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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翻译Shanghai Journal o f Translator s2006No.2翻译研究的回归———评《名家名论名译》蔡 华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苏州215006)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E[文章编号]167229358(2006)022******* 20世纪70年代,翻译界西风东渐。
由于本身的理论研究不及西方多,中国译界遂大开门户,广纳西方翻译理论,汲取了诸如科学实证与分析研究等方法。
无可否认,这样做是必要和有益的。
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译界发表的文章有两个明显问题。
第一,介绍、推崇西方翻译理论的不但越来越多,而且占了主要地位。
第二,相当数量的文章理论与实践越离越远,甚至洋洋万言中连一个实例都不见,只停留在西方译论甚至个别文章的介绍。
然而,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有两个基本属性:一个是民族性,另一个是实践性。
民族性为语言类学科特有。
我国学者陈福康说得好,“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语言文字是最带有民族特性的东西,各国翻译理论都必须植根于本国的历史结构和文化土壤中(陈福康,477)。
”实践性为语言类学科与其他学科共有。
自然科学的研究和理论不离自然现象,社会科学的研究和理论不离社会现象,文艺理论和文艺评论不离文艺作品,不能想象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离得开翻译作品(即翻译实践)。
在当今介绍、推崇西方翻译理论的文章和书籍汹涌如潮时,我们高兴地看到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经浩、陈可培教授主编,刘靖之教授作序的《名家名论名译》。
这本书是我国学者对翻译研究的回归,即回归到研究我国的译家和译作,回归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这两点本是中国翻译研究者应该做的,却可惜现在很多人没有做。
该书共收入14位翻译大家,有:严复、胡适、林语堂、朱生豪、钱钟书、傅雷、杨宪益与戴乃迭、余光中、许渊冲、王佐良、王贤才、霍克思、沙博里。
14位大家中,值得单独一提的是王贤才、霍克思、沙博里三位。
季羡林（1911.8.6~2009.7.11），男，山东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
中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翻译家，散文家，精通12国语言。
曾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2009年7月11日国学大师季羡林在北京病逝，享年98岁。
著作已经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有二十四卷，内容包括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叶火罗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的翻译。
季羡林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作颇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
精于语言，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精于此语言仅有的几位学者之一。
他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经典，诸如梵文名著《沙恭达罗》和世界瞩目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
经典语录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第三，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
这三个关系，如果能处理很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则，生活就有苦恼。
富者有礼高质，贫者有礼免辱，父子有礼慈孝，兄弟有礼和睦，夫妻有礼情长，朋友有礼义笃，社会有礼祥和。
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
只有知不足的人才能为人类文化做出贡献。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
只望有誉，不能有毁。
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时光流失，一转眼，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活得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算。
有人说，长寿是福，我看也不尽然。
人活得太久，对众生的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
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得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
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
自己生存，也让别的动物生存，这就是善。
有趣的语言翻译探究作者：海国治来源：《中学语文·大语文论坛》2015年第01期把汉语翻译成英文，或把汉语中的古文翻译成现代汉语，都是语言翻译。
清末启蒙思想家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原则，一直得到大家的认可。
信，就是要忠于原著，不可以随意的增减内容;达，就是要忠于读者，也就是表意要清楚、流畅;雅，就是要忠于文学语言，语言要典雅、得体。
一、直译的意趣1.文言文翻译现代汉语直译就是按照原文的语法规范和字面意思直接翻译。
比如我们要翻译著名学者“胡适”的名字这两个字时，应该怎么翻译呢？我们先看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次，著名的语言学家黄侃当面质问胡适：你口口声声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适问为什么。
黄侃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应叫“胡适”，应该叫“往哪里去”才对。
胡适竟也无法反驳。
这个故事虽然是个笑话，从中也能体现出翻译中的直译原则。
“胡适”这两个字的字面意思是：“胡”相当于古代汉语的“何”的意思，是个疑问词，可以翻译成“为什么”“什么”;“适”是“去、到”的意思。
按照语法现象，“胡适”这个句式应该是个倒装句，应为“适胡”，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去（到）哪里”或“往哪里去”。
著名的语言学家黄侃说胡适应该叫“往哪里去”就是把这个名字直译了，所以胡适也无话可说。
这是个忠于直译原则的例子，能够体现翻译中“信”和“达”的要求。
当然文言文单音节词多，不能有效地担负现代口语交际的职能，有其语言的缺陷。
现代汉语则能弥补这一不足。
2.现代汉语翻译文言文其实，文言文也有自己的特长，语言简洁凝练，如果把现代文翻译成文言文，也会有另一番风味。
比如朱自清《荷塘月色》片段：荷塘四周，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
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
