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从授权到控权-经济法的中国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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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法的历史背景和使命中国的经济法发展历史并不长远,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经济法出现在1979年以后,甚至有的学者认为1992年以后才有经济法——因为那时市场经济体制才开始逐步确立。
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法产生的历史和背景跟一般西方发达国家是迥然不同的,而在不同历史背景下中国经济法也被赋予了独特的使命。
一、中国经济法发展的历史与背景中国经济法可以说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翻天覆地变革同时发展的,这个跟西方发达国家是不同的。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从计划经济逐步走向商品经济,但是市场配置的作用并不是很大,严格来说:当时中国还并没有市场经济,而偏偏经济法却于此时诞生。
相比而言西方国家经济法都产生在完善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之下。
而且,“文革”十年错误使得我国法制遭毁灭,经济法的产生、发展是与我国构建法治社会同时进行的,这又是一个独特之处。
而且,中国的经济法还涉及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地方中央分权制衡等一系列问题,其法律属性之外多了丝丝行政味道。
我们逐点分析经济法的历史与背景:1、产生于经济转型、市场和计划双轨并行的时期。
厉以宁在《非均衡的中国经济》里提到:中国在80年代初到今天,都处在一个双轨经济体制之下,即:计划配置资源和市场配置资源并存的转型体制。
新中国从50年代~70年代末奉行的都是计划经济体制,强调用计划来配置资源,此种体制下并无所谓的经济法。
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体制开始由计划导向转向市场导向,但是在这个转变时期,经济成分既有计划因素、又有市场因素。
这种本应该属于过渡性质的体制,却在我国维持了三十多年。
而中国经济法与众不同的是:它偏偏早产在转型时期。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不少经济法性质的立法带有该时期的特点:行政干预较强、计划色彩浓厚。
例如:国务院1985制定的《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试行条例》(已失效)第22条、财政部1988年《国营商贸金融企业固定资产折旧办法》第23条,均提到对企业的“折旧基金”应该统一管理、使用,甚至需要通过一定的行政审批程序。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网络,本司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如有异议请及时联系,本司将予以删除== 本文为word格式,下载后可编辑修改,推荐下载使用!==浅谈经济法调整: 从“权力干预”到“法律治理”经济法作为新兴的法律部门,其存在的正当性离不开市场经济对法律的诉求这一社会基础,无论是西方的经济法还是中国的经济法,都鲜明体现法治经济的理念,即国家通过立法对市场缺陷做出的回应,在经济法框架下治理市场失灵,法律规范才是手段,政府只不过是法律的执行者。
新兴的经济法践行的是法律作为社会关系调整手段的法治理念,是权力经济向法治经济转变的集中反映,经济法调整在本质上是一种法律治理。
一、法治经济: 法治思想向经济生活的渗透作为对抗人治的法治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一大批哲学家、思想家通过对法律、国家、人及其相互关系的思考并提出的许多超时代意义的学说。
其中,亚里斯多德对政治国家的设计形成了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的观点,提出了以法而非人作为国家秩序基石的法治国主张,由此奠定了西方法治思想的理论框架,成为西方社会主流的思想。
亚里斯多德认为人治社会作为统治者的人聪明睿智但却有个人感情,处理问题可能会感情用事。
人治的危害在于不遵循法律的途径而让某些人逞其私意,这总是邦国的祸害。
法律具有非个人权威特点,因此,城邦应该实行体现神祗和理智的法治而不是混入兽性的人治,只有法律才是最优良的统治者。
亚里斯多德强调法律的至上权威及其优良性,认为法治不仅意味着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且法律本身必须是良法,在良法之治下,统治者和与被统治者都是有公民权的自由人,他们之间政治地位平等,都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严格按照法律行事,任何真实的政体必须以通则即法律为基础,凡不能维持法律威信的城邦都不能说它已经建立了任何政体,法律应在任何方面受到尊重而保持无上的权威,执政人员和公民团体只应在法律( 通则) 所不及的个别事例上有所选择,两者都不该侵犯法律。
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互动的历史长河里,法治理念在市民社会的孵化中得以生成,并成为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理想,法治化道路在不同的国度得以实践并形成多种模式。
试分析我国经济法的发展进程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经济法也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其最大的成效是让中国本土思想意识形态成为根本力量促进了我国经济法的发展,并与国际经济法并驾齐驱,体现了中国经济法的开放与活力。
本文通过对中国经济法发展历程的简单回溯,以及各阶段我国经济法的地位与价值,探讨中国经济法的特殊性及发展进程,从而对中国经济法有进一步的认识。
