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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女性身体想象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反思中，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性别观念曾遭到普遍的质疑。
不少文学研究者认为，此前的性别文化策略片面追求两性在政治经济权利方面的绝对相同，无形中掩盖了男女的特征和差异。
基于这种批判前提，重新寻找原初的女性特征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及文学研究领域中的热门话题。
为了证明女性特质存在的合理性，当时的研究者普遍选择了天性、本能、自然这样不证自明的生物概念，即将女性特质看作是与身俱来的本质，两性由于生理功能的不同而必然具有不同的性别特征。
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由此从追求男女平权阶段过渡到男女有别阶段。
然而，综观这一时期文学研究对女性身体的书写却不难发现，它并没有在本质上超出传统男权文化对女性之躯的想象———柔美、弱小、母性、无欲、贞节等元素依然被作为女性身体的天性保留下来。
可以说，男权文化传统中的女体窠臼在此处别有意味地充当了反对性别同一化的武器。
一、重塑柔美弱小的女性身体形象在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中，一系列从外在形象到行为举止都很接近传统男性的女性人物引起了学界的警惕。
这些女性没有柔美的身体曲线、温柔的声音和文雅的举止，其外部特征与男性没有明显的差异。
比如《我在哪儿错过了你》中的女主人公是这样的如果不是时时能听到她在用售票员那几乎没有区别的、职业化的腔调掩去女性圆润悦耳的声音吆喝着报站，光凭她穿着那件没有腰身的驼绒领蓝布短大衣，准会被淹没在一片灰蓝色的人堆里，很难分辨！她在车门旁跳上跳下，蹬一双高腰猪皮靴，靴面上溅满了泥浆。
她不客气地紧催着上下车的人，或者干脆动手去推……①这种男性化的女性身体形象引起了学者们同情的批判。
他们虽然承认这类女性是特定时代文化扭曲的结果，但却将之严格地划出常态女性的范畴。
不少学者认为，建国以来高度统一的政治文化政策以硬朗、粗糙的男性形象强行塑造女性，她们要按照男性的体力标准去参加社会生产劳动。
在此背景下，表现传统女性柔美特征的服饰都会被斥为资产阶级情调，体力上的示弱也会被当作劳动道德的缺陷加以批判。
《面朝“她”时代_影视艺术中的“女性向”现象与文化透析》篇一面朝“她”时代_影视艺术中的“女性向”现象与文化透析面朝“她”时代：影视艺术中的“女性向”现象与文化透析一、引言随着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影视艺术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不断涌现出各种类型和风格的作品。
其中，“女性向”现象在近年来逐渐成为影视艺术的一大亮点。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影视艺术中的“女性向”现象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影响以及未来发展走向。
二、何为“女性向”现象“女性向”是指以女性观众为主要受众群体的影视作品。
这类作品往往以女性角色为核心，围绕女性的情感、成长、生活等主题展开，具有较高的情感共鸣和审美价值。
在影视作品中，“女性向”现象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包括爱情剧、青春剧、职场剧等。
三、“女性向”现象的成因1. 社会文化背景：随着社会进步和女性地位的提高，女性观众在影视艺术中的地位逐渐凸显。
她们对影视作品的需求和审美观念发生了变化，更加注重情感共鸣和自我认同。
2. 市场需求：影视产业为满足市场需求，不断探索和开发以女性观众为主要受众群体的作品。
这些作品在内容、风格、表现形式等方面更加贴近女性观众的需求和审美。
3. 创作者观念：创作者们开始关注女性角色和女性主题，通过影视作品展现女性的成长、奋斗、爱情等故事，从而引发女性观众的共鸣。
四、“女性向”现象的文化内涵“女性向”现象不仅是一种影视艺术表现，更是一种文化现象。
它反映了当代社会对女性的关注和尊重，展现了女性的多元价值和角色。
同时，“女性向”现象也促进了性别平等的观念传播，为构建和谐社会文化贡献了力量。
五、“女性向”现象的影响1. 促进影视产业发展：以女性观众为主要受众群体的影视作品，为影视产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同时，这也促进了影视产业的创新和发展。
2. 推动性别平等观念传播：“女性向”现象在展现女性价值的同时，也促进了性别平等观念的传播，为构建和谐社会文化提供了助力。
《白鹿原》中的性别政治关系与文化精神辨析《白鹿原》的思想意蕴可以说是正面观照中华精神和这种文化培养的人格，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白鹿原》中的性别关系与文化精神的，欢迎阅读查看。
