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小说与传统文化心理模拟题及答案参考（二）四、简答题：1、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什么？答：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一、儒学为主、佛道为辅的结构特征。
儒学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有着其自身发生，发展、变化、盛衰的过程。
儒家学派为孔子所创立。
道家、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是儒学文化的重要补充，不可能取代儒学文化的主导地位，这是因为儒学文化也只有儒学文化才能适应中国自汉至清封建社会的客观需要；二、重视现实人生和伦理道德的价值观念。
价值观是指人们对社会事物和现象在思想、感情、信念、观念上的取向准则，是儒学最具稳定性的本质属性之一；三、以“天人合一”为特征的思维模式。
天的意志与人的愿望没有冲突与矛盾，人按照天的旨意出身行事就可成为“德配天地”的君子。
2、儒学价值观对古代小说有何影响？答：儒学自汉至清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价值观基本上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
儒学所重视的伦理教化和个人道德修养极大程度上影响着古代小说的创作，受到这一价值观的影响，中国古代小说体现出鲜明的人文主义特征，重视人物形象伦理道德性格的刻画，强调小说伦理教化的功能。
以至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依照儒家的价值观而区分为忠效与奸佞、君子与小人、贞节与淫荡、信义与狡诈。
儒家的价值观始终是古代小说中人物良莠的重要评判标准。
3、《儒林外史》是如何对文化进行反思与整合的？答：《儒林外史》是一部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清醒文化意识的古代小说。
作者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对绵延几千年的文化体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同时根据自身的感受和时代思潮的要求，对这一文化体系又给予了重新整理组合。
这种反思与整合紧紧抓住了政治型文化与道德型文化的本质特征，但是并不想从根本上否定这一特征，而是试图恢复真正意义是的政治型文化与道德型文化；并且使二者能够由分裂状态恢复到本来的统一状态。
4、简要说明文化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答：文化乃是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特质所构成的复合体。
文学创作活动是一种精神活动，而且是一种依赖于个人的极富个性的精神活动。
在人类的精神活动过程中，文化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意识的许多属性并非由先天的人性造成的，而是由外部文化刺激所引起的。
文化还是无意识行为的决定因素。
文学创作作为一种精神活动，离不开思维、感觉等心理过程，作者想什么，为什么想，这又是文化所决定的。
当然，作家并非总是以纯粹被动的方式受着文化的制约，他也反作用于文化。
但是，作家的能动作用总要与文化发生种种关联。
5、《柳毅传》是如何体现士子阶层理想人格的？答：《柳毅传》刻画了以一位重义轻身、救人危难、其诺必信、其言必果的士子形象。
柳毅虽功名未达，却豪情满怀，听到龙女一番诉说后，他慷慨陈词：“吾义夫也。
闻子之说，气血俱动，恨无毛羽，不能奋飞。
是何可否之谓乎！”龙女救出之后，钱塘君向柳毅议婚，并以威势相逼，柳毅不为强暴所屈，大义凛然地驳斥了钱塘君：“今体被衣冠，坐谈礼义，尽五常之志性，负百行之微旨，虽人世贤杰，有不如者，况江河灵类乎？”“敢以不伏之心，胜王不道之气。
惟王筹之！”这番话终于折服了钱塘君。
他为龙女送信毫无私心，完全出于道义，不做“杀其婿而纳其妻”的勾当，不做违背自己操贞志尚之事，不希图高官厚禄，是一位正直勇敢的士子。
柳毅体现了唐士子阶层的理想人格和价值观念。
6、《聊斋志异》主要采用了怎样的幻化方式？答：幻化是《聊斋志异》最突出、最典型的艺术表达方式。
这种方式主要有两种途径：（一）非人（花妖狐魅，神仙灵祗等等）幻化为人；（二）人幻化为非人（飞禽走兽、昆虫鬼魂等等）。
随着人与非人的幻化，人间、冥界、梦境、异域等环境也发生着跳跃转换，扑朔迷离，千奇百怪。
然而，无论如何变化，无论何种环境，总是人世社会的投影，总体现着一种热爱人生、留恋人生、寄希望于人生的思想特征。
通过这种方式肯定着人的价值，强调着“人为万物之灵”，从而呈现出人道主义的品格。
7、什么是文化发展中的认同和离异？答：与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相似，文化发展总是通过认同和离异作用进行。
“认同”是指与已有的主流文化相一致，并在一定范围内向纵深发展，对已成模式进一步开掘；同时还要对异己力量进行排斥和压抑，以使主流文化得以巩固和凝聚。
“离异”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对主流文化采取否定和怀疑的态度，打乱既成规范和界限，使被排斥的异己力量得以兼容，把被压抑的能量释放出来。
8、儒家学说如何看待“仁”和“礼”的关系？答：儒家在伦理教化原则的问题上提出了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规范的结构体系。
“仁”是“礼”的中心，是礼所依赖产生的价值目标；“礼”是“仁”的具体体现，是仁产生出来的各种条目。
没有“仁”，“礼”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没有“礼”，“仁”就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在“仁”的统帅下，儒学提出了忠、孝、节、义等规范，提出了温、良、恭、俭、让等要求，作为对人们实行伦理教化的准则。
）9、造成宋江悲剧性格的文化原因是什么？答：宋江悲剧性格是两种社会文化教化（初级社会教化和再社会教化）冲突造成的。
《水浒传》如实地叙写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对宋江的教化过程及引起了他的人格分裂，特别突出了初级社会教化的深刻影响，从而成功地刻画了宋江这一典型形象，使宋江成为中国古代小说中最为感人的悲剧角色之一。