标签:经济法;发展;进程现代对经济法的定义是调整现代国家宏观调控和干预市场监管的经济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进行整体、系统、全面、综合调整的一个法律部门。
现代经济法体系起源于资本主义国家,在后期发展中逐渐移植与变革而成为各个国家经济活动发生的依据。
中国的经济法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从1979年至1985年为起步阶段;1985年至1992年为确立发展阶段;1992年至今为深化渐趋成熟阶段。
我国的经济法在演变改革的进程中,与实际国情相结合,呈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有的时代特点。
一、我国经济法的产生我国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自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颁布了一系列经济方面的规范法律,开始从宏观上全面控制国家的经济活动,并对全部企业乃至公民个人的经济生活也实行干预与控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开始根据实际国情调整经济法,这个时期是我国经济法的起步阶段,处于经济法则法规建立的探索期。
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变革与法制意识的增强,经济法与加强经济法制建设的问题逐渐在法学领域被提出。
20世纪90年代,我国党中央结合建国来的利弊经验,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刺激对内经济,开放对外经济。
而新时期中国的经济法正是为了适应这个改革而发展确立起来的。
党的十四大明确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发展方向,后又两次写入宪法,使此经济体制的实施得到了巩固,并一直沿用至今,尤其是在2001年我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开启了我国经济法漫长平稳的的发展进程。
当前我国授权立法的问题及反思授权立法,作为我国立法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提高了立法效率,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然而,在其运行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讨。
一、授权立法存在的问题(一)授权范围不够明确在一些授权立法中,授权的范围存在模糊不清的情况。
这可能导致被授权机关在立法时缺乏明确的界限,容易出现越权立法或者立法不足的现象。
例如,某些授权规定中使用了“一定范围”“相关领域”等较为宽泛的表述,使得被授权机关在理解和执行授权时存在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从而影响了立法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二)授权期限不够清晰部分授权立法没有明确规定授权的期限,导致授权长期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
这既不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维护法制的统一和稳定。
过长的授权期限可能会使被授权机关产生依赖心理,降低其主动创新和提高立法质量的积极性;而过短的授权期限则可能导致立法工作的仓促和不连贯,影响法律的实施效果。
(三)监督机制不够完善目前,对于授权立法的监督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一方面,权力机关对授权立法的监督缺乏有效的手段和程序,难以对授权立法的全过程进行实时、全面的监督;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对授权立法的监督参与度不高,缺乏畅通的渠道和有效的反馈机制,使得监督的效果大打折扣。
(四)被授权机关的立法能力参差不齐被授权机关在立法能力方面存在差异,有些被授权机关可能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经验和人才,导致所制定的法规质量不高,存在与上位法冲突、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
此外,不同地区的被授权机关在立法理念和水平上也存在差距,可能造成地区之间法律制度的不平衡和不协调。
(五)授权立法的公众参与度不足在授权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的程度相对较低。
公众对授权立法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表达权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导致立法难以充分反映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和意愿。
这不仅影响了立法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也可能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引发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不认同和不遵守。
从限权到控权——宪法功能发展研究朱福惠【出处】现代法学199905【内容提要】近代宪法的主要功能是严格限制政府权力,限权政府理论推动了古代法律向近代法律制度的转变,从而推动了近代法律秩序的形成。
现代宪法的功能主要表现为对政府权力以及其它可能破坏宪法秩序的社会团体权力进行控制,控制包括限制在内,只不过限制是控制的一种手段与方式之一,而不是现代宪法的主要功能。
【关键词】限权/控制/宪法功能/法律秩序【正文】中图分类号:DF21 文献标识码:A一、限权论的产生及在宪法中的体现近代宪法学理论认为,限制政府的权力是宪法的主要功能,因为对公民权利构成严重威胁的是国家权力,由于国家权力具有掠夺性、扩张性的特点,从而决定了它与公民权利之间存在某种对立,政府权力的扩大意味着公民权利的减少。