《白鹿原》的思想意蕴要用最简括的话来说,就是正面观照中华文化精神和这种文化培养的人格,进而探究民族的文化命运."着名评论家雷达在小说问世不久,就如是精准评说了它的基本意蕴,作家本人也说自己的写作是出于"关于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思考",我们发现"作品中最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形象的光彩之处恰在于她的矛盾性,或曰不彻底性,她不仅是小说中段重要的关联性人物,不仅是具有反抗传统的新人,同时也是精神的产儿,考察这一"新"人形象身上的守旧性因素,辨析其中凸显的性别政治关系与文化精神,不仅有助于我们对这一人物形象的深入理解,也能窥一斑而见全豹,进一步深入由作者提出的对"民族文化命运"的再思考.一、被物化和打入另册的"妖女"五四以来的新运动开始关注"新人"形象,其"新"主要在于对旧世界、旧制度的反抗,就这点而言,田小娥不乏新人性,有论者就认为"她完全是一个蔑视封建旧道德的新的形象",但这个人物形象复杂矛盾的一面更突出,她并非彻底的时代新人,而是新旧交替时期携带大量传统文化"旧"原型基因的不彻底的"新人",辨析其背后的文化原型,我们至少可以发现"外来妖女"、"依附男性的女人"、"妇人之仁"以及"复仇女鬼"等几种,这些文化原型是这个人物形象的复杂性所在,原型之间错综复杂的对话关系也暗示着主人公所身处的走向的复杂性.雷达先生认为贯穿全书的大动脉是由文化冲突所激起的人性冲突,具体表现为礼教与人性、天理与人欲、灵与肉的冲突.就田小娥而言,她身上突出的是自然人性、人欲、肉欲色彩,她的悲剧性命运从她作为女子诞生在这个世界上时就已开始.无论是小娥的父亲---屡试不第的田秀才,还是她的丈夫---年过七旬的郭举人在对待她的态度上,和后来小娥命运的决定者白嘉轩、鹿三一样,都是封建礼教文化坚定的守护者.他们信奉婚姻的存在就是为了生殖繁衍,为了传宗接代,同时为了生育后代,借种也是这种文化默许的,只要面子上不难看就行.不独如此,婚姻的存在还受传统"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制约,而这二者又是基于门当户对、条件相当的前提的,在这样一种文化传统中,女性就是"物"的存在,她的价值衡量标准就是婚嫁时换取她们的粮食棉花的多少.小娥不能见容于这样的文化传统,一方面是她追求自然欲望满足的私通行为伤风败俗,挑战了上述儒家文化伦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她"罕见的漂亮"这一原罪,这就是"'美女祸水'的传统性别歧视观念在作祟了.田小娥仅因其外表就会被白嘉轩视为不是居家过日子的女人",她的外形对男性形成了致命的诱惑,这种诱惑难免会引向人的自然本能的激情与放纵,这些对于信奉儒家节制为上的道德原则的白嘉轩之流来说是一种威胁,对付这种威胁的最好手段就是将之打入另册,眼不见为净.我们这里不妨引入"性别政治"这个伴随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权主义思想诞生的概念,一般认为,性别政治是"广义层面上对两性关系作正式阐述的名词",可认为是"两大性别集团之间的权利关系和结构",在中国传统男权制的背景下,性别政治特指"将女性排斥于公共政治生活之外,并逐步形成的一系列使女性与政治隔离的礼法、规则与政令等正式制度",具体表现在"男主外女主内"、"男公女私"以及"男尊女卑"等习惯性观念.这种剥夺女性公众政治生活权利的常用手段就是动用意识形态工具将之打入另册,隔离于主流社会之外,小娥的遭遇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更可怕的是,这种观念会潜移默化在受害者身上,后者即便有机会进入公共政治领域,仍然摆脱不了这种传统影响.二、对男性世界的依附田小娥就是摆脱不了这种传统影响的女性之一,这不仅表现在她传统家庭生活的向往,她对男性世界的依附是这种传统守旧性更突出的表现,她反抗这个世界的不彻底性归根结底也是因为对性别的依赖.换句话说,田小娥是不彻底的新人,"新"的一面是她身上源于天性以及自然本性的对个人不公命运的非理性反抗,这一反抗由将郭举人的养生妙药扔进尿壶开始,到魂魄借鹿三之嘴的控诉达到高潮.我们不妨考察被迫逃亡后小娥在原上的生存经历,不难发现这时主导她命运的还是她身上根深蒂固的"旧人"性,作为女性她以为男人天然是自己的依靠:不论是与黑娃吃糠咽菜、闹农运,还是对黑娃和白孝文那句动情的"你走了我咋办",抑或是黑娃逃亡后委身鹿子霖,都体现出这种依附性.依附男性世界的资本就是她作为女性的身体和美貌:黑娃农运失败,被迫逃亡,她想用自己的美貌贿赂鹿子霖换取黑娃的安全,被鹿子霖一步步引入圈套后,又试图用性来拴住鹿子霖,把他作为自己的靠山,保障自己的安全.在被鹿子霖利用勾引白孝文时,她自觉把自己摆在了"破罐子破摔"的位置上,这何尝不是对传统文化秩序的认可呢?成功勾引白孝文之后,二人同病相怜,在饥馑中的世外破窑狂欢,充其量是对将二人排除在外的文化制度的消极抵抗.小娥这些依附男人的行为充分体现出"社会性别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借助道德信仰、风俗习惯、主流意识形态等传承和延续的载体,使男尊女卑、男公女私、男外女内的性别价值观不断深入人心,成为人们心目中定型化的性别观念,也使女性更加默认自身的卑贱地位与身份".