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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趋势中报告文学的文化身份与发展走向报告文学发轫至今，已有百年。
百年来，它直面现实人生，犁进生活沃土，紧扣社会主弦，追踪时代激流，真实而艺术地报道了全球几乎所有的重大变革和历史性事件，以其独特而诱人的文体风范健步文坛。
事实已经十分明朗，传统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自然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的既定程式已不适于规范发展演进中的报告文学的生命质态。
当此之时，重新审视报告文学的现代文化身份，进而揭橥其在全球化趋势中可能和必然的发展走向，便显得分外重要而紧迫。
你从哪里来：报告文学的现代文化身份勿庸置疑，报告文学是名副其实的批判性文学样态，它的现代文化身份也当由此而来。
这主要基于三种参照，即存在范畴的社会生活参照，精神系统的意识形态参照，艺术本体的文学背景参照。
一、社会生活参照：报告文学发轫于社会批判意识与存在方式的社会生活相比照，任何观念形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主体大脑中反映的产物，报告文学也不例外。
报告文学萌生之际，高尔基便热情欢呼：“特写作家的工作‘激流’，好像要从我们现实的皮肤上，把过去的污垢和灰尘冲洗掉，同时使过去的最可耻的怪现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语言艺术还从来没有如此真挚和成功地为认识生活的事业服务过。
”【1】批判意识是报告文学的天性。
日本学者川口浩认为，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近代散文，“在它产生的当初，已经带了强烈的社会批判的色彩。
”【2】我国学者周钢鸣也说：“更深入事实的核心，更具体地用形象来描写事实，更迅速地执行事实的报道和强烈的社会批判的任务，这就是所谓报告文学。
”【3】无论是早期经典报告文学，还是二战期间进步的反法西斯报告文学，抑或是现代深层掘进、多元发展的报告文学，都显示了对压迫、剥削、黑暗、腐败、苦难、战争等等的激烈批判，表现出对社会进步、光明、廉洁、幸福、和平与发展的强烈渴求。
茅盾在谈及早期报告文学集《中国的一日》时说，作品“从中国的每一角落，发出了悲壮的呐喊，沉痛的声诉，辛辣的诅咒，含泪的微笑，抑制着的然而沸腾的热情，醉生梦死者的呓语，宗教徒的欺骗，全无心肝者的狞笑！这是现中国一日的然而也不仅限于此一日的奇瑰的交响乐”。
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作者：杜小安当前，随着西方垄断资本的不断扩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到空前的高度，以现代性扩张为本质特征的全球化已成为有目共睹的客观现实。
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文化的强势语境已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并给世界政治、经济、文化都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在全球化语境下，以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为主导的全球化导致了全球文化的西方化、商业化，致使东方的中国文化逐步被全球性商业文化所吞蚀和严重边缘化。
当代中国文化面临着全球文化同质化和民族文化本土化的尖锐矛盾，如何保护和发展中国文化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
一全球化为中国文化提供发展机遇全球化对中国文化虽然具有很多的负面影响，但它也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空前的机遇。
只要我们从战略上认清形势，把握住这个发展的机遇，中国文化就能够在全球化的舞台上扮演更加耀眼的角色。
全球化为中国文化提供的发展机遇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全球化为中国文化实现现代化和自我更新提供了丰富的世界文化资源和参照系统。
中国文化是一个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结构完整的独立文化系统。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在政治上已经站立起来了，在经济上也已经在世界上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在文化上能否站立起来还有赖于我们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关键在于中国文化自我创新和现代化的成败。
全球化把整个世界变成了密切相连的地球村，这为中国文化实现自我创造性转化提供了丰富的世界文化资源和参照系统，尤其为我们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因此，只要我们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文明的优秀成果，努力实现中国文化的创新和变革，就一定能够推陈出新，实现“旧邦新命”，再造中国文化的辉煌。
其次，全球化为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空前广阔的空间，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随着以交通、通信和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英语作为一种国际化的通用语言的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普及和应用，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各国各民族和各文化圈之间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当代文学的演进路径中国当代文学是指1949年建国后至今的文学作品，它经历了多个阶段的演进。
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在风格和主题上都经历了明显的变化。
1.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阶段（1949年-1976年）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的文学创作主要围绕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积极倡导主旋律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这个阶段的文学作品主要描写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希望，同时也批判了以前的封建主义社会和国内外的敌人。
辛酸、艰苦和奋斗成为这个时期文学的主要主题。