五、论述题：1、唐传奇与六朝志怪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答：一，定义的区别唐传奇是指唐代流行的文言小说，作者大多以记、传名篇，以史家笔法、传奇闻异事。
六朝志怪是记述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的小说，作品中表现了宗教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
二内容的区别。
唐传奇多取自现实生活，涉及爱情政治豪侠梦幻神仙诸多方面，以爱情小说成就最突出。
陈玄佑的《离魂记》是传奇步入兴盛期的标志性作品。
白行简的《李娃传》，元稹的《莺莺传》完全摆脱了神怪之事，全力表现人世间的男女之情。
志怪小说内容可以分三类，一是地理博物，如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二是鬼怪神异，如曹丕的《列异传》，三是佛法灵异，如王琰的《冥祥记》三写作方法不同。
唐传奇对各体文学的表现手法有丰富的借鉴，如诗歌的抒情写意，散文的叙事状物，辞赋的虚构铺排等艺术技巧，而诗歌向传奇的渗入尤为明显，使得诸多传奇作品都具有诗意化的特点，篇幅较长，文辞华艳叙述婉转。
志怪欲启信于人，故将志异当作实有如此记录，适应宗教宣传的需要，也提供了闲谈的资料，篇幅短小，粗陈梗概四艺术成就的差别。
唐传奇作者注重作品的审美价值，注重小说愉悦性情的功能，由此形成“作者好奇”的特点。
唐传奇以愉悦性情为旨归，更加关注个体生命和个体情感，全方位展示纷纭复杂的人世生活，让诸色人等在作品中跃动，借以寄寓个人的志趣爱好和理想追求。
六朝志怪传录异事，粗陈梗概无甚作意，没有艺术的想象和细节描写。
虽有人物性格的刻划，但还不能展开。
所以还只是初具小说的规模，而不是成熟的小说作品。
在人物刻划，细节描写，以及叙事语言的运用等方面，它们都为唐传奇的写作积累了经验。
2、试析宋江悲剧性格的文化原因。
答：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宋江性格的矛盾复杂完全取决于他所受的社会教化，即初级教化和再社会教化。
有时这两种社会教化不相一致甚至互相冲突，这就使经受教化者的思想、性格发生分裂。
宋江正是两种社会文化教化相矛盾的悲剧角色。
a.初级教化是启蒙教化，是生物的人变为社会的人的过程。
首先，初级社会教化培养了宋江对自己社会地位的认同；其次，初级社会教化造就了宋江的人格，使宋江按照儒家伦理道德的准则处身行事；再次，初级社会教化还使宋江掌握了一定的文才武略。
正是由于宋江所受这些初级社会教化的特殊性，使他走上梁山的过程比任何人都要艰难曲折。
b.再社会教化是指人在初级教化基础上，为适应新的社会文化环境重新建立社会规范的过程，要求按照新的社会文化，改变自己的思想、感情、心理、性格、行为，得到新的认同。
刚参加到义军行列中的宋江，的确在努力适应新的社会文化环境。
首先，坚决打击与梁山泊义军相对抗的地主武装，除暴安良，伸张正义。
其次，主动迎击前来围剿梁山泊的官军，敢于同朝廷派来的兵马对阵，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势力。
再次，诚心对待梁山义军的每一位弟兄，解围救难，不辞艰辛，使义军队伍不断巩固壮大。
复次，爱护百性，敌我分明，使梁山义军成为仁义之师。
非常明显，宋江所受的两种社会教化性质截然不同，使他的人格发生了严重分裂，悲剧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
3、试述《三国志通俗演义》对人的认识与把握的基本特征。
答：《三国志通俗演义》对人的认识和把握，在某程度上突破了从外部规定去认识人，触及到了人的个性特点和个性结构，强调了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参与意识和主动精神。
由于罗贯中所生活的时代，正是宋代理学流布浸润的时代，因此，《演义》在对人的认识和把握上便与宋代理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更偏重于伦常观念、人格观念方面的规定和制约，而对个体精神生活、情感生活则有所贬抑。
这样一来，《演义》基本上仍处于“英雄人”的阶段，没有完成由“英雄人”到“一般人”的突破。
《演义》大胆地肯定了人所具有的无比强大的主体力量和价值，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人才的有无、多寡及是否善于使用人才，是决定胜败的关键。
不仅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而且把握了个体才能的不同和价值的区别，强调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演义》还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将战争的胜败归结于人的努力，而不是天和神的旨意。
注意人的实践能力，认为只有那些能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文臣武将，才最有成功的希望，而那些虽然熟读兵书，却不知灵活运用的人只能遭到惨败。
《演义》不满足于将人的能力仅仅停留于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水平上，而且还深入到人的内心深处，去分析、把握人的内心活动。
4、《儒林外史》是如何批判封建科举制度的？答：《儒林外史》是一部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清醒文化意识的古代小说。
作者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对绵延几千年的文化体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这种反思紧紧抓住了政治型文化与道德型文化的本质特征，向八股取士，封建科举制度发起了猛烈进攻。
如作者借王冕之口在小说第一回中说道：“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文行出处”是指知识、品行、出仕、退隐。
所谓“文行出处”就是要恢复“求善”与“求治”的统一，恢复道德型文化与政治型文化的统一。
而八股取士制度既不能达到“求治”，更不能达到“求善”，只能将士子们引导到无知、无识、无用、无耻的邪恶道路上。
使他们只是在于世无补的文章中玩花样，而品行道德、经世济民统统可以置于脑后。
使道德型文化的特征荡然无存，政治型文化的特征也名存实亡了。
《儒林外史》还用许多笔墨刻画了一批“斗方名士”，其用意也在于揭示功名与道德的分离。
《儒林外史》深刻揭示了封建科举制度造成了一代文人的厄运：使士子积极入世的政治抱负变成了对功名富贵的醉心追求；使士子为追求功名富贵而丧失了礼义廉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