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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问题：中日间的历史问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历史认识问题；（2）历史遗留问题（如日军遗留在中国国土上的化学武器的处理问题）；（3）历史牵连问题（如台湾问题）；（4）历史根源问题（在中国方面，需要总结“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在日本方面则需要反省“国强就想扩张”的教训）。
但是，人们一般所说的“历史问题”，主要是指历史认识问题。
日本对问题的看法：1、日本的国民性对其认识问题的影响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日本民族的特点之一是崇尚先进,能不断吸取外国的先进文化,但它只对先进文化表示认同。
日本的神道教文化又使日本人崇尚武力,争强好胜,蔑视其他民族,对落后的民族缺乏尊重。
有些人形容日本人是不顾一切的。
1972 年中日恢复关系之初,双方的友好一时掩盖了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对日本民族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近年来,日本人危机感很重。
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日本要求在国际社会上有地位,有发言权,但现实差距很大,心里极不平衡。
日本经济科技发达,在一些日本人看来,现在是中国更需要日本,而不是相反。
高傲和矛盾的心态使日本不愿面对历史问题进行深刻反省和道歉。
2、二战后美军对日实行单独占领,保留天皇制,使得日本对战争问题认识不深,对军国主义的清算极不彻底,造成了日本国民对侵略战争历史认识的普遍模糊与混乱。
3、日本的选举制度对中日政治关系的影响不可低估。
在日本现行的选区选举制度之下,选举输赢往往取决于国内问题,而不是国家的对外战略问题。
政治家关心的是选区内的事,而不是国家大事,心胸过于狭窄,眼光较为短浅,为争取更多的选票,谋取自己的政治私利,往往不顾虑国家的长远利益。
4、国内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的状态,易使日本政府将矛头向外,转移国民的视线。
二战日本曾以经济“奇迹”今世人惊叹,以此为依托,日本在20 世纪80 年代前半期提出争当政治大国的蓝图。
孰料1991 年“泡沫经济”破灭,易导致日本经济陷于十年萧条。
1.你认为如何解决中日历史问题？2. 现在中日关系总的来说还是冷的，虽然近来两国高层交流不断，，但是在一些敏感问题上还是有很大分歧的，组最典型的钓鱼岛问题，另外还有台海问题，历史遗留问题等等。
在以后的发展中，中日还会有更多的问题，，日本是岛国，资源全部依赖进口，与实施运输就是大问题，而日本运输船都是从台湾海峡通过，日本怕中国统一台湾以后会切断他们的海路，素以他们会百般阻挠，所以预计2020年中日还将一战。
历史上中日之间从未同时强盛，所以两国谁强盛，另一个就是附庸或者被侵略，被压迫。
现在两国同时强盛，必然出现对立与分歧，可能要互相僵持数十年以上。
中日关系集中体现和浓缩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它既是邻国关系，又是大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
中日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两国人民，特别是两国政治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主要就是从历史、全局、未来角度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
一、要善于从历史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以史为镜，可知兴衰”。
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以史为鉴”就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基础和前提。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就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指导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
“以史为鉴”的“史”，即中日关系的历史，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关系史，并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将是两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课题和现实任务。
二、要善于从大局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中日关系正处于关键的敏感时期，处理不当，就会对大局造成不利影响。
从大局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最为重要。
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把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作为判断国际事务和国家关系的根本标准。
何为大局？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大局。
和平和发展就是我们的国家利益，就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中日关系中的共同利益。
中日关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论文摘要】：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海天相望的近邻。
中日两国都是当今世界上有影响的政治经济大国，继续发展两国睦邻友好关系不仅对我们两国，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深远影响和重要意义。
中日关系在各自对外关系中显然居于重要地位，但进入世纪之交，中日关系出现了令人忧虑的状况。
本文主要分析中日关系存在的问题，中日两国关系存在问题的主要因素以及我国应对的对策。
我认为，不管是历史遗留问题或是至今的摩擦，两国问题在和平沟通和交流的条件下还是能够和平解决的。
一、中日历史关系甲午战争后，日本伙同西方列强，加剧对中国的瓜分和掠夺，把中国视为其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场所，直至公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新中国建立后，日本又加入美国的反华包围圈，中日在政治上相互隔绝二十多年。
