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院]走近北宋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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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绘画李墨纯编写两宋绘画,无论在题材内容还是风格技巧上都展现出跨时代的进步与极度的繁荣。
其题材之丰富,样式之创新,风格之多元,技巧之成熟,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南宋邓椿《画继》所列画科基本囊括了此后甚至包涉今天中国画的所有基本科类。
而其时的绘画大舞台上也往往是:工笔、青绿重彩、水墨淡设色、白描、减笔写意等各路画风齐临登场。
在体裁样式上,巨幅壁画、高屏大障、长卷立轴、灯片、扇画、小幅册页等也为时人所喜爱。
代表皇家美术最高水平的宫廷绘画在此时形成鼎盛局面。
“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的创作意图及其一洗铅华力倡天真清新的艺术风格脱颖而出,影响了中国艺术几百年;山水画,在皴法、构图、透视、色彩铺陈上,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质感强烈,气势宏伟;及至南宋,马远、夏圭等人又创对角式构图,以写江南湖光山色,简率豪放,遐思不绝。
花鸟画则更趋严谨精致,饶有装饰趣味。
绘画作为固定的行业与社会建立了更为广泛的联系,突破了宗教美术和狭小贵族圈子的羁绊,并以绝对入世的状态“飞入寻常百姓家”。
一、雄旷清远的北宋山水画北宋时期,人们从山水画中寻求乐趣的心态十分普遍,“不下堂筵,坐穷泉壑”成为社会时尚,反映自然美的山水画空前兴盛。
当时水墨山水画家的杰出代表有齐鲁画派的李成、关陕画派的范宽。
李成善画烟林平远之景,变雄劲、深厚为清旷萧疏,现存《读碑窠石图》,表现文人旅途怀古之思。
驴背上的旅行者伫立古碑前凭吊史事,发思古之幽情,而四野古木参天,老干虬曲,荒草疏疏,气象萧凉,启人遐思;范宽的山水则体现秦陇一带突兀奇崛、森林繁茂的雄伟景象,气势逼人,如《溪山行旅图》,是一件令人心灵为之震颤的山水画作品。
那顶天立地、迎面矗立的山峰,象一尊巨大的丰碑,记载着大自然的性情,表现了它雄伟磅礴的气概。
一线飞流,倾泻而下,投入朦胧薄雾的怀抱……它绕过山岗,汇成河流,展现在我们眼前。
岩石与溪流形成刚与柔的对比,体现着天地万物的阴阳结合。
崎岖的山道上,一队驮马行旅悠悠经过,在这巨峰与密林之中,显得那么渺小,微不足道……在这样的一件艺术品之前,我们几乎忘记了他的技法,甚至已不把它当作绘画看待,而是真正陶醉于其间的自然造化之中。
中国美术史:第二节北宋前中期的绘画第二节北宋前中期的绘画一、宋初“翰林图画院”的设立宋朝初年开始建立的“翰林图画院”,是绘画艺术继续繁荣的表现。
宋代画院对于宋代绘画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重要的绘画活动都是围绕着画院进行的。
在社会中,如晚唐五代的情况一样,绘画成为一种有了固定地位的行业,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有所发展。
汴梁(今开封)的相国寺庙会,大殿后,资圣门前就有与书籍并列的图画买卖;后廊有专门画像的生意。
很多记载透露出绘画进入手工业、商业行列的事实,汴梁有一个画家刘宗道擅长画“照盆孩儿”,画得很巧妙,小孩用手指水盆中自己的影子,影子也指人。
为了防止旁人模仿竞争,每一次创了新稿都是画成几百本以后,一次出售。