归根结底"田小娥本质上是一个传统女人,她渴望守妇道,但社会、时代、家族、命运都不给她机会.她只能用极端的方式反抗:用自己的肉体去诱惑、破坏那貌似神圣的礼教.但在破坏的过程中她时时又回到传统女性的状态,只是这状态维持不久,又被外在的压力击碎."三、善与"恶"的交织田小娥不乏传统女性的善良,更不乏天真.善良之处在郭举人家对待众长工的举止就可见出一斑,作为工具被鹿子霖利用并成功地抹下了族长继承人白孝文的裤子之后的举动更能见出她的善良:她同情对方什么也没做却丧失了包括名誉在内的一切,白孝文之后的堕落,小娥最初受人蛊惑的诱惑和二人之后同病相怜在堕落之路上的共同下滑,对白孝文的终极命运而言只不过是一个推手罢了.田小娥是传统性别政治的产儿,她身上不乏传统女性因为大门不迈二门不出而导致的善良天真无知的一面,她对白孝文的启蒙(沉迷大烟,不要脸就行)更多是出于天真的无知,男性如白孝文之流,却由于自己对政治事务的天生敏感与参与,自会从这种启蒙中举一反三.田小娥身上还有天真的"恶"的一面,小说第25章,她借鹿三的身体声言席卷原上的瘟疫是她的复仇之举,这一轰轰烈烈的反抗行动显然携带着大量传统"女鬼复仇"原型基因,但不同与传统的女鬼报复对象主要指向迫害自己的具体人物,田小娥的打击面要广得多,就算白鹿原上的男女老少都不拿正眼看她,是迫害她的愚昧"大众",用瘟疫夺去他们的性命也着实残忍;尤其当我们思及文中详细叙述的鹿惠氏、仙草之死时,是不是有"相煎何太急"之感呢?再者,如果说白嘉轩用"一座六棱砖塔"把小娥的尸骨"烧成灰压在塔底下,叫她永世不得见天日",是"男权至上的思想对女性生命力、女性自主精神的压抑与摧残"的话,我们不应忘记小娥借鹿三的口提出的要求,尤其其中"修庙塑身"的要求,更是体现出复杂的文化心理.这个要求激怒了白嘉轩和朱先生,因为这动摇了他们敬神敬祖的传统和他们秩序井然的价值体系,也难怪二人会想出"镇妖塔"这个主意.在我们文化传统中,最有名的镇妖塔是法海加在白娘子身上的雷峰塔,但环顾整个白娘子的传说,白娘子只不过是以妖的身份渴慕人间的生活,从来不曾想过要修庙塑身,将自己神化.所以我们不妨说,田小娥命运悲剧中确实不少令人唏嘘之处,但她也是浸淫了封建社会的恶的,生前的自轻自贱与死后借助超自然力量欲求"修庙塑身"是一对矛盾,也是她身上恶的体现之一.无可否认,小娥的打击报复浸润着她对自己屈辱一生的愤怒,看似邪恶,却体现出她孩子般的天真.我们不妨说,这种天真的报复恰恰反映出她反抗的不自觉,正如鲁迅在《热风·随感录六十五暴君的臣民》中的精辟论述:"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很慰安."活着饱受封建礼教摧残,变成鬼便想尝尝那种被尊敬甚至被崇拜的快感.我们不否认田小娥这个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身上具有反抗性的"新人"的一面,但当我们无条件地肯定她的抗争行为的合理性的时候,甚至认为她是一个"一定要活成一个心理、人格独立而完整的女人",并因此指责作者基于男性立场的偏颇和虐待时,我们不应忘记这个人物形象身上折射出的带有浓厚传统和时代特色的性别政治色彩,这也是陈涌先生概括白鹿原"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意义所在,与其说《白鹿原》是文化保守主义,为儒家传统文化招魂,不如说它表现出了作者对儒家文化颇为复杂的态度:既有对传统文化的赞赏和惋悼,也不乏对传统劣根性的批判.而田小娥以及小说中众多女性人物最终的悲剧结局,以及象征着白鹿原上封建礼教旗帜的白嘉轩的存活,是作者在昭告我们,民族命运的改变需要外来的力量,传统内部的反叛携带着过多旧世界似是而非的因素,注定是无效的.:[1]雷达.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J].,1993,(6):108.[2]陈忠实.白鹿原创作漫谈[J].当代作家评论,1993,(4):20.[3]朱寨.评《白鹿原》[J].文艺争鸣,1994,(7).[4][11]杨一铎."女性"的在场"女人"的缺席---《白鹿原》女性形象解读[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4,(1):62.[5]王国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权思想---基于"性别政治"视角的解读[J].福建论坛,2011,(12):21.[6]李晓广.论传统中国性别政治关系的制度演进---一项基于新制度主义的分析[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3,(1):92-98.[7]李晓广论传统中国性别政治关系的制度演进---一项基于新制度主义的分析[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3,(1):92-98.[8]杨光祖.田小娥论[J].小说评论,2008,(4):95.[9]田炜,孟庆千.男权意识下女性的悲剧---浅析《白鹿原》中田小娥人物形象[J].菏泽学院学报,2008,(4):24.[10]鲁迅.热风[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四大奇书”女性精神世界的演变及原因一、“四大奇书”女性意识的演变过程（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女性的悲剧命运《三国演义》是一部写英雄的小说，作品中的男人就是英雄的代名词，他们要么争夺天下，要么各为其主，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身上充满着英雄主义的豪情。