可见,限权法建立在保护公民和权利和对政府权力不信用的基础上。
如潘恩认为:“宪法对政府的关系犹如政府后来所制定的法律对法院的关系。
法院并不制定法律,也不能更改法律,它只能按已制定的法律办事;政府也以同样的方式受宪法的约束。
”〔1〕布朗戴尔认为:宪法“强调对政府活动进行限制,给予公民以最大限度自由的强制性规范。
”特里索里尼也认为:“宪法有双重功能,即授予权力并限制权力”〔2〕。
对公共权力施加限制在古代西方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中已经存在。
在英国古代的法律制度中,英王行使权力必须同代表机关协商是习惯法的一部分,因此,英王的权力并不是不受限制的权力,这种王权有限的思想在《自由大宪章》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国王的权力应当受到正义的法律的限制不仅在英国存在,在古代欧洲大陆国家的法律制度中也同时存在,并且是自然法理论的基本点。
限权思想是古代法律思想中最有价值的内容,它直接推动了古代法制制度向近代法律制度的转变。
古代法律制度向近代法律制度的转变是从公法的革命性变革开始的,而要实现这种变革,必须要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国家权力的来源、国家权力的目的、国家权力的实现方式等近代政治制度建构的基本原则问题,国家机关与公民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调整和重新定位是确立这些原则的前提,因此它必然要成为近代公法的核心内容,古代君主专制制度建立在以君主为轴心的国家机关体系的基础之上,如果不对君主权力进行限制就不能建立近代的民主政体。
我国经济法发展概论引言: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越来越重视以法律手段调控经济,发挥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对经济的作用,经济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我国经济法在宏观调控、资源能源、市场规制、企业组织等方面的立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为此,要继续完善立法,改进和加强执法,积极构建经济法治系统工程。
经济法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此后,我国越来越重视以法律手段调控经济,发挥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对经济的作用,经济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法经历了从误解到理解再到被普遍认同的发展过程。
一、我国经济法的两个重要发展阶段中国经济法是在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后所产生的,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和保证,纵观中国经济法的历史,从萌芽到基本建构起自己的体系,经历了两个阶段:1.初步发展阶段1978—1992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始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经济法产生和初步发展时期。
这时的经济法主要在于移植和借鉴国外的经济立法,当时颁布了大量的经济方面的规范,为应对经济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但由于经济改革的方向和目标还不十分明确,加上对法制的需求也不强烈,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还不具备经济法形成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因此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
2.逐步走向成熟阶段1992年至今,是我国经济法勃兴和走向成熟的时期。
党的十四大报告正式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以此作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由于我国多年的计划传统过浓,所以要通过经济法律的形式逐渐削弱经济中的计划成分,提升市场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而不是向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经济法的产生是源于市场失灵,更多的目的是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弊端。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需要,国家颁布了大量法律法规,使我国经济法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也为经济法体系的初步形成提供了立法实践基础。
从授权到控权:经济法的中国化路径作者:陈荷晶来源:《职工法律天地·下半月》2017年第08期摘要: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西方经济法的产生目的在于授予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但是这并不能适用于中国当下的市场经济状况。
本文首先研究西方经济法为何是授权法,然后分析经济法发展理念的转变行政权与国家调节权的区别、违法性审查标准不同以及法益保护的指向之异这三个层面分别阐述行政法与经济法控权的分野。
关键词:自由经济;垄断竞争;行政权力无论是以市场调节为主导,还是以政府宏观调控为主导,在当下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要强化政府的角色转换。