汴梁也有的画家由于他们长于画小儿,就叫作“杜孩儿”;由于长于画宫室建筑,就叫“赵楼台”。
汴梁有一个出名的美丽女子秦妙观,画家们画了她的像到各地去卖。
汴梁是一个文化中心,图画和雕版书都被贩往各地;而也有从外地贩到汴梁来的。
山西绛州的画家杨威,专画农村生活供应商贩,如果他知道来贩的商人是贩往汴梁,他就告诉他们到画院门前去卖,可以得到高价。
北宋有名的山水画家燕文贵原来是军人,来到汴梁时候,在街道上出售自己的作品,从而引起注意。
绘画作品的商品化是了解中古绘画艺术发展的一个关键,有待于深入的研究。
绘画进入手工业商业的行列,绘画作品的商品化(不是当作珍贵的雅玩或古董),比寺庙壁画更进一步与社会群众建立联系。
直接以广泛的社会群众(包括劳动人民工商业者和统治阶级的下层,如士兵、胥吏等)为供应对象,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群众的心理和情绪。
封建统治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的掠夺者。
绘画就象人民创造的一切艺术品一样,也成为他们奢侈生活的点缀,除了适应他们生活上的需要以外,也相应反映他们的心理和情绪。
在这样的动机下,北宋初沿袭了五代的旧制,并加以扩大,成立了画院。
画院作品不可避免的反映了贵族生活的趣味,而进一步发展了贵族的美术。
北宋院体画的特点美学特征是什么院体画在宋朝最为鼎盛,宋朝前期各朝亦有一定数量的宫廷画师。
下面是店铺给大家整理的北宋院体画的特点简介,希望能帮到大家!北宋院体画的特点宋代院体画不仅是我国古代绘画史上的繁荣时期,同时为中国艺术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宋微宗时期建立了翰林图画院,名声大作,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画家,为中国艺术文化遗产留下宝贵的财富,功不可没。
宋微宗不仅是位皇帝,而且还是位伟大的艺术家和鉴赏家,是宋时艺术的引路者和开拓者,并使翰林画院成为朝野上下的热点。
可惜被奸贼所害,成了敌国的战俘。
宋微宗注重画家的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在古代美术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为提倡“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宋微宗把画院全面改观,这时期的院体画叫“宣和画”,以花鸟画为主,其特征是细腻准确,幽雅含蓄,富有诗情画意,以形写神的特点。
在技法和审美取向上都与当时文人相融合。
宋代院体画有了诗意的注入,立即有了灵魂,使画面体现生命力,活灵活现,让观众百看不厌。
为了充分表达诗的意境,翰林画家们在构图和技法上有了很大的改进。
强调构图的完美性,叙事性的内容着眼在“事”,构图的'目的性是把情节展现清楚,就像一个人讲话一样要表达什么内容,不但要讲清楚,而且要有品味,有文化内涵。
以诗意的内容着眼在“意”,通过某种场景来传达如诗一般的意境,一幅画只有一个意境,那就是要有个中心点,表现的主题要明确,所以宋代院体画很讲究虚实、主次关系。
画面注重取舍,与立意无关的一律不要,并保留空白,留以想象。
看到宋代院体画,会感到清爽、干净,不纳闷,有韵味,这就是它耐看的特点。
宋代院体画代表人物黄家富贵、徐熙野逸徐、黄二体是指徐熙和黄筌的两种不同绘画风格,当时称“黄家富贵、徐熙野逸”,谈到院体画务必提到他们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