男性之间的兄弟之情却被他们置于极高的位置，甚至超过生命。
女性在作品中处于极为次要的地位，只是一种点缀而已。
这些女性大都没有自己的姓名，她们的身份是某人的妻子或某人的女儿，这些身份是社会赋予她们的，她们欣然接受了社会为她安排的物化且奴化的身份，自觉地把自己放在了从属的、第二性的位置，努力地践行着符合自己身份的各种规范，甚至自觉赴死。
她们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自己的情感。
因此，《三国演义》中的女性整体上丧失了女性的主体意识，陷入麻木的生活状态。
（二）从《三国演义》到《水浒传》女性意识的发展在父权制封建时代，女性常常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貂蝉，就是因为充当王司徒的离间工具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作者用了将近两回的篇幅集中描写连环计，重点渲染貂蝉用两副面孔迷惑董卓、吕布的行动作为。
美人计频繁出现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权力争斗中，让女性担当铲除权奸、匡复社稷的重任，这种“女色救国”论，与“女色亡国”论一样，是一体之两面，都是丑恶的封建政治观念的外在表现，反映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当然也可以表现，但思想艺术的高下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所持态度《水浒传》中潘金莲们对自己的丈夫均不满意，心灵寂寞无以排遣，她们不甘于这种死灰般的生活，于是选取了性爱作为自己情感的突破口。
作者大力渲染杀人的血腥过程，他和作品中的男性十分满足于手刃淫妇的那种快感，用残酷的暴力警示女性：要安分守己，终此一生，如有非分之想，必定死路一条。
（三）《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女性意识形成的原因1.社会经济原因元明之际的社会动荡，形成了一股人心思治、崇拜英雄的思潮，文学作品洋溢出崇尚酣畅雄健的阳刚之味。
新时期小说女性形象演变的文化成因——以《爱是不能忘记的》和《上海宝贝》为例摘要：从张洁1979年发表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到卫慧1999年出版长篇小说《上海宝贝》的整整二十年间，其中的女性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历了从道德的建构者到道德的解构者、从爱情的自我坚守到自甘陷落的转变。
其文化成因与新时期以来人道主义思潮向消费主义、启蒙文化、后殖民文化，乃至现代性社会与后现代性社会思潮的转向有关。
关键词：《爱是不能忘记的》；《上海宝贝》，女性形象；文化成因张洁发表于1979年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和卫慧发表于1999年的长篇小说《上海宝贝》，在新时期和后新时期的文坛上都以其前卫的姿态引起巨大的争议。
两个文本虽然发表的时间相距甚远，但它们同以爱情婚姻为题材，表现出对女性爱情的思考。
爱情历来是文学中长青的话题，正如费尔巴哈所言：人，是人、文化和历史的产物。
通过对文本和其人物形象的分析，我们会在关于人的话语表达中获得不断增殖的文化考量和现实借鉴。
一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以女儿的口吻讲述了母亲钟雨——一个女作家的爱情故事。
钟雨爱上了一位老干部，但横亘在他们之间的是老干部在革命年代因出于报恩答谢而结合的妻子，出于对无辜的妻子的原罪感，他们相约忘记，但几十年里却始终心魂相牵直至生命的终点。
钟雨像爱护珍宝一样爱护着老干部送给她的一套契可夫小说选集，每天眼巴巴地盼望着在下班的路上看到他的后脑勺，文革中不惜遭批判也要为受迫害致死的老干部戴黑纱纪念。
他们终其一生也没拉过一次手，一辈子呆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超过二十四小时。
可以说，《爱，是不能忘记的》讲述了一曲有爱无欲但坚贞不渝的爱情悲歌。
钟雨是一个知识分子，年轻时在不懂得爱的情况下与一个纨绔子弟结了婚，醒悟后带着女儿独自生活。
老干部以其巨大的精神力量吸引了征服了她，“那强大的精神力量来自他那坚定的政治头脑，他在动荡的革命时代年代里出生入死的经历，他活跃的思维、工作上的魄力、文学艺术上的修养”。
《面朝“她”时代_影视艺术中的“女性向”现象与文化透析》篇一面朝“她”时代_影视艺术中的“女性向”现象与文化透析面朝“她”时代：影视艺术中的“女性向”现象与文化透析一、引言在当下社会，女性角色的变迁及影响力不断提升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特别是在影视艺术领域，这种趋势更为显著。
近年来，随着文化多元化的深入发展，以女性为主角或关注女性故事的“女性向”影视作品不断涌现，成为了市场上的主流之一。