2. 文化大革命阶段（1966年-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文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限制。
文学创作被迫停止，旧作品被审查，而代替的是大量的宣传文学和政治文学。
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大多缺乏独立性和艺术性，主要服务于政治目的。
3. 改革开放阶段（1978年至今）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新的阶段，也影响了当代文学的发展。
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呈现出多样化和多元化的特点。
一方面，一些作家开始回顾历史，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探索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另一方面，一些作家关注社会问题，如城乡差距、经济不平等和个人自由等。
此外，改革开放还带来了对西方文学的了解和吸收。
诸如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写实主义等不同的文学流派开始在中国文学中融入。
这种多元化的文学趋势使中国当代文学更加开放和丰富。
4. 全球化阶段（21世纪）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当代文学也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中国作家开始关注全球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同时也更积极地融入国际文学的讨论和交流。
这种全球化的趋势促使中国当代文学更加开放和多元化。
总的来说，中国当代文学的演进路径表现出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多元化和全球化的变化。
这些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改变。
中国当代文学在表达个人、社会和历史的关系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理解当代中国文化和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年代与历史背景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涵盖了20世纪初至今的作品。
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变革和人民的命运，还通过对历史背景的描绘，展示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本文将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年代与历史背景，并分析其对文学作品的影响。
一、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起点，这一运动发生在1919年，由于对《凡尔赛和约》的不满，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们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这场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发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对新文化的追求。
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主张是“民主与科学”，它提倡以白话文写作，倡导思想解放和个人独立。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多以社会现实为题材，对封建社会的弊端进行揭示和批判。
二、抗日战争与抗战文学抗日战争是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一大事件，它发生在1937年至1945年，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
这场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和伤痛，但也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
抗战文学在这一时期兴起，作家们通过作品表达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对抗战英雄的赞颂。
这些作品在激励人民斗志的同时，也让人们对战争的残酷和生活的艰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三、新中国成立与社会主义文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多以社会主义建设和工人阶级为主题，强调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支持和对革命英雄的赞美。
文学作品在这一时期被用作宣传和教育的工具，强调集体主义和社会公正。
然而，由于政治压力和意识形态的限制，文学创作受到了一定的束缚，作品的艺术性和创新性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四、改革开放与后现代文学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和转型，人们对传统价值观和现代生活方式的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多以个人经历和社会现实为主题，强调对个体命运和人性的关怀。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摘要：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
在全球化这柄双刃剑面前，中国的传统文化承受着它狂风暴雨般的洗礼。
在这场文化较量中，对于我们这个一向以自己五千年文明历史而自豪的中华民族，必须认真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措施等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关键词：全球化中国传统文化机遇挑战应对措施引言：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把文化繁荣发展作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内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1]然而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