黄家代表西蜀宫廷画院工整华丽的一派,徐家代表江南院外潇洒清逸的一派,就绘画风格而论,没有高低之分,正如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评论的“二者犹春兰秋菊,各擅重名”但从总的艺术水平及皇家审美标准而言,还是有差异的。
南宋画院与北宋画坛的差异与联系引言在中国历史上的绘画发展中,北宋和南宋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北宋时期的画坛可以说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巅峰之一,而南宋时期则是对北宋绘画传统的延续和发展。
本文将探讨南宋画院与北宋画坛之间的差异与联系,以揭示两个时期在绘画艺术上的特点和演变。
北宋画坛的巅峰北宋时期的画坛可以说是中国绘画史上的黄金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绘画经历了一系列重要的变革和发展。
画坛聚集了众多杰出的画家和文人墨客,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绘画文化氛围。
文人画的兴起北宋时期,文人画(也称为士人画)成为画坛主流。
文人画主要由士人和文人墨客创作,他们通过画作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对自然之美的追求。
文人画强调意境和意蕴,注重笔墨的意境抒发。
以黄公望为代表的真山水画北宋时期的真山水画以黄公望为代表,被誉为“水墨山水之祖”。
真山水画通过大量使用轻淡的水墨和各种湿笔技法,表现出江山如画的意境,富有变化和立体感。
以李唐为代表的花鸟画北宋时期的花鸟画以李唐为代表,其作品更注重描绘花鸟的神情和细腻的笔墨。
李唐借鉴了唐代花鸟画的写实技法,并进一步发展出独特的艺术风格。
以米芾为代表的草书北宋时期的草书以米芾为代表,他的草书作品极具个性和力度。
米芾的草书风格狂放豪迈,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以马远为代表的人物画北宋时期的人物画以马远为代表,他的人物画作品独具风格,注重捕捉人物的神态和情感。
马远的人物画从侧面展现了北宋时期人物的生活和文化。
南宋画院的延续与发展南宋时期是北宋绘画传统的延续和发展,画院成为南宋绘画的重要舞台。
以徐熙为代表的立轴人物画南宋时期,以徐熙为代表的立轴人物画成为画院的重要题材。
立轴人物画主要描绘官员和文人的形象,注重形态和服饰的细节。
徐熙的立轴人物画以细腻入微的笔墨和精致表达的形象而著称。
以李公麟为代表的渐渐重视诗文与绘画的结合南宋时期,李公麟以其诗文与绘画相结合的作品闻名。
他的画作常常配以自己的诗文,强调诗画合一的艺术观念。
北宋时期李成等五位画家十七幅绘画作品赏析北宋建立以后,绘画艺术发展迅速,反映现实生活绘画内容极为突出。
尤其是宋徽宗时期,设立画院,一批批技艺精湛的职业画家应运而生,包括帝王宋徽宗在内的诸多画作,使山水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这一时期比较有名的山水画家较多,杰出代表有齐鲁画派李成,关陕画派范宽。
宋后期的水墨山水画以米芾最为著名。
还有李公麟、郭熙等人,他们擅长用多层烘染和画点点的排列,使积墨、破墨等技法,达到云山蒙笼,烟雾缭绕的效果。
这里赏析的作品有李成《读碑窠石图》、《寒鸦图卷》《晴峦萧寺图》《寒林平野图》范宽《雪山萧寺图》《溪山行旅图》《雪景寒林图》米芾《云起楼图》李公麟《五马图》《白莲社图》郭熙《早春图》《窠石平远图》《树色平远图》《松下会友图》《溪山访友图》《山村图》《幽谷图》等。
北宋时期李成代表作《读碑窠石图》赏析李成,生于公元919年,卒于967年,是北宋初期的著名画家。
