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法体系下超短刑期罪犯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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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刑法体系下“超短刑期罪犯”问题研究{摘要}：继去年刑八修正案之后，2012年3月，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也已通过了人大审议，并定将于2013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
刑诉法修订案之后，对监狱系统而言，继“限制减刑犯”之后，新的一类的罪犯群体——“超短刑期罪犯”（本文指刑期3个月至1年现于公安看守所服刑的罪犯）也将投押于监狱服刑。
本文在此缓冲期间内，结合对杭州市“超短刑期罪犯”的总体情况及某区看守所的相关调研，对“超短刑期罪犯”问题的法理由来、定义、特征与管理模式等相关方面展开实证研究，力争为新刑法体系下“超短刑期罪犯”问题的厘清，作出贡献。
{关键词}：新刑法体系；超短刑期罪犯；问题研究一、“超短刑期罪犯”问题的由来（一）、旧有刑法体系下的刑罚执行机关分配与存在问题刑法，作为法律体系中调整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结构最为严厉的部门法，历来是我国立法工作的重心之一。
而在法学界，公认的刑法作用通常可概括为以下三种：第一、判定罪与非罪的界限；第二、规定刑事责任；第三、决定采用何种刑罚。
笔者认为，刑法的此三点作用可以由以下的法律逻辑来解读：即对行为人只有在实行了被刑法禁止行为才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只有行为人被追究了刑事责任，才会引起刑法的刑罚后果的出现；只有对行为人刑罚后果的出现，才能确定对其刑罚的执行机关。
在现实中，我国刑法以及刑诉法对刑罚执行机关的设立、分工，正是在此法律逻辑的指引进行确立并形成的，根据旧有刑法以及刑诉法的规定，刑罚执行机关由公安、公安看守所、法院、监狱四者共同组成：其中，公安作为判处管制、缓刑、假释犯罪人的刑罚执行机关；公安看守所作为被处以拘役和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犯罪人的刑罚执行机关；而法院持有的是犯罪人的财产刑以及最严厉的生命刑刑罚——死刑（死刑立即执行）的刑罚执行权；而监狱，则是掌握着除上述刑罚以外的，所有的自由生刑的刑罚执行机关。
以上我国旧有刑罚执行机关的分工模式，在多年的实践操作中，出现了很多问题：首先，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在原管制、缓刑、假释三种刑罚执行体系中，出现的“双重主体”身份问题已被学界诟病已久。
所谓“双重主体问题”指的是：根据刑法以及刑诉法的规定，公安机关被授权作为刑事案件的侦查机关，是刑事流程的发起者；同时按照现有刑法和刑诉法的规定，公安机关还将作为刑罚的执行主体存在，即公安机关还拥有管制、缓刑、假释刑罚的执行权。
这意味着，此时公安机关的刑事流程角色不仅被定位为发起者，同时又是带有终结性质的执行者，这被学界普遍认为是不适宜的，这是因为：公安机关在刑事流程中的侦查性质决定了公安机关与犯罪人之间容易引起尖锐的情绪对立和矛盾冲突，犯罪人可能会因为侦查人员的侦查、拘留、逮捕行为，以及个别情况下的刑讯逼供行为或诱供行为，产生强烈的排斥对立情绪，形成对公安民警的消极刻板印象，从而影响刑罚的惩罚、教育、矫正作用。
联合国在向全世界推广缓刑制度并建议成员国在对缓刑犯进行监督时，曾建议：“无论何时、何种情况，监督（缓刑）执行人员都不宜由警察担任。
”第二，在自由刑罚的执行领域内，按照旧有刑诉法规定：犯罪人剩余刑期为一年以下的，由看守所代为执行。
按照此条的规定，刑罚执行的另一主体，可以是公安看守所，那么同样的，上文的“双重主体”问题，依旧可能在公安看守所的刑罚执行环节内出现。