在全球化这柄双刃剑面前，中国的传统文化承受着它狂风暴雨般的洗礼。
在这场文化较量中，对于我们这个一向以自己五千年文明历史而自豪的中华民族，不得不认真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如何应对等问题。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如十七大六中全会所要求的那样“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2]一、全球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传统文化是历史上延续下来的民族文化。
传统文化相对于外来文化而言是本土文化，即民族文化；相对于现代文化而言，是指历史上形成并流行至今的文化。
[3]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
[4]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不仅要经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最终还要实现文化的全球化。
文化全球化的过程是世界性的文化认同、价值认同和实践认同的发展趋势，它必然会对世界上所有的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构成破坏和冲击，这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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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我们刚才谈到的对这一传统历时的与共时的复杂性的漠视不无关系。
在“自由派”眼睛里需要清算的建国后三十年文学,到了“新左派”的一些人那里俨然成为了文学的天堂。
历史成了捏来捏去的面团。
这样的颠倒和翻转在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中尤其明显。
因此,我们现在思考“社会主义文学资源”不是简单地对历史进行翻转。
而是需要做一些细致的清理和辨析工作。
对社会主义文学何以成为可能,怎样成为可能,社会主义文学怎样的建构,又是怎样发生变异,社会主义文学如何渗透到当下文学中间,它有哪些具体的表现等等问题进行探讨。
吴俊:我不想面对“新左派”或“自由派”的概念解释的难题。
就我近来的关注来说,我想探讨的是: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和在相应的国家权力支配下,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文学究竟是如何完成其制度建设的?或者说,中国当代的文学制度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即我关心的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具体(制度)实践。
我以为这也是我们的最为真实的历史资源。
因此,我对何平的上述设问大致可以认同。
只是在具体的研究中,纠缠于一些看似确定实则暧昧的概念,恐怕于事无补。
张光芒:“新左派”和“自由派”在这一问题上何以发生如此显明的翻转和尖锐的论争,我曾多次思考过,双方不但立场十分鲜明,其缺陷也同样显而易见。
在“新左派”看来,评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能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五四”所确立的“人的文学”的标准,还应同时确立一个符合国族现代性追求的“人民的文学”的标准,据此标准,“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便当仁不让地获得了极为重要的文学史地位。
这似乎十分有理。
但问题有二,其一,“人民的文学”作为一种标准可以,但到底什么是“人民的文学”?你说的“人民的文学”的标准的内涵是否恰当?“十七年”文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就属于或者说代表了“人民的文学”?而“五四”文学传统又何以不能属于“人民的文学”?这些本身都是问题。
“新左派”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给人信服的解释。
其二,从根本上说,我认为“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是不能作为两个并列的标准相提并论的,它们绝不是同一个层面上的概念。
“人”是“人民”的前提,“人的文学”是“人民的文学”的根基,先有了“人”,才有“人民”,先有“人的文学”的根基,才有真正的“人民的文学”的存在。
在这一问题上,我想“新左派”陷入了一种致命的误区。
这样一来,就导致“新左派”好像是拔高了“十七年”文学的地位,但其实一方面曲解了“人民的文学”的内涵,使之简单化和片面化,另一方面也漠视了社会主义文学创作中本来就存在着的“人的文学”的因素,反而人为地降低了它的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
何言宏:这一连串的问题,每一个问题都可以做很大的文章。
不过,所谓“新左派”的很多意见,也有不少很有道理的地方。
我读他们的东西,读他们的国外老师比如杰姆逊等人的东西,什么“革命”啊、“解放”啊、“总体性”啊,确实能有激动。
我在年轻时,还曾迷恋过卢卡契这个“新左派”的祖师爷,但是你要冷静地想一想,按照达伦道夫的思路,他们所争取的很多东西,都可以被自由主义的“权利”一说所归结。
当然我这里肯定有粗糙的地方,不过,“新左派”所极力奋斗的很多东西,真的不过是被压迫者的权利问题。
好了,我们不妨就从权利入手,来反思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问题。
“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的“文学权利”被“革命化”地后来还被“极左化”地声张,相应地,知识分子的文学权利受到压抑,而在一九八○年代以来,以作家、学者为代表的“专家知识分子”的文学权利又被突出,而人民的文学权利又受压抑了,因此才有“新左派”,才有李扬、韩毓海、旷新年等一批学者对于一些“左”的或者“革命”文学的重新强调,我以为,他们的强调揭示出了一九八○年代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这就是在强调曾被遮蔽的东西的同时,“矫枉过正”了,因此才有老旷他们的“拨乱反正”,所以我说,老旷他们这些“新左派”的研究是有意义的,但我也要说,他们这几年所做的,可能是又一次的“物极必反”和“矫枉过正”,因为很明显的,他们似乎丧失了基本的历史感。
就是刚才何平指出的,他们把一九四九年以后近三十年的文学当成了“天堂”。
施战军:派的争论其实可以忽略,但是这两派纠缠于“十七年”及其后十年的历史,其概念的理解等等也以那时候的说法为依据,恐怕就会沦为对历史的假设这个伪命题上了。
我觉得关键的问题还是“社会主义文学”在今天的状态是怎样,它保留了多少过去时期的因素,今天的新因素是什么。
它是否有效地发挥着对文学生活的整体影响,其影响方式是否有新的形态。