他字咸熙,原本是长安即现在的陕西西安人,他的家室非常显赫,祖上曾经是唐朝的皇族,他的祖父在五代时期为了躲避战乱而举家迁往了营丘即现今的山东青州,因此他又被人称为李营丘。
他十分擅长画山水,曾经先后向当时的大画家荆浩和官仝学习绘画,之后经过自己的钻研和努力,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用笔清瘦清淡,形成他“气象萧疏”之特点。
秀润不凡。
多平远之景。
《读碑窠石图》,立轴,绢本,水墨淡色。
纵121.4厘米,横105.4厘米。
北宋李成作。
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此图侧采取平选法构图,近景:斜低矮斜山坡,山脚地面浑厚阔达;中景:一乱石丛生的小土坡上生长着几棵大枯树,在树的右后方屹立着一块巨大的石碑,碑前有一老一小两个行人;远景:为起伏迷蒙的小山丘,小山丘后面似乎还有空旷绵延无际的原野。
在艺术表现上,画家先用细劲的线条勾勒山石树木,然后淡墨皱写,层层加深,墨色滋润,苍茫浑厚。
画中物象造型精当,严于裁剪,水墨沉雄文秀,在一片冷冷清清、萧疏的荒野上,一位骑着骡的饱经风霜的老人在一手持木杖的书童牵引下,仰望着巨大的墓碑,古碑下的神龟昂首望着来人,人物沉浸在静静的哀思中,给人以悲凉、肃穆感。
宋代画院系统的发展与演变宋代是中国画院制度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这个时期,画院体制逐渐成熟,不断规模壮大,同时发生了很多重要的变化。
本文将从宋代画院体制、画院的组成、画院名家、画院的主要成就和演变等几个方面进行阐述,希望能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宋代画院制度的发展和演变。
一、宋代画院体制宋代画院体制的建立,是由北宋时期的皇家官府设立的“敬画院”和“宣和殿画院”奠定的基础。
敬画院是陈州狄仁杰在任翰林学士的时候,借用废宫得来的地方,设立的一所绘画机构。
宣和殿画院是北宋初年太宗时期开设的“宣和殿文物事宜之所”,并加入了绘画机构。
两者先后在一定程度上为画院的发展出谋划策。
公元993年,北宋太宗时期成立“御画院”,成为画院体系的基础,又建立出“三品画院”、“两品画院”和“一品画院”,与“敬画院”、“宣和殿画院”相互辅助,逐渐形成了庞大的画院体系。
其中,“御画院”是最高等级的,是皇室的专属机构,“三品画院”属于三品以上的官员专门负责写生、捉摸、修复和绘画项目等工作,“两品画院”和“一品画院”则是由中低级官员和巨商组成的。
二、画院的组成宋代画院通常由一名负责人、一至数名副负责人和众多画家组成。
画家分为四大门派,分别是南宗、北宗、工部派和都水派。
南宗以孙过庭、李公麟为代表,以山水画、人物画为主,气度雄浑、写意自由;北宗以梅白、李唐为代表,学习草书、神秘之画,笔划强硬、难以超越;工部派以钱选、郑真真为代表,以工笔写实、工艺美术为主;都水派以马远、夏珪为代表,以水墨画、山水画为主,表现出深远的意境和静谧的感觉。
三、画院名家宋代画院除了负责人和画家外,还拥有许多著名的画家。
这些名家多以门派为界限,并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和风格。
南宗画家中的李公麟、陈容、关仁、马远、董源等人是影响最为广泛的,他们在山水画、人物画等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
北宗画家中的梅白、李唐、赵伯驹、张耒等人也是不可忽视的,他们所创造的草书、神秘之画等艺术形式,深刻影响了后世。
北宋翰林图画院作为北宋艺术管理的重要部分,对它的认识还须回到政治文化背景当中,翰林图画院的艺术管理的理念源自唐末五代时期画院的管理理念。