40年前，中日双方签署《联合声明》，邦交实现了正常化。
俗话说“四十不惑”，两国关系不但没有改善，反而由于日本的购岛行为而急剧恶化。
中日关系正除以一个关键阶段，是进是退，关键取决于双方能否把握机遇，进行积极的政策互动，这就需要我们认清规律、把握大局，抓好关键、用好机遇、实现局部利益与总体有好的再平衡。
一．中日关系存在的问题中国与日本的交往由来已久，同为东亚两个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在历史的舞台上，谁也无法忽略谁的存在。
随着两国的发展，摩擦和矛盾不断发生，我认为中日两国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点：一是历史问题，二是钓鱼岛问题，三是能源问题。
1.历史问题。
满清时期，清政府的腐败、军队的颓废，英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震惊了全世界，历史上的强国竟沦落至此。
相反，日本走上了明治维新的道路，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
蓄谋已久的侵略——日甲午战争终于爆发，结果是中国惨败。
从甲午中日战争开始，中日两国的摩擦一直没有消灭过：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中国大扫荡——三光政策等等，这一系列的历史问题，造成中日关系的不断恶化。
日本军国主义过去对中国几十年的侵略，给中日两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心理创伤，给中日两国关系带来严重恶化的后果。
试论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外交学院张历历内容摘要：“历史认识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问题。
这个问题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
主要由于美国冷战政策的实施，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法西斯思想未得到彻底地铲除，日本社会民众中未能建立起正确的历史观。
在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之后，日本右翼想以歪曲历史美化侵略作为迈向政治大国的出发点，由此造成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的问题”。
在日本冷战后长达十年的经济低速期中，日本右翼又利用这个问题凝聚人心，企图把日本引向他们希望达到的所谓振兴目标。
对此，本文从理论上予以分析，指出该问题是中日关系中的严肃重大的政治问题，如何解决将影响中日关系未来发展，并提出了应对的5点建议。
关键词：中日关系，历史认识问题，发展过程，对策分析。
近年来，日本政府在“历史认识的问题”上不断制造事端。
从2002年7月到2004年元旦上午，日本首相小泉先后4次参拜靖国神社。
此后不久又多次表示将继续参拜靖国神社。
[①]3月9日，在日本内阁通过了“有事法则”的七条法案的当天，小泉在国会会议上公开表示，参拜“是为了向战争阵亡者表示真诚的哀悼，作为日本国民的一员，我认为这是一件极为自然的情感表现。
”[②]小泉首相的行为使当前中日关系的改善不断受到冲击和破坏，也使人们认识到江主席提出“历史认识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两大问题之一的论述的正确性。
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也持同样看法，他在上任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正确对待和处理日本侵华的那段历史，始终是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③]鉴于“历史认识问题”的重要性，对这一问题进行细致全面的研究，并从理论上深入分析，这会有助于我们找出解决“历史认识问题”的办法，促进21世纪的中日关系摆脱该问题的干扰并继续发展。
一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所指的历史是从明治维新以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的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段历史在第二世界大战结束后，已经由国际社会做了总结，下了“日本军国主义是侵略者，日本对外发动的是侵略战争”的定论。
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状中日两个国家在历史上存在着紧张、矛盾和合作的关系。
从古代的两国交往，到现代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合作，我们可以看到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状。
一、古代的中日交往中国和日本地理位置相近，古代的两国互相交往颇为频繁，古代的中日关系在文化、军事、贸易等方面都十分紧密。
早在公元57年，中国东汉时期的皇帝汉光武帝就向日本派遣使者，此后古代的两国交往不断加强。
唐朝时期，中日文化的交流达到了高峰。
中国的唐代诗词在日本广为流传，日本武士的着装、军事智慧也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因此双方文化的交融不断深入，对中日两国的文化影响也不止于古代。
二、近代中日关系的历史自1840年起，中国的近代化变革引发了历次战争和军事冲突，中日两国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
1894年至1895年，甲午战争的爆发成为中国和日本两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战争。
中国战败后与日本签订了辛丑条约，这一条约使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为日本的军国主义打开了了一个缺口。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起了中日全面战争，中日战争爆发，历时八年，使中国受到了巨大的伤害。
这一战争成为中国和日本关系中的重要分水岭。
战后，中国和日本两国保持相对疏远的态度，但是在日本的发展道路上加速融入国际社会后，中国和日本的联系逐渐增多。