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
原文语言也非常凝练，描写非常优美。
我们试着翻译成文言文：荷塘边，多树木焉，郁郁然，葱葱然。
其侧，有树杨柳及未可名名者。
月黯然，路愈显森然，惧焉。
中国翻译家简介 1 季羡林中国翻译家简介(1)--季羡林From：季羡林(1911.8.6-2009.7.11)，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临清人。
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
他精通12国语言，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
叔季嗣诚。
幼时随马景恭识字。
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
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
10岁，开始学英文。
12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
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
"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
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
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
同学中还有胡乔木。
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
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
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
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
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
10月，抵达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
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
《中国翻译词典》序
现在颇有一些人喜欢谈论“中国之最”。
实事求是地说，有五千年文明史是的中国“最”是极多极多的。
几大发明和几大奇迹，不必说了。
即在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锦绣山河中，在人们日常生活的饮食中，“最”也到处可见。
、
然而，有一个“最”却被人们完全忽略了，这就是翻译。
无论是从历史的长短来看，还是从翻译作品的数量来看，以及从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来看，中国都是世界之“最”。
这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而是完全正确的。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中国先秦时代已有翻译活动。
这是很自然的。
只要语言文字不同，不管是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华民族包括很多民族）内，还是在众多的国家或民族间，翻译都是必要的。
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就难以交流，人类社会就难以前进。
至迟到了东汉末年，印度佛教就传入中国。
在此后的一千多年中，中国僧人和印度僧人，以及中亚某些古代民族的僧人，翻译了大量佛典，有时个人单独进行，有时采用合作的方式。
专就一个宗教来说，称之为“最”，它是当之无愧的。
从明清之际开始，中间经过了19世纪末的洋务运动和1919年开始的五四运动，一直到今天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人（其中间有外国人）又翻译了其量极大的西方书籍。
各种学科几乎都有。
佛典翻译以及其他典籍的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如果没有这些翻译，你能够想象今天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会是什么样子吗？
这些话几乎都属于老生常谈的范畴，用不着在细说了。
我现在想从一个崭新的，从来没有人提到过的角度上，来谈一谈翻译对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
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世界上一些大国中，颇有一些有识之士，在认真的思考谈论人类文化的演变和走向问题。
英国学者汤因比可以作为一个代表。
他的大著《历史研究》已被译为汉文。
他把世界上过去所有的文明分为23个或26个，说明没有任何文明能永存的。
我的想法同这个说法相似。
我把文化（文明）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诞生、生长、繁荣、衰竭、消逝。
具体的例子请参看汤因比的著作。
我在这里声明一句：他的例子我并不完全赞同。
汤因比把整个中华文化（他称之为“文明”）分为几个。
这一件我认为有点牵强、机械。
我觉得，不能把中华文化分成几个，中华文化是一个整体。
但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你既然主张任何文化都不能永存，都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为什么中华文化能成为例外呢？为什么中华文化竟能延续不断地一直存在到今天呢？这个问题提的好，提到了点子上。
我必须的认真地予以回复。
倘若对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仔细加以分析，中间确能分出若干阶段，中华文化并不是前后一致地、毫无变化地发展下来的。
试以汉唐文化同其他朝代的文化相比，就能看出巨大的差别。
汉唐时代，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占领导地位，当时的长安是世界上文化的中心。
其他朝代则不行。
到了近代，世界文化中心西移，我们则努力“西化”，非复汉唐之光辉灿烂了。
但是，不管经过了多少波折，走过了多少坎坷的道路，既有阳关大道，又有独木小桥，
中华文化反正没有消逝。
原因何在呢？我的答复是：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
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
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
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
而这两次的大注水依靠的都是翻译。
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常葆青春，万灵神药救赎翻译。
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最近若干年以来，中国学术界研究中国翻译问题之风大兴。
论文和专著都出了不少，又成立了全国的和一些省市的翻译组织，是一片信息向荣的景象。
最近林煌天等同志编撰了这一部《中国翻译词典》可谓锦上添花了。
对林煌天等同志编撰这样的词书我是完全信任的。
他们在翻译方面，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组织经验。
他们编撰的书很有特色，汇集了涉及翻译学术方面的各类词条和有关资料，翻译工作者和文化教育界人士都可用作参考。
煌天同志要我为本书写一篇序，我乐于接受，同时又乘机把自己对翻译工作的重要性得看法一并写了出来，以便求教于高明。
1993年10月11日凌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