在皇家的大力扶持下,北宋绘画艺术蓬勃发展,名家辈出,院体绘画达到顶峰。
研究北宋翰林图画院的管理模式,需要分析北宋时期的社会背景,更全面地理解翰林图画院的管理措施。
经济方面,北宋时期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发展迅速。
翰林图画院的建立和运营都需要投入大量的金钱和物资,以支付画家们的俸禄和维持画院的教育、画院画家的创作等。
翰林图画院的发展稳步推进,得益于北宋时期高度发达的经济状况。
政治方面,北宋“兴文教,抑武事”[1]。
兴文教带来政治上的清明,但也不可避免出现了冗官的问题。
北宋前期几代皇帝俭以养德,励精图治,尤其是仁宗皇帝时期,出现了包拯等著名谏臣。
值得一提的是,宋朝皇帝多擅长书画,这在其他朝代是不多见的。
文化方面,理学、文学、史学、艺术及科学技术等领域发展迅速。
陈寅恪先生曾提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2]加上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火药和活字印刷术的广泛运用,以及《梦溪笔谈》等科技著作的出现,使北宋成为文化艺术发展的高峰期。
一、翰林图画院管理制度(一)多重方式并存的人才引进制度1.“接收”制、“荐入”制、“诏入”制“接收”制即接收五代遗朝画家。
北宋初期,画院通过这种方式引入了大量优秀画家。
黄筌、黄居寀父子等一批画家就是在这一时期进入北宋画院,这些画家随之成为北宋画院的中坚力量。
“荐入”制是指经人推荐,由皇帝特许进入画院。
这种人才引进制度在宋初常见,大量优秀的画家经人介绍,进入翰林图画院工作。
例如,“高益,涿郡人……每售药必画鬼神或犬马于纸上,藉药与之,由是稍稍知名……因厚遇益,请为图画。
未几,太宗龙飞,孙氏以益所画《搜山图》进上,遂授翰林待诏”[3]。
由于五代十国时期社会动荡,许多画家选择隐居,不入仕途,因此到北宋初期,民间有很多技艺高超的画家,荐入的方式最大可能地调配了现有人才资源,为翰林图画院建立之初提供了大量优秀的绘画人才。
北宋画院与画学历史上,由政府设立专门的美术创作(或生产)机构,可以上溯到殷商时期。
以后历朝都有关于在统一的管理下,服务于政府并专门从事绘画、工艺品制作及艺人和机构的活动记载。
到了唐代初期,政府设翰林院,作为内廷供奉艺能杂居的场所。
举凡“文辞经学之士,下至医卜技术之流,皆之于此,以备宴见”。
随后,翰林院有了一些性质上的改变,把名儒学士分出来另外成立了翰林学士院。
这样,翰林院就变成了专门从事纯技艺性人才聚集的机构。
五代十国时,许多艺术家任职于不同的政权,以艺入仕为官供奉朝廷。
各个政权也都设有相应的机构,并出现了专以“画院”之称谓来说明此类机构职能的,其中以南唐和后蜀较为典型。
北宋时局稳定以后,政府设立了更大规模的艺术机构,曾在后蜀主孟昶和南唐后主李煜创建的“画院”里任职的画家以及来自其他地区的画家们大多聚于汴梁,为北宋翰林图画院日后的兴盛储积了大批艺术人才,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画院制度在此一时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完善,兴盛至极,历两宋而不衰。
整体上看, 北宋翰林图画院堪称中国历史上画院机构的典型代表,成为后世画院机构效仿的样板,中国绘画艺术也在这个时期登上了历史的第一个高峰。
北宋翰林图画院有别于前代的翰林院而隶属于内侍省,由内侍宦官管理。
初设于宣?v门内东廓,太宗雍熙年间,为皇帝召使之便而移至东苑东门里。
从翰林图画院的功能上讲, 北宋翰林图画院是为宫廷帝王、达官显贵们服务的专门机构,画院画家进行艺术创作,也主要是为皇家宫廷服务的。
一方面是为维护封建统治者的政权统治,发挥图画“忠奸善恶”,存作鉴戒的教化作用。