三、现代中日关系的现状自20世纪90年代初，中日关系渐趋稳定，两国高层在国际和双边场合上频繁互动，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也日益增多。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日本的经济困境，中日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2010年中日贸易总额达到了2971亿美元，中国成为了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而日本也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但另一方面，中日关系在政治和历史问题上依然存在分歧和争议。
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领土争端，“钓鱼岛问题”成为了政治和舆论领域关注的热点话题。
此外，战争历史、对侵华行为的道义认识也是中日关系的一大阻碍。
为了改善两国关系，中日两国领导人也在历史和地缘政治的基础上进行了长期、复杂的谈判。
笔谈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 编者按:最近时期,中日关系的现状与走向成为中日两国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而历史与历史认识对中日关系现状的影响,则更为历史学者关注。
如何认识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目前显有不同观点。
这种分歧主要是政治观点方面的分歧,但也包含了由于认识历史的视角不同而产生的学理方面的分歧。
针对后一种情况,本刊认为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对于推动历史研究,并把这种研究与现实问题结合在一起,是有必要的。
作为研究历史的学术刊物,本刊展开此种讨论,主要是以剖析学术观点为目的。
同时,由于历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现实服务,故展开此种讨论,也是为了从学理的角度来辨别政治观点的是非。
本刊认为,产生观点分歧和由此而来的学术争鸣,在人们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
本刊举办“笔谈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
本笔谈以来稿时间为序。
需要说明的是,本刊真诚希望为勇于探讨真理的学者提供一块争鸣的园地,但受篇幅限制,不能邀请更多学者参加笔谈,同时,也不能为参加笔谈者提供更多充分发表见解的空间,敬请作者与读者谅解。
笔谈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历史问题与大战略权衡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近年来中日经贸关系和日本对华投资不断扩大,中日经济互相依赖越来越密切。
但是,中日间在某些重要方面的紧张气氛在加剧,特别是中日两国很大部分民众之间的互厌甚至敌意在增长,这是一个对中国的长远安全有所危险的重大忧患。
中日关系非常重要,而且永远重要。
然而为什么现在可以说更重要了?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这个忧患。
对此,应当有所着急:不是为日本人,而是为我们国家的一些根本利益。
中日关系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历史问题。
对我们自己来说,要能正确对待历史问题,我认为要讲两个大道理。
一个是从大战略权衡出发的战略集中原则,另一个是如何正确对待国与国之间的历史宿怨。
战略集中,就是要安排好国家各种目标之间的轻重缓急次序。
有时至关紧要的几个目标之间是有些抵触的,因而必须确定什么最重要,什么是第一位的。
浅议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摘要中日关系是亚太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近年来中日关系始终摆脱不了政冷经热的魔咒，甚至出现过政冷经冷的现象，究其原因，除了受国际大环境和国家的固有的政策的影响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日本对待历史的态度问题，比如侵华战争问题﹑南京大屠杀问题﹑教科书问题﹑慰安妇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等，日本在这些历史问题上闪烁其词，甚至篡改历史，日本的这种态度深深的刺痛的受害国人民的心，受着影响，中日关系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束缚。
本文将从这些问题出发，探讨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出路。
关键词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教科书问题；慰安妇问题；靖国神社；遗留化学武器的清除问题On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the problem Abstract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and the world important bilateral relationships. In recent years, Sino-Japanese relations can not always get rid of the curse of cold politics and hot, cold or even over the political phenomenon of the cold, The reason, besides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national policy implications inherent in,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the Japanese attitude towards history issues, such as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Nanjing Massacre ﹑issue ﹑﹑the comfort women issue ﹑textbook issues Yasukuni Shrine, Japan evasive on these historical issues, and even distort history, Japan's This attitude of a victim of deep hurt the hearts of people, suffering from the effects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had been a serious constraint. This departure from these problems,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outlet.Key words Invasion; the Nanjing Massacre; textbook; the comfort women issue; Shrine; left the issue of chemical weapons in clear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也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既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是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繁荣的需要。