汪政:对,派的争论可能是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纠缠在这里面,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都容易形成遮蔽。
既然社会主义文学已经有那么长久的传统,我们就必须面对。
理论的、实践的、制度的,都在其中。
这里面有许多工作可以做,特别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更要以一种持平的、面对历史的态度来进行。
我在看到贺仲明的十七年文学研究时曾经开玩笑地对他说,你居然从那里看到了真实,看到了生动,别人会怎么看?而其实,我私下里以为,仲明的工作还可以放得更开。
当然,你有你的文学标准。
但对文学史来说,可以有许多的标准,许多的叙述角度。
比如,文学生活的叙述角度。
在一些文学史工作者那里,十七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是没有文学可言的,只有在一定的标准下才会有这样的结论。
但事实上,那个时代依然有文学,有文学生活。
在学者们看来概念化公式化的东西在一般读者那里就一点美学含量没有?还是要研究特定情境下的文学接受史。
这两个时期是政治高度集中的时期,正因为如此,对于社会主义文学来说,它确实是不可多得的案例。
贺仲明: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点在今天的许多现当代文学和思想史研究者手里,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
凡是可以为我所用的材料,就可以拿来,凡是有利于我的解释,就可以借用,丝毫不顾及历史真实——或者对于这些人来说,历史已经无所谓真实了。
胡适说有人把历史当作小姑娘随意打扮,现在很多人研究现当代历史,已经远远不只如此了。
何言宏讲回到历史语境看历史,非常重要。
但我以为更基本的,还是看待历史的心态,我们许多人的思想已经被后现代主义改造过了,一切都没有标准,没有真实(更遑谈真理)了。
“社会主义文学”绝对不是那么完美,尤其是它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太多的政治束缚(甚至可以说这些政治束缚本身已经构成了它的一部分),它发展得很不正常,很不充分。
我们今天谈社会主义文学资源,绝对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客观评价它,谈它的得失利弊,对今天文学的意义和借鉴。
其实,任何时代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受到太多的政治束缚,那么今天,我们的政治束缚是有所减轻了,但是不是还存在着一定的阴影?尤其是商业文化对我们文化的伤害和制约也许并不比政治小。
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些人大都是从“十七年”和文革时代过来的,就像鲁迅说的“吃狼奶”长大的,我们就那么完美吗?我们的思想深处没有黑暗的地方吗?也许要祛除我们内心深处的傲慢与偏见,才能够真正客观地看待历史,看待社会主义文学传统。
汪政:我刚才就说了,这种态度很重要。
千万不能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现在,我们还没有形成对社会主义文学制度以及这种制度不同状况的理想与现实的结果描述,我想这种描述应该是多层面的。
而且,社会主义文学是一回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文学又是一回事,任何时期的文学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有许多所谓地下文学的。
我以前推荐过捷克作家克里玛与罗斯的对话,他们对当年捷克的地下文学即“桑末滋德出版物”进行过讨论,那是一种不为当局所容的作家、诗人和人文学者们以油印、复印的方式流传的地下出版物,克里玛提到了许多着名的作家以及后来带来国际声誉的作品,在当时,都是桑末滋德文学。
这也促使我们思考一些问题,即一个国家或一个时期的文学发展因素是相当多的,简单地归结为意识形态或制度是不对的。
如果联系到苏联时期的文学就可以看得更清楚,相同或相似的制度却是两种不同的文学景观。
为什么?愤怒出诗人,虽然人类社会的总体进程是走向民主,但从宏观的角度看,从文学史上来看,开明的制度有利于文学,专制的制度下也会盛开恶之花。
苏联与东欧作家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与中国作家还是有差别的,这本身就提出了许多有待讨论的话题。
以前也有人在这个问题上做过研究,但是结论过于单一,还要考虑到文化、宗教的作用,在同一种制度下,作家们可动用的人文资源并不一样。
何言宏:我还在想刚才何平的话,他的思路有点“新左派”的味道了。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各宗各派,也许都有自己的“洞见”,我们应该博取众长,“超越派性”。
我觉得这样的思路很有价值,但是要做具体深入的研究,而且更加重要的是,这种研究对于我们的知识结构和文化学术视野具有很大的挑战。
在整个世界的文学格局中,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自然有其特殊的价值,这些价值,除了何平所说的这些方面外,我最重视的,是“世界背景下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文化反抗”。
这种反抗主要在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它对世界性的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文学的文化反抗,这一点很好理解;第二个方面,是对世界性的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文学的文化反抗,这一点可能难以理解,而这一点,却又是非常重要的。
正是在这两个层面的反抗中,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才获得了自身的价值,而这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
当然我在指出这点时,还要强调指出,这种反抗性关系之是否具备,表现如何,都是应该进一步讨论的。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文化反抗之外,通常被我们所强调的“文化顺适”,也不应该忽视。
但我们应在新的层面上来清理和思考这种“文化顺适”。
何平: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要追问当代社会主义文学在整个世界文学格局中有没有自身的价值?我要说的这样的价值不是被西方非社会主义文学“抹黑”和“涂污”的社会主义文学。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社会主义文学从它产生的一天开始其实就联系着国家和民族的独立、第三世界的反抗、底层民众对共产主义的朴素、明朗的想象等等。
应该说,这样的反抗和理想与整个人类的文学理想并不是相背离的。
在这样的文学理想之下,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有没有为丰富整个世界文学提供了一些具有经典性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