如仁宗庆历元年命绘“前代帝王美恶之迹”一百二十图为规戒,张挂于崇政殿西阁,并命侍臣参观就是一例。
另一方面为统治者粉饰太平,满足上层社会精神享受的无尽需求。
北宋的城市建设发展很快,商业尤为繁荣,喧嚣的生活环境引发了人们对自然生态的向往,禅宗思想的兴起和文艺界对意境美的无限崇尚促使“林泉高致”式的山水画和“粉饰大化,文明天下”式的花鸟画创作量大大超过了人物画。
走近北宋画院纵观中国古代史可知,画院与朝廷息息相关。
朝廷,指由帝王及其大臣构成的统治集团。
这个太阿在握、阵容庞大的皇权集团的喜爱及需要,直接助力于宫廷绘画的炽盛。
无条件地为统治集团提供丹青服务,是宫廷绘画的根本属性与鲜明特色。
有研究表明,宫廷绘画早在夏、商、周时期即已滥觞;到两汉,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等文献记载,曾设立专门的绘画机构画宫、画室,内有黄门画工、尚方画工等宫廷专职画家;据《资治通鉴》述,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始置翰林院。
要而言之,翰林院是知识分子精英聚集的官方机构,包括宫廷画家在内的艺能之士,多供职于斯。
此外,宫廷画家的身影还闪现在集贤殿书院、弘文馆、少府等皇家机构中。
五代时期,后蜀孟昶于明德二年(935)创立的翰林图画院,素来被视作宫廷画院之肇端。
渠院设待诏、祗候等官职,广揽丹青妙手。
当时赫赫有名的黄筌、黄居宝、黄居父子三人,便均为供职该画院的宫廷画家。
孟蜀画院之经验,直接影响了后来。
譬如南唐元宗李璟,即在都城金陵(今江苏南京)亦设翰林图画院,置翰林待诏、翰林供奉、翰林司艺、内供奉、画院学士等官职,建制益加完备。
《韩熙载夜宴图》的作者顾闳中、《重屏会棋图》(描绘李璟与三个弟弟对弈情景)的作者周文矩等知名画家计百余人,曾先后在兹画院任职。
宫廷画院盛极于宋代。
以绘画言,历代帝室,奖励画道,优遇画工,莫宋若者。
唐以来,已置待诏、候、供奉;五代西蜀南唐,亦设画院,及宋,画院规模益宏。
开国之初,即置翰林图画院,罗致天下艺士,优加禄养,视其才能,授以待诏、候、艺学、画学正、学生、供奉等职。
且太祖、太宗,次第灭西蜀、下南唐,凡号称五代图画之府,所有珍藏之名画,多被收入御府;其待诏、候之名手,多被召入画院;如郭忠恕自周往,而为国子监主簿,黄居、高文进自蜀往,董羽自南唐往,并为翰林院待诏;此外为候、为艺学者,不可指数。
这里的待诏是一种官职称谓,秦汉时即已出现,唐以后始有编制和等级,指向那些以诗、文、书、画、琴、棋、射、医、占等技艺取悦皇帝、随时提供应召服务者。
候,据《宋史职官志六》述,分置于东、西上阁门,与阁门宣赞舍人并称阁职;艺学指技艺之学,此处是伎术官职;其余画学正、学生、供奉等,都是对应着以绘画技艺侍奉帝王的一列职位。
北宋的翰林图画院无论规模与气度,都较前朝为胜。
五代的许多名画家,纷纷慕名投来,这其中就有擅长界画的洛阳人《雪霁江行图》作者郭忠恕。
郭氏原在后周太祖郭威治下于广顺二年(952)任宗正丞兼国子监书学博士,后遭贬去官,入宋做国子监主簿,服务于画院当是情理中事。
此外,西蜀的工笔花鸟画家黄居、佛道人物画家高文进以及工于描绘鱼龙海水的南唐画家董羽等,都在赵宋王朝的画院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谋食于北宋翰林图画院的宫廷画家而言,作品迎合帝王贵胄的胃口、博得他们的欢心,不仅重要,而且必须。
统治阶级供养画家的目的,是要以堂皇富丽之画作为盛世增荣添彩,故而工笔重彩画风必成首选,常见绘画题材有花鸟、山水、宫廷及宗教人物等。
这种工细浓艳、务求形似的画风,素有院体画或院画之称。
在鲁迅看来,宋的院画,萎靡柔媚之处当舍,周密不苟之处是可取的。