日本与中国的历史关系与冲突中日两国作为亚洲两大经济体和文化传承者，其历史关系一直备受关注。
自古至今，中日两国交往频繁，文化交流深厚，但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历史纷争和冲突。
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历经战争、外交纷争等多次风波，双方关系始终备受人们关注。
本文将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维度分析中日两国的历史关系与冲突，探讨其根源和影响。
在历史上，中日两国之间的纷争可以追溯到古代。
在古代东亚，中日两国相互借鉴，文化交流频繁。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清时期的中日关系出现变化，中日两国开始出现政治、领土纠纷等问题。
尤其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甲午战争、一战后的“二二八事件”、南京大屠杀等事件，中日两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对于这些历史冲突，我们应该正视历史，坚持历史事实，以史为鉴。
另一方面，在政治层面，中日两国的历史关系与冲突也反映在外交中。
尤其是在二战后，中日两国关系一度非常紧张，双方存在领土争议、历史问题等。
但是随着近年来中日关系的缓和和改善，双方在政治层面也加强了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加强多边合作，推动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经济方面，中日两国作为亚洲的经济大国，双方经济联系密切。
中日两国的贸易往来、投资合作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合作潜力和空间。
但是也需看到，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也受到一些政治因素的影响，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建立更加稳定的经济关系。
在文化层面，中日两国之间也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
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丰富多彩，中日两国在文学、艺术、传统文化等方面都有着共同点。
但是也不能忽视两国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和误解，需要双方加强文化交流，增进理解，加深友谊。
梳理一下本文的重点，我们可以发现，中日两国的历史关系与冲突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问题。
我们不能回避历史，也不能被历史所束缚。
中日两国应该共同努力，拓展合作领域，增进互信，深化合作，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向更加稳定、健康的方向。
希望未来中日两国的友好合作能够取得更多积极成果，造福两国人民，也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分析中日两国作为东亚地区的重要邻国，拥有着复杂而特殊的历史关系。
然而，由于历史上的一些遗留问题，两国之间的关系一直受到影响。
本文将分析中日关系中的一些重要历史遗留问题，并探讨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
首先，二战期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是中日关系中最重要的历史遗留问题之一。
日本在二战期间对中国进行了广泛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损失。
这导致了中日两国之间的深刻矛盾和不信任。
虽然战后日本政府多次就此向中国表示道歉，但这一历史问题仍然影响着两国关系的发展。
其次，钓鱼岛问题是中日关系中的另一个重要历史遗留问题。
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然而日本却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声称拥有这一岛屿。
这引发了中日两国之间的争端，导致两国关系紧张。
尽管这个问题在国际法上有明确的解决方案，即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争议，但至今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此外，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对二战期间侵略行为的描述也是中日关系中的一个敏感问题。
许多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对日本二战期间的侵略行为进行了淡化或否认，这对中国和其他亚洲邻国造成了深刻的伤害。
这种历史扭曲加剧了中日两国之间的矛盾和不信任。
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对中日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这些问题导致了两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紧张局势。
历史伤痛使得两国政府和民众对彼此的不信任加深，阻碍了两国之间的对话和合作。
其次，这些问题也影响了两国经济和文化交流。
由于历史问题的存在，两国之间的贸易和人员往来受到了限制，阻碍了两国之间的互利合作。
为了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中日两国需要相互尊重和理解。
首先，日本应该真诚面对历史，承认并反省其侵略行为，向中国和其他受害国家表示真诚的道歉。
其次，两国政府需要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争议，特别是钓鱼岛问题。
最后，两国应加强人文交流，促进民间友好，以缓解历史问题对两国关系的负面影响。