对行政公权力进行全方位的监管,从而有效控制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影响,如何实现从授权到控权的转变,结合中国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走经济法的中国化路径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1西方经济法为何演变成授权性质的法对于法律的演变过程,需要从历史角度进行全面的分析。
早期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较慢,如美国政府就积极贯彻重商主义,鼓励商人从事商业活动。
一直发展到19世纪30年代,美国市场的经济政策才发生了转变,由重商主义转换到自由主义。
减少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强调市场作为一只无形的手在经济调节中所发挥的作用,将政府的角色定义为守夜人。
在这个程度上。
市场自身的潜力得到充分挖掘,资本主义追求效益的本质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自由资本主义市场体制之下,法律所调整的主要是私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民法对市场经济调节发挥巨大的作用。
通过相关所有权制度、占有转移制度以及契约制度确定权利归属及转化,从而有效促进商品流通以及市场经济的交易安全。
但是随着社会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机械化的发展,垄断主义竞争也应运而生,这一方面是自由市场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对自由市场竞争秩序的一种破坏。
市场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从而出现市场失灵的状况,这个时候就不得不需要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总抓手主动介入市场调节中,合理分配社会资源,对不同的企业生产提供不同程度的政府支持。
中国经济法学向何处去论文中国经济法学向何处去论文摘要:在本文中,为了需求中国经济法学主导理念的这一盏明灯,笔者尝试性地提出了经济法学人本主义理念的创新观念,并论证其重塑不只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时期特性,并且能够使经济法学更好地整合本身力气,从而承当起构建整个经济法学体系的世纪重担。
关键词:经济法学论文一、主导理念的缺失当代中国经济法学的终极迷雾在悠悠漫长的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中华民族的每一次社会提高都是随同着社会的变化和转型,并且每一次社会的转型多是在“痛苦”的抉择和整合社会利益中渡过,常常需求消耗大量的本钱去置之死地然后生。
1.中国经济法之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意义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我国社会进入了加速开展的转型期。
当下的转型期和人们的利益最为亲密,其传统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以及人们的社会生活等都遭到宏大的冲击,使整个社会呈现一种矛盾重生的态势,这就需求各种手腕来加以管理,而法律则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种。
中国经济法是与我国经济体制变革最为亲密的一个法律部门,其肩负着为中国经济体制变革保驾护航的重担。
中国经济法担负着培育市场经济的任务。
学界普通以为,经济法学的产生是遵照“市场缺陷--需求国度干预--经济法产生” 这样一种西方范式。
但是,我国经济法由于其产生的国情不同,使其肩负的任务亦不同。
正如陈教授所论述的:“中国的理想不是市场充沛兴旺后呈现的市场失灵,而是没有市场,市场发育不全;政府当下的主要任务不是干预市场,用其有形之手替代市场无形之手发挥作用,而是要充沛培育市场,完善市场的自在调控机制。
” 因而,随同着经济体制变革而不时向前推进的经济法,必需担负起为培育市场经济的任务而不时完善本身的理论体系的任务。
中国经济法是使得“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分离的最佳调整方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特征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分离。
社会主义是一种公有制的经济,以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到达共同富有为目的;而市场经济强调是以市场竞争为前提,以市场机制来自发的优化资源配置。
浅谈从授权到控权:经济法的中国化路径经济体制改革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所在,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仍然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虽然在我国经济改革历程中,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凸显,政府的角色定位亦逐渐转型,但二者仍然没有进入一个良性互动的作用机制之中。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再度对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走向进行了理性建构: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无论是对市场作用的强调,还是对政府作用的重申,在当下向市场法治经济转轨这一现实背景下都隐含着对政府权力进一步控制的基本共识,也即需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从制度层面控制政府权力,对建设法治中国、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和政府调控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