(《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这里的周密不苟,与北宋政治家、词人韩琦观画之术,唯逼真而已,得真之全者绝也,得多者上也,非真即下矣(《稚圭论画》)的观点,大体是一致的。
在北宋画院做画师,没有十分逼真地造型的本领,是难以想象的。
以开封画家傅文用为例,北宋刘道醇《圣朝名画评》载,其工笔花鸟浑得生意,较之真者如鉴中见之,精细入微到令人咋舌的程度。
傅氏在花鸟画创作上异常投入,每见禽鸟飞立,必凝神详视,都忘他好,画鹑鹊能分四时毛羽。
推究起来,傅文用的画风实际上受黄居影响。
赵匡胤在位的乾德年间(963968),笔法劲挺工稳、填彩富丽浓艳的黄家富贵画风,备受宋室推崇。
在后蜀和北宋,黄居都是宫廷画院的翰林待诏,以《竹石锦鸡图》《山鹧棘雀图》等300余件工笔花鸟作品,成为当时院体画式之圭臬。
就像与黄家富贵并立争雄的是徐熙野逸一样,在画院之外与黄居构成对峙格局的,恰恰是徐熙之孙徐崇嗣。
徐氏在花鸟画创作上克绍祖风,又能趋时而变,抛除墨笔勾勒,径作叠色渍染,也就是所谓的没骨法。
整体上看,画院内的黄派与画院外的徐派,堪称骈矗于宋初花鸟画坛之双峰。
一般画家,要么学黄,要么学徐,否则很难被业界认可。
其中,追随黄派比较卖力的有夏侯延祐(字景休,蜀中人,画翎毛花竹,略有声誉,为流辈推重)、李怀衮(成都人,擅木石翎毛,亦能山水)等。
此外,傅文用、李符(字德昌,襄阳人,丹青淡雅,工花竹翎毛)等人,尽管没那么明显,但基本上也是黄派的路子。
像徐崇嗣一样活动于画院之外的画家,还有并称北宋山水三大家的李成(字咸熙,籍长安,擅山水,师荆浩、关仝,创卷云皴,代表作《读碑窠石图》《晴峦萧寺图》等)、董源(字叔达,江西钟陵人,山水初师荆浩,后自创披麻皴,代表作《夏景山口待渡图》《潇湘图》等)、范宽(一名中正,字中立,陕西华原人,初以李成为师,后移居深山、穷究造化,代表作《溪山行旅图》《雪景寒林图》等)。
其中,李成的画,最受宋神宗赵顼喜爱,辄赏玩不忍释。
米芾《画史》载有一事:赵顼的祖母曹氏(慈圣光献太后),为了让孙儿高兴,搜购李成作品多件,张贴于屏风之上。
神宗见后果然大喜,恒耽赏移日。
令人扼腕的是,赵顼的无任推崇,来得似乎太晚了些。
由于生前郁郁不得志,李成只好在体制之外纵酒浇愁,最终于宋太祖乾德五年(967)醉死于陈州客舍(今河南淮阳)。
而距48岁的李氏赍志而没81年之后的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赵顼才出生。
艺术创作上的辉煌与现实生存的坎禀,构成了李成心态上的矛盾不等式。
李营丘多才足学之士也,少有大志,屡举不第,竟无所成,故放意于画。
并文集九卷表进。
后之继者,难可胜纪。
又敕待诏高文进、黄居搜访民间图画。
以美术才能随侍于宋太宗左右并深获宠遇者,一个是画人物的高文进,另一个是画花鸟的黄居。
这两位都是成都人,北宋乾德三年(965)蜀灭降宋,时黄氏32岁。
尽管这一年李成46岁,并未老衰,但因为没有黄、高在西蜀时的宫廷画院工作背景,再加上画风不够精细甜腻、个性耿介孤高(李氏曾云:吾儒者,粗识去就,性爱山水,弄笔自适耳,岂能奔走豪士之门,与工技同处哉?)等因素,终致与优渥的体制待遇无缘。
同为优秀画家,人生运势却如此不同,良可叹也。
美术个案之间的偶然差异所揭示出的某些必然规律,可予后来者以省思。
签订耻辱的澶渊之盟的宋真宗赵恒,对绘事甚有兴致。
当时,一个叫种放(字明逸,号云溪醉侯)的洛阳人,清高不仕,长年隐居深山,先后两次推拒宋室延请,却终于在第三次被请时应诏坐到了赵恒面前。
据载,对这样一位半推半就的山野处士,宋真宗表现出耐心与宽容,将宫廷藏画赐给他40余轴;还说,这是合当伴随高尚之士的怡情之物。
赵恒执政期间,花鸟画家赵昌(字昌之,广汉剑南人,性傲易)、易元吉(字庆之,长沙人,善绘獐、猿、鹿之属)很有名,但均未入画院;不像燕文贵(吴兴人,善山水人物)、高克明(绛州人,画擅众长,尤工山水)都在翰林图画院供职。