这种现象背后蕴含了何种社会文化动因？又是如何反映当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角色变迁的？本文将从“女性向”影视艺术的现象入手，对其进行深入的文化透析。
二、影视艺术中的“女性向”现象“女性向”一词，主要指以女性为主要受众群体，以女性为主要角色或主要关注女性故事和情感的作品。
近年来，这一类型的影视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显著的提升。
从青春剧到职场剧，从爱情剧到悬疑剧，都能看到“女性向”的影子。
三、社会文化动因（一）女性地位的提升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
她们在家庭、职场、社会等各个领域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这种社会变革也反映在了影视作品中，使得“女性向”作品得以大量涌现。
（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为影视作品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
创作者们可以更加自由地表达对女性的理解和关注，从而创作出更多符合当代女性审美和价值观的作品。
（三）市场需求的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的消费能力和消费观念也在不断变化。
她们对于影视作品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更加关注自己的情感和故事。
因此，“女性向”的影视作品应运而生，满足了市场的需求。
四、文化透析（一）“女性向”作品的创作特点“女性向”作品的创作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注女性的情感和经历，通过细腻的描绘让观众产生共鸣；二是以女性为主要角色，展示女性的独立、自强、勇敢等品质；三是反映社会现象，以影视作品为载体进行社会问题的探讨和反思。
（二）“女性向”作品对当代女性的影响“女性向”作品对当代女性的影响是深远的。
20世纪中国小说长女形象的文化心理透视作者：赵德利来源：《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摘要：20世纪的中国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典型意义的长女形象。
这些长女既具有长子的家族责任意识，又兼具女性的文化心理特征。
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长女可以分为女人、女巫形象两类。
女人既有善良美好的天性，又具有长子责任带来的矛盾弱点，情与理两相纠葛之下难逃悲命；女巫则心理畸变，既孤独怪异，又兼具报复心，是灵与肉双重欲求冲突中的苦魂。
长女的文化心理表现在长女之“长”所展示的家族责任的承担和个人利益的牺牲，长女之“女”则表现出对女性身份的认同与归属。
关键词：长女形象；女人；女巫；文化心理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10—0176—07作者简介：赵德利，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教授（陕西宝鸡 721013）中国是一个家族文化独异的国家。
在20世纪由传统农耕迈向工业现代化社会的过程中，家族文化及其长子长女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传统文化的持久熏陶、长子持家立命的责任与使命，使长子在转型中身处新旧矛盾的夹缝中而不堪重负，20世纪中国小说忠实地记录并形象地展示了这个历时过程，塑造了一批具有典型意义的长子形象。
与此同时，作家们还创作了一批同样扮演着长子角色，但又具有女性文化心理特征的长女形象，如姚木兰（林语堂《京华烟云》）、梁君璧（霍达《穆斯林的葬礼》）、隋含章（张炜《古船》）、玉米（毕飞宇《玉米》系列小说）、绮云（苏童《米》）等等，她们因其在家族中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复杂的性格特点，构成了具有丰厚的民族文化内蕴又兼具时代价值和女性心理的典型形象。
一、长女形象：躬亲齐家的女性在20世纪中国小说中，有一群女性形象，她们与中国传统的嫡长子扮演着相同的角色，在她们身上，较少女儿的天性流露，更多以修身，齐家，躬亲仁悌为主要责任，在家族长子“缺席”的情况下，践行着长子的身份和义务。
为维系血脉亲情，振兴家族谱系而躬亲齐家，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别和青春。
诠释从朦胧走向明朗的女儿世界摘要《聊斋志异》、《红楼梦》、《镜花缘》女性观从朦胧期走向自觉期，再向明朗化方向发展，女性意识逐步深化。
而且又同出于清代名家之手，这些紧密联系值得人们去思索。
关键词女性意识朦胧期自觉期明朗化探源早在母系社会时期，女子作为生命力的缔造者，就受到人们普遍地顶礼膜拜，当时的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