这是因为：在现实刑事法律流程中，看守所既可能羁押有处于侦查、起诉阶段的嫌疑人即未决犯，同时也可能管押有被剩余刑期为一年以下有期自由刑的已决犯，这种现象已经非常类似于公安机关在形式流程中出现的“双重主体”矛盾，由于此现象的所带来的影响，看守所的已决犯在服刑过程中，很可能由于产生了对侦查阶段公安民警的不良的、负性的“情感迁移”，引起警囚矛盾、囚囚矛盾，从而影响监所的监管秩序与罪犯服刑质量；同时又因为我国的看守所数量过于庞大（6300余个），各个看守所的管理模式、硬件配置既缺乏统一标准，又难以做到统一管理，加之公安的日常工作繁重，导致各看守所的民警配置往往以中老年民警为主，所以在实践中，“躲猫猫”、“睡觉死”等看守所安全事故的迭出，不仅影响了公安看守所的整体形象，也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公安看守所作为我国自由生刑执行机关的补充，与现有监狱的自由刑罚的执行效果相较，效用并不完全尽如人意。
（二）、刑修八和新刑诉下刑罚执行机关的新分配与新问题2012年3月，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通过人大审议并定将于2013年1月1日起开始颁布实施，学界普遍认为：刑诉法修正之后，与去年人大审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一同，将对我国刑罚执行体系做出了以下重大调整变更：第一，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公安不再作为管制、缓刑、假释刑罚的执行机关。
此规定的出现，一举解决了学界诟病已久的公安机关“双重身份”问题，也为原本压力巨大的公安工作，卸下了包袱；第二，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引入了“社区矫正”这一概念，将管制、缓刑、假释三个刑罚方式纳入社区司法所的权限范围，从而在法律意义上诞生出了第三种新的刑罚方式——社区刑，其与生命刑（法院）、自由刑（看守所、监狱）一同重构了我国刑罚的主体部分；第三，对原持有自由刑刑罚执行主体的职责权限进行了微调：按照新刑诉法修正案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对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在被交付执行刑罚前，剩余刑期在三个月以下的，由看守所代为执行。
”与现刑诉法对应条款相比较（第二百一十三条），可以归纳出以下两点：首先，公安看守所的刑罚执行主体身份依旧被保留，但其权限有所回收：即仅收押执行剩余刑期为三个月以下的罪犯。
其次，监狱的刑罚执行权限有所扩充。
根据新刑诉法修订案的规定：原服刑于公安看守所的、刑期为三个月至一年以下的罪犯，将被送至监狱服刑。
这引出了本文所要讨论的，监狱继刑修八“限制减刑犯”之后，所要面对的又一新的押犯人群——“超短刑期罪犯”。
（按照现行《监狱法》第十五条规定，沿袭了现行刑诉法第二百一十三条关于一年期以下的罪犯由看守所代为执行的条款，其将于新刑诉法第二百五十三条条款有直接抵触，这从一个侧面表明监狱法的修订工作，已迫在眉睫）二、“超短刑期罪犯”的定义与特征（一）、“超短刑期罪犯”的定义据统计，我国共有监狱700余座，如何对上述判处自由刑的罪犯进行甄别管理？现行监狱法没有相关规定，但按照司法部《监狱建设标准》（建标139-2010，建标[2010]144号文）规定：我国将建立四种警戒度的监狱，分别为低、中、高型警戒度监狱与混合型警戒度型监狱。
按照此条款的规定与现实中我国各个监狱罪犯的押犯构成来进行反向推理，不难发现：四种警戒度的建设标准显然是按照监狱押犯的人身危险度为基准，而如何对罪犯人身危险度高低程度进行考量?最易得的方式显然是观察其刑期的长短。
那么在此种逻辑之下，现行我国各个监狱现存的押犯模式，大致是以罪犯的刑期长度为甄取点。
按照上文所示，在现实的自由刑罚执行操作中，监狱司法部门一般认为：将5年左右的刑期作为定标短刑犯的时间长度。