显然,对政府权力的制度限制应当是全方位的,宪法、行政法等在权力控制方面当然不能缺位,而经济法在转轨时期对于权力控制也应当有所作为。
经济法要在转轨时期的中国获得存在的正当性和必要的发展空间,也应当在从西方移植到中国的过程中进行理论上的自我革新,以控权作为自身的价值依归。
一、为何是授权: 西方经济法的生成逻辑如果缺乏对历史的理性追溯,我们往往会不假思索地将自由放任作为西方市场经济的初始形态。
然而,在市场经济发展最为典型的美国,事实也并非如此。
早期美国采取各种措施培育国内市场贯彻的是重商主义的理念。
直至19 世纪30 年代,美国经济政策才逐渐向自由放任转变。
西方市场经济形态其实也经历了从重商主义向自由主义③的转变,在这过程中,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以致后人在梳理西方经济发展史和西方经济思想史的过程中言必及斯密。
在其看来,国家应当是只局限于抵御外国侵略、维持社会治安和建设公共工程的守夜人,也因而应当是廉价政府。
梭罗也曾在其论述中指出: 我衷心接受这一箴言,最好的政府是干预最少的政府。
萨伊在强调市场自身调适作用的同时也极力反对政府干预,他认为: 无论在农业、工业和商业方面,政府都是极其可怕的竞争者,政府有巨大的财富和力量供其支配。
亚当斯密等人的思想对西方国家经济领域改革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此后,英国逐渐废除《谷物法》、《航海法》,并在1860 年取消所有贸易和关税限制。
美国逐渐放弃特许公司制; 联邦政府向铁路赠地停止; 州拥有或与私人合营的公司财产转卖给私人不同国家的政策转向彰显的都是政府与市场两大力量在资源配置方面作用的重新平衡,市场的力量由此得到了空前的释放。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法律所关注的主要是私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市场调节主要依靠民法来维系。
民法的基本功能在于确权,对原本存在于市场主体中的权利予以总结、提炼、确认和保障,正如学者所言,民法是一种确认型的法律,这种确认只是赋予自发秩序一种强制力而已。
但随着生产社会化进程的推进,这种自发秩序以及由此生发出的民法规则越来越难以应对自由主义的泛滥。
垄断的出现既是自由竞争的产物( 甚至目标) ,也反过来摧毁了自由竞争的市场; 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自由竞争无法解决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反而会酿成集体不理性之下的公地悲剧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形式平等在信息不对称背景下逐渐丧失平等意义,二者间看似自由平等的交易也远离了自由主义的本质这些都被概括为市场失灵。
此时完全依靠市场调节已经无法维系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由国家对经济进行适当干预,国家介入经济是为了对社会经济进行某种调节,以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的协调、稳定和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对国家干预的引入并非回到重商主义时期的全能政府。
如果说重商主义时期的国家经济管理是对婴儿的哺育,那么此时的国家干预则是对成人的扶助,前者几乎无所不包,后者只需在其能力范围之外予以必要的支持。
莱曼教授在《德国工业法纲要》一书中指出: 我们的民法典很少顾及产业上的需求,法学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民法和罗马法,对解决现代经济和产业法的问题却很少问津。
确实,由自由主义衍生出的民法规则基本上是对权利的规范,同时契约自由、意思自治、所有权绝对等也构成在市场经济中对公共权力的排除和限制。
换句话说,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很少在对市场如何运行和私人如何作为方面有发言权。
正因如此,如果期待国家对市场失灵的矫正发挥作用的话,就必然要通过法律授予其相应的权力。
这种授权国家干预经济权力的法律就是经济法。
因而,如果说民法是确权( 利) 法的话,那经济法就是授权( 力) 法。
美国公法学者凯斯孙斯坦在《新政后的宪政》中亦将超越普通法的实质性授权作为新政立宪主义的重要内容。
但经济法对于所授权力的具体内容往往因时而异,因地而异。
1914 年德国制定了一系列战争经济法,其中最重要的是《一般授权法》,该法规定: 联邦参议院被授权在战争时期制定法律,只要其证实对经济有所必要和帮助。
1923 年德国为削弱垄断组织对市场的支配力颁布了《防止滥用经济权力法令》。
1933 年美国颁布《农业调整法》,设立农业调整局,隶属农业部,内分两大部门,分别负责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与销售。
1935 年美国颁布了《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进一步扩大了成立于1920 年的联邦电力委员会的管理权,同时加强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公用事业控股公司的管理,以进一步保障公用事业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利益。
刘文华教授根据各国经济法的立法状况将经济法分为战备经济法、危机对策经济法、复兴经济法,无论哪种经济法模式,都旨在授予国家干预经济的权力。
有学者将这种权力描述为国家调节权,是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外的第四种新型权力形态,从而解释了经济法授权同行政法在某种程度上的授权之间的内在差异。
根据漆多俊教授的国家调节理论,这种权力又可以细分为市场规制权、国家投资经营权和宏观调控权。
因此,西方经济法的功能在于授予国家市场规制、投资经营和宏观调控的国家调节权。
从西方经济法的授权功能亦可管窥西方法治的文明程度。
正是由于法治受到足够尊重,权力被制度的笼子牢牢控制,在需要国家积极作为的时候方才需要通过法律进行必要的授权。
当然,根据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基本原理,授权的同时也是控权,国家只能在被授予的权力范围内对经济进行干预,越权无效。