然而，自私有制产生后，男性以自身优势逐步取代了女性在社会中原有的地位，正象恩格斯说的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1]体现在文学作品中便是男性本位的文化,女子一直生活在男尊女卑的社会角落中。
但是一些文人仍不忘耕耘，以清代文学尤胜。
《聊斋志异》、《红楼梦》、《镜花缘》在女性观方面一脉相承，由女儿世界的朦胧期走向明朗化。
这种女性观的演进过程也有其必然性，值得人们去探索和思考。
一女性意识的朦胧期女性传统意识的挑战蒲松龄本是一介儒生，进官进爵是他一生不懈追求的目标。
但是他屡考屡败，怀着对科举又爱又恨的复杂感情，用一枝生花的妙笔将心中的愤懑一吐为快。
浪言狐鬼史，书法磊块愁[2]，采用神人结合方式，塑造了若干天生丽质，有美好情操和过人才能的神狐鬼魅变成的理想女性的形象。
她们敢于挑战封建传统时期的女性观，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此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商三官》写的是女主人公为父报仇的故事。
商三官清醒认识到官府与豪强的勾结，欲报仇除恶，她夜遁离家，假扮优人，杀死仇人，自己也壮烈缢死。
死后仍击死欲淫自己的豪强和家奴。
蒲松龄认为，三官这种反抗行为不仅庸夫俗男无法与之相体并论，就是荆轲也羞与其伍，武圣人关羽亦无法媲美。
《仇大娘》中仇大娘不记前嫌、不为金钱诱惑的品质，任劳任怨而不图报的德行操守，都是女性自立自强人格的写照。
《婴宁》一路笑来，一路笑去，封建礼教为束缚女性而制的清规戒律对她丝毫不起作用。
《霍女》中的主人公打破贞操观和从一而终的观念，传统女性的思考更是提高了一个层次。
蒲松龄既看到了妇女人身自由的光明，但时代的局限性使他始终不能走出落后的妇女观，因而只是处于一种朦胧的女性意识期，但这种朦胧意识为曹雪芹探索女性全新形象开启了先河。
摘要：《聊斋志异》、《红楼梦》、《镜花缘》女性观从朦胧期走向自觉期，再向明朗化方向发展，女性意识逐步深化。
而且又同出于清代名家之手，这些紧密联系值得人们去思索。
关键词：女性意识朦胧期自觉期明朗化探源 早在母系社会时期，女子作为生命力的缔造者，就受到人们普遍地顶礼膜拜，当时的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
然而，自私有制产生后，男性以自身优势逐步取代了女性在社会中原有的地位，正象恩格斯说的“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1]体现在文学作品中便是男性本位的文化,女子一直生活在“男尊女卑”的社会角落中。
但是一些文人仍不忘耕耘，以清代文学尤胜。
《聊斋志异》、《红楼梦》、《镜花缘》在女性观方面一脉相承，由女儿世界的朦胧期走向明朗化。
这种女性观的演进过程也有其必然性，值得人们去探索和思考。
一女性意识的朦胧期：女性传统意识的挑战 蒲松龄本是一介儒生，进官进爵是他一生不懈追求的目标。
但是他屡考屡败，怀着对科举又爱又恨的复杂感情，用一枝生花的妙笔将心中的愤懑一吐为快。
“浪言狐鬼史，书法磊块愁”[2]，采用“神人”结合方式，塑造了若干天生丽质，有美好情操和过人才能的神狐鬼魅变成的理想女性的形象。
她们敢于挑战封建传统时期的女性观，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此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商三官》写的是女主人公为父报仇的故事。
商三官清醒认识到官府与豪强的勾结，欲报仇除恶，她夜遁离家，假扮优人，杀死仇人，自己也壮烈缢死。
死后仍击死欲淫自己的豪强和家奴。
蒲松龄认为，三官这种反抗行为不仅庸夫俗男无法与之相体并论，就是荆轲也羞与其伍，武圣人关羽亦无法媲美。
《仇大娘》中仇大娘不记前嫌、不为金钱诱惑的品质，任劳任怨而不图报的德行操守，都是女性自立自强人格的写照。
《婴宁》一路笑来，一路笑去，封建礼教为束缚女性而制的清规戒律对她丝毫不起作用。
《霍女》中的主人公打破贞操观和从一而终的观念，传统女性的思考更是提高了一个层次。
【关键字】化学、活动、政治、语文、成就、模式、传统、问题、有效、密切、自主、主动、自觉、发展、提出、特点、位置、关键、意识、思想、地位、精神、需要、氛围、利益、权利、环境、倾向、需求、主导、作用、结构、主体、秩序、反映、关系、塑造、提倡、把握、逐步、形成、制约、满足、服务、规范、内心、主动性话本小说“奔女”现象的文化透视-大学语文论文话本小说“奔女”现象的文化透视王敏（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曲阜273165）[摘要] 话本小说在婚恋模式的架构上，表现出“女追男”的反传统特点，凸现了女性追求爱情时的主动性和主导性作用。
这既根源于女性独特的性别心态，也与当时男性的弱化不无关系；既体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是男性文人奔女情结的外化。
[ 关键词] 话本小说；“女追男”；自我意识；奔女情结[中图分类号]1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10(2016)06-0034-02[作者简介]王敏，女，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南开大学文学博士。
