[关键词] 《金锁记》；《三寸金莲》；裹脚一张爱玲的《金锁记》和冯骥才的《三寸金莲》共同涉及了一个内容：裹脚。
这里谈的“裹脚”不仅仅单指狭义上的缠足，即为了满足男性变态的心理需求，对妇女肉体进行的摧残，更包括广义上的由肉体摧残引发的精神摧残，导致妇女尊严的被剥夺、灵魂的被扭曲、人格的被践踏。
无论是《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还是《三寸金莲》中的戈香莲，她们虽然所处的时代和生活境遇略有不同，但是二者的命运却有着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她们都经历了在没有爱情中被迫出嫁，而丈夫又具有先天生理疾病，并在丈夫早逝后纠缠在封建家庭的内部斗争中，在这一系列的打击与摧残下形成阴鸷、扭曲乃至变态的人格，丧失女性固有的温柔与善良，并最终完成从受虐者向施虐者的转化，由自身遭受肉体和精神的摧残转向有意地摧残他人。
但是，尽管曹七巧与戈香莲具有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但有一点是不同的：曹七巧故意把自己的亲生女儿也包括在受虐者的范围之内，使自己的女儿重复自己当年遭受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使女儿越来越像自己，走自己的老路，复制自己当年的悲惨命运，失去青春，变得越来越阴鸷、刻毒，最终完成让自己悲剧宿命般的轮回。
而戈香莲却将自己的女儿从受虐者中有意排除，自己的女儿却又阴差阳错成为妇女解放的领袖，成为自己的掘墓人，在传奇般的喜剧性结局中终结了裹脚的悲剧。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身世、经历诸多相同的两个女人在对待自己亲生女儿的问题上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差异？张爱玲与冯骥才的不同设计体现了两人在思想倾向上何种不同？作家创作侧重点的不同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社会思潮变革？本文意在通过文本层面和现实层面的双重分析，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索，并以二位作家的不同为切入点，观照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对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行整体性的把握。
二从文本层面上看，曹七巧与戈香莲对待子女的不同态度一定程度上源于前者经受的精神摧残更为严重，造成的灵魂扭曲更为深远，对人性恶的激发程度更为激烈。
与戈香莲相比，曹七巧一定程度上有着不同于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她似乎受到时代精神的感召，有一种朦胧的清醒意识，对自由婚恋有一种本能的追求，只是出于家庭生计的考虑使她不得不向命运妥协，被迫嫁给了残疾的丈夫，使自己真实的情感受到压制，在萌芽中扼杀了自己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也自我宣判了幸福的丧失。
残废的丈夫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不能给予曹七巧以满足。
这样，曹七巧某种程度上就成为类似于鲁迅说的在铁屋子里的人，不仅快要被闷死，而且是在听到呐喊后被惊醒中的一员，饱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
特别是与小叔子姜季泽的情感纠葛，进一步将曹七巧最后的爱情理想的火焰熄灭，使她对人间的温情丧失最后的信任，彻底完成了人性的异化。
姜季泽实际上是前后两次深深伤害了曹七巧。
第一次是曹七巧刚嫁到姜家之时，在与曹七巧朦胧暧昧的关系中让她已经冷却的心重新复活，但是他并没有给予曹七巧真正的爱，更没有给曹七巧幸福生活的能力，最终以对曹七巧的拒绝完成曹七巧死灰复燃的爱情理想的彻底丧失。
第二次是当曹七巧继承了姜家的一部分家产，而姜季泽却将分得的家产挥霍后又出现在曹七巧的面前，我们看这时曹七巧的心理活动：“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一生换来的几个钱……就算她错怪他了，他为她吃的苦抵得过她为他吃的苦么？好容易她死了心，他又来撩拨她，她恨他。
他还在看她。
他的眼睛——虽然隔了十年，人还是那个人呵！就算他是骗她的，迟一点发现不好么？即使明知是骗人的，他太会演戏了，也跟真的差不多罢？”、“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
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
单只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恋。
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齿都酸楚了，今天完全是她的错。
他不是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
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
她为什么要戳穿他？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归根究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从这样的内心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曹七巧内心两种思想的相互搏杀与冲击。
其一是感性的，对姜季泽还有爱意，还渴望获得他的爱，即使明知他真实的目的是图自己的钱，但是也要接受他，这是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冲动。
其二则是理性的，是建立在对人生残酷现实洞察的基础上的，是对姜季泽本性彻骨知晓的基础上的，接近残酷的理智要求她不能再像单纯的少女一样天真烂漫，一样容易冲动，多年的苦难已经教会了她一切都是假的，她已经什么都不相信了，她仅仅相信自己的钱。
残酷的理性压倒了浪漫的感性，同时也承受了巨大的心理痛苦与精神危机，造成了她对人世的恨远远超出了对人世的爱，爱的丧失也加重了恨的力量。
人性善的成分到这里已经彻底被排除，留下的仅剩下看不得他人幸福的卑鄙的恶了。