总之，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遗留问题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和坚定意愿。
笔谈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 编者按:最近时期,中日关系的现状与走向成为中日两国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而历史与历史认识对中日关系现状的影响,则更为历史学者关注。
如何认识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目前显有不同观点。
这种分歧主要是政治观点方面的分歧,但也包含了由于认识历史的视角不同而产生的学理方面的分歧。
针对后一种情况,本刊认为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对于推动历史研究,并把这种研究与现实问题结合在一起,是有必要的。
作为研究历史的学术刊物,本刊展开此种讨论,主要是以剖析学术观点为目的。
同时,由于历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现实服务,故展开此种讨论,也是为了从学理的角度来辨别政治观点的是非。
本刊认为,产生观点分歧和由此而来的学术争鸣,在人们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
本刊举办“笔谈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
本笔谈以来稿时间为序。
需要说明的是,本刊真诚希望为勇于探讨真理的学者提供一块争鸣的园地,但受篇幅限制,不能邀请更多学者参加笔谈,同时,也不能为参加笔谈者提供更多充分发表见解的空间,敬请作者与读者谅解。
笔谈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历史问题与大战略权衡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近年来中日经贸关系和日本对华投资不断扩大,中日经济互相依赖越来越密切。
但是,中日间在某些重要方面的紧张气氛在加剧,特别是中日两国很大部分民众之间的互厌甚至敌意在增长,这是一个对中国的长远安全有所危险的重大忧患。
中日关系非常重要,而且永远重要。
然而为什么现在可以说更重要了?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这个忧患。
对此,应当有所着急:不是为日本人,而是为我们国家的一些根本利益。
中日关系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历史问题。
对我们自己来说,要能正确对待历史问题,我认为要讲两个大道理。
一个是从大战略权衡出发的战略集中原则,另一个是如何正确对待国与国之间的历史宿怨。
战略集中,就是要安排好国家各种目标之间的轻重缓急次序。
有时至关紧要的几个目标之间是有些抵触的,因而必须确定什么最重要,什么是第一位的。
我们在未来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必须集中应对巨大、复杂甚至往往艰难的美国问题,当然并不指要与美国在总体上对抗或冲突,也不是说仅仅或首先为了对付美国而争取改善中日关系。
我们还要集中应对棘手的台湾问题。
此外,朝鲜半岛问题(当前首先是朝鲜核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也将分散相当大一部分精力。
中日两国间的历史问题尚未较好解决,以后很可能还会由此出事,但是从最重要的目标出发,我们要坚韧地执行“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对日政策,奉行战略集中原则,更《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3期好地实施我国的大战略。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历史宿怨?应该既不忘记历史,也不停留于历史。
最有压倒性意义的不是历史,而是维护当今至关紧要的国家利益和未来的国家安全与发展前景。
可以主张大致地搁置历史问题,留到以后去真正解决,以便绕过障碍更连贯、更有效地实行国家大战略。
世界上不少事情的解决需要大历史条件,它们往往需要长时间的创造、促进和积累。
等到中国将来真正强大了,在国际上既有威望又有办法,并且在日本公众中有比现在大得多的积极影响,中日两国的历史问题就可以得到较好甚或很好的解决。
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
中苏(俄)关系就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从沙皇,到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两国间的宿怨很多很多,如果沉溺于历史宿怨,就可以天天吵架骂对方。
但是从邓小平以来,通过两三代领导人的努力,中俄关系现在发展良好。
确实,“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但不能忘记的是历史留下的根本经验教训,而不是让对于过去的一切记忆支配现在和未来的所有事情。
在中国的重大外交成就当中,有不少首先出于两个基本原因,一是不忘记过去受侵略受侮辱的历史,二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发展自己。
不能说过去的敌人一定就是现在的敌人,或者一定就是将来的敌人。
中国、日本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坚持“以史为鉴”的同时,不能让对过去的全部记忆代替对现今的观察和对未来的构想,不能让它们遮盖或者混淆当前应有的大战略权衡。
除了中国的基本安全、基本富裕和争取逐渐成为世界强国的前景外,有多少问题是绝对不可以大致搁置的?搁置不等于遗弃,不等于放弃警觉,更不等于忘记过去的根本经验和教训。
中日关系从甲午战争到八年抗战结束,我们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是中国要振兴,要搞好自己的事情,要发展自己的力量,要成为一个能顺应历史潮流的强国,以便除其他基本目的外,使中国在东亚和世界任何可能的变化中永远笔谈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正走向强大,日本正谋求走向所谓“正常国家”。
如何保证在这双重变化中,两国之间保持经久和平?这是中日战略关系的最核心问题,而且留给我们尽可能有利地应对这个问题的时间并不太多。
除了阻滞中日两国很大部分民众之间的互厌甚至敌意恶性发展这一头等要务外,还要做很多事情,包括争取建设中日两国战略互信和协商机制,对此既不怀抱幻想、也不无所作为或少有作为。
我们应该有讲求实际的外交和战略,而且对任何国家都应该讲求实际。
外交和战略一般不可能追求完美,有时候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在日本的军事力量增长及其使命的扩展问题上,我们说话要有分寸,说过头话有弊无利,做事要讲求实效,无效的事坚决不做。