但从出发点上来王红霞: 《经济法视域下的罗斯福新政研究》,中南大学20XX 年博士论文。
Cass R. Sunstein. Constitutionalism after the New Deal. 101,Hary. L. Rev. Adjustment Act. 1933. Ch. 25,48 Stat. 31( 1933) .政法论坛20XX 年讲,授权才是西方经济法最鲜明的特征。
经由法律的授权,西方社会逐渐从夜警国家转变为现代国家,甚至福利国家。
因此可以说,授权功能不仅彰显了经济法的独特品格,也推动了国家职能的扩展,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
二、回到中国: 旨在控权的转轨经济法( 一) 前提与现实的悖反: 经济法的理念转变1. 授权经济法的基本前提西方经济法旨在授权,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经济法也需循此路径,将授权作为其基本功能? 诚然,就我国现代法制建设的整体而言,向西方发达国家立法体例的借鉴乃至移植皆不可或缺,这似乎也印证了罗道尔佛萨考关于法律移植的论断: 真实情况是法律的创新只占很少的数量,而借鉴和模仿则应被视为法律变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然而,不论从法律文化论的视角,还是基于本土资源论的立场,我们都应对法律移植保持足够警惕,绝不能盲目地进行制度嫁接。
由此,我们必须仔细分析西方经济法的立法前提与我国的现实背景是否能够统合起来,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统合起来。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大体归纳出西方经济法的两大立法前提: 一是政府权力受限; 二是市场高度发达。
政府权力受限可以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政府有权管理的事务是有限的,除了基本的公共事务,其他的主要交由市场来解决,充分尊重私主体的自由和自治; 其次,政府及其首脑在决策过程中必须遵循特定的程序,受到程序的严格制约。
这也是良好的宪法及其有效实施的结果,在这种体制之下,政府的权力已经受到了很好的控制。
这也就是为何在经济危机期间取代胡佛的罗斯福总统需要在上任伊始即要求国会授予他紧急状态下的经济全权。
时至今日,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权力也不能越雷池一步。
美国白宫即便短暂关门也不会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转,而未经国会批准,即便总统也无法推行救市计划或医改方案。
另外,市场失灵是本已内嵌于市场中的种种缺陷在市场高度发达之后逐渐暴露并影响市场调节的结果。
没有高度发达的市场事实上也就不会产生市场失灵的问题,更不会有授权国家干预经济的需要,市场失灵可以说是一种富贵病。
2. 权力与市场结构失衡的转轨现实经济法及其行为应该依据具体的国情、特定的时空,以解决本国的具体问题为经济法存在的根本依据和发生的缘由,而不是以一种一劳永逸的范式和方法,来构建能适用于所有时空的经济法理论。
反观中国现实,以上这两个前提并不完全具备。
以光伏产业为例,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适当扶持是必要的,但很多地方政府在政绩的冲动下,在土地、融资等方都对光伏进行保姆式扶持,最终造成光伏产业产能过剩危机,致使光伏陷入寒冬。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也认为,引导政策长期缺位,而地方又过度溺爱( 越位) ,这是我国光伏行业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城镇化建设、农村土地流转等领域政府的家长式干预也屡见不鲜。
不仅如此,政府权力行使的程序也往往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20XX 年湖南省出台的《关于促进工业平稳较快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定: 要将省产乘用车纳入政府采购范围,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应积极采购省产车。
鼓励社会团体、和居民采购省产乘用车和商务车。
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控股办公及公务活动,应积极采购和使用本省产品。
这显然是滥用公权力限制和排除市场竞争的行为。
20XX 年河北省曾出台规定,本省客运可享过路过桥费半价优惠,其他省份跨省运输就不能享受。
该规定经举报后受到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的反垄断调查,河北省政府涉嫌制定这一歧视性规定,成为首个被反垄断调查的省级行政机关。
如果按照科斯的理论,的性质是对市场的某种替代,那当下中国的政府权力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市场的替代。
政府和市场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政府权力过大就意味着市场存在的空间很小,市场调节的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权力集中的现象不仅表现在政治领域,也发生在经济领域,经济权力的集中在历史的某段时期对于恢复经济具有积极意义,但如果这种权力集中包含了过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其积极意义就不可持续。
尽管理性经济人假设存在诸多缺陷,但就整体而言,这种假设所代表的依然是( 市场) 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然而在过去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对全能政府乃至政治强人的迷信忽略了理性经济人假设,并严重压制了自由市场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