此外,赵恒还在道教建筑上有过大动作,那便是营造玉清昭应宫。
为了画好宫内壁画,朝廷征召天下画师3000多人,最终仅择优录取100余人,以武宗元(河南人,擅画道释人物,代表作《朝元仙仗图》)、王拙(字守拙,山西人,道释名手)为首,分作左右两班。
统而观之,武、王等人的技艺,都汲取了吴道子画风的精萃。
到宋仁宗赵祯在位,不光喜欢别人的画,并且他自己也能画。
他笔下的佛、马、猿等,据说不见逊于专业水平。
巨然(僧人,居开封开宝寺,擅山水,师法董源,代表作《万壑松风图》《溪桥高隐图》等)、文同(字与可,号笑笑居士,人呼石室先生,擅墨竹,与苏轼是表兄弟。
)、许道宁(山水学李成,代表作《秋江渔艇图》《关山密雪图》等),胥当时名家。
至于神宗赵顼在位时的画界名流供职于宫廷画院者有翰林待诏勾龙爽(一作句龙爽,四川人,擅人物画,代表作《紫府仙山图》《志公像》)等;院外则以李公麟(字伯时,号龙眠山人,舒州人。
初画鞍马,后专意于佛,尤擅白描,代表作《五马图》等)、苏轼(字子瞻,四川眉山人,擅画竹,亦能作枯木、怪石、佛像)等为著。
另有米芾(字元章,襄阳人,号鹿门居士,书画俱精)、郭熙(河南温人,山水师法李成,代表作有《早春图》等)二人,也是声名远播。
老米在神宗、哲宗两朝尽管也有官职,但一直与书画相关职位无缘;年过半百之后,才在徽宗朝官书画学博。
据有关文献,米芾出任书画学博士的具体时间是北宋崇宁四年(1105)。
在此所谓博士,指学术上专通一项或精通一艺并从事教授生徒的官职。
老米晚年在两学博士任上,相当于今天一所美术院校负责人的角色,行政管理与教学业务都要抓。
而这些严谨得强调理性的工作,却并不见得适合这位性情孤僻而又品行颠逸的艺术家。
至于郭熙,严格上讲,与上述几位不能算同辈人。
他比苏轼大30多岁,比李公麟和米芾大50岁,原本是个画艺在身的道教徒,60多岁(北宋熙宁元年)才在宰相富弼荐举之下,被刚刚登基的宋神宗召入皇家画院,先为御书院艺学,后升任翰林待诏直长。
毫无疑问,赵顼是郭熙的伯乐,终使其在年近古稀之时,成功跃上官方平台。
至于前者对后者作品喜爱之具体情状,宋代美术史论家邓椿在《画继》中有过记述:先大父在枢《写生杏花图》赵昌其所作寒林多在岩穴中,裁俱露,以兴君子之在野也。
自余窠植尽生于平地,亦以兴小人在位,其意微矣。
[3]分析这种悒郁、愤懑、隐忍、灰颓情绪的成因,与其不得官方画院而进入或许有关。
事实上,宋帝鲜有不好画者。
拿赵炅来说,太宗皇帝钦明浚哲,富艺多才。
时方诸伪归真,四荒重译,万几丰暇,屡购珍奇。
太平兴国间,诏天下郡县搜访前哲墨迹图画。
先是荆湖转运使得汉张芝草书、唐韩干马以献之。
韶州得张九龄画像府日,有旨赐第于龙津桥侧,先君侍郎作提举官,仍遣中使监修。
比背画壁,皆院人所作,翎毛花竹及家庆图之类。
一日先君就视之,见背工以旧绢山水揩拭几案,取观乃郭熙笔也。
问其所自,则云不知。
又问中使,乃云:此出内藏库退材所也。
昔神宗好熙笔,一殿专背熙作。
上即位后,易以古图,退人库中者,不止此耳。
先君曰:幸奏知,若只得此退画足矣。
明日有旨尽赐,且命辈至第中。
故第中屋壁无非熙画,诚千载之会也。
如上可以见出,宋神宗、宋哲宗父子两任皇帝对一个老年山水画家迥然有别的态度。
郭熙于赵项在位18年间大红大紫,却横遭新君赵煦冷落:作品从遍悬殿宇高壁到沦为裱匠手中擦桌子的抹布,这般顺逆、炎凉的激烈碰撞所引发的心理落差,并不是谁都能够承受得了的。
上述邓椿记载还引出一个关于绘画作品创作动因、具体功用及存在方式的问题。
有论者指出,郭熙《早春图》等名作,原本是北宋宫殿中的一套建筑画中的一幅。
这一点在当时的相关文献中(譬如《画继》)说得十分清楚,并不是什么秘而不宣的禁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