本文所说的话本小说，是小说史文体类型概念，包括宋元小说家话本和明清模拟小说家话本文体形式创作的拟话本。
在婚恋题材的选择上，话本小说出现了为数不少“女追男”作品，我们称之为“奔女”现象。
罗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云：“春浓花艳佳人胆，月黑风寒壮士心。
”所谓“春浓花艳”是指男女之间的爱情婚姻，“佳人胆”则透示出女性大胆追求情爱自由的胆识和勇气。
这一言论，主要是针对宋代话本而言的，其实纵观话本小说发展史，这种论断同样适用于元明清话本。
这既透视出封建时代男性文人的奔女情结，也真实地再现了宋代以后的女性追求爱情婚姻的坚定和她们要求人格独立觉醒的自我意识。
一宋代初年承袭了唐代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开放的文化，这使当时的妇女生活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有一定的机会走出闺阁接触社会和异性。
中国民俗文化发达，各个季节都有相应的属于女性的节俗活动，这是她们走出家门、参与社会的大好机会，尤其是中国传统的盛大节日如春节、元宵节更是隆重。
据《东京梦华录》《卷六·正月》记载：“车马交驰。
向晚贵家妇女。
纵赏观赌。
入场观看。
入市店饮宴。
惯习成风。
不相笑讶。
至寒食冬至三日亦如此。
小民虽贫者。
亦须新沽衣服。
把酒相酬耳。
”[2]33这一习俗在唐宋最为盛行，一直延续到明清。
元宵夜女性外出，目的不仅限于玩耍，一些久居深闺的女子也可以趁机寻找心上人，话本小说中也有许多青年男女在元宵夜一见钟情、私订终身的描写，如《张舜美灯宵得丽女》入话诗云：“多少王孙并少女，绮罗丛里竞怀春”；《鼓掌绝尘》中的杜开先与相府的侍妾韩玉姿两情相悦，无由相聚，后来也是借元宵灯节得遂良缘的。
另外再如立春后的外出踏青、乞巧节、中秋节都是女性享受自由的日子，这些节日活动为她们的生活增添了情趣，也是她们见识外界和与人交往的良机。
不可否认，宋代以后的婚姻仍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主体，然而相对开放的社会风气，使男女交往有了一定的自由，这也使久居深闺的女性有机会追求自身的幸福。
《宋稗类钞》卷四《闲情》记载：“一女子喜爱其姑姑的儿子，派奶妈转告母亲，然其母以姑之子无官不许，于是二人相约私奔。
”明代女性在爱情的选择上，逐步摈弃“门当户对”、“媒妁之言”的传统原则，有的女性则不顾家长的反对，解除包办婚约，甚至与爱恋对象私订终身，呼文如是明代的一个营妓，知诗词、善弹琴。
她与丘生一见如故，私订终身，约定在丘生罢官之后嫁给他，这段爱情遭到呼文如父母的反对，她便毅然逃走，经过长途跋涉，找到丘生，并决定“明日，以书报其父，乃委成礼焉。
”二人终于冲破家庭阻力，结为伉俪。
小说中女性对爱情的自主追求，大都来源于生活，既表达了作者的思想和追求，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现实。
话本小说中体现奔女现象的作品有四十余篇，从女性的身份来看，有异类女子追求男性；有未婚女性主动追求男性；有已婚或寡居妇女追求男性；有尼姑或下层女性对美满姻缘的追寻。
这些或鬼或妖或仙或人的女性们，尽管身份、背景、性格各不相同，她们的相似之处在于勇于冲破传统思想的樊篱，对自己所爱之人都表现出一种大胆不懈的追求精神。
作品中虽有异类女性（主要出现在宋元话本中）对追求爱情的描写，但这些形象都逐渐向现实社会中的女性形象靠拢，她们“超人”的因素逐渐淡薄，“凡人”的情趣逐渐增加，她们对于爱情的追求，从本质上讲是在虚幻的故事框架中，填充了具有人性色彩的现实内容。
王玉英是二百多年前死的女鬼，因感激秀才韩庆云为其收掩遗骸，便现身自荐；《福禄寿三星度世》的女神更是洗尽铅华，她看上了深夜前来借宿的打鱼人刘本道，就收拾了衣服包裹与之私奔，并问道：“官人有妻也无？有妻为妾，无妻嫁你，包裹中尽有余资，勾你受用，官人是肯也不？”这种毫不掩饰的表白，反映了她在爱情上的大胆与热烈以及急切的待嫁心情。
《型世言》中的谢芳卿，有自择佳婿之意，她向往婚姻自由，对“才貌两绝”的陆仲含一见钟情，主动向其表达爱意，并效法司马相如弹《凤求凰》挑逗卓文君，想以“调丝弄竹”打动陆仲含，当陆对她反应默然时，索性主动与其私会，虽遭拒绝，但其行为是当时“尊情”思想的真实再现。
作品中一些已婚女性也表现出对幸福婚姻的渴望和追求，如马玉贞因不满于丈夫王文的“云稀雨薄”，和宋仁相遇后便发生私情并与之私奔，凸现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把握；作品中亦不乏勇于追求爱情、善于利用机会改变自己命运的丫环能红和倪裳，能红是《拂云楼》中一位聪明能干、有胆有识的女性形象，当她觉得裴七郎可以相托终身时，便毅然地巧施计谋，成全了裴七郎和小姐的亲事，并为自己争取到二夫人的位置；倪裳有意于小姐的情郎祝凤举，于是便假扮小姐与其私会，胆识和勇气又胜能红一筹。
尼姑本应是六根清净、无欲无望之人，而静观、了凡、性空等，因不得已皈依佛门，但对爱的追寻并没有终止，她们试图寻求真正的归宿，过上正常的生活。
此类描写，显示出女性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挑战，展示了她们自我意识的初醒。