对日本的国内政治右倾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对美日军事同盟今后的发展和日本在其中军事作用的增长也是如此。
我们要有心理承受力,将立足点放在加速建设我们自身的力量和予以恰当的战略性应对上。
现在看起来比较难办的事情主要是历史问题与其对国内舆论的影响。
针对这个问题,首先我们的政府、研究界和对公众的思想舆论有影响的人们,要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要善于理解、引导和调控公众舆论。
近年来的对外事务公众舆论证明,公众也在学习,也会改变一部分不正确的想法。
要引导、带领公众向前看———从至关紧要的国家利益出发向前看,这是对国家、人民和民族的未来负责。
日本的军力和军力使命确实在增长和扩展,而且确实包含着既不应夸大、也不容忽视的危险性。
我们需要有警觉,但同时也要调整某些思想方法。
要问自己,你在外交上能拿它怎么办?你在外交上不能拿它怎么办的时候就不能沉溺于情绪。
要切实地加强我们自身的力量建设和妥善地进行全局应对,以此来真正落实应有的警觉。
我们对日本军力的增长、日美同盟的加强和日本国《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3期内的右倾倾向,要外表大度与内心警惕相结合,区别实在的与潜在的,现实的与可能的,主要的与次要的,既有兼顾也有侧重。
要以美国在东亚西太平洋地区的对我战略警戒和台湾问题为战略中心,只争朝夕地加速我国军队的全面的现代化建设。
胡锦涛主席关于“放眼长远,筹谋大局”的主张非常正确,在中日关系的方向构建上具有根本意义。
他说,中日是亚洲、也是世界上两个重要国家,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亚洲的稳定和发展方面,肩负重要的责任。
两国领导人应该从这样的高度看待处理中日关系,这就是筹谋大局。
那么如何从根本上放眼长远,筹谋大局?首先应该有以战略关系为框架的思维方式。
就是说,中国现在需要的不是带有情绪化的思维方式,无论这思维是旧还是新。
要重新思考中日关系体系以“友好”为本的情感式外交的框架,重新思考以坚持日本对历史问题的、能够令中国满意的全面和深刻反省作为发展中日政治关系之根本前提的设想,改而着重于中日战略关系,即一是防止中日敌对,二是争取建设适当的战略互信,三是有选择地进行某些为东亚稳定、和平与繁荣所需的战略性协作。
现在不少日本人强调中国威胁论,害怕我们的国防现代化;我们许多人也担心他们历史上的军国主义复活,还有朝鲜半岛、美日同盟和导弹防御系统等等问题。
关于此类问题的讨论和应对,同现在和今后一段较长时间内极难实现很好解决的历史问题相比,在一定意义上更紧迫、更重要。
应当从大战略的权衡出发,以中日战略关系为中心,通过战略对话、战略协商甚至某些战略性协作,争取双方向着和平与共同富强的目标前进,而且享有各自适当的国际地位。
着重于中日战略关系不是无条件的,有一条必须作为保留,那就是除非日本政府从它就日本历史上对华侵略罪行目前已达到的公开反省和致歉程度严重地大倒退。
如果发生这种大倒退,那么笔谈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一些问题就必须重新考虑,尽管现在这种可能性不大。
这可以说应当是我们的一条“底线”:既是现在对待中日间历史问题的底线,也是对待整个中日关系的底线。
期待日本拿出行动吴学文 (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日关系中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历史问题,一是台湾问题。
这两个问题解决得好,有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否则会产生不容忽视的破坏作用。
中日两国政府在1972年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中明确写道:“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见解。
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欢迎。
”这是日本政府的政治承诺。
由此,中日关系在复交后约10年中,有了顺畅而全面的发展。
但是,1982、1986年连续发生了教科书事件,这些美化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教科书都是经日本文部省审查和认可的,它对日本政府在1972年联合声明中的政治承诺造成了破坏,对中日关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日本本来可以在1995年战后50周年之际由国会通过决议,再次表明对历史问题的正确认识和深刻反省,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但日本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后来由村山首相于1995年8月以《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3期向新闻界发表谈话的形式表示了日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
中国人民认为,村山首相的这次谈话与1972年日本政府在联合声明中的政治承诺,都是政府行为,应该是可以信任的,也认为历史问题可以划个句号了。
然而,与中国人民的良好愿望相反,一本《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在村山首相发表谈话一年之后于1996年8月由“历史研究委员会”出版。
委员会由105名国会议员组成,由19名日本政界、舆论界、学术界、旧军人“主讲人”进行了20次讲演,出席的国会议员达1116人次。
委员会把这些讲演编辑成《总结》。
《总结》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亚洲的历史翻案,说什么九一八事变和炮制伪满洲国是日本的“防卫战争”;七七事变“不是日本挑起的”;“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大东亚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战争”。
“历史研究委员会”委员长、众议院议员中山贞则在《总结》的前言中写道:“现在的一代人对大东亚战争已没有任何记忆”,希望这本书“把正确的历史观和正确的团体论,传授给那些已到了成为政治家年龄的人们”。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总结》发行后不到半年,一个由右翼学者组成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于1997年1月出现在日本。
编纂会的会长西尾干二、副会长高桥史朗就是“历史研究委员会”的“主讲人”和《大东亚战争总结》的执笔者之一,说明这两者有着“血缘”关系。
“编纂会”的宗旨书说:战后的历史教育忘记了日本人应继承的“文化传统”,丧失了“日本人的骄傲”。