如何在5年期以下的短刑期罪犯之中再做细化区分？笔者认为除了按照其所犯罪名性质相区分之外（例如将罪犯按其所犯划分为财产型、暴力型、性罪错型进行监区划分），依旧可以用到时间序列：按照短刑犯的服刑心理特征、心理预期与监狱内的处遇（例如是否能取得减刑假释的机会），1-2年刑期可以为一个时间跨度（例如在实践中，2年以下刑期的短刑犯取得减刑有相当难度），2-3年刑期则可以为另一个时间跨度，4-5年可为最后一个时间跨度。
但按照新的刑事诉讼法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原有的短刑期罪犯的时间序列将被打破，新的一类短刑期罪犯将在监狱系统内服刑，因为其具有刑期时间节点的特殊性，所以笔者将其定义为：“超短刑期罪犯”，它指的是：进入监狱服刑的、刑期为3个月至1年的罪犯。
（二）、“超短刑期罪犯”的特征归纳一个事物的特征，首先必须进行调查研究和收集数据报告，然后再在此基础之上以特种方法进行归纳离析。
为了归纳分析“超短刑期罪犯”的现实人群特质，笔者抽样调研了杭州市某区公安看守所的罪犯人群概况与押犯数据，同时以犯罪学、心理学、社会学、罪犯学的方法论进行分析研究，以期从此典型小样本中提取“超短刑期罪犯”的某些现实特征。
杭州市某区公安看守所坐落在杭州某区之内，截止2012年6月底，共羁押与关押未决犯与已决犯共637名，其中留所服刑的已决犯共132名，占到了人群总数的20%左右，其中3个月以上、1年以下的“超短刑期罪犯”共94人，占到了已决犯总数的71%左右，全所人群总量的14%。
在这94名“超短刑期罪犯”中，其中犯盗窃罪的共61人，故意伤害、抢劫、抢夺的22人，交通肇事罪3人，犯有其他罪名的罪犯8人；同时，在94名“超短刑期罪犯”中，有前科劣迹的共15人，累犯8人。
94名“超短刑期罪犯”中，本省籍罪犯共15人，其余79人皆属外地籍贯，35周岁以下的有65人，35-50周岁的27人，50-60周岁的2人。
在这种94名“超短刑期罪犯”，获得减刑的罪犯比率一般仅占其总数的10%-15%，获得最长的减刑期为2个月，最短的为1个月，一般为1-2个月；获得假释的罪犯截止今年6月底仅有1人次。
根据以上某看守所小样本的数据，看以窥测出“超短刑期罪犯”的某些现实特征：第一，“超短刑期罪犯”的社会学、人口学特征与短刑期罪犯一致性较高，同时基数量较大。
笔者曾在两个地区的两所地市级短刑犯监狱内进行过调研：短刑期罪犯人群，一般以青壮年为主，职业则以农村外来务工者、务农者、无业者为主，文化程度多在初中、中专以下，此数据和本文调研的“超短刑期罪犯”的小样本数据近似度极高。
同时，截止2012年6月底，整个杭州五城区的看守所内，共收押“超短刑期罪犯”四百余名，但由于其刑期超短，犯群更新速度很快，所以导致其基数量可能相对较大。
第二，“超短刑期罪犯”所触犯的罪名极具典型性。
一般说来，在短刑犯人群，所犯罪行以财产型（主要为盗窃罪为主）、暴力型（主要是以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为主）、混合型（以抢劫、抢夺罪为主）为主，而在此小样本的“超短刑期罪犯”之中，犯有盗窃罪的罪犯比率畸高，虽然不能排除小样本的误差值的因素，但是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推测其原因可能为：在刑修八后的刑法中，对盗窃罪这一刑法分则罪名进行了重大修改，尤其是“将在公共场所扒窃的、携带凶器进行盗窃的、入室盗窃”的犯罪人，不再以其盗窃金额进行定罪量刑，而是不计其盗窃金额，直接将其以盗窃罪量刑，此举可能是造成“超短刑期罪犯”中犯有盗窃罪的罪犯比例极高的原因之一。
第三，累犯比例不高。
笔者在调研中原本预计，在“超短刑期罪犯”之中，类同于短刑期罪犯，可能会有相当高的累犯比例，但在实际的调研结果中正好恰恰相反，分析原因，其可能因为：根据刑法“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刑修八之后的刑法中对累犯的态度明显更倾向于“严”的一面，造成了实践中对累犯的量刑从重，从而造成了“超短刑期罪犯”中累犯比例较小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