所以，即使是自己的亲生女儿，曹七巧也会本能地扼杀她的幸福。
“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这句话纵然悲凉，但也在这种特殊的逻辑中存在着既定的合理性。
而与曹七巧相比，戈香莲的精神谱系就相对简单多了。
作为一个出身普通农民家庭的天真少女，她基本上不懂爱情，没有对爱情的渴求，没有像曹七巧那样在爱情理想破灭后产生的焦灼与痛苦，更没有曹七巧在丧失青春后再次见到姜季泽时焕发了爱情，爱情再一次破灭的心灵炼狱。
白痴的丈夫并没有给她带来多大的心理伤痕，丈夫的去世也没有一般意义上成为寡妇的悲哀，相反，随着丈夫的去世使她失去了束缚，可以更加自由地生活。
关于我们讨论的中心话题：裹脚，戈香莲在态度上与曹七巧也有着本质的不同。
裹脚对曹七巧而言是完全意义上的摧残，施加于自己时有着本能的厌恶与恐惧，施加于他人时，又有着变态的快感和扭曲的欣慰。
而对于戈香莲，裹脚不仅仅是对肉体的摧残，更有着特殊的意义。
裹脚帮助她赢得了公公的青睐，提升了她在家庭中的地位，满足了少女那争强好胜之心。
所以，虽然裹脚在肉体上对她造成了异常的痛苦，但戈香莲对于裹脚是有着特殊的情感的。
而且，由于戈香莲自身和外界的多重原因，受到的摧残是无法和曹七巧相提并论的，她的灵魂也就没有达到像曹七巧那样的扭曲程度。
从本质上来说，戈香莲的价值观和判断标准还没有完全扭曲，她可以理智地判断出裹脚的实质，她深知裹脚的实质就是对妇女的摧残，以一种病态的美满足男性变态的心理需求和欲望。
也正是源于此，当可以为自己的女儿选择裹脚与否之时，她果断地选择了不裹。
伟大的母爱战胜了扭曲的灵魂，击败了病态的心理。
三在从文本层面分析了曹七巧与戈香莲二者对待女儿不同态度的原因后，我们再从现实层面进行分析。
曹七巧与戈香莲毕竟不是现实中存在的真实人物，她们行为的不同归根结底取决于作家主观设计的不同。
作家有着什么样的思想倾向，笔下人物的行为就被什么样的思想倾向支配。
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问题在于两位作家为何会有不同的设计，这两种不同的设计反映了作家个人思想倾向之间怎样的差异。
如果以文学史的眼光看待这种差异，即将作家放置在其生活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观照，两位作家的不同设计又体现了作家群在不同时代的怎样的精神变革？这些问题才是真正需要我们深入探索的。
首先我们解答第一个问题：张、冯两位作家为何把命运相似的人物设计了完全不同的结局？他们的主体性差异何在？众所周知，冯骥才“津味小说”的创作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纳入“寻根文学”。
但是冯骥才的创作在思想倾向上并不是与韩少功、阿城等主流“寻根派”完全一致，他的“寻根”更加倾向于民俗，倾向于民间的传统原生态环境。
为了使这种民俗小说更具吸引力，一定程度上也源于民间本身具有的奇幻色彩，冯骥才为作品添加了传奇性的情节，作品中的人物命运有着一波三折、峰回路转的戏剧性变化。
戈香莲“捍卫裹脚”的行动最终被自己的亲生女儿击败，这本身就具有一种传奇性，是一种符合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现代重构。
但是仅此而已解释冯骥才设计戈香莲不迫使女儿裹脚是难具说服力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其创作的主导思想：历史乐观主义精神，面对传统民间风俗受到西方大潮的强烈冲击，面对商品经济和精英文化对民间话语的挤压与遮蔽，冯骥才没有流于消极，而是认为社会和历史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传统会在变革中有效融入现代，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转型，民间的传统不仅不会在现代的浪潮下被挤压乃至消亡，相反会在现代的尺度下焕发新的生机。
他以一种历史乐观主义精神认为民俗、民间文化可以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完成现代性的转型得以永生。
从这种创作指导思想出发，他的作品就为原本具有悲剧性命运的民俗加上了喜剧性的结局。
《神鞭》就是这种创作理念的代表。
主人公以神鞭绝技打遍天下无敌手，却在洋人的坚船利炮下不堪一击，而故事的结尾却是主人公在剪去辫子后练就了一手神枪绝技，传统的神鞭在现代的手枪中改变了被彻底抛弃的命运，甚至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正面力量，使神鞭的绝技实现现代性的转化，这与小说开头中提到神鞭的祖先原本练就铁头功，清军入关后逼迫汉人留辫子，不得已改铁头功为辫子功的故事遥相呼应，民俗在这种戏剧性的转化中得以保全与流传。
这种设计即是冯骥才的历史乐观主义的最真切表现。
在《三寸金莲》中，他沿袭着类似《神鞭》的路子。
以戈香莲为代表的“裹脚派”自然是阻碍历史前进的障碍，从历史发展进步的角度来说是反动的，面对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必然要遭受被毁灭的悲剧命运，但是冯骥才没有按着既定的历史前进方向把悲剧推到终点，而是通过传奇的方式巧妙地化解了悲剧，以滑稽的方式替代了本应出现的悲剧。
滑稽的本质特征是“当实践主体在矛盾斗争中已居于主导地位时，现实对象作为实践主体的对立面，已经或即将被战胜，从而成为失去了存在依据的事物，成为可以被任意揶揄、摆弄的对象。
这时候，这种已经失去存在依据的事物仍然要坚持以往昔的强大威严的外观而存在，就以其触目的不协调的形式引人发笑，从反面肯定了实践主体的胜利斗争，也即是以其独特的形态显现了人的本质力量”。
戈香莲无意中就很好地诠释了滑稽的本质特征。
作为“裹脚派”的领袖与代言人的她不是被他人击败，而是阴差阳错被自己的亲生女儿击败，自己的女儿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这样冯骥才就将悲剧转化为了喜剧，同时也完成了他历史乐观主义的形象化诠释。
我们也就从现实层面解答了戈香莲没有将裹脚的悲剧在女儿身上重演的原因。
那么，张爱玲的设计又是源于何呢？笔者个人认为可以用胡兰成的一句话准确传神地概括张爱玲的创作动机：“不失好玩之心。
”张爱玲的创作更倾向于个人化的写作，她执著于表现自己对人生的体悟，认为“人生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虱子”，所以就将这种她认为的生活的本来面目通过具体的形象揭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