二中国爱情文学中奔女现象是普遍存在的，然而爱情与婚姻本来是男女两性共同的追求，诚如孟子所言：“丈夫生而愿之为有室，女子生而愿之为有家”，为什么女性与男性相比在爱情问题上积极而主动呢？这主要根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
1．女性独特的性别心态。
首先从社会性别来看，婚姻对男女两性来讲，从来就是不等同的，正如拜伦所说：“男人的爱情是男人生命的一部分；是女人生命的整个存在。
”中国封建社会的女子更是如此，在几千年的父权秩序中，传统文化对女性的价值仅限于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儒家“女不干政”观念使女性被隔离在主流社会之外，在政治生活中没有立足之地，她们没有机会进入社会而只能进入家庭，使得“嫁人”成了女性的全部人生。
《说文-女部》云：“嫁，女适人也。
从女家声”，就是说，嫁人是女性的终身归宿，在爱情到来时，她们总是努力地去追求，美满婚姻的甜蜜使她们不再顾忌男女之间的种种戒律，故而卓文君对司马相如产生了爱慕之情后，虽有强烈的思想斗争，但为了自己终身有靠，最终情感战胜了礼法，与之私奔；周胜仙初遇范二郎时便想“如何着个道理给他说话？问他曾娶妻也不曾”，急于向对方表白自己的爱慕之情，生怕爱情因此而错过的心态跃然纸上；贺秀娥也是如此，她听见父亲对吴衙内的赞赏，“便怀着爱慕之念”，于是又“悄悄走到遮堂后，从门缝中张望”，看到吴衙内一表人才，“更是动了私心：这衙内果然风流俊雅，我若嫁得这等丈夫，便心满意足了”，转念一想，“今番错过此人，后来总配个豪家宦室，恐未必有此才貌兼全！”为了不失去美好婚姻和前程，她题诗约吴私会，她们的思想和行为体现了当时女性对自主婚姻的向往和追求，是为自己寻找归宿的心理的外化。
从生理性别上讲，爱的天性源于人的本能，儒家思想代表者孟子有“食、色性也”的论断，《礼记·礼运》中也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也就是说，对于性的享受权是没有男女之分的，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贞节观念的影响和男性的一妻多妾，使古代女性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性压抑的状态中。
奔女现象很好地图解了女性对性的期盼与渴望。
如秀秀，她和崔宁在火灾中相遇并回到崔家后，即向崔宁提出性的要求，说：“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虽然她分不清性与爱的区别，但毕竟透视出对性的渴望与需求；再如贺秀娥、陶幼芳、罗惜惜、李若兰、蓉娘等，她们或为富商之女，或为官宦小姐，但在追求性爱满足时，总是那么大胆、热烈，一旦与对方一见钟情，就“父母也忘了，诗礼也忘了”，恣任情爱之所驱，不计后果地与对方品尝爱的禁果；《张于湖宿女贞观》中的陈妙常是已经出家的道姑，既然皈依了宗教，本应抛弃世俗情欲，但她见到潘必正后，触动凡心，“一念静中有动，遍身欲火难禁，强将津唾咽凡心，争奈凡心转盛”，竟然在宗教禁地与之私下结合，是女性性需求的鲜明体现；而对于已婚或寡居妇女来说，她们有过性的体验，对男性的追求，多基于生理上的需要。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入话中对于新寡少妇扇坟以求快嫁的描写，表现出她为了性欲的满足而忘记了与前夫的恩爱，昭示出本我元欲的巨大冲击力；《别本拍案惊奇》卷十六中的朱寡妇，因年纪轻轻而不能改嫁，就常常“怨花愁月”，“欲待嫁人，怕人笑话……待要守寡，天长地久，怎生熬得？日间思量起，也毕竟捣枕捶床，咬牙切齿，翻来覆去，叹气流泪”。
正是这种难以消解的生命苦痛，才使她与人私通，并导致悲剧的发生；再如《石点头》中的妙龄寡妇方氏、《警世通言》卷三十五中的邵氏、《云仙笑》中的丁氏，无一不是不堪忍受寡居的寂寞、要求享受世俗人生的快乐与人私通的，这正是大多数已婚或寡居妇女性心理的真实再现。
2．男性奔女情结的外化。
女性因爱慕男性而主动“奔”就，在中国古代久已有之。
《礼记·内则》说“聘则为妻，奔则为妾”，也承认“奔”所成就的婚姻有效。
有美女爱慕并主动投怀送抱，是古代文人心往神驰的快事之一。
汉唐之间，这类故事就很流行，通常是女仙或女鬼爱慕人间男性，主动传情送爱，这些女性通常让男性财色双收。
如宋玉《高唐赋》记载，“梦见一妇人日：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
”宋代以来，随着理学的兴起和发展，将奔列为“淫”之列，称其为“淫奔”。
但此时的作品，没有因为礼教的提倡而绝迹，反而更加活跃，这类故事在他们意识深处积淀成一种“奔女情结”，希望美丽多情的女性冲破礼教的严密封锁，主动投怀送抱。
如据《香艳丛书》十一集《辽阳海神传》记载：“美人引手掖程起，慰令无惧。
……美人徐解发绾，发黑光可鑑，殆长丈余。
肌肤滑莹，凝脂不若。
侧身就程，丰若有余，柔若无骨。
程于斯时，神魂漂越，莫知所为矣。
”奔女现象也与宋元以后男性的弱化有密切关联。
宋元以后的小说中，对于男性形象的描写有明显的弱化趋向。
这不仅表现在姿态容貌上对女性文化的认同，而且还表现在心理倾向的软化，女性化的特质衍生出他们被动、懦弱的个性特点，在爱情的追求上则往往缺乏主动大胆